正文90
        杨度则随后也发表“君宪救国论”，杨度称，多数人根本不知道共和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所谓法律和自由，平等到底是什么涵义。。。中国没有了君主，中央政府的威信远远不如以前的清国时代，遍地散沙，各自为政。不论谁作国家元首，都是要统一中国的行政，要保障统一的行政和国内的治安，只有专制，没有别的办法。如果继续共和下去，早晚各地豪情强四起争夺，中国将没有宁日，而只有战乱。只有实行君主制度，才可以平乱。
        面临着威望下降，民心涣散问题的袁世凯，一直在努力加强个人的权威，古德诺的论文，让他觉得，君主制宪政，是一个解决方案。
        恢复重建起儒家道德体系，再作皇帝，回到忠孝二义社会，看上去，似乎是个不错的选择哦。
        可是问题是，当时的中国人会接受这样的选择么？
        袁世凯不敢贸然行事，他要看看中国民国国民的意愿，乡亲们都接受俺复辟帝制么？
        在袁世凯的支持下，杨度和严复等六位当时知名学者，成立了“筹安会”，讨论研究到底是共和体制还是君主体制更适合中国，并且开始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民意调查。当然，复辟失败之后，严复宣称，他当年是被欺骗裹挟加入了的筹安会。
        1915年8月，在古德诺的论文发表三个月之后，杨度发表筹安会宣言，宣言说，当初辛亥革命的时候，国民感情冲动，就是要发动种族革命，但是对于排满之后的政治路线，是缺乏考量的。仓促之间选择了共和国国体，。。。发展到今天，国家所经历的危险，民众所遭遇到的困苦，全国上下都看的到，都说的出来。长期这么发展下去，大祸就要临近了。
        杨度接下来列举了当时中美洲和南美洲，摆脱欧洲君王，独立成立共和国之后所遭遇的多年战乱，像墨西哥居然出了五个总统并立，完全陷于无政府惨状，这些都是中国的前车之鉴。
        杨度说，美国是全世界共和国家的先行者和明达者。美国的大学问家，古德诺博士就说，世界国体，君主体制要比民主体制要好，而中国尤其必需使用君主体制。不仅古博士这么说，各国明达之士，有许多都在这么说。古博士还说，中美两国国情非常不同，不应该强行移植。（在这里，如果对照古德诺的英文原文，杨度所解读的古德诺论文，是存在明显的偏差的。）
        之后，筹安会再次发表公开宣言，宣言称，中国之前辛亥革命追求的是共和，但是并不是在追求一个有良好秩序的治世。今天的中国，更是一个假的共和国。。。什么宪法的条文，议员的笔舌，枪炮一响，根本就完全无效。所谓的民选，根本就是兵力在说话。我们应该拨乱反正，废除共和国体下的专制，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这才是追求有秩序的治世的正道。
        在欧洲近现代历史上，没有君主的国家其实就只有法国一个，而法国也是共和又复辟，复辟再共和，这么来回折腾了几回。
        希腊摆脱奥斯曼帝国独立之后，先是实行的共和国体，然后通过选举，选出巴伐利亚的一个贵族来作希腊君主。结果希腊民众后来又对这个君王不满意，觉得他是暴政者，于是又把他给罢黜了，再从丹麦请来一个王子担任希腊君主。
        筹安会呼吁民国国民拥护君主立宪国体，也并不是没有先例可查。
        这时候中华民国出现了一个非常诡异的现象，几乎听不到任何反对恢复君主制度的声音。
        我们必须要讲述一个无关乎历史进程，但是却彰显出旧中国时代诤友的故事。
        严修，是前清的进士，在清国的时候他就一直致力鼓吹推动学习西方文化。他的主张是非常激进的，严修向朝廷建议，主张完全就废除掉科举考试，直接就考经济。
        戊戌变法之后，他辞职回到天津原籍，聘请张伯苓，个人兴办学校，最初名叫严家私塾，这就是日后南开女校和南开大学的最初起源。
        严修先生，是中国教育救国路线的先行者，他认为唯有从教育开始，全面学习西方，这才是中国的出路。
        袁世凯主政北洋时期，非常认同严修的主张，他任命严修负责清国直隶和天津的现代化教育体系建设。在共同的忠君救国，变法自强事业中，袁世凯和严修成为了彼此尊重的好友。
        宣统皇帝治下，摄政王罢免了袁世凯所有的职位，并且将袁世凯非常不体面地驱逐回原籍。
        袁世凯仓皇回乡的时候，只有两个清国的官员赶来送别，一个是杨度，另外一个就是严修。
        严修认为袁世凯忠君报国，致力于清国新政改革，却遭遇如此的屈辱和不公正待遇，是朝廷的错误，他给朝廷留下了言辞激烈的抗议性质的辞职信，返乡继续他的教育事业。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袁世凯复出，希望严修能够回来共襄大举，出任财政大臣职位，严修拒绝了袁世凯的多次邀请，他认为，在民间兴办教育，是更能够改变中国的事业。
        在全国劝进的声浪中，严修赶到北京，规劝袁世凯，人类文明是进步的，你现在这样复辟，是反进步潮流的，是错误的。
        很可惜，当时像严修这样明确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声音，是几乎不存在的。多次的当面相劝之后，袁世凯选择了对严修避而不见。
        在复辟失败之后，袁世凯除了公开承认自己的糊涂和贪恋权位，同时就表明了对严修的称赞，这是一个淡于名利的真国士，可惜我当初听不进忠言。
        1915年8月23日，筹安会召集全国各省文武官吏和商团代表进京开会，讨论中国的国体问题，会议中，绝大多数代表都认为，袁世凯复辟称帝是利国利民的好事。
        1915年8月25日，蔡锷将军发起将领请愿活动，联署要求袁世凯复辟称帝。包括北洋系在内的各地军事将领纷纷响应。
        1915年8月28日，各省代表再次开会，一致赞同君主立宪政体。
        1915年9月1日，中华民国的立法机构，参政院举行开幕典礼。蔡锷等人再次向参政院请愿，请求改变国体。
        此时出现各界请愿团体，要求袁世凯顺意民意，复辟帝制，带领中国走向富强，走向治平之世。
        袁世凯发表公开讲话，改变国体是件大事，本大总统承担保持大局的责任，认为不合时宜。
        1915年9月19日，中华民国参政会收到“变更国体全国请愿联合会”的请愿书，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讨论改变国体。
        从此，各界请愿团纷至沓来，要求召开国民会议，讨论改变国体。
        全国舆论一面倒的要求袁世凯复辟成为大总统。
        而此时日本则发表外交声明，强烈发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行为。
        1915年11月20日，参政会投票一致通过，发表了一个公开声明，为尊重顺从全国民众的公众意愿，我们请求袁世凯大总统成为中国的大皇帝。。。。
        1915年12月11日，国民代表大会召开，近两千名就国体变革问题进行投票表决，表决结果居然是全体一致通过，中国成为君主立宪国家。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09 18:23

感谢曹立仁先生的精彩文章，也感谢楼主转载，让我这么多年以后还能学习，这是我来1024十多年第一次花这么时间读一个帖子

好东西啊，现在看不到了

感谢分享

所谓历史，只是统治阶级希望你看到的而已，真正的历史不会告诉你的

正文91(重发，因为年份都写错乐，嘿嘿）

        梁启超在下好大一盘棋

        1915年12月12日，经过退让，再劝进的旧传统，袁世凯接受了劝进请愿，宣布改国号为中华帝国，改年号为“洪宪”，意思是伟大的宪政时代，1916年1月1日，将成为洪宪元年。
        袁世凯同时下令制作两套价值四十万银元的龙袍，以及为开国大典烧制四万个陶瓷餐具。
        当时中国所进行的这一系列事件，对于生活在乡间的广大农民而言，是没有什么影响的，他们不知道，也不关心北京发生的这一系列事情。就算有人去询问当时乡间农民的意见，我们相信，对他们而言，大总统就是皇帝，他们所要作的，只是尽自己的本分，作一个纳粮的良民而已。
        现代政治学里，有一个词，叫做“沉默的大多数”，意思是说，许多时候，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并没有公开发出他们的声音。
        从袁世凯复辟称帝之后各地的反应来看，当时的中国各地的城市里，应该就存在着“沉默的大多数”。袁世凯和他的顾问们，显然低估了城市居民，尤其是城市里的知识阶层对帝制的厌恶和仇视。
        但是当时的事件发展，袁世凯在复辟前听到全是拥护的声音，复辟之后却遭到那么多曾经公开劝进的人的背叛，就不是一个沉默的大多数的问题啦。我们有理由怀疑，其中的许多人是言不由衷的，甚至有人是故意在使用阴谋诡计，让袁世凯出丑，进而打倒袁世凯。
        我们至少可以确定地说，梁启超和他的追随者，就进行了一系列的阴谋策划。
        梁启超是晚清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学者，许多在日本的留学生是他的政治主张的追随者。辛亥革命爆发后，他在日本军人的护卫下，秘密潜入奉天，利用他在新军将领中的影响力，试图策划直隶和满洲的新军叛变，用兵变的方式逼迫清国改变领导人，成立开明的君主宪政政府，他策划的兵变并没有成功，策动兵变的将领被杀，失去新军护卫的梁启超被迫再次逃亡。
        南北和谈过程中，梁启超发表文章，文章称美国的共和国体不合适于中国国情，中国应该学习英国的虚君民主宪政，同时加强中央集权。
        但是当时汉人种族主义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包括张謇等在内，立宪派和革命党的领袖人物们都不认同他的主张，都拒绝再保留满人的皇帝。
        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梁启超返回北京。袁世凯给他以最高规格的礼遇，并且邀请他组织政党，以对抗革命党人，梁启超向袁世凯索要五十万银元作为活动经费。
        拿着这笔钱，梁启超在天津租界内，盖起了花园洋房，起名作“饮冰室”，并且开始组织策划政党的建立。
        熊希龄组阁时期，梁启超入阁担任司法总长。但是缺乏行政经验和法务实践经验的梁启超，感觉到了自己的力不从心，多次提出辞呈。
        脱离政府之后，梁启超进入清华大学教书。
        梁启超并不排斥袁世凯的独裁集权行为，他一直推崇的就是克伦威尔那样类型的，有着钢铁般意志和手段的强人领袖，梁启超认为，唯有这样的强人，才能带领中国民众走过民主宪政的初步阶段。
        二十一条事件外泄，梁启超勃然大怒，连续公开发表文章，言辞激烈地对日本欺压中国的行为展开抨击。
        事后中华民国和日本签署民四条约，梁启超当时人在广东家乡省亲，他对袁世凯的软弱无能大表失望。梁启超认为，袁世凯这样软弱的政客，是无力带领中国的，他开始秘密策划倒袁活动。
        1915年8月，杨度等人组建“筹安会”，消息传出，蔡锷离开赶往天津，面见他的导师梁启超。
        师徒二人制定了倒袁战略，梁启超公开撰文反对君主制度，而蔡锷则假装积极劝进袁世凯，一但袁世凯正式复辟，就可以发起倒袁护国战争。
        1915年8月，梁启超发表“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以社会进化论的观点，反驳复辟帝制的反动主张，梁启超的文章并且被上海的申报转载。
        1915年8月，蔡锷开始在北京积极热情地发动请愿活动，力劝复辟帝制。
        1915年12月，在梁启超的策划安排之下，蔡锷乔装和服，改换姓名，乘坐日本煤船离开天津，辗转回到云南。
        1915年12月25日，在接到梁启超电报指令之后，蔡锷在云南发表通电，宣布云南独立，发动护国战争。同时追随蔡锷反动叛乱的还有蔡锷的老部下唐继尧和革命党人李烈钧。蔡锷所率领的云南叛军，自称“护国军”。
        1916年1月，蔡锷率领的护国军开始进攻云南，和四川。
        1916年1月，梁启超致电广西都督陆荣廷，策划陆荣廷叛变。陆荣廷回复说，只要梁先生到广西当晚，我立刻宣布独立。
        而此时更为诡异的现象出现了，张謇，汤化龙等政治领袖人物开始潜逃离开北京。而黎元洪则公开宣称拒绝接受洪宪皇帝的册封。
        1916年3月，梁启超向在上海的日本将军提出要求帮助，请求安排他逃亡广西，策动护国战争，打倒袁世凯，梁启超声称他的人身安全遭到忠于袁世凯的密探们的威胁。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10 10:08

正文92
        从蔡锷通电独立，率领护国军叛变，发动护国战争之后，中国开始出现了一个奇特的景观。
        忽然一夜春风来，中华各地奇葩开。
        原先社会各界一面倒的拥护劝说袁世凯复辟称帝的舆论消失了，各地各界出现了声势越来越发浩大的控诉舆论，指控袁世凯背叛共和，复辟帝制的反动行为。
        1916年1月，日本大隈内阁通过决议，密切注视中国南方叛乱的发展。
        1916年2月，田中义一向内阁提出建议，应该加强扶植希望复辟前清的宗社党和孙文的革命党这些政治势力，这是有助于让袁世凯彻底退出支那权力圈的。
        1916年3月，日本大隈内阁通过决议，袁世凯掌握支那权力，是日本帝国追求在华权益的障碍。为追求帝国在华权益，迫使袁世凯退出支那权力圈是适宜的。
        蔡锷通电发动叛乱之初，袁世凯颇为错愕，他说，讨论国体变革的时候，蔡锷是在京高级将领的首先倡导者和纠集者，主张君主立宪。后来向我请请假要出国看病，去看病怎么看到了云南，实在是无法解释的清楚，他不至于这样狡诈反复无常啊。或许是受了奸人裹挟？还是根本就是有人捏造蔡锷的名义？。。。无论如何，蔡锷行迹是有些诡秘，不知道避嫌，就是他的问题，必需先革职，来京听候处理。
        此时中华帝国大皇帝袁世凯已经开始调动军力，南下剿灭镇压叛乱的云南和贵州两省。帝国军队在曹锟的统帅下，在四川湖南境内，和蔡锷所统帅的叛军相持不下。
        袁世凯开始向英国大使寻求帮助，希望能得到西方国家的介入干涉。
        英国大使回应说，西方各国都不支持洪宪帝制。
        1916年3月15日，陆荣廷通电广西独立，脱离中华帝国，广西的帝国叛军加入护国战争。
        到此时，云南，贵族和广西，已经先后宣布独立。
        冯国璋，本是袁世凯的门生，毕业于天津武备学堂。1913年，他率领中华民国军队镇压二次革命武装叛乱之后，坐镇南京，出任江苏都督。
        冯国璋和段祺瑞，都是当时人们所称的“北洋三杰”中的人物，袁世凯的得意门生。
        冯国璋也是梁启超思想的追随者，仰慕梁启超关于中国的民主宪政路线的见解和主张。
        中华帝国大皇帝袁世凯，在段祺瑞拒绝任命之后，任命冯国璋为征滇军总司令，讨伐云南叛军，冯国璋说他身体不好，不能就任统兵。
        在暗地里，冯国璋联合了张勋等人，五位掌握实权的各地将领，联名向各省将军们发出密电，要求停止帝制，惩办祸首。
        地球人都该知道的啦，暗地里作的事情，其实早晚都会曝光的啦。
        1916年3月20日，袁世凯知道了五将军密电的事情，这件事情对袁世凯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1916年3月22日，袁世凯宣布取消帝制，向天下人说，希望各方不要同室操戈，所有的罪，都在于自己。
        秘书对袁世凯说，您是被小人蒙蔽。
        袁世凯的回答，表现出了一个旧体系文明的中国人，和新文明体系中国人应有的责任和担当。在被众人欺骗和背叛之后，袁世凯依旧是从自己的身上去找问题。
        袁世凯说，这件事，是我自己的错误，是我贪恋权位，不能怪别人。袁世凯对秘书说，你在我幕下几十年，却没有索要官位，你和严修，都是淡于功名利欲的真国士。你和严修都苦苦劝我，我居然不听，这真是我的耻辱。。。总之，我经历的事情多，但是读书却少，这是我自己咎由自取，不能怪别人。
        袁世凯取消帝制，中华帝国灭亡，中国恢复到中华民国国体。
        但是此时，各方反对势力已经明确了立场，俺们所要求的，不仅仅是恢复中华民国，而是袁世凯下台。
        1916年4月1日，江苏都督冯国璋发表通电，督促袁世凯退位。
        1916年5月，在梁启超策划组织之下，广东，云南，贵州和广西四省联合成立军务院，声称军务院为军政时期中华民国最高权力机构，奉黎元洪为中华民国大总统，蔡锷和梁启超的诉求是明确的，袁世凯必需下台，离开中国。
        此后，陕西，浙江，四川，和湖南相继通电独立，支持倒袁。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因为尿毒症病发，在北京去世。很多人都相信，被许多人欺骗和背叛的袁世凯，是在愤怒，悔恨，失望，屈辱和担忧中去世的。
        袁世凯去世前，写下了这么一句话，为日本去一大敌，看中国再造共和。

        袁世凯的悲剧和中国的悲哀

        1912年，中国的外交家，法学学者顾维钧，在结束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博士的学习之后，回到中国。经过唐绍仪的推荐，成为袁世凯的英文秘书，直到1915年出任中华民国驻美国大使。
        顾维钧是这样评价他曾经服务过的袁世凯，他坚强而又有魄力，是一个野心勃勃，坚决果断，天生的领袖人物。。。和顽固的守旧派相比他似乎非常的维新，甚至有些自由主义的思想，但对事物的看法则是旧派人物那一套，他是个实干家，杰出的行政长官，领袖人物。
        作为旧中国体系里，科举考试制度的失败者，袁世凯并不是一个旧传统标准里的士大夫，但是他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则是显然的事情。
        作为一个儒家传统思想的追随者，袁世凯带领中国进入了现代体系，以和平协商的方式，结束了中国的分裂局面，开创了中华民国。
        以对程序正义的尊重，非武力方式尊重民意，对政敌的包容，这三个指标来衡量，我们可以说，旧传统色彩最浓的袁世凯，他的各项政治作为，他作为独裁者统治中国的方式，却居然是新体系里，最合乎现代体系的民主政治标准的国家行政元首。
        这个是中国现代化民主政治之路的悲哀。
        袁世凯以旧传统恩威并重的政治手段，感化，笼络不同派别的政治人物，按现代标准，其中的金钱贿赂行为，公开的职位权力交易，都是非法行为。除此之外，作为中华民国行政元首和之后的合法独裁者，袁世凯的政治作为，并没有明显违法的地方。
        从晚晴新政，到中华民国，袁世凯对推动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作的贡献，前面也有讲述，不再复述。
        在南北和谈中，袁世凯极力反对革命党人的皇汉民族的排满种族主义口号，立主建立五族共和的中华民国。
        但是在其实际政治作为中，袁世凯则表现出一个大汉族主义者，或者说种族主义者的强人形象。
        袁世凯对日本表现出比较强的敌意，不同于李鸿章联俄抗日的路线，袁世凯试图通过密切和英国和美国的关系，对抗日本和俄罗斯。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革命口号中，外蒙古宣布独立。
        1912年4月，袁世凯发表大总统领，宣称蒙藏回各地均为中华民国领土，其地区事务为中国内政，不承认一切独立行为。
        得到俄罗斯支持的内蒙古贵族曾经有过独立倾向，袁世凯软硬兼施，一面以武力威胁，一面大量册封内蒙古亲王，分化内蒙古独立势力。
        在外蒙古问题上，袁世凯一样立场强硬，武力威胁和外交压力并施，俄罗斯则介入干涉双方的争执。
        1915年，俄罗斯忙于世界第一次大战的战事，对中华民国作出妥协。外蒙古被迫宣布放弃独立，外蒙古活佛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册封，而中国则承认尊重外蒙古自治地位。
        1915年的二十一条事件，面对以武力压迫的日本政府，袁世凯以外交拖延周旋，外泄谈判秘密，赢得了社会舆论力量和英美两国的介入干涉，最终获得外交胜利，为弱小的中华民国，在避免战争的前提下，赢得了最好的谈判结果。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10 12:50

正文93
        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乐观地宣称，推翻了满清皇帝之后，中国将迅速走向民主宪政。从他们的论述本身作批判，其实就是充满逻辑荒谬的无稽之谈。革命党人的宣传材料，真正带给中国知识分子的，是明确的种族主义思想。
        事实上，当时的中国完全没有预备好建设一个代议民主制度的宪政国家。
        不论立宪派人，还是革命党人，他们对于个人主义的理解，对于法治精神的理解，对于自由主义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
        从晚晴到中华民国时代，卖国贼砖头满天飞舞，不论是当年的清国时代倍儿爱国的清流，还是后来五四运动时代倍儿民主西方倍儿爱国的青年学生，他们都没有听说过现代政治学的一个名词，叫作“忠诚的反对者”loyal opposition。
        同样出于爱国的动机，不同的思路，是完全可能得到相反的结论的。反对声音的存在，从言论自由来说，是各自的权力，从一个民主社会的健康发展来说，是制衡的力量，是理性的保障。
        他们对西方民主自由思想存在着普遍性的误解，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理解，他们所追求的，他们自己知道是通向哪里么？
        立宪党人和革命党人，开始摆脱了旧传统儒家道德价值观的约束，追求他们所理解的西方民主思想，他们真诚地认为，民主宪政，就会带给中国以富强。
        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后，立宪派人士，革命党人，图谋复辟前清的人们，还有一些图谋割据自立的地方实力将领，他们团结一致，打倒袁世凯。他们中的一些人，是从一开始就在策划这个骗局。
        包括梁启超在内，他们真诚地相信，通过不合法的手段，是可以追求高尚的目的的。或者说，他们认为，法律就是通过他们手中掌握的枪在说话。一向追求强权的梁启超，此时的行为准则，其实是和辛亥革命前，他在日本所嘲笑驳斥的革命党，是一样的。
        袁世凯去世后，继任的中华民国大总统黎元洪下令，为感念袁世凯缔造共和国的功绩，以隆重的国葬典礼，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袁世凯送葬。
        失去了袁世凯之后的中国，历史的走向明显地出现了三个趋势。
        第一， 失去了一个强有力而有威望能够复众的政治领袖，从此中央政府的权威更加弱小，各地的地方主义公然暴涨，军阀割据局面开始形成。
        第二， 在欧美各国无暇东顾的历史环境下，日本在东亚崛起成为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开始加强对中国的操纵努力。
        第三， 二十一条事件，袁世凯复辟事件和之后的军阀割据局面，使得种族主义思想的中国爱国知识阶层，感受到亡国亡种的危机感和紧迫感，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急迫地寻找解决中国危机的新办法。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10 14:06

正文94
        临时约法闹剧再上演

        1916年6月7日，黎元洪以中华民国副总统的身份，继承袁世凯尚未完成的总统任期，这个合法性，是成立的。
        可是黎元洪接下来作的事情，就又让围观者，尤其是关注法治，关注政治合法性的乡亲们抓狂了。
        黎元洪作了两个重大的决定，第一个是重新召开被袁世凯解散的国会，恢复那些国民党籍议员的资格。第二个则是声明，1912年的临时约法，对中华民国有约束力。
        他这么作，是让中华民国的政治格局回到了1913年10月之前的局面，初看上去，似乎很不错哦，又恢复临时约法了，又有议会了。
        可是我们如果稍微再一看，就又要毁三观了。我们先来看看这个议会的合法性。
        首先，当初中华民国解散国民党，剥夺国民党人议员资格的理由，是国民党作为一个政党，组织策划武装叛乱，国会议员也参与到这个叛乱阴谋策划中。
        如果当初的证据是捏造的，或者存在别的法律程序上的问题，那么对这个阴谋策动武装叛乱的罪名，要推翻。
        就算无法推翻，大总统也应该依据法律，进行特殊，什么国家用人之际啦，他们悔过认错啦，巴拉巴拉。总要洗脱国民党人的叛乱罪名吧？
        在没有洗脱阴谋策划武装叛乱的罪名之前，一群罪犯坐在议会里作国会代表？
        就算我们说，中华民国议会，有中华民国特色之议会，罪犯作议员，完全合法。
        没有问题啊，但是根据当初的选举法，下院议员的任期资格是三年啊。如果算术都不好，三年的算数，用手指头就数过来了嘛。
        一群已经过了任期资格的议员，组成一个议会？
        这个中华民国的议会，认真是一朵奇葩。
        再说到临时约法的问题，根据1912年的临时约法，中华民国约法颁布之后，就自动生效。
        1914年5月，中华民国约法会议已经颁布了“中华民国约法”。
        黎元洪搬出来一个已经失效的临时约法，这是什么法理逻辑？
        更加搞笑的是，1914年的中华民国约法，并没有被宣布无效哦。
        袁世凯主政时期，中华民国对法律程序正义的追求和尊崇，到后袁世凯时代，已经消失了。
        黎元洪选择了恢复临时约法，让我们有理由对他的勇气充满了尊崇。他这是要再次挑战袁世凯当年遭遇的困境啊。
        乡亲们还记得吧？这个当初革命党人制定的临时约法，也是人类政治学历史上的一朵怒放的奇葩哦。
        袁世凯时代，是总统强势，袁世凯利用他的强势地位，把握了行政话语权柄，压迫内阁总理。
        而黎元洪作大总统的时候，强弱地位情况就反过来了。
        黎元洪任总统时期的国务总理，是段祺瑞。
        1865年，在太平天国覆灭之后的第二年，段祺瑞出生于安徽的一个官宦家庭，他的祖父和叔父都是淮军将领。
        1881年，段祺瑞以优等生的资格考入北洋武备学堂，学习炮兵，并以班级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李鸿章亲自挑选了这个学业优秀的年青人，公派他去德国学习更高级的军事科学，期望他能学习到西方军事技术，回国建设新式军队，报效朝廷。
        1891年，德国留学归来之后的段祺瑞，遇到了他的导师和恩公，袁世凯。
        袁世凯一路教导培养他，并且提拔他。
        1904年，当袁世凯奉朝廷命令镇压山东的义和拳匪徒的时候，段祺瑞已经成长成为独挡一面的军事将领。
        1906年，袁世凯任命他负责北洋武备学堂，这个令人尊敬的职务，使得段祺瑞像袁世凯一样，开始成为青年后辈学生的导师，建立起自己的门徒圈子。
        1909年，袁世凯被朝廷驱逐回乡，离开北京前，袁世凯将北京私宅赠与段祺瑞，他最得意的门生。
        1911年，武昌新军发生叛乱，段祺瑞统帅清帝国北洋新军镇压武昌叛军，因战功被提拔成湖广总督，此时段祺瑞已经成为清国封疆大吏。
        1912年，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陆军总长。
        1913年，国民党人发动二次革命，段祺瑞代任国务总理，并统帅军队镇压南方叛乱。
        1916年3月，袁世凯取消帝制，恢复中华民国国体，并且邀请反对帝制的段祺瑞出任国务总理。
        恢复国会之后，国民党和进步党依旧是两大党，三年多不见的老喷友啦，八百罗汉重聚首，场景是相当感人啊，大家迅速找回了当初的感觉，抓住每一个议题，分拨开始吵闹。
        段祺瑞内阁是强势内阁，而黎元洪总统则是一个弱势总统。
        其实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本来就是责任内阁制度，所存在的问题只是，这个内阁是没有具体的行政首脑的，嘿嘿。临时约法没说总理是行政首脑，也没明确说总理不是啊。
        段祺瑞当然也可以以行政首脑自居，开始主导国政。
        可是这时候，国会倒向支持总统了，这里面发生了什么情况？
        乡亲们还记得么？中华民国国会议员们给自己定的工资，那是相当的高的，五百银元一个月。
        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本来就穷，袁世凯去世后，各地已经开始连向中央交钱都停止了。这么一来，段祺瑞主导的政府，居然开始不按时发工资给议员们了。
        议会议员们开始讨薪维权，倒也不能说没有道理。可是段总理拿不出钱，政府和议会的关系就越发的紧张起来啦。
        议会和内阁的关系走向紧张，议会就开始倾向黎元洪啦，而且黎元洪本人就是进步党的。
        不再那么弱势的总统，也开始了对抗总理，直到爆发激烈的矛盾。
        故事的发生又要回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段祺瑞和他的顾问们，一直在讨论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段祺瑞判断，英法两国将获得最终的胜利。他的推理是，如果中国宣布参战，加入同盟国，最终德国战败，那么中华民国就可以因此以战胜国的身份，取回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租界和特权。
        比较有喜感的是，留学德国的段祺瑞，他不看好德国。而跟着英国老师学习的黎元洪，却不看好英国。
        黎元洪则判断说，不对，德国军力老强大了，最终必将获得胜利。
        双方的矛盾，就开始于这件事情，双方僵持不下，谁也不能说服对方。
        可这个事情呢，段祺瑞的背后有出现了两个幕后推手。
        一个是美国，美国到1917年初的时候，已经有些生气了，要打算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帮着英国表哥教训德国人。从袁世凯时代开始，美国和中华民国的关系一直就不错，美国就找段祺瑞，怎么样，咱们一起去打德国人？阿拉洋基出军队，乃们中国人出劳工？
        美国还开导段祺瑞说，哪，如果跟着俺们洋基一起去打仗，好处很多哦。
        第一， 只要一宣战，奥匈帝国，德国那些交战国的庚子赔款，就可以停止支付了哦。如果作战胜利，还可以正式修约，停止支付哦。
        第二， 英国法国那些都俺们都说好啦，只要同意参战，海关关税那些可以重新修订，向更有利于中国的方向修订哦。
        段祺瑞内阁，那比袁世凯时代还穷啊，看到洋基开出来这么能来钱，又有利于中华民国的好处，当然更下了决心，要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另一个推手则是日本，日本此时内阁已经变更，新内阁经过权衡利弊的比较之后，决定放弃扶植满洲，内蒙古和华南的支那分裂势力的努力，改而贿赂段祺瑞内阁以使中华民国正式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权益。
        1917年1月，日本向段祺瑞秘密提供了五百万日元的贷款。日本政府的思路是，一但中国对德宣战，和日本成为盟国，那么日本就合法获得了在此之前所获得的山东半岛权益。
        1917年3月，段祺瑞通过努力，说服黎元洪和国会，宣布与奥匈帝国和德国断绝外交关系。
        但是黎元洪坚决不同意向德国宣战，他一直担心德国最后获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而且此时，社会上已经有谣传说，段祺瑞接受了日本人的秘密贷款，因此这么起劲地推动中华民国参战。
        段祺瑞情急之下，威胁黎元洪，将召集督军团进京，试图以此迫使黎元洪就范。
        被激怒的黎元洪，发布总统命令，罢免段祺瑞总理职位。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10 18: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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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1917年5月23日的事情。
        根据临时约法，黎元洪是没有权力罢免段祺瑞的，国会才拥有罢免总理的权力。
        但是黎元洪偏偏就下了总统令，罢免了段祺瑞的职位，而遭到罢免的段祺瑞，也离开北京去了天津，似乎双方都不觉得这个罢免令是没有法律效力的。
        而更为搞笑的是，国会这个时候也不表态。以国民党为第一大党的国会，本来就反对参战，而且和段祺瑞内阁关系紧张，可是这么大一件事情，明显违反临时约法的行为，居然就没有发出反动的声音。
        回到天津的段祺瑞，又通电了一个相当有喜感的声明，他说，总统罢免总理的命令，没有总理的附署，因此是无效的！请注意哦，段祺瑞没有说，总统根本没有权力罢免他，只有国会才有权力。
        这个闹剧现在陷入了僵局，各省又要开始上演通电独立的闹剧啦，这问题如何解决？
        黎元洪电召督军团首领张勋进京，调解双方冲突。大家都没有想到找国会，也没有想到上法院，想到的是找督军团首领张勋。
        1916年6月，袁世凯去世之后，张勋在徐州邀请七省代表集会，发表通电，保境安民，实施宪政，抵制暴民参与政治。张勋他们所指的暴民，就是国民党人。先总统袁世凯时代，国民党发动武装叛乱，现在这些人居然堂而皇之，又成为了国会代表。
        1916年9月，十三省督军代表再聚集在徐州，共推张勋为盟主，通电抨击国会，是暴乱份子干预国政。
        这是典型的军人干政行为。

        张勋复辟

        张勋曾经是袁世凯麾下的一员战将，当义和拳爱国暴乱发生的生活，他被调进北京担任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的扈从。为慈禧太后护驾的这一段经历，使得张勋对慈禧太后和清国皇室，产生了坚定而炙热的忠诚。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英勇而忠诚地率领他的军队在南京和叛军作战，直到败退。
        进入中华民国时期之后，他一直不掩饰他对前清的怀念和忠心。
        1913年，国民党人发动二次革命，张勋率领他的辫子军攻入南京，为了复仇泄愤，他居然纵容手下对城内平民展开野蛮的劫掠行为。
        当时的大总统袁世凯没有对他的战争罪行作出处理，反而提拔他为上将，并且任命他作长江检阅使，驻军在徐州。
        在历次的督军团会议上，张勋常常念叨前清的好处，大家也都知道他喜欢这么说，也没有什么人附和他。
        当时的许多人，是尊重而佩服他的忠诚和勇气，而且张勋自己作人也耿直厚道，因此在各地将领中，有着一定的威望。
        1917年5月，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正在激烈的时候，督军团再次聚会徐州。张勋又开始发感慨，还是清国好啊，清国的政治比现在稳定，百姓生活比现在安乐，都是那些革命党暴民给闹的！
        忠于段祺瑞的徐树铮开始附和跟进了，徐树铮这么一鼓动策划，居然各省督军代表都签字支持复辟清国，让百姓过上安乐的好日子。
        这里诡异的一幕是，徐树铮本人，居然就没在上面签字。张勋当时估计也没有想那么多。
        张勋认为，这么多各省督军代表都签名承诺支持复辟了，那么光复大清的事业，应该是不成问题了。
        接到黎元洪邀请张勋进京调解纠纷的电报，张勋带领了一部分军队就北上了，他并没有带领他所有的军队。张勋认为，这事情已经都得到大家签字承诺啦。
        经过天津的时候，张勋拜访了段祺瑞，段祺瑞看出来他进北京的用意，就警告张勋说，你要是进北京复辟帝制，我一定想办法打倒你，捍卫共和国体。
        1917年6月中，张勋率领军队进入北京，胁迫黎元洪宣布解散国会。
        1917年7月1日，张勋拥立前清废帝溥仪作皇帝，宣布清国光复。这时候，溥仪还是一个十一岁的男孩子。
        黎元洪则逃入日本大使馆寻求庇护，同时通电恢复段祺瑞总理职务，任命副总统冯国璋继任中华民国大总统。
        困惑而又觉得有些有趣的北京市民们开始到处寻找往日大清帝国的旗帜，插在自己的门外，表示自己愿意作大清良民。
        包括康有为在内的一批忠于前清的遗民们，有学者，有前清大臣，穿上清国朝服，赶往故宫对这个新皇帝表示效忠。
        在北京的各国使团表示非常困惑，一时不知道该如何应对这个突发的变局。
        张勋复辟事件，事实上是徐树铮对他所设计的骗局，就类似蔡锷对袁世凯所设的骗局。
        忽悠张勋复辟成功之后，黎元洪被赶跑。徐树铮达到第一个目的，接下来就策划组织讨伐张勋的讨逆军。
        段祺瑞在天津誓师，宣布讨伐张勋，捍卫共和国体。一百万日元，收买了三个军阀，其中就有日后再出现在中国历史上的吴佩孚和冯玉祥。
        各省督军也纷纷通电，加入讨逆军，捍卫共和。
        愤怒的张勋说，你们这些小人，除了段祺瑞有资格讨伐我，你们都是签字作了承诺的！
        讨逆军对北京的攻打，是值得书写的，这是中国第一次出现飞机作战。
        讨逆军出动飞机对北京故宫进行了轰炸，据说轰炸效果还不错，炸死了三个男子和一只狗。
        双方军队乒乒乓乓打的非常激烈，或许是为了显示人文关怀的精神，总共没伤到几个人。居围观的英国记者说，有一只无辜的绵羊，也被流弹所伤。
        这场战斗，其实具有代表性。此后许多的战斗，都是这个套路。
        各地一通电一表明立场，气势上，舆论上占了下风的那一方，一般就溃散了，倒真没有死亡惨重的真正厮杀。
        张勋逃入荷兰领事馆寻求政治庇护，从此退出政界，在天津租界内养老。
        1918年，中华民国特殊了他的叛乱罪行。
        1923年，张勋去世，溥仪赐谥“忠武”。
        溥仪皇帝再次被罢黜，中华民国大总统冯国璋倒没有为难这个小男孩。只是下了一道总统训令，命令溥仪必需接受西方人作教师，接受现代教育。
        溥仪继续居住在故宫之内，享受着一个还算时尚有品味的生活，一直到1924年，另一个革命觉悟很高的军阀，冯玉祥用武力手段把溥仪从他故宫里驱逐出去，此后溥仪被迫在天津日本租界内居住。
        而清国的故宫，在那之后，也变成了中华民国的一个公共场所，一个文化和历史博物馆。
        张勋所反对的武装叛乱被一群军阀用武力所镇压。从此之后，中央政府表面上曾在的那一层的尊严也已经不存在了。
        这之后的中华民国政府和国会，成为段祺瑞，孙中山这些军阀们的玩具。
        这之后，尽管一直有着有能力的中国知识份子，愿意为中华民国政府效力，但是他们的起起落落，都是要看这些军阀们的武力意愿而定。
        中华民国从此正式进入“军阀”时代。
        什么是军阀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10 22: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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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是军阀

        军阀是一个人，他拥有效忠于他个人的军队，他凌驾于公民政府和法律之上，依仗他的军队力量，他的个人意志就是政府和法律的最高依据。
        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中华民国开始进入军阀政治时代，拥兵自重的各地大小军阀开始公然无视中央权威，使用军事力量，占据大小不一的地盘。
        1928年，来自南方的军阀蒋介石，统帅效忠于国民党的国民革命军，北伐统一中国，但是并没有真正结束中国的军阀政治，中国各地依据存在着大小不一的军阀。
        中国的军阀政治真正结束，要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定义完什么是军阀，我们开始简要讲述一下1916年到1928年之间的中华民国军阀割据时代国家政局概况。这个期间的教育事业，文化思想，和各种值得歌颂和讲述的民间爱国救民事业，我们会另外再讲述。
        袁世凯去世之后，失去了领袖个人权威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对各地已经失去控制力。到1919年之后，已经不再有任何任何省份向中央上交财政收入。
        中华民国中央的主要收入来源是盐税和海关关税，这些收入在外国的监管之下，因此没有被各地军阀截流，但是这一部分收入来源中的一大部分，是要优先用于偿还外债。
        1919年，中央财政收入为七百万元左右，而支持则为十百万元。中央政府主要依靠向中国本国银行借贷，弥补亏空，另外一个方式，则就是类似段祺瑞内阁曾经采用的方式，通过向外国列强秘密借贷，承诺他们所能承诺的一切，用他们所掌握的国家主权换取金钱。
        1922年，中华民国政府第一次出现未能及时偿还外债，这是中国近现代历史上，从清国开始至今，第一次出现这样的行为。
        1923年，财务专家估算，中国政府的支持，是其实际收入的十七倍。
        混乱的政局和国家破产，是中国政府的耻辱和悲哀。不过中华民国政府并没有宣布破产，而是继续通过其特有的方式，维持运作。
        军队是这个年代大小军阀们的权力来源，军阀们在自己地盘上收获的金钱，许多用于扩充和加强自己的军队实力。
        通过自己地盘境内的铁路和江河运输线路，是大小军阀们最喜欢的一个金钱来源，此路是俺开啊，要想过此河，留下买路财啊，这些段子，乡亲们都熟悉的啦。当然啦，军阀比土匪有文化，自己想出来的，拿枪征收的各种钱财，有客旅税啦，货物费啦，各种现代买路费的名目。
        军阀们所占据的地盘差别非常大，有些小老板，只是占据了几个县城，对过往的商旅收收“过路费”，是这些小老板们的重要经济来源。
        大的军阀，有的是占据了一个省，甚至几个省，自己委派组建各地各地民政机构，行使政府和税收职能。
        而鸦片产业，在经历了袁世凯主政的时期的沉重打压之后，这个时期开始在各地迅速增长和推广，成为许多军阀们的一个获利来源。
        不完全的统计显示，中华民国境内，军人数量从1914年的50万，发展到1920年的90万，到1925年，这个数字是一百五十万。
        有条件和能力的军阀们，一般都会寻找自己的外国合作伙伴，除了少数的异数，像吴佩孚这样固执地坚守着他认为的不能卖国的原则，对外国影响持有强烈而坚定的敌视，这样的军阀，是非常稀少的。
        法国的影响力，主要是在西南地区，而满洲则显然是日本的势力范围，英国则在上海周边地区事务上，掌握着很强的话语权柄。
        军阀个人的出生背景是非常多元化的，从教育背景来说，有的是文盲，有的则受过高等教育。从他们的思想观念来说，有的是旧传统的，有的则非常西化。从职业成长背景来说，有的是从军队底层升迁上来的，有的则是前清时代，精英化教育的产物，曾经是清帝国的军事将领。从家庭出生来说，有的是穷人家的娃，甚至有几个原本作过打家劫舍的匪徒，有的则是出自富足的良好家庭。
        从他们的个人品格来说，也差别非常大，有的根本就是廉耻扭曲的无赖恶棍，表现出令人恶心的个人感官情趣，作出骇人听闻的残暴行为，而也有的则是努力在追求作一个正直的人，有着各自基本的道德价值原则。
        他们的个人追求也差别非常大，像山东曾经出现过的一些军阀，完全就是专注于自己赚钱享受的无赖，但是更多的，则是走的是“仁慈的独裁者”的道路，他们按照他们的理解，在努力改善境内百姓的生活。
        许多接受过现代教育的军阀们都向自己所统帅的军队灌输现代军人的纪律和荣誉，强调军人是百姓的护卫者，而不是掠夺者。
        不论他们个人残暴或者宽厚，理性或者脑袋一团浆糊，军阀们的治理地盘的方式，也都有着各自的不同，有的有着自己比较明确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方向。孔夫子主义，基督教思想，社会主义思想，和其他各种来自西方的现代思想，也在影响着他们的。
        他们中政治思考的姣姣者，一个是孙中山，因为他对中国现代化进程影响巨大，我们将另有专门的篇章讲述孙中山这个事情的心路历程，他的意识形态的转变和再造。
        另一个则是阎锡山，日本留学归来的阎锡山，他所敬重的政治领袖人物，大部分是美国和欧洲的一批大人物，阎锡山希望自己能够超越他们。阎锡山也在思考发展自己的一套政治学体系，并且在自己的领地里实行。阎锡山自豪地夸口说，我将为山西建立一个完美的意识形态，这套政治主张里，包括了军阀主义，民族主义，无政府主义，民主思想，资本主义，共产主义，个人主义，帝国主义，普世主义，父爱主义和乌托邦主义中的精华部分。
        毫无疑问的是，军阀政治是对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是有着破坏性的父母影响的，这是一个没有法治尊严的国家，一个强权就是真理的国家，一个政治动荡政策缺乏延续性的国家，一个战争频繁发生的国家。
        但是令人惊奇的是，如果我们如果客观地作比较，我们会发现一个令人悲哀的现实。
        1916年到1928年之间的中华民国军阀时代，如果和之后的时代作比较，却居然是这个国家现代化进程中最好的时代。
        我们作好坏比较的判断标准是，文化思想的发展，工业产值的增长率，人均GDP的增长率，商业贸易的增长率。
        具体的文化和经济的发展状况，我们会另外再作讲述。我们在这里要看看，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乡亲们记住哦，说现代化最好的时代，是和之后所作的比较。现代化进程的高增长，从晚清新政到中华民国袁世凯，已经结束。中国走上了另一条道路，所以我们就只和之后的时代作比较，得出结论，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
        我们首先不要忘记一个令许多爱国者尴尬的现实，中国民国的军阀政治时期，是二元世界的。
        在中国各地，存在着通商口岸和外国租界，他们是在西方列强的治理之下，享受着治外法权的保护。
        另外一个现实是，从晚清新政改革开始，中国各地开始建设地方基层自治，自治公会和地方议会，商团出现，在绅商阶层实力强大的地方，民间自治已经比较成熟。
        1982年的时候，汉学者R.Keith Schoppa发表了他的论文，他仔细研究了浙江省在1920年代的政治生活，他的研究告诉我们，现代化的新式精英，城市绅商阶层，绝对把握了核心城镇的公共事务话语权。军阀所委派的行政官员，和旧传统的寡头士绅合作，在边缘乡村地区进行统治和管理。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11 11: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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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兴的绅商精英阶层有着很强的地方自治意识，而且把握着各种对抗地方军阀的力量。当时已经兴起的报刊舆论，是他们所能熟练运用的。他们甚至还会学习军阀，使用通电独立的方式，对抗军阀。商团们有的已经组成自己的武装力量，另有的则是借助外国势力。宜昌商会，为对抗当地军阀的压榨性征收，就通电要求接受国际托管。上海商会，也曾经发出过通电，脱离中国政府节制。这些商会虽然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对抗军阀，但是他们的通电声明，却对军阀们造成了震撼，别老压榨我们哦，压榨我们，我们都变成租界！
        袁世凯非但不信任草根政治，他甚至不信任精英政治，他宣布解散中央和各界议会。但是在后袁世凯时代，各地的新兴绅商阶层又开始从新崛起，组织地方议会，把握公共事务权力，对各地的军阀，形成了制衡。
        缺乏袁世凯这样的强人领袖，中国陷入了各自为政的军阀割据状态，反而在事实上，形成了各股力量的横行牵制和制约，为中国现代化路程，提供了自由发展的空间。
        在中国广阔的乡村，则是军阀和旧传统士绅统治的世界。
        在晚清新政改革的时候，就曾经有有识之士对乡村自治的问题提出过质疑，没有了基层官府的制约，在乡下占据绝对强势地位的士绅老爷们，会不会变成土豪劣绅啊？
        这个问题，进入中华民国之后，就一直没有得到过深入的研究和讨论。我们只能真诚地希望，传统道德力量，能够让军阀们和士绅老爷们有所自律，不至于过度欺压乡亲们。
        中国人在法国
        世界第一次大战，是一场残酷的杀戮，现代化军事技术的发展和作战方式的改变，使得欧洲战争的残酷程度达到了一个新阶段。
        此时早已经不再是骑士老爷们互相拿剑砍来砍去，然后抓了俘虏赚赎金的早期中世纪战争方式。
        现代化的战争，是全国国民参与的战争，交战双方的人数规模迅速扩大，人员伤亡也开始扩大。
        1916年，仅仅在索姆河战役中，英法盟军就承受了超过六十万的人员伤亡。在1917年一场争夺比利时一个小镇的战役中，英军就付出了二十五万的人员伤亡。
        英法两国意识到，如果能从中国获得劳工，从事建筑运输这些后勤工作，那么更多的英法男人，就可以加入军队，投入战斗。
        就是基于这个考虑，英法两国迫切地希望得到来自中国的劳工。
        从1916年夏天开始，英法两国就开始向中国交涉谈判，希望能够从中国获得劳工。
        在中国没有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提下，双方作出了这样的安排，中国劳工以志愿者的方式，加入欧洲战争，帮助英法联军作战。
        当时的安排是这样的，盟国在山东设立了两个志愿者招募中心，一个在威海卫英国海军基地附近，后来又在日本占据的青岛设立了一个。
        有英国人把这个劳工招募运输系统，称作“香肠机器”，迅速而有效地把大批中国劳工，以志愿者的方式，投放到欧洲战争。
        数以万计的中国劳工，出于摆脱贫穷的渴望，加入了这个行动。但是我们有理由指责说，英国当局在这个行动中，是带有欺诈。因为这些劳工根本不知道，他们在欧洲将面临着什么，英国当局对此，也没提供过详细的说明和警告。
        除了无知之外，吸引大批乡亲们的是英国开出的价码，一但登船，每个劳工得到二十银元，此后英国每个月向他在中国的家人支付十银元。志愿者包括衣服，一日三餐和生活必需品在内的所有费用，都由英国安排。
        医生们对报名的志愿者进行了身体健康检查，达到标准的每个劳工被配给了一个狗牌，上面有着个人的序列号，戴在劳工的手腕上。
        劳工的狗牌和英美士兵的狗牌有着不同，第一个不同是狗牌上没有自己的名字，第二个则是上面没有自己的名字。
        英国当局强迫山东乡亲们剪去了他们的辫子，当时虽然已经进入民国多年，但是许多山东乡下的农民们，还是保留着辫子。如果按二十一世纪的标准，山东乡亲们可以起诉英国当局哦，这不显然不是公平雇佣合同嘛，哥觉得留辫子倍儿行为艺术，不可以啊？
        第一艘劳工船是英国替法国政府安排的，劳工船通过苏伊士运河，在地中海航行中不幸被德国潜水艇击沉，经过抢救之后，仍然有五百四十三位中国劳工遇难。
        有了这次不幸的灾难，英国转而安排劳工船绕行加拿大，用火车将劳工从加拿大西海岸运输到东岸，再上船。从北美到欧洲的商船队，此时已经有了武装护航的安排，具备了对潜水艇攻击的反击自卫能力。
        安全抵达法国北部的中国劳工们，是要面临着许多挑战的。
        第一个敌视他们的，就是英国和法国的工会组织。工会组织已经多次发起抗议英法政府的活动，而且对这些无辜的中国劳工，也表现出了敌意。
        华工们所从事的工作，都是非战斗性质，比如装卸货物啦，修建医院和兵营啦，挖战壕啦，运输武器弹药啦，类似这样的工作。
        华工们每天被安排工作十个小时，一周工作七天，在中国传统节日的时候，他们才被允许休假。
        中国华工没有现代的工人维权意识，而法国的劳工组织，也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了令人遗憾的冷漠。
        在整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劳工都是从事非战斗性工作，就算日后中国正式宣布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没有任何改变。中华民国穷成那样，从那儿弄钱给他们买枪啊？
        1917年底，在法国的中国劳工已经达到五万四千人。到1918年下半年，这个数字已经攀升到九万六千人。
        大批在法国的中国劳工，造成了复杂的社会问题，也带来了机遇。
        他们的工作环境，不但不卫生，甚至有危险。由于语言障碍和缺乏知识，他们中有人会进入雷区而被炸到，甚至会在战场上残留未爆炸的炮弹附近行走工作，被炸死炸伤。
        他们的营区也遭遇过德国飞机的轰炸和炮弹的轰击。出于对德军的仇恨，有的华工作出了攻击杀害德军战俘的行为。
        由于饮食习惯的不同，疾病的困扰，劳工们情绪低落，而且发生了一些哗变和骚乱。
        他们中的有些人洗劫了当地的中餐厅，试图寻找他们习惯的食物。
        根据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英国军队中，所预备的简易和华工交流的手册，英国军官们存在着对华工的侮辱和歧视。
        比如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中文句子,“我要八个男人赶快去那里。”，“你为什么不吃这个？”，“这个帐篷里真不干净。”，“你明天必需要洗澡。”，“这个厕所是欧洲人用的，中国人不可以使用。”
        华工的社会问题，经过报道得到了社会的关注。
        当时的基督教青年会觉得这是一个服务的机会。他们把让华工们健康快乐和对他们加强文明教育，作为解决问题的方向。
        基督教青年会开始着手预备教育材料，设计出一些特殊的词汇，以便于基本是文盲的华工们能够迅速理解，并且开始预备课程材料。
        在这个事业中，出现了我们之前曾经提到过的，晏阳初先生。
        晏阳初先生，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平民教育和乡村建设路线的先驱者。他说，他的一生，受三个C影响，孔子，基督，和苦力。
        1893年，晏阳初出生在四川巴中。在父亲的私塾里，晏阳初完成了他的启蒙教育，之后进入中国内地会的教会学校学习到高中毕业。
        在到美国之前，晏阳初在香港接受过一些高等教育，然后考入耶鲁大学，学习政治学专业。
        1918年，他从耶鲁大学毕业，在他继续普林斯顿大学的硕士学位之间的间隔期，他选择了去法国，为那些苦力们服务。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11 1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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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青年志愿者，晏阳初最初的工作主要是帮着苦力们写家信回中国，在这个工作过程中，他熟悉了文盲乡亲们的表达方式和思维方式。
        晏阳初设计出一套扫盲教育方案，他从中文找出一千个最基本的汉字，用这一千个汉字，表达所有中文交流所必需的概念，他和他的同工们开始给文盲乡亲们扫盲。他并且创办了中文历史上，第一份以工人为读者的周刊，中国工人周刊Chinese Workers’ Weekly。这个周刊所有的文章，都从这一千个汉字中选用。
        在中国提高识字率，扫除文盲，这是当年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明确愿望，也是日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基本教育计划。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在全国推广扫盲事业之前，晏阳初已经在民间开始了这项事业。
        晏阳初和他的同工们在法国劳工中的扫盲教育成效是惊人的，每个月有至少五万封家信从法国寄回中国，在他们的故乡，乡亲们聚集在识字的人们身边，一边又一边地听着远在法国的劳工们的家信，这是一个感人而温馨的场景。
        有一份现存的家信是这么写的，向我的哥哥问安，从我上次看见你，我已经离开了一万里路。我在这里很好你不需要担心。我现在每天能赚三法郎工钱，这里生活很贵，我还不能攒太多钱寄回家。在我离开前，我们那一天在姚湾Yaowan吵架，忘了吧。我作了不该作的事情。请照顾好我们的爹妈，等到我三年或者五年以后就会回家，我会带足够的钱回来给他们养老。
        中国人对盟国在欧洲战场的贡献，是有代价的。除了在地中海上丧失的那五百四十三条生命，大约有近两千名劳工在法国和比利时失去了生命，今天他们安息在各处的特别纪念公墓里。
        在他们的西方雇主所树立的一个又一个墓碑上，刻写着他们的中文名字和狗牌上的序列号。这些墓碑见证了中国第一次卷入一场全球性的冲突。
        他们返回中国之后，成为了一群特殊的群体，他们识字，他们还见识过世界，他们手里还有着一小笔不错的积蓄可以供养他们的家庭。他们已经不再是当初离开中国的乡村农民。
        他们成为了中国政治活动中的一个特殊团体，其中的一部分人，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追随者。

        日本的计划和段祺瑞之野望

        1916年10月，日本大隈重信内阁倒台，新上台的是寺内正毅内阁。寺内内阁决定放弃前内阁通过扶植革命党叛乱等方式，而采用贿赂中华民国内阁的方式，来合法巩固及扩大日本在华权益。
        在段祺瑞组织讨逆战争，打倒张勋复辟的过程中，就可以看到日本三菱财阀的助力。
        寺内内阁认为，失去了袁世凯之后的中国，是可以合作的，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恢复中国的稳定和秩序，是有利于日本的利益的。
        寺内内阁驳斥前任内阁的对华作法是霸道，而自己则是遵循王道。
        在这个思路下，日本希望扶植段祺瑞，统一中国。
        具体提出这个王道计划的，是西原龟三，他也是这个计划实际操作者。
        西原贷款，是一系列的庞大贷款，用意是在于帮助段祺瑞建立起强大的军队，武力统一中国。前前后后，西原贷款总共向中华民国提供了两亿四千万日元的贷款。
        在每次的秘密贷款谈判中，日本都会获得相应的权益回报，其中就包括了中华民国承认山东半岛原来属于德国的权益，转归日本所有。
        段祺瑞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他要完成袁世凯没有完成的任务，他要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中华民国，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富强。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11 18:21

正文99
        1917年7月，自称“三造共和”的段祺瑞重任中华民国总理，邀请梁启超，汤化龙等人组阁，同时高调宣称要统一中国，结束各省各自为政，目无中央的混乱局面。
        段祺瑞宣布解散国会，他的理由是，这根本是个非法国会嘛，早就过了三年，议员们早已经失去资格啦。
        段祺瑞安排进步党领袖梁启超开始组织成立“临时参议院”，同时计划安排全国大选，选举新的国会议员。
        这件事情，听起来似乎又要朝着比较健康的议会民主方向发展啦。
        但是军阀时代的民主道路，那是充满曲折的。
        但是这个时候，在政坛上已经失去影响力很久的孙中山，发出了愤怒的呐喊。
        算法不对！这三年，要扣除掉袁世凯废弃国会的那段时间。
        段祺瑞有段祺瑞的道理，孙中山有孙中山的道理，怎么办？
        双方似乎都不知道有个地方叫法院，大家都有各自己的解决方案，那就是军阀们的法律武器，军队。
        此时孙中山已经得到了德国政府给的两百万元，颇有些经济实力了。德国怎么会给孙中山钱呢？
        孙中山是在报纸上大力抨击段祺瑞，极力反对参战的。德国使馆觉得，可以利用孙中山的影响力，阻挠中国参战。而孙中山则说，给俺两百万，俺就可以发动北伐！俺率领革命军人打倒反动的北洋军阀，中国就不会参战啦。
        孙中山振臂一呼，去了广州，发动护法运动。陆荣廷，唐继尧这些地方军阀都通电独立，响应护法运动。伍廷芳，唐绍仪等旧国会的一百多个议员，还有中华民国海军部长，都追随孙中山叛变了，一起去了广州。
        1917年8月，叛国的旧国会议员们都到了广州，可是这算什么？不到法定人数啊。孙中山是有创意的，他说，我们可以召开国会非常会议。
        国会非常会议开会，宣布成立，为维护临时约法，在广州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并选举孙中山作首领。
        国会非常会议，给了孙中山一个非常有喜感的抬头，中华民国军政大元帅。
        广州政府要求西方各国承认其合法性，可是西方各国只承认在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权。
        广州政府和割据其他地方的政府有个明显不同的地方，这个叛乱政府是像太平天国一样，有着自己一整套国家组织机构的。
        获得日本巨额贷款的段祺瑞内阁，是竭力主张武装统一中国的，哥有钱哦，哥有枪哦，哥还有日本教导团哦。
        可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冯国璋则不这么看，他主张和平解决南北争端，他更主张联邦制度。
        黎元洪和段祺瑞的府院之争刚结束，这里有出现了新的府院之争。
        而冯国璋和黎元洪，他不仅有追随者，他自己还真有自己的军队。
        而且段祺瑞常年在中央，早已经脱离军队多年，他并没有自己直辖的军队。段祺瑞和同一时期的孙中山一样，他所拥有的是追随他的一批军阀。
        段祺瑞找到了直隶督军曹锟，畅谈完统一中国，建设美好民主富强的中国的宏伟大业之后，段祺瑞还给曹锟了讲了，你个人也有好处哦。
        咱们中华民国回到民主道路上，重新选举国会，俺一定保你作副总统。
        曹锟是一个穷人家出生的娃，少年的时候还跑过单帮卖布为生。他后来为了生计投了淮军，但是算是一个求上进的年青人，没有沾染旧军队的恶习，他考上了天津武备学堂。
        毕业之后，他本来是在旧淮军里任军官，但是他更仰慕思想开明的袁世凯，就转投到了袁世凯的麾下。
        在袁世凯复辟称帝的事件前后，他的作为，可以算的上是忠诚于袁世凯的。
        曹锟在那个年代的军阀里，从其表现来货，其实算是一个相对忠厚的人，没有什么出尔反尔的诡诈行为。但是他有个弱点，他倍儿想当总统。听段祺瑞这么一说，他就心动了。
        曹锟收了钱，就出兵打南方的护法军。真正在前线作战的，是他的部下吴佩孚。
        曹锟和吴佩孚这主从二人的关系，其实也是蛮值得称道的。
        吴佩孚思想倍儿追求进步和革命，也喜欢学习，不像他的老主公曹锟那样没啥进步思想追求。
        但是吴佩孚一直忠诚于曹锟，虽然会时不时批评曹锟不懂啥叫进步。
        吴佩孚当年在北洋时期，算一个比较正派的军阀。
        吴佩孚出生于山东一个富商家庭，考上秀才之后，这娃投笔从戎去了，他要忠君卫国。他投的是当时思想开明，德械装备的聂士成的淮军。
        聂士成在天津抵抗外国军队殉国难的时候，吴佩孚正在北洋武备学堂里学习。
        学校毕业出来，他就参加了北洋新军，成为曹锟的麾下。
        日俄战争爆发，这娃居然向曹锟请假，说要去现场围观，咱们学习军事这么久，要去观摩一下真实的现代战争啊。他就装成一个跑单帮的，真的冒着危险去了战场观摩作战。
        这件事，让曹锟对吴佩孚有了认识，这个年青人有胆识啊，从此他成为曹锟的培养对象。
        吴佩孚喜欢学习军事技术，后来还跑去学习了测绘专业，专注于加强军队的训练。所以他虽然只是个师长，他的那个师战斗力却相当强大。
        吴佩孚带军队进了湖南，就开始显现出势如破竹的气势，完全扭转了之前广州叛军占上风的局面。吴佩孚连克三城，一直攻陷了衡阳，这时候北京发来电报，命令吴佩孚继续前进。
        而同时，段祺瑞任命了自己的嫡系作湖南督军。
        这个任命激怒了吴佩孚，他认为这事情不公平，段祺瑞没有秉公处理。要论战功，他应该作湖南督军，他就开始消极作战了。
        而南方的叛军也开始和他来往电报，咱们别打啦，互相作好朋友吧。
        吴佩孚就占据了自己的地盘，开始作地方军阀了。这事情还没有完，他还向曹锟要钱，曹锟就向段祺瑞要钱，段祺瑞有的是钱啊。
        而且段祺瑞是看到吴佩孚能打仗了，他认为吴佩孚就是想要钱。
        军阀时代，打仗许多时候就是在赚钱，这个传统，一直保留到北伐之后。南京政府要张学良打回东北去？张学良很自然地就说，开拨费啊，没开拨费，谁打仗啊？
        吴佩孚这个军阀有个特点，和当时的另一个军阀冯玉祥一样。他们两个人喜欢赚钱，但是还真都不是为了自己的贪欲。他们生活都俭朴，也不怎么理财投资买房买地，就想着扩军。
        段祺瑞武力统一中国的梦想，没有实现。吴佩孚却在这个过程，从一个师长，崛起成为一个有强大实力的军阀。
        段祺瑞使用西原贷款，开始组建自己的直属军队。中华民国已经向德国宣战啦，训练一直新的精锐部队，去欧洲打德国。这说法也说的过去哦。
        从1918年秋天开始，段祺瑞开始组建参战军，这是一只配置精良的军队，有三万军人，接受日本顾问的帮助，进行训练。
        1918年11月11日，德国战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
        消息传回中华民国，举国欢腾，这是中国在历史第一次参加一场世界大战，而且是以战胜国的身份结束了这场战争。
        在北京，学生们和市民们进行了大规模的狂欢游行，在这个过程中，有一群狂欢者，破坏了纪念义和拳爱国暴乱中被杀害的德国遇难者的纪念碑。
        这些中国人认为，这是一个耻辱，是当年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迫于德国人的压力而设立的。他们要把这个耻辱的标记砸掉，因为中华民国是战胜国，而德国战败啦。
        这个时候段祺瑞已经在1918年10月辞职，他在致力于训练加强那只军队，而且在辞职前，他又和日本政府缔结了一个秘密贷款协定。段祺瑞需要更多的钱，他要武装统一中国。
        中国派出了一个六十二人组成的代表团，去法国参加和谈，商讨战后世界重建。带领他们的是五个能干的中国外交家，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们将可能面对的一些事情。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11 23:32

正文100
        大学的发展，知识精英们学通中西的努力

        从最初的夷技，到洋学，到西学，再到新学，这些中文名称的演变，让我们看到了中国知识份子对西方思想文化的态度转变，从鄙夷唾弃，到接受军事工业接受，到完全拜服在西方思想文化面前。
        1911年，旧中国体系完全粉溃粉碎，旧中国儒家学说为核心的道德价值体系开始迅速走向消亡。
        中间虽然有过袁世凯，蒋介石两位政治强人，试图以国家行走手段，保持儒家文化，但是他们并不是学者，儒家文化在知识阶层中的负面印象，是无法改变的。
        自学成才的梁漱溟，开始奋起捍卫儒家文化的地位，但是他这样的学者，是非常弱势的，靠梁漱溟的学术性表述，靠辜鸿铭的狂态诡辩，是根本无法扭转中国知识阶层全面奔向西方思想文化的潮流。
        中国知识份子开始进入全盘西化的时代。
        我们可以以1912年为划分点，把此后的儒家学说，称作新儒学，因为从此的儒家思想，已经融入了西方的哲学论证，形式逻辑等西方文化思想。
        从此之后，已经不再有什么西方知识，西方文化，西方思想的说法，因为现代大学学校里教授的，大家所学习的，大家所依据的，都是源自的西方的各种思想文化知识。
        新儒学，被作为一门哲学思想，纳入这个现代文化思想体系之中。
        中国知识分子中广泛全面地学习西方文化思想的先驱者和大力鼓吹者，是严复和梁启超。
        但是作为先驱者，他们靠自学成才而理解而宣传的西方思想文化，存在着许多错误，甚至完全相反的理解。
        可以不认同，但是要先能够看的懂。自己看不懂就开始了四散传播，你懂的。。。
        局限于他们的历史背景，他们并没有接受过西方教育体系的正规培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真诚的无知，是可谅解的。他们对中国思想文化现代化进程的所起到的推动贡献，是可尊敬的。
        中国知识界精英们要开始更准确地理解西方文化，是要等到现代的教育体系培养的一批新知识分子成熟之后。
        而大学的数量和质量，则是现代化教育发展成熟程度的一个标志。
        之前许多人以为，1898年，清国百日维新时期改革而建立的北京大学（北大）是中国现代化高等教育的先驱。
        这个错误的理解，被汉学者Wen-hsin Yeh在他1990年的学术论文中得到了澄清。
        上海是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发源地，并且是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中心，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在工程，技术，和商业领域，上海都是中国绝对的文化教育中心。
        1879年，美国圣公会在上海创办的圣约翰大学，是中国的第一所教会大学，在国共内战爆发之前，一直是中国最具有地位的大学。
        但是这个学校的发展，却是走上了和当初办学宗旨走上相反的道路。圣约翰的这个尴尬情况，和英国的伊顿公学，有着惊人的相似。
        和伊顿公学一样，上海圣约翰大学最初的创办宗旨，是为了服务穷苦人家的娃，为他们提供改变人生道路的现代文化知识，是完全免费的。当初招收一些自己支付学费的富裕家庭子弟，是为了贴补学校的运作，随着富裕子弟的增加，这个学校就朝着服务权贵富商子弟的方向发展了，最终变成了一所精英阶层子弟的大学。
        1896年，清国官府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并公费派遣毕业生出洋留学，日后演变成为交通大学。交通大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是中国工程领域的绝对领先者。
        新儒学和新学之间的鸿沟是巨大的，而进入大学之后，这个鸿沟更为加大了。
        从最初开始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的大学入学考试和毕业考试都是用英文进行的。一方面是因为教材的缺乏，翻译所需要的许多对应的中文词汇还没有出现，大学里是使用的进口的英文大学教材。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教师的缺乏，最初的大学聘请的都是洋教士和专业的外国教授学者。
        当1912年，旧的中国国体和社会制度完全崩溃的时候，新儒家的世界观从一开始，也就走上了崩溃的趋势。这是一个令人炫晕的世界，各种说法想潮水般涌来，许多说法还居然是明显彼此矛盾的，新儒家的世界观，已经完全应对这个混乱而全盘西化的世界。
        中华民国的军阀时代，正是原本新儒家世界观的一代人，进行理顺思路的努力的时代。
        1990年，汉学者Jon Saari发表了论文，他追踪研究出生于1890年代的中国学者们的生命成长经历，他的论文告诉我们，这个毁三观，建三观的工作，其实比我们后来者想象的要困难的多。
        这一代的学者们，当他们最初接受教育的时候，都是接受的正统的儒家教育，在成长过程中，逐步接受到英美教育内容，并且开始学习用英文学习和交流，包括口头语言的交流。
        后儒生时代的新生知识精英们，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他们面临着两个解放的挑战。
        第一个解放，是要获得批判性思考的能力和习惯。要从旧传统的家长暴政教育模式的顺服中解放出来。
        第二个解放，则是要寻得一个重建后的道德价值体系，到达彼岸。他们失去了旧有的体系，而所面临的则是新世界的一片汪洋大海，各种文化思想体系，各种的困惑，如何能够理顺自己的思路，建立起一个新的体系，是他们的挑战。
        启蒙时代所接受的教育，所形成的观念，在世界观刚刚逐步成型的少年时代，就被新学的炸弹完全粉碎，这种困惑，这种心里的创伤，是可怕的。
        原来中国不是天下的中心，只是这个世界的一个国家，而且还是弱小的被歧视的国家。
        原来孔孟的教导并不是天理，只是这个世界众多哲学思想流派中的一个，而且还是被批判的一个。
        这些年青人的思想，在被重击之后，是进入了一个“蹒跚期经验”，充满了困惑，不安，和不确定。
        如何能够建构起一个完整的新体系，这才是这批学者们的挑战。第二个解放的难道，要远远胜过第一个解放。
        跳离已经被否定的儒家这个河岸是容易的，如何才能在波涛中，达到彼岸？
        这个过程，是需要理性的勇气的，否则是很难幸存下来。
        自我价值体系的重建，是一个艰难而痛苦的过程，归附基督教？科学主义？还是全身心投入一项事业？还是全身心投入爱国的革命？
        他们都在寻找着新的归属。
        这就是中华民国第一知识分子们遭遇创伤性思想分裂的处境。他们的眼观，已经离开了日本，他们看向更遥远的欧洲和美国，在哪里，他们能找到个人的救赎么？他们能找到拯救中国的钥匙么？
        从1908年开始，利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款，中华民国政府开始大规模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美国国会是专门规定了退款的用途。
        北京的清华学院，作为留美预备学校，到1929年的时候，已经向美国输出了1268位留学生。
        1924年，剩下的一半庚子赔款也被退回给中国，按照美国国会的规定，中国推广教育和文化基金会在北京成立。基金董事会由十个中国人和五个美国人组成，开始资助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发展。大学和研究院都可以向其申请经费，用于学术研究，或者硬件条件提升
        早在1914年的时候，一批年青的中国科学家们就在美国成立中国科学协会。
        中国科学协会在中华民国创办杂志，大力推广现代科学知识。
        当时的许多现代学者都开始希望，科学，和科学的眼观，可以解决中国的各种问题。科学主义在一次大战之前，已经在欧洲兴起。当时访华的英国逻辑学者罗素爵士，就对科学主义，抱着乐观和期待。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12 13:33

正文101
        这一代留学海外的学者们，他们所受到的文化冲击和震撼，越越胜过梁启超那一代人。因为和欧洲美国比较而言，日本的文化差异是微不足道的。
        中华民国的这一代学者，是中国现代化历史过程中，第一代真正的融通双文化的先驱者。
        他们去纽约，去巴黎，去伦敦，去柏林，去寻找真正的西方文化思想。
        与此同时在中国，到1920年代，数以百计的教会学校之外，已经出现了十多所教会大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是在美国成立的法人机构，在美国融资，在中国办学。
        这一批的美国教会办的大学，像燕京大学这样，享受着治外法权的保护，有着大批的美国教授，他们培养出来的年青人，成为中国各通商口岸中新兴中产阶层的主力。
        1904年，中国天津出现了一所完全由中国人兴办，完全依靠中国人的财力支持的私立中学，叫作南开中学。
        张伯苓校长，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在严修先生和其他天津士绅的支持下，严家私塾被改作现代化的南开中学，之后又专门开设南开女中。
        1917年，张伯苓先生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深造现代教育学。
        1918年，张伯苓校长开办南开大学，之后开办南开女子中学和南开小学，形成从小学到大学的南开系。
        严修先生和张伯苓校长所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主要的资金来源，是来自于中国民间。
        1903年，天主教震旦大学在上海成立。
        1905年，复旦大学在上海成立。
        1921年，厦门大学在上海大学。
        这几所大学，都是由中国的慈善家出资创办和营运。
        但是所有中国民间私立的大学，都无法和国立的北大的光芒相比。
        中华民国国立的北京大学，成为当时最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大学。
        初期的北大，主要是培养行政官僚人才为主。一直到两位校长的出现，改变了北大的办学方向。
        1912年，严复出任北大校长。
        1917年，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长。
        蔡元培本是前清翰林，后投身于革命事业，曾经加入过同盟会，曾经和孙中山是革命同志。
        之后在清国驻德国公使的帮助下，进德国大学旁听哲学，民族学等课程，后又转入巴黎学习。
        在德国和法国的五年学习，使得蔡元培对西方思想有了进一步的理解，同时法国大革命的精神深深打动了他。
        正如辜鸿铭说的，蔡元培的一生，一直在革命，不断地革命。
        1917年，蔡元培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方针，开始大手笔改革北大学科设置，和行政制度，同时大举引入进步思想的人物。
        蔡元培校长在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值得称道的是，他体现了出了一个现代高等大学校长应有的尊严。
        大学的独立和学术的自由，是现代世俗大学的基本起点。
        蔡元培校长接受中华民国政府任命之前，就明确了当校长的原则，只拿政府的钱，不听政府的话。
        蔡元培聘请陈独秀为北大文学院院长，他赏识陈独秀的学识。但是陈独秀属于自学成才的学者，为避免被人质疑，蔡元培为陈独秀伪造了日本的学历。
        1879年，陈独秀出生于安徽安庆。他曾经考中过前清的秀才。
        在日本留学的时候，他接受了革命思想和社会主义思想。
        19703年，他因为和邹容等革命战友一起，强行剪去清国学监的辫子，被日本驱逐回清国。
        回到中国之后，他曾经作过几年小学老师，也曾经办过报纸，他积极参与了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租界里创办了一个杂志，叫作“新青年”，这是一个当时在中学生中非常有影响力的杂志。
        新青年喊出“打倒孔家店”的宣战口号，倡导科学和民主，“赛先生”和“德先生”。
        蔡元培聘任陈独秀为北大文学院院长，在这里，陈独秀将以科学和民主的民意，对万恶的孔夫子主义提出一步的批判和控诉。
        基督教改良努力的局限
        军阀时代的中华民国，是一个二元的世界，有着两个类型的政府。一个是军阀统治的中国广阔乡村，一个则是遍布中国各地的通商口岸。大小军阀们的主要才干，是致力于打仗，或者嚷嚷吓唬说要打仗。而通商口岸内的世界，则是另外一个局面，这里面是中国现代化进程迅速发展的世界，现代化的银行，工厂，大学，和现代的各社会阶层都在这里面兴起发展。
        通商口岸内是并存着中国人社会和外国人社会的，通商口岸内的中国政府机构，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社会秩序的稳定，在军阀乱世当中，这些政府机构也对军阀们的骚扰是一股对抗的力量。
        中国的许多爱国者们面临着这样一个尴尬的挑战，在原则上，对这些爱国者而言，不平等条约体系是屈辱性质的，但是在现实世界里，却恰恰是这个体系，保障了中国存在一个自由发展的空间，也包括这些爱国者个人的自由发展。
        1901义和拳爱国暴乱之后，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股思想势力进入合流时期，有着开明改良思想的中国人开始建立现代的学校体制，全面学习西方，他们把这些西方的学问和知识，叫作“新学”。而这个时候，英国和美国的基督教会，则兴起了社会福音运动，社会福音运动注重于改造现代社会的城市生活问题。天国不仅是在未来，也就在眼前，他们注重于改变现代社会出现的种种社会问题。
        在中国的儒家的读书人，和基督教的基要主义者，从最初的互相敌视，发展到了相互间友好合作，他们的友谊基于一个共同的目标，一个更好的中国。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中国的基督教青年会，和美国的有着非常的不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里的许多志愿者，根本就不是基督徒，而他们的管理阶层和在中国内的许多赞助者，也不是基督徒。
        这些中国的商人，银行家，和热心的年青人，他们所奉献金钱和个人努力所支持的，并不是基督教的传教事业。
        普利策奖得主John Hersy的“呼召”The Call，让我们了解到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许多真实情况，许多中国人支持基督教青年会，只是为了改良中国社会，和提高公众教育水平。
        从1905年到1925年，是中国人和外国人基督徒们，在华的黄金二十年，他们的传教事业，他们的社会改良事业，有着自由的空间。原本敌视对抗他们的儒家读书人们已经改变了，而后来通过北伐兴起的国民党还没有掌握中国。
        军阀时代的基督教社会改良运动事业，取得了许多成就，在许多地方兴建起了道路，“中国国家饥荒救济委员会”建立起来并且到达了乡村展开工作，洛克菲勒基金会所资助的北京协和医学院开始为中国培养现代化的医生和医学研究人员，洛克菲勒基金所资助的南开社会学院，开始为中国培养社会学的人才，中国人开始了以现代的学术手段，观察研究中国社会。
        1923年，晏阳初，梁启超，胡适和陶行知，联合成立全国平民教育运动联合国，面向中国乡村的平民教育运动正式开始。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12 15:18

正文102（更正數字，謝謝鄉親們指出錯）
        这个运动吸引了五百万的文盲乡亲们参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就是众多致力于改变中国的年青志愿者中的一员。
        1926年，为了推广定县经验，改变中国乡村面貌，晏阳初和梁漱溟联合发起了乡村建设运动。
        两个人都真诚地相信，为了一个更好的新中国，必需首先要有个一个更好的中国乡村。
        可惜的是，这个运动开展的时候，中国的军阀政治时代，已经进入了尾声。
        当我们观察这些美国基督教会势力，和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改造中国的重重努力的时候，我们要注意到三点，
        首先不论是从资金的数量还是人力资源投入来说，中国本国国民的投入，是多过美国教会势力的。
        绝大多数美国基金会直接资助的项目，只是初期的试航性行动，根本见不到大规模改造中国的项目。
        那些对中国有特殊感情的美国洋基们，冷战时期的“中国的失落”the loss of China情节，是来自他们对中国的无知，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中国，他们在中国的投入，和日本，苏联这样的国家性投入相比，是微不足道的。
        在军阀时期，这些改造中国的项目，之所以大多是如此的肤浅，其中的一个原因是，认同支持基督教改造工作的中国人，受过教育的知识阶层，还是权贵精英阶层，都只是中国人口中的非常小的一部分。亿万的中国人口，是和这些基督教改造运动隔绝的。
        假设我们接受汉学者E Rawski在1979年所作的估计数据，清国灭亡前，中国男子识字率为30%到45%左右，女子识字率为2到10%左右。1907年，小学在校人数为1百万，1922年达到了6.6百万；在同一时期，中学在校人数，从31千，上升到183千。
        对于一个有着四亿人口的国家，这些受教育的人头数，实在是太少了。
        基督教会想要把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公民社会的努力，是需要一个缓步增长的过程。
        就像我们在生物课上，观察孢子的增长扩散一样，这是一个过程。
        如果有足够的时间，随着各种努力的深入，大众教育普及，乡村生态改善，城市市民社会成熟，科学知识的发展和普及，现代企业的建立。。。中国也许会想着基督徒和新儒家们所希望的那方向发展。
        但是，他们拥有足够的时间么？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12 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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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孙中山在思考拯救中国的路线

        从1905年到1912年之间，领导同盟会进行革命的孙中山，并没有一个具体，并且逻辑一致的政治意识形态。如果我们回去看辛亥革命之前的革命党人的所有书面材料，他们更像一堆政治口号。
        孙中山有力的咆哮着，反满仇满的口号，热情讴歌着民主共和的伟大，再有就是民生主义很美好，民权主义是人类进步的必需。
        具体到这些民主，共和，民生主义，民权主义的内容，他并没有作详细的说明，都是广泛的名词。
        革命党反复强调的是，必需要革命，要首先排满革命，然后军政府统治治理，军政府教化民众，这样，才可以走向民主和富强。可是并没有给出军政府，训政的具体办法和内容。
        中华民国成立之后，孙中山宣布退出政治，他要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他要为中国的铁路发展事业作贡献。
        1912年，宋教仁组建的国民党，也同样是一个开放性的政党，为了赢得大选，提出了联邦制度，限制总统权限等口号，但是宋教仁同样也没有作出具体的路线说明。而且此时的国民党，已经完全抛弃了更早的时候，孙中山提出来的从军法之治开始，预备民主的路线。
        二次革命失败之后，孙中山逃亡到了日本，从1913年12月开始，我们看到，孙中山真正开始思考他认为的，中国应该走的具体路线图，也包括具体的政治制度，政治组织方式。
        尽管他又失败了，孙中山对自己的使命，并没有产生怀疑。他一如既往地坚信，他是中国的拯救者。
        他对他个人的历史使命是如此的坚信不疑，他对他的追随者们作出了更为严厉的要求和规定。
        孙中山首先考虑的是，应该组建一个什么样的政党，取个什么名字。
        二次革命的失败，使得他对国民党失望至极，这些人，那里有什么革命精神，那里有什么革命纪律嘛。
        孙中山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起名叫作中华革命党。
        1914年7月，孙中山在东京创办中华革命党，9月，他颁布了中华革命党宣言。
        孙中山对他的追随者们表示，他个人非常的失望，二十年的革命精神和革命组织已经奄奄一息。他必需建立一个新党，重新恢复革命精神。
        中华革命党和之前的同盟会一样，是孙中山所喜欢并且熟悉的传统秘密地下会党组织模式，以青天白日旗为党旗。
        孙中山自任“总理”，所以入会的革命党党员必需向他个人宣誓效忠，誓死追随。并且宣誓誓词上，要印上自己本人指纹。
        这个时候，孙中山反而开始认同辛亥革命前立宪派人物的观点了，中国还没有预备好实行民主。
        他开始把之前的三段论进行了修改和说明，孙中山提出来，中华革命党夺权权力之后，将对中国人实施军事统治，然后在革命党的训导之下，中国人再学习一段时期的民主，当中国民众在革命党的训导之下，心智成熟了，有了责任感了，具备了共和国宪政政体下的自律能力之后，才可以开始宪政时期，取消革命党的训导职责。
        这一段训导期需要多长时间？一年？十年？五十年？孙中山没有说。
        孙中山所创立的中华革命党，具有非常明显的会党辈分排序色彩，党员们分成三个阶层。
        最上层的是中华革命党创立时期入会的党员，将来夺取政权之后，这一批人将担任执行长官和立法职务。
        在中华革命党发动革命，军事统治国民时期加入革命党的，可以有投票权，并且担任职务。
        再以后加入的革命党员，则只能拥有投票权。
        非党员的中华民国国民，不具有全部的公民权，只有当中华民国进入宪政时期之后，才可以恢复权体国民的公民权。
        革命党政府分作五个部门，各部门首领由孙中山指定任命。
        对于辛亥革命孙中山最为热衷的种族主义口号，此时的孙中山选择了淡化。满人现在已经失去了权位，不再是孙中山的革命目标。
        孙中山最急迫的革命目标，是为他的革命筹钱。
        孙中山重复多次地接触日本政府，希望日本能够支持他的革命事业，推翻袁世凯。他所开出的条件是非常慷慨的，以大幅度的经济权益和政治权力作交换。孙中山所开出的条件，甚至超出了段祺瑞密约里的内容。
        孙中山被日本拒绝之外，他还把希望寄托在加利福尼亚的一个金融家身上，孙中山许诺说，如果革命党革命成功，双方可以合作发展中国的铁路事业，工业建设和零售网点，孙中山承诺，美国投资人可以获得中国所有铁路一半的产权，而也将从哪些工厂和零售事业中获得巨大的利润。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12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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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最终他只是从德国政府得到了两百万元，用于推翻反德的段祺瑞政府。
        和辛亥革命之前一样，孙中山急迫地需要钱财来实现他的革命事业。但是可惜，此时他的筹款能力越来越下降了。
        孙中山缺乏一个明确的革命战略，中华革命党的组织和运作更像一个传统会党，而不像一个有着明确意识形态的现代政党。
        孙中山甚至试图通过帮助土匪的方式，造成中国的混乱，为革命事业创造条件。
        孙中山联系了白郎，并且要求效忠于他本人的革命党人，加入白郎的匪军。
        除了反袁这个口号之外，白郎是没有意识形态的土匪武装，就像当年的捻军一样。白郎的土匪武装最后被中华民国军队所剿灭，已经过去了三年多，这期间，白郎的匪徒祸害了河南，安徽，山西，四川等省。
        孙中山的个人领导力，也遭到许多原来的支持的挑战。黄兴，李烈钧，陈炯明这些老革命党人都对孙中山加强个人权威的行为表示抗议，他们觉得孙中山要求按指纹，向个人宣誓效忠的这些做法，已经背叛了革命，他们也指责他的革命计划实在是太过粗糙。
        他们逃亡在日本，米国和东南亚各地，依据保留和使用国民党对外联络，而拒绝加入中华革命党。
        在这个事情，孙中山虽然失去了现代老的革命同志的支持，但是他依旧有着自己的一批追随者，其中的几个人，将在未来的中国政治中成为重要角色。
        胡汉民此时依旧追随着孙中山，他主要的任务是在菲律宾想办法替孙中山筹款，还曾经返回上海筹划过讨袁。
        查理宋，作为孙中山最早的支持者，此时也搬去了日本和孙中山在一起，他并且让他的女儿们作为孙中山的私人秘书，帮助孙中山追求他的革命事业。
        一个女儿，宋霭龄，嫁给了孙中山的一个朋友，孔祥熙。孔祥熙是一个实业家，也是一个慈善家，他是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的一个董事。
        查理宋的第二个女儿，宋美龄，在1914年10月，和有妻子和孩子的宋中山，在日本举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这个不体面的事件，激怒了查理宋，倍感羞辱的查理宋从此和孙中山决裂。
        而美国出生的廖仲恺，接替了查理宋的工作，开始负责中华革命党的财务。
        1916年，袁世凯去世之后，孙中山回到了上海。在接下来的四年里，他往访于上海和广东两地，但是这个时候，他在中国政坛上已经成为一个不重要的角色。
        当段祺瑞根据议员资格问题，宣布废除国会的时候，孙中山觉得自己又有了机会。
        在这个事情的前后，我们又可以看到孙中山娴熟的，习惯性的投机技巧。
        当黎元洪最初恢复召开1913年的旧国会的时候，孙中山是没有能力发动暴力革命的，他没有看到机会。
        这个时候，他命令四十多个中华革命党员，以国民党议员的身份，去北京参加国会。
        乡亲们要记住哦，这四十多个人，被当选的时候是国民党议员，选民认同的是联邦制度的政治主张。
        但是在这之后，他却从来没有对国会上的讨论和投票等事件，作过任何的组织协调。
        这是一个诡异的事情哦，他安排了四十多个假国民员进议会，却没有安排通过议会斗争，争取任何政治权益。
        而对于此时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孙中山也没有作过努力，去影响他们手中的选票。
        孙中山是在追求民主宪政么？他看重议会么？
        段祺瑞复出组阁之后，关于他暗中得到日本大笔钱财，将要武力统一中国的谣言，已经传遍了中国南北。各地拥兵自重的军阀们，都感受了危机。
        段祺瑞宣布关闭旧议会之后，孙中山所说的议员任期时效应该抛除休会期间的理由，听起来更像是他为他反动叛乱所找的一个借口。因为他并没有试图过通过司法途径，或者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解决这个争议，而是已经宣布“护法”。
        孙中山是有着许多忠诚的追随者，他们真诚地相信，孙中山的路线，是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的路线，孙中山这个人，肩负着中国的希望。
        对于他们而言，原则就是一个，誓死追随孙中山。
        孙中山在广州出任大元帅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悲剧事件。
        前国会议长，立宪党人汤化龙，是孙中山的政敌。
        1918年9月，他出游加拿大，受到当地华人社区的招待。
        一个叫王昌的年青人，开枪杀害了四十三岁的汤化龙。事后，王昌畏罪开枪自杀。
        王昌给自己的弟弟留下了遗书，我不能看到中国亡国，我要施行铁血主义。。。。看到这封信，不要为我悲伤，你虽然失去了一个哥哥，你将来会得到十个不止的哥哥。你要记住攒钱寄回祖国，照顾安慰我们的双亲。
        孙中山在广州为王昌这个革命烈士安排了盛大的“党葬”典礼。王昌自杀的时候，还不满33岁，还是一个未婚人士。
        1918年底，南方军阀和中央政府取得和解，中央不以武力手段统一中国，军阀们驱逐了孙中山。
        回到上海的孙中山开始了一段半退休状态的生活，他舒适地居住在雅致的法国租界里。
        在这一段日子里，他开始勤奋地研究学习和思考，并且开始写出自己关于民主制度的理解和民主制度的问题。
        我们不知道他是阅读了那些关于民主制度的书籍。
        但是我们可以很明确地说，他关于欧美民主制度的“权力”，“政府权柄”的理解，是完全错误的。
        他对他已经宣传了这么久的西方民主制度的理解，在思考研究之后，理解依旧是错误的。
        孙中山经过自己的分析和思考，提出来他认为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政治和文化心理的障碍。
        这个时候，他结束了中华革命党，并且正式宣布复兴国民党，但是事实上，宋教仁所组建的国民党一直就没有死去，一直有着自己活跃的党员。
        孙中山在1920年，为国民党制定了一份新的党章。
        孙中山和那些因为中华革命党的诡异组织方式而对他产生不满的国民党员们取得了和解。
        孙中山同时又对他们说，关于之前所说的训政时代，其实是有问题的，是应该和军政时代合并，作为预备宪法的时期。
        但是在同一时期的私下场合，他又对他的一些追随者说，军政，训政和宪政的原则，是不容置疑的。
        在军阀时期，上海是一个风云变幻的城市。外国租界之外的华界和周边的乡村，是浙江和江苏军阀争夺的地盘。
        当时的华界里已经有大约两百万左右的居民，除了正当的工商业之外，鸦片行业，娼妓行业是花界里发展迅速的行业，另外一个行业就是传统会党，也就是现代法律标准下的有组织犯罪集团。
        法国人已经非常熟悉和适应中国的政治生态，也包括地下政治生态。他们任命了一个会党领袖，作警察局里总探长。这个总探长的工作就是制作无赖地痞破坏租界里的社会秩序与安全，作为回报，有一定行为规矩的“青帮”则被允许在租界内从事合法活动。
        孙中山和当时上海青帮之间的关系，是一股涌动的暗流，由于历史记录的缺乏，我们看的不是非常清楚。
        当时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他们之间是有关联的。
        比如孙中山忠诚的追随者，蒋介石，曾经是青帮的成员，他并且行走在犯罪世界里。今天的英国还保留着蒋介石的刑事记录档案。并且，蒋介石和杜月笙的关系非常密切。而杜月笙则是靠鸦片走私行业而崛起，成为上海租界里犯罪辛迪加的最有权威的领袖。
        而当孙中山试图通过在上海股票和商品交易所进行投资，为他的革命事业和个人生活获取更多财富的时候，蒋介石是这件事情的中间人和具体操作者。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12 20: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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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在这个过程中，蒋介石和上海的许多金融家建立起了联系。
        蒋介石已经和上海的金融家，和地下社会的强人建立起了广泛的联系。
        孙中山在上海的地位是不高的，他在中国的政界已经没有一个清晰的前途。
        虽然在中国的许多政治事件上，他会积极地发出自己的声音，不论是张勋复辟，还是段祺瑞内阁对德国宣战。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事件上，他也言辞激烈地发表了言论。
        他还试图通过创办“建设”杂志，来扩大他的影响力。
        在建设杂志1919年8月的创刊号上，孙中山简述了他早年激情燃烧的革命火焰。接下来，孙中山说，1911年，中国见证了世界上最为文明的革命，但是革命的成果却已经消失了。
        因为目无法纪的军阀们，腐败堕落的官员们，还有一大群对国家建设毫无了解的民众，他们一切葬送了革命的成果。
        孙中山充满激情地写到，全国各界的民众应该团结起来，有着一个共同的心愿，把中国建设成为这个世界最为富有，最为幸福的国家，一个民有，民治和民享的国家。
        从青年孙中山，以一个美国留学生的身份向李鸿章介绍自己，试图报效清国朝廷，追求国家富强，开始算起，已经二十五年过去了。
        尽管孙中山言语里依旧充满了勇气和激情，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他自己也看的很清楚，此时的中国，比二十五年前弱小了。
        追求一个统一的，富强和民主的中国的道路，看上去，越来越漫长了。
        但是孙中山令人惊叹的一个特质，就是他有着惊人的执着和乐观精神，他从不放弃。这就是他强人性格的体现，他总能够有足够的追随者，为他的梦想去献身。
        工商业的黄金时代
        20世纪的头三十年里，经过遭遇了世界大战的影响和国内政局动荡，中国的进出口额增长了百分之三百五十。更为重要的是，进出国贸易的性质发生了变化。
        从1917年开始，鸦片从进出口贸易中完全消失啦，当然我们不要很傻很天真地以为，鸦片消失了，鸦片产业一直是中华民国时期的一个大产业。
        中国进口物资的最大宗物资是棉花等纺织品原料，然后主要有面粉，工业设备，煤油，电话电报设备，科学仪器设备，钢铁材料和纺织染料，这些进口物资，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迹象，纺织业此时已经成为中华民国的一个大产业。
        出口物资的转变，也让我们看到了中国从传统经济向现代经济的转型过程。
        原本出口的大宗物资，茶叶，此时还是以传统方式进行，因为缺乏标准化流程和产品质量标准概念，此时已经丧失了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出口额一直在下降，到1928年的时候，还占总出口额的3.7%。当年可是超过50%的出口产品啊。
        另一个因为产品质量缺乏竞争力而丧失出口市场的是瓷器。中国曾经是世界上最好的瓷器产地，但是在现代化的过程，瓷器产业和茶叶一样，已经明显失去了竞争力，到军阀时期，已经完全退出了出口大宗物资名单。
        丝绸和丝绸制品的出口比重也在下降，到1928年，还维持着18.4%的份额。
        这个时期中国的出口产品，除了丝绸，主要是大豆，菜油，猪鬃啦这些廉价的生产原料，但是一个令人兴奋的产品，出现了，纺织品。而且逐年攀升，到1928年的时候，纺织品已经占到3.8%的比重。
        在军阀时代，中国的纺织工业得到迅速发展，而且已经超越了日本的纺织工业能力。从产品质量和市场售价作标准来说，国货是中档货，东洋货是廉价货，这是当时的市场地位。
        1916年，中华民国的煤炭，铁矿，生铁和钢铁产量分别为9,483千吨，629千吨，199千吨，和45千吨。
        到了1927年，这组数据分别是，17,694千吨，1,181千吨，258千吨，和30千吨。
        从中华民国创立的1912年，到1927年，中国的工业化增长速度，平均年化增长率保持在13.8%。
        我们至少可以找到几个促生这个黄金时代的条件，
        1. 中国现代企业家已经开始成熟。
        2. 自由的市场发展空间。
        3. 外国贷款所兴建的铁路网络此时已经扩大了覆盖范围。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出口进入萧条。但是当时世界市场的投机行为，造成白银价格暴涨，白银对黄金比值大增，中国货币购买力也因此激增，中国实业家们从欧洲和美国订购了大批生产设备和工业原料。
        在这个时期迅速增长主要是是生铁厂，纺织厂，纺纱厂，香烟，发电，水泥，以及搪瓷这一类日用品产业。
        中国企业家投资的棉纺行业迅速增长，仅仅在上海一地的华界里，在军阀时期，就有超过10万的纺织工人，其中百分之六十，受雇于本土企业家，其余的则主要是在英商和日商工厂里上班。
        武汉，长沙，广州和天津也形成了各地的纺织工业中心。
        北京则成为地毯制造工业的中心，有六千多工人受雇于206家企业。
        除了纺织业之外，另一个爆炸性增长的行业是搪瓷制品行业。仅仅在1924一年里，天津和上海两地就开办了14家搪瓷工厂。这些中国资本的搪瓷厂，垄断了中国市场，并且在东亚市场扩张。
        中国企业家们另一个活跃的投资方向则是现代化的内河运输业，除了长江运输以为，他们已经向中国西部和华南寻找市场。
        如果以投资来作衡量，发电厂是这个期间中国资本的最大的新增投资去向。到1927年，中国资本兴办了273家电厂，总资本额为6000万元左右，仅次于纺织行业。
        伴随着发电企业的增长，中国实业家也开始进军当时的高科技行业。
        通过对美国通用电气等公司产品的模仿和改造，1925年，上海实业家开办了华生电风扇厂和亚普尔电器厂，开始进入家用电器领域。
        一个崛起的新兴行业是香烟行业，原本的“洋烟”。来自广州的简氏家族所创办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其中的佼佼者。通过引入美国和日本的生产设备和生产方式，他们从1919年的年产920亿根香烟，到1920年一年，产量就翻倍了。
        他们是中国消费品行业中学习西方市场营销技术的先行者，大广告牌，免费试抽，带收集趣味的香烟卡，吸引人的广告口号，当时所有西方的广告营销手段，他们都熟悉并且运用成功。他们而且还学会了特殊的营销手段，赞助许多爱国，宗教活动，甚至会利用当时的种族主义情绪，爱国主义思想，大打爱国牌，对英商和美商进行打压。
        1919年，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上市，在四年的时间里，他们募集了15百万元的股本；简氏家族保留60%的股权。
        这里有一个有喜感的事实，打爱国牌的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并不是什么对外宣传的完全中国人，完全中国资本的企业。而且他们的产业链的上游，就是美国烟叶公司。
        随着工厂的增多和发展，机械修配行业，在这个期间出现了。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外国生产的配件无法得到，中国本土的工业品配件行业和维修服务行业开始增长。
        另一个迅速发展的行业是中国本土的现代银行业。在1914年的时候，中国有十七家大银行，总资本为124百万元。到1918年，中国本土大银行的数量达到37家，总资本为179百万元。这其中有一些银行是不规范经营的，甚至有的根本就是流氓银行，他们和地方军阀勾结，大量发行纸币，而却根本没有足够的硬通货作支撑。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13 1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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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0年，中国本土的银行家们成立了一个银行公会，开始制定行业规则。
        1921年，它颁布了流通货币改革规定。行业规范的确立，给了行业一个好的市场环境，各种小的储蓄银行，邮政银行，和信用合作社，开始出现，为中国迅速扩张的现代化经济提供服务。
        山西孔家的故事，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一个中国银行现代化的过程。
        他们家最早是开当铺的，清国的时候，山西就出了不少旧中国的票号啦，钱庄那些的，那时候，孔家倒还不是大老板。
        随着时代的发展，孔家开始扩大经营范围。到清末的时候，开始在华北不少地方开始网点，从事汇款买卖，那时候商业流通已经开始繁忙起来啦。
        他们家真开始上一个台阶，是搭上了一个英国的石油公司，一方面替他们作石油批发买卖，一方面替这家石油公司提供银行服务，两头赚钱，嘿嘿。
        孔家服务好，信誉好。慢慢地，就又开始有了别的大客户。
        1914年，孔家的长子，孔祥熙，在耶鲁读完经济学硕士学位之后，娶了宋霭龄。
        这件事，给一个金融帝国奠定了基层。
        宋霭龄的三个兄弟，两个从哈佛，一个从范德比尔德毕业之后，都回到了中国。
        他们或者直接成为国民党的财政部长，或者运营国民党关联银行。
        政治和金钱的勾结，是中华民国时代存在的一个的丑恶现象。尤其是到国民党军队夺取中国政权之后，银行家们就更是只能在国民党政府的恩赐的空间里挣扎。
        同样是美国教育背景，却和孔祥熙走上相反一条的道路的，是中国第一代现代职业化银行家，陈光甫。
        1881年，陈光甫出生于江苏镇江，幼年家境并不好，也没有接受过高深的教育。他在洋行作学徒的时候，因为诚实和勤奋，引起了洋人大班的注意。洋大班决定资助这个娃去美国读书，这娃是个有前途的好孩子，他所缺乏的只是现代的教育。
        1909年，陈光甫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沃顿商学院毕业，回到了上海。
        在陈光甫早年的职业生涯中，他的忠诚和诚实为他积累了信用资本，而最让他在业界获得尊重的是这样一件事情。
        在当地军阀的威逼之下，他依旧拒绝透露银行的大客户名单，遵守了一个银行从业人士的职业操守。
        1915年，几个老板出资，陈光甫创办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并任总经理，创办之初，银行只有八万元的资本，因此有人取笑其作“小上海银行”。
        小上海银行志存高远，以“服务社会，支持实业，促进国际贸易”为其发展方向。上海银行的职员，并且接受现代标准的职员培训，成为当时员工素质最为标准化，最为优秀的的一家银行。
        在军阀割据的商业黄金时代里，小上海银行迅速崛起成为一家大银行，依靠对外汇市场的洞察，现代金融手段的运用，以及陈光甫个人的关系网络，上海银行击败了渣打银行和澳华银行的恶意商业挑战，成为当时中国外汇业务买卖最大的私人银行。渣打银行通过居中人调解，和上海银行结算了商业敌对行为，进而成为合作伙伴。
        陈光甫也在军阀割据期间崛起成为上海乃至中国最有影响力的银行业领袖人物。
        虽然中国的政局动荡，前景不明朗。但是外国资本并没有停止向的中国企业发放贷款。
        和以往一样，最大的贷款都是用于铁路建设上。
        从1912年到1920年，又有一千英里的铁路被建好，到此时，中国的铁路总长度已经达到七千英里。在这其中，有三分之一是在满洲，由日本资本投资建设。另外一条的主要铁路是徐州往东修到了开封，在规划中，还要一直修下去，连接西安在进入甘肃，这条铁路是由欧洲银行团投资的。
        1918年，武汉到长沙的铁路完工，这样铁路就一直连到广州啦。
        1922年，铁路从北京，经过张家口修到了包头，这样，一度隔绝的内蒙古也和首都连上啦。这两条铁路的投资方，是日本和美国的银行团。
        但是在所有这些外国投资项目中，都有好大一部分被挪用了。要么是中国中央政府给挪用了，要么是被当地的军阀给挪用了。
        比如著名的西原秘密贷款，其中有一亿两千万注明是用于投资铁路建设，段祺瑞表面上答应了，背地里却拿去了作军事和政治用途。日本政府接受了这个事实，因为这本来就是用来贿赂段祺瑞，换取在华特权的。可是我们不仅要感慨，这么大一笔钱，要是没有这种腐败行为，而是真的用在铁路建设上，那么，中国又有好长好长的铁路线啦。
        中国铁路网络建设的发展，为中国商业流通顺畅提供了服务。其中55%的铁路网络是属于国家铁路系统的，共有大约七万三千多工人雇员。
        在黄金时代里，外国资本在其熟悉的行业里加大了投资，改变着中国经济的面貌。
        当时的工业强国，都把中国视为一个有着无比潜力的市场，同时又有着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一直没有放弃对中国加大投资的努力。
        比如，从1912年到1923年，随着中国经济规模的增长，外国资本持续加大投入，一直到1923年，外资比重依旧占据着77%，而纱锭的比重，依旧是45%为外国投资。
        1914年的时候，外资在煤矿行业的比重是90%，在这个中国资本大批涌入的产业，到1923年，外资依旧维持着78%。
        原本在中国市场占有近乎垄断地位的一些老牌外资企业，在这个时期表现仍然令人瞩目。
        靠鸦片贸易起家的英商怡和洋行，此时在银行，运输和纺织行业，依旧实力强大。
        德商礼和洋行，他们在重工业和军火工业的中国市场地位举足轻重，他们同时是克虏伯军工在中国的总代理。
        日商三井商社在保险和运输业，有领先地位。
        英美烟草公司，美国标准石油公司，美商胜友缝纫机公司，在各自的行业里处于绝对领先者地位。
        但是尽管如此，这些市场强者的地位开始承受着越来越多的挑战，市场日趋多元化，竞争日趋激烈。
        根据一份1918的统计报告，当年外资公司在华的公司和分支机构，已经将近七千个，进入到中国的许多经济领域，并且在地域覆盖上也在加大。
        尽管外资比重，还不到当时中国国内生产总量GDP的10%，但是他们已经和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的生活，发生了关系。尤其是在工业品领域，在这个领域中，外资产值比重在1933年，达到了33%，而产业工人中，有27%受雇于外资企业。
        孙中山和中国共产党对外国资本主义在试图霸占中国市场所作的指控，是可以找到他们所需要的依据的。
        在这个期间，除了上海之外，武汉，天津，青岛，广州和奉天，崛起成为现代的工业中心，中国的城镇化和工业化速度在加快，有学者推测，在1922年之前，每年有25万左右的农民或者手工业着，放弃了原有的职业，进入新兴的工业，铁路行业和码头行业谋生。
        到1921年，中国的产业工人人数达到了一百万左右，已经开始出现了一些西方模式的劳工组织。
        还是在那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国民党依照苏联政治路线进行了改组，开始致力于工会的组织建设和推广。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13 1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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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有一份报纸作了一个统计，当年的一个季度里，发生了41起工人罢工。这其中大约71%的罢工诉求是为了增加工资，12%是为了抗议监工，12%是为了表达自己同情性罢工，比如支持菜农要求加价啦，比如支持学生要求爱国啦，5%是为了争取组织工会的权力。
        但是由于缺乏有执行力的劳工法规，罢工行为并不能对劳工们的处境带来重大的改变。在非常长的一段时间里，许多中国劳工的处境是令人同情的，他们要忍受着低工资，不卫生的工作环境，雇主所提供的居住环境，一样有着令人担忧的卫生问题，超长的工作时间，甚至女工和童工，也一样遭受到这些伤害。而更糟糕的是，由不道德的犯罪团伙所操控的劳工合同，是当时的常态，没有受到会党压迫的劳工合同，反而是例外。
        在这个时期，虽然有国民党员或者共产党员的组织策划，工友们发动罢工的代价，还是非常高昂的。他们有的会被雇主们在事后解雇，有的会遭受威胁甚至暴力袭击。
        这其中有一个骇人听闻的惨案，发生在一次京汉铁路工人的罢工者身上。
        地盘内的京汉铁路是军阀吴佩孚的主要财源，另一个利益关联方是英国投资者，京汉铁路为他们在河南投资并且营运的矿山服务。
        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组成策划之下，原本十六个独立的工友组织，合并成一个工会组织，他们在1923年2月2日，成立为统一的总工会。
        1923年2月4日，为抗议警察对他们组织工会行动的骚扰，总工会发起全面罢工，有效地使得铁路运输限于瘫痪状态。
        罢工工人无视吴将军要求他们复工的多次命令。
        1923年2月7日，吴佩孚将军命令属下的将军们，动用武力压制罢工者服从命令。
        在这个过程中，有35个罢工工人被杀害，有许多人受伤。
        也是在这一天，总工会武汉分支机构的领袖，林详谦在自己的家里被逮捕。林详谦出生于福建，他和他的福建同乡们，移居武汉寻找工作机会，他成为京汉铁路的一名机械工人。
        当局命令他，必需下达命令给他下属的工会成员，停止罢工，恢复工作。
        林详谦拒绝服从这个命令。
        许多工人被召集到了现场，当着这些围观工人的面，拒绝服从当局命令的林详谦被砍去了脑袋，他的头被悬挂在一根电话柱子上。
        尽管各地工会组织发起了一系列的同情性罢工，铁路工人们还是在1923年2月9日，恢复了正常工作。
        林详谦是一个已经有了革命觉悟的工人领袖，对权柄的顺服这个原则，在革命者看来，是万恶的封建传统，是剥削阶级的谎言。他已经不再是顺民，他是这个新时代的革命觉悟者，他怀着对“万恶的剥削阶级”的仇恨，他愿意为他的革命事业奉献生命。
        这是一种全新方式的战争。
        中国布尔乔亚的崛起
        布尔乔亚起源于一个法语单词，原本的意思是城里人。
        中世纪后期，民主意识兴起，城里的暴发户们要和封建贵族老爷们讲民主啦，讲平等啦，要开议会啦，于是议会里，就有了三个团体，贵族，教士，和布尔乔亚。
        初期议会的参政门槛是比较高的，虽然放弃了世袭贵族的血统门槛，但是在财富状况和教育要求这些高门槛的存在，造成了议会里的布尔乔亚那都是有钱人。
        布尔乔亚这个词，在政治学，在历史学，在政治经济学中都会得到使用。
        马克思主义的解读，在中文里被翻译成资产阶级。
        在本文中，是完全不认同，不认同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买本资产阶级这些伪概念的。
        所谓民族和买本资产阶级的区别，是不存在的。所谓资产阶级的定义，更是模糊不清的。
        布尔乔亚是精英政治中的一股政治力量，他们的背景有钱的各行业大老板们，也有着社会地位的学者们。
        中华民国军阀时代，是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是中国迅速现代化的时代，也是布尔乔亚崛起并掌握地方政治话语权的时代。
        在军阀时代里，大学的自治和城市政治生活的自治，是同步发展的。
        上海布尔乔亚的起源，可以追溯到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广州士绅们组织起声势浩大的爱国群众运动，组织洋商进城，广州的对外贸易在长时期内一直是在萧条衰退。原本熟悉对外贸易的广州茶商们，开始移民上海，来这里继续他们的进出口买卖。
        同时，来到这里的洋商们也带来了他们熟悉信任的广东买办。
        买本们积累起足够的资本，有的会选择自立门户，开始自己的事业的。
        随着上海的崛起，越来越多的浙江和浙江乡亲们开始涌入上海。初期许多在洋行里服务的买本，并没有受过什么教育，靠着聪明学会些必需的洋径浜英语和洋老板交流，靠着自己的忠诚和才干得到洋老板们的信任和重用。
        这些原籍广东，浙江和江苏的买办，成为上海的新富人群。
        晚清这个时代，一个非常有代表型的大买本叫虞洽卿。
        1867年，虞洽卿出生在浙江宁波，父亲去世的早，他是一个穷人家的娃，而且是个孝顺母亲的好孩子。
        家里穷，这娃就只读过三年私塾就读不起了，他帮助妈妈养家。
        妈妈对他的教导，包括要节俭啦，要诚实啦，要帮助人啦，对他的成长帮助很大。
        他初到上海作学徒的时候，刚到上海就遇到下雨天，他就把鞋子脱下来拿在手上跑去找老板，他爱惜鞋子。
        凭着诚实和勤奋，他从学徒被提拔成为了跑街先生，就是今天说的销售代表啦，你懂的。
        他觉得在上海要有出息，会说英语很重要哦。
        工余他不去鬼混，他就去找洋教士学英语，然后跑去给外国游客作导游练习英语口语，他最后还信了洋教。
        比较有喜感的是，他信的是东正教，虽然他交往的俄罗斯人和希腊人非常少。
        学会了洋径浜英文之后，他进入了德商洋行，并且凭着工作业绩和忠诚，被从跑街提拔成为买办
        从此开始了他的崛起之路。
        成为大富豪之后，虞洽卿没有忘记母亲的教导，一直热心于社会公益事业。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为表彰和承受他对上海所作出的贡献，曾经将闹市去的一条马路以他的名字命名，这条路后来叫作西藏路。
        买办们一般都会把自己的职位传给自己的孩子，或者后辈亲戚。洋老板们也都相信他们的忠诚，信任他们的推荐。
        早期的买办已经表现出来了和旧中国传统富商的区别。他们虽然也会花钱买个功名，获得社会地位的认同，但是他们不热衷于买地，也不热衷于参与清国的官督商办那些官商合作的企业，他们更喜欢把钱投资在洋老板们的企业里，他们觉得这样的投资不会受到官员们的欺压剥削，而且有更好的回报。
        我们看不清楚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作家们，说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半殖民地主义”的剥削的依据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不论在清国时代还是在中华民国的初期，在租界内，资本的竞争是有着充分的自由的，并没有找到偏袒外国资本的法规和制度。
        汉学者Marie-Claire Berere对晚清到民国初年的现代化发展进行了研究，在1989年发表了她的论文。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13 1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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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最初的本土资本现代企业，不论是公开的“官督商办”，还是民间自办的企业，在自强运动时代，都是受到官府官员的操纵的。官府官僚机构把握着绝对的话语权，这个时期，不是资本主义时期，也不是国家资本主义时期，而是官员资本主义时期。通过对投资人的剥削，官员们利用自己的权力获得了个人的利益。
        资本主义的发展，在清国面临着极大的制约。这个事情中国的工商业现代化是靠着个人的私交关系，以及投资人和官员间的利益分配在推动的。
        1903年，清国朝廷开始采取行动，提供商人们的地位，赋予法团以法律地位，试图改善清国企业家们的处境。
        从1903年到1907年，清国朝廷推动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并且颁布了现代化的商业法律，加强投资人，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的地位。
        到清国灭亡之前，中国各地已经有了794个商会组织，723个教育联合会组织，以及各省都有的议会。这些组织开始横行的联系和合作，组成全国性的联盟，表明了中国绅商阶层力量的兴起。
        袁世凯去世之后，中国进入军阀割据政治局面，国家政权权力削弱，绅商阶层得到自由发展的空间，开始向着独立的布尔乔亚演变，成为一股政治力量。
        1914年8月，欧洲爆发第一次世界大战，国际重金属市场发生剧烈震荡波多，白银价格长期走强，银元购买力大增，中国企业家们向欧洲和美国的厂商下了很多机器设备订单。同时欧美企业在中国市场的竞争压力也大为减小。
        中国本土企业家开始进入自由的高速发展期。
        和晚晴的自强运动不同，这一轮企业现代化浪潮的主要投资方向，是民用消费品行业，带有非常明显的短期资本利润回报目的。
        与此同时，银行业也开始大步走向现代化。许多现代化的银行在这个时期崛起。不仅仅是中国银行，交通银行这两个中华民国政府背景的银行开始扩大了规模，许多省政府背景的银行也在这个时期发展起来。这些政府背景的银行之外，更出现了十几家完全民间资本的商业性大银行。
        上海的城市人口，到1927年，包括法租界，公共租界和华界，已经达到了2.6百万。海外华人资本也开始涌入了中国市场，因为这里有着更好的发展机会。
        香港来的资本开设了先施百货公司，来自槟城的资本则开设了永安百货公司。他们得到上海富裕市民的欢迎，获得很大的商业成功。
        在上海和香港，赚到大钞票的银行和公司开始兴建现代化的大建筑，展现自己公司的经济实力。
        从1925年开始，上海公共租界的工部局开始有了中国人的董事。在上海市郊的中国人的行政管理体系也开始出现，实现了多多少少的自治。直到1927年，北伐军的到来。
        在上海的公共租界内，市民们组成了华人纳税人协会，同时各行业的商人们也组织了大大小小的各种商会。
        在所有这些市民自治组织里，最有地位的是上海总商会。这些通过兴办大型纺织企业，面粉企业而崛起的企业家们，他们是一个新兴的群体，他们就是中国的布尔乔亚中的成员。
        他们和上海的地主士绅们有着关联，但是却不是同一类人。他们追求的现代资本主义的现今流，资本回报，资金周转这些经济原则，和地主士绅们有着观念上的不同。
        上海的新兴布尔乔亚，刻意和中国政府保持了距离，他们自己从当地的学者中挑选县长这些的地方行政官员，当地的行政官僚选拔，也有自己的一套制度。
        在他们迫切追求自治的进程中，这些新兴的企业家们和学者们关系非常密切，尤其是在1919年的五四运动之后。
        企业家们喜欢，欣赏新的教育模式，他们中的不少人，有着圣约翰大学的教育背景。他们推崇现实主义，推崇个人主义，他们对北大蔡元培时代的革命思想深深不以为然。
        1886年，蒋梦麟出生于浙江余姚。
        1917年，他完成哥伦比亚大学的教育学博士学习之后，回到上海。他的博士导师，是当时美国的教育学家，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教授。创办“新教育”杂志。
        1919年，蒋梦麟出任北大校长。
        蒋梦麟校长发起的新教育运动，得到了上海企业家们的大力资助。
        拥有强大资金的江苏教育协会，一直在人力和物力上，支持蒋梦麟校长所推动和鼓吹的新教育运动。
        到1920年代的时候，我们已经明显的看到中国新兴的企业家们和学者们有着密切的关联，也有着许多相互间的通婚关系。
        比如，曾国藩的女儿嫁给了聂缉規，一个官商。而他们的下一代的孩子们，就都走上了从商的道路。
        其中的一个儿子，叫聂云台，他曾经当选上海总商会的总会长。
        聂云台热心于推动教育事业，他所资助的赴法留学生中，有一批学生，选择了共产主义信仰，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袖人物。
        上海新出现的布尔乔亚们热衷于创办属于他们的自己的组织机构。
        1917年，他们创办了银行家周刊。
        1918年，他们成立了上海银行家协会，开始讨论明确市场游戏规则。汉口，苏州，杭州北京，天津和哈尔滨的银行家们也追随这股潮流，在各地组织了银行家协会。
        1920年，全国各地的银行家协会组成了中国银行协会，对银行业的各项规则进行讨论和制定。
        中国纺织业者协会也成立了，他们研究学习世界市场走向，研究讨论市场，他们轻视赚钱了，买地作大地主的旧传统富人追求，他们追求周转率，追求高增长，轻资产。
        这一批新兴的企业家们有着国际的视野，也有着现代的思维。此时他们中的领袖人物，许多有着留学日本或者欧美的背景。
        他们中外国人最为熟知的，是银行家陈光甫K.P. Chen。
        尽管他们的资本主要来源还是由家庭关系所决定，但是他们已经开始讨论公开化，市场化的公共股份制公司。
        虽然他们中的不少人信奉了基督教，或者是不可知论者，但是Bergere还是把他们定义作孔夫子主义的布尔乔亚。他们有现代的企业家精神，自由主义思想，普世价值的理念，但是整体而言，从他们的家庭价值观念，他们的行为处事准则，被称作孔夫子主义的中国现代化推动者，或者更为适合。
        在1920年代早些时候，这些生意人们开始回应胡适和他的北大同事们所发出的呼召，中国的精英们必需要行动起来，发展中国人的职业技能培训，现代职业素养的教育。他们大声呼吁，一个好的政府，首先是有责任感的政府，一个有着财务感的政府，一个为自己的财务作好良好计划的政府。
        胡适作为北京的自由主义知识份子的代表，和上海的企业家们有着许多共识，他们有着广泛而真诚的交流和讨论。
        比如，他们也支持当时流行的中国必需施行联邦制度的观点，尽管他们的论述，在后人看来缺乏足够的说服力。他们都喜欢各地自治，他们都喜欢联邦主义。有些地方的布尔乔亚们甚至开始组织商人武装。
        但是他们的各种公开诉求里，出现了一个矛盾的地方，一方面，他们追求自治，追求国家不要干预他们的经济活动自由，另一方面，他们却又渴望能够出现一个中央集权的政府来维持全国的社会秩序。
        从1923年3月开始，来自中国各地商会的生意人们在上海召开了一次全国性的会议。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13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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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主要关心讨论的议题，是中国政治结构的重组，中国政治的合一，还有要不要发展自己的武装军队。
        1923年六月的时候，上海总商会通电独立，虽然他们并没有掌握任何军队，他们还组织一个人民政府委员会，和军阀们进行交涉和谈判，降低对方的敌意。
        但是，上海的企业家布尔乔亚和北京的知识份子布尔乔亚一样，他们似乎只能担当起政府中“文”的责任，生意人们不能够肩负起军事力量的责任。
        在上海，他们马上就遇到了他们所反对的新兴起的，左翼劳工运动，在这个问题上，外国人替他们解决了问题。
        许多年后，陈光甫回忆说，当年他们出资帮助镇压劳工运动，他们的目的是希望能够推翻军阀主义，能够结束军阀政治，给中国带来一个现代的国家政权。
        和胡适一样，陈光甫是一个中国的自由主义者，他们可以在他们自己的社会圈子里承担起领袖的责任，但是却没有能力控制政府的军事力量。所有这些中国的布尔乔亚领袖们都是反帝国主义者，他们都希望看到一个摆脱不平等条约的中国。
        但是他们都落入了一个无法挣脱的困境中，一方面他们追求自治，另一方面他们却渴望一个强力的政府来帮助他们解决他们不愿意面对问题。他们难道不知道，一个强力的政府，是可能走向暴政的么？
        在北京的内城里，居住着大量的前清时代的旗人，现在他们被称作满族人。1900年日军占领北京的时候，他们开始在北京建立起现代的警察制度，并且招聘当时的旗人，训练他们成为现代化的警察，他们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初的一批警察，他们领工资，他们是公民的服务者。
        袁世凯主导晚清新政改革的时候，他把新的警察制度推广到了许多地方和各大城市。
        1989年的时候，汉学者David Strand发表的论文说，就算被稀释过了，孔夫子主义的传统，本来就容易让他们喜欢干预，喜欢介入百姓的纠纷，喜欢作个仲裁者，他们很容易成为高效率的现代警察。是啊，谁不喜欢管闲事？还是正当的方式哦，为市民服务哦，嘿嘿。
        当然，Strand又说了，孔夫子传统里的人们，也有容易贪污，推卸责任的陋习。
        但是无论如何，1901年之后的北京，是开始向着现代化的城市发展了，除了警察制度建立起来，日本占领军留下来的公厕制度也得到了推广。
        1907年的时候，北京成立北京商会，当时全北京城有25千家各种类型的买卖机构，但是只有17%的商业机构，参加了商会。
        北京商会为会员们服务，包括出面和官府交涉，商会一个主要工作是采取措施，避免纸币贬值。进入军阀时代之后，他们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纷乱的政治纠纷中去啦。
        自古以来，北京就有着各种旧式的行业公会，比如说书盲艺人公会，他们有至少五百个的会员。墨匠公会，有着两百多熟练会员，和三百多不熟练会员。五四运动的时候，进步学生们要在北京寻找“能够接受激进政治主张的无产阶级”，学生们失望了，北京的这些传统艺人或者工匠们，对新概念，毫无兴趣。
        从日本传入的黄包车行业，是北京迅速崛起的一个大行业。在1920年代的时候，北京大约有六万多黄包车夫，他们在1929年发起了一场骚乱，砸坏了北京有轨电车公司的60节车厢，人家总共才有90节车厢啊。
        在1920年代的北京，宣传自治思想是个时髦的事情。各种自治市民组织都出现了，有的追求政治自治，有的追求避孕自治，反正就是要自治。
        军阀混战的时代，乡村被骚扰破坏的坏消息，不断地提醒着北京市民们，俺们得干些什么，保卫自己的安全。有社会地位的领袖人物出面，组织了一个保障和平协会。协会会负责给逃进城里的难民们发放食物，最高的记录是，一天为八万左右的难民提供了食物。也会给战败的军阀军队士兵们一些遣散费，送他们回家，免得他们留在城里，成为社会隐患。
        北京和汉口的这些现代市民自治活动，都可以从旧的儒家传统里找到根源依据，
        对民生的关怀，对正义的追求，对社会秩序的渴望，本来就存在在市民们的心里。如果没有外来武力的压制，或许这些各地的自治组织，都会慢慢演变到现代的公民社会。他们的道德价值体系，显然还是孔夫子主义的。他们基于自己的道德良心，组成各种的自治组织，追求一个稳定而美好的社会。
        但是当他们遇到政府的力量的时候，他们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因为他们的道德价值体系，和未来他们将要遇到的，是不同的。在这场未来的冲突中，双方没有共同认同的标准。未来会出现一个以带领国家走向民主富强为追求的军政府。他们会有他们的价值标准，他们会用暴力训导这些封建传统的人们，训导他们走向民主宪政。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13 16: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