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147
        关于这个现象的成因，存在着两类的解读。
        第一种观点认为，地主通过地租，高利贷，和其他的压迫手段，使得收入分配不公平，造成了农民的日趋贫穷。这种说法完全合乎马克思理论，是许多人的信仰。
        第二类的解读，则是从“多方面”去寻找产生这个趋势的成因。Ramon Myers的论文，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这样的解释。
        Ramon Myers在1970年发表了论文，阐述了这个时期中国农民贫穷的社会和历史背景成因。
        他说，是许多原因导致了中国农民的贫穷。
        1. 户均只有两亩农地，这样的农户经济实在是规模太小，无法面对进口农产品的竞争。
        2. 就算是这么小的土地，也没有得到合理的利用，单位产出非常低。
        3. 农民们没有足够的资本，也缺乏获得新技术的渠道。
        4. 农民几乎没有抵抗自然灾难的保护机制，一个大的灾难之后，就可能有一个农户破产。
        5. 原始的交通方式增加了农作物市场化的成本。
        支持他的解读的人，可以指出来这样一个事实，绝大多数中国的农民，其实是有自己拥有的土地的。中国农民中，只有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之间，是完全的雇农，受雇于地主。一般的小农户，会一边耕作自己的农地，一边受雇于别人在别人的农地上工作。
        地主剥削农民的理论，是无法完全解释农民贫穷的成因的，我们只能说，地主的剥削，是一个存在的问题，但是它并不是造成农民贫穷的原因。
        我们更不应该忽略这一个大事实，劳力的供应。和缺乏自己和新技术产生鲜明对比的是，在农村，存在在大量甚至可以所过量的劳动力。
        我们同时应该去看一看，在20世纪的前三十年里，中国农村社会结构发生了那些变化，这些变化，是不是也可能导致农民处境的恶化。
        Prasenjit Dura在1988年发表了论文，他研究了以往被忽视的中国乡村草根阶层社会管理方式的变化。他的理论的起点，是这样的一个事实，在晚清新政改革的改革措施里，是要求乡村达到自治，让乡村能够自行发展出一个能够供养现代学校，行政管理机构，和安全防卫力量的乡村自治体系。
        从晚清新政开始，朝廷的力量开始往下达到了乡村基层，开始了一个史无前例的事情。之前的旧中国朝廷，只会向小百姓征收人头税和地税，而晚清新政开始，多了一个税，是向每个村子征收的。
        从这个新税制开始，清国崩溃覆灭，中华民国时代政府和社会知识学术界也没有多少注意力在这个问题上，村税开始演变出灾难性的乡村社会结构，统治农村的，是“文化结合体力量”Culture Nexus of Power。
        Dura使用“文化结合体力量”这个说法，因为他认为，自治公所这些管理乡村的力量，其最初的第一代人，第二代人，都是举人到生元，监生这些儒家文化体系教育出来的，遵循儒家文化教导，并且运用儒家文化规范行使权力的人。
        之后随着这些占有统治地位的人们的文化的演变，他们和他们的后人们在农村的统治地位，并没有演变，所以他使用了这么一个说法。
        乡亲们还记得么？前面的历史讲述里介绍过，在旧中国，统治管理中国基层农村的，是士绅阶层，而这些士绅老爷们，一般是有举人功名的“大老爷”，加上秀才这些“老爷”们组成。
        二秃子和小狗子打架了，双方爹妈争执不下，就得跑到秀才老爷这里评理，老爷就会作个调解和裁决。老爷们有文化啊，人家说话都是，“圣人”说，啥啥啥。
        旧体系里，读书人称孔子作“圣人”，从小到大就学习圣人的教导，清国时候考科举，就是考个“代圣人言”，意思是说，假设你是圣人，那么你怎么看待处理这个问题？
        多年的教育灌输，“圣人”的教导是深入到读书人的脑子里的，处理问题的时候，要想想，这么作，合乎圣人的教导么？这其实就是类似西方的“耶稣会怎么作？”What Would Jesus Do?
        士绅老爷们一般也会结亲啊，门当户对嘛，你懂的。他们在农村社会是一个特殊的阶层，统治精英阶层。
        其实就类似西方民主社会的初期，精英统治阶段啦。只是欧洲的精英们，会搬出来圣经啦，英国的会搬出来约翰洛克啦，或者法国的会搬出来孟德斯鸠啦，啥啥啥的。所不同的是，中国的农村精英统治，没有西方那么明确细致的制度，文化价值观，也有不同的表现。
        20世纪初，慈禧太后要大手笔改革啦，农村社会也被改革啦，要建立自治公会了。
        多了这么一个针对每个村征收的税，具体怎么征收呢？最初的时候，是县官老爷在县城里任命一个人负责这个事情。这个负责征税的人呢，又会任命一批“地方”，或者叫“地保”。
        这些地保就负责每个村跑，跑去收税，一个地保大约管理十几个到二十个村子。有一点要注意哦，这些地保是没皇粮的，他们算是服务官府的志愿者。
        Duara把这些地保称作“中间人”，他们跑到各个村子里收税，收完了上交。虽然说有一些地区的差异，但是基本上说，一个县，会分成几个“区”，一个“区”下面，又会再分成几个“乡”，也就是说，区，乡，村，这是从上到下三个级别的行政结构。
        这个制度，就这么一直保留了下来，清国被革命推翻之后，乡村自治公会制度并没有推翻，这个针对每个村收税的制度，也就这么一直保留下来。
        这些地保不仅没有工资，进入民国啦，不再是皇粮啦，你懂的，他们还都被指定了配额，得完成这些税收配额哦。这些地保其实开始有权啦，他还没工资，他还有配额要完成，他就容易自己加些税啦。
        另一方面，各个村子也会联合起来，他们也会选择一个他们认为不那么贪心的地保，向他纳税。俺们只要纳了税，那就是完成了法律义务，没规定纳给那个地保啊，真没有具体的规定。每个乡都可能有几个地保。
        这种情况如果发生，那就算是良性的，地保收的税也合理。乡亲们还真用的着这些公共服务啊，地保收玩税，乡里其实也要提供一系列的服务，也是为乡里好。
        比如，辛亥革命爆发那一年，许多地方都出了匪祸，清军都忙着和民军打仗啊，天下乱啦。各种七七八八的土匪就冒出来啦，这时候的土匪有一些还倍儿时尚，管自己叫啥啥民军啦，啥啥革命军的啦，都有，嘿嘿。
        那么乡里就要办民团啊，保境安民啊，这需要钱。还有啊，庄稼收获的时候，会有小蟊贼，或者一些不要脸的农民来偷来抢别人的庄稼，地保也要组织守卫力量啊。
        再有啊，如果村子里有什么人，进县城，莫名其妙，或者因为误会，被县城里的政府给抓了，关监狱里去了，这类事情，在乱哄哄的民国时代，其实也常有。那么地保得跑去县城里把这个可怜的无辜乡亲给保释出来啊，这也需要钱。
        各乡的自治机构，向各村收税，是存在其合理性的啦。
        这个地保呢，最初的人选，也都是大家觉得有好名声，值得尊敬的能干的农民。
        士绅和地保，变成了管理乡村的力量。
        这套农村自治制度，存在有制度上缺陷，没有约束制衡的力量。泥腿子农民啊，又没啥文化，又不想老爷们还去过省城见过大世面，话语权小啊，根本不能形成制衡士士绅的力量。
        这个制度上的隐患，其实在晚清改革的时候，就有许多人指出来啦。
        进入军阀时代，中华民国政府的基层行政管理部门，就迅速衰弱了。各地都在军阀控制之中，而军阀又各有不同，但是像阎锡山那样的军阀，其实真的是很少，对于基层的政府建设那些的，军阀们一般不操心，也不会操心。
        而这时候有地的地主们，其实和旧体系时代的士绅已经不同了，他们已经不再是被孔夫子思想灌输的那一代旧士绅。科举都废啦，都是新学堂啦，新学堂教啥？教的还真不少，可是没有一个明确的道德价值体系啦。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22 09:17

正文148(不知道是否漏发乐，还是被和谐乐？）

        进入军阀时代，中华民国政府的基层行政管理部门，就迅速衰弱了。各地都在军阀控制之中，而军阀又各有不同，但是像阎锡山那样的军阀，其实真的是很少，对于基层的政府建设那些的，军阀们一般不操心，也不会操心。
        而这时候有地的地主们，其实和旧体系时代的士绅已经不同了，他们已经不再是被孔夫子思想灌输的那一代旧士绅。科举都废啦，都是新学堂啦，新学堂教啥？教的还真不少，可是没有一个明确的道德价值体系啦。
        失去了道德价值体系灌输的地主们，开始失去了道德的约束力，变得越来越自我中心，越来越自私，这可不是个好趋势。
        更大的麻烦是在于，在旧中国的时候，读书人考取了功名，出去做官，报效朝廷，退休了之后，他们都是会回到自己的故乡养老的。
        可是从晚清开始，这个趋势开始慢慢消失了。城乡差别太大啊，你懂的。住习惯了现代化的城市居住环境，他们自己，包括他们的女眷们，都已经不再愿意回到没有现代电力和卫生设施的乡下去了。而且军阀时代的战乱，主要就是在乡下，许多的大地主也开始离开了乡村，往城里搬迁。他们有的会留下自己忠心可靠的管家，在乡下管理自己的产业。不是那么富庶的，会找“坟亲”帮他们看管自己的产业。所谓“坟亲”，就是说，这些人，本是自己本宗族的人，有着亲属的关系，他们会帮助地主们看护照料乡下的祖坟。
        儒家文化思想的消亡，不仅是在城市里，也蔓延到了乡村。
        统治管理着基层农村的，不再是儒家传统的社区领袖，而变成越来越像自我中心的统治者啦。
        在许多地方，他们开始和乡下的会党结成了盟友，比如在山东的红枪会啦，在四川的哥老会啦，都开始成为地主们的工具，这些土匪们会帮助地主老爷们维护乡下的秩序，同时也会帮助地主老爷们对抗政府的压榨。有时候政府压榨的太过分，地主老爷们也会反抗的啦。
        在乡村的会党，现在已经成为公开的存在，他们开始拓展他们的事业，就和上海的青帮一样啦，会党的产业。而且乡下还没有租界，还没有报纸，还没有政府看着。
        赌场啦，妓院啦，鸦片馆啦，还有不纳政府税费的黑市，都开始繁荣发展啦，质朴的乡村开始被污染啦。依附于这些产业发展壮大的，就是乡下的二流子们，他们不愿意种田，他们有他们的谋生手段。
        军阀时代的农民们，其实和飞速变化的城市是脱节，一直到1928年的时候，裹小脚，留辫子这些旧中国的传统还固执而普遍地存在于中国的广大乡村。
        或者迫于生活的压力，或者是自己有着闯荡的勇气，农民中的一些人去了城里寻找出路。
        那时候去城里，是不像后来以后有户籍限制的。他们一般是去投靠已经在城里谋生的亲友，经过介绍找到城里的同乡会，宗亲会，获得一个保证信，他们就可以寻找工作，雇主就敢于雇佣他们啦，这孩子有担保哦，不会乱来。
        更多的乡亲们，则继续在农田里耕作，他们的祖父辈已经在这里耕作了好几代人了。
        村里的老爷们走了，镇子上多了许多乌七八糟的场所，村里的二流子也越来越多，老爷们都走了，也没人管束他们。
        就像赛珍珠笔下的中国农民一样，他们经历了很多的打击，战乱的，自然灾害的，各种打击，但是他们依旧执着于，辛勤地劳动着，用自己的双手，养育着自己的家庭，这是他们祖祖辈辈的传统，作人要守本分，要勤劳。
        这个就是军阀时期到1928年的乡村大致情况啦。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22 14:43

正文149

        进步青年的迷茫和寻找

        五四运动是一个狂热而激情的运动，经过了风云变幻的1920年代，进入南京政府统治时期的时候，绝大多数1919年时的进步青年学生们已经分流成了五个去向，
        1. 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
        2. 进入国民党，成为反对共产党的发言人。
        3. 走中间道路的自由主义者。
        4. 专注于学术领域的研究不再积极参与文化思想的论战。
        5. 成为“自由解放”的倡导者，提倡享乐主义的生活。
        这批人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都经历过晚清时代的基础教育，而本人之后对一国或者多国的外国文化有着比较深入的认识和理解。
        五四时代的中小学生们，到这个时候，已经进入他们当年在五四时候的阶段，他们已经完全从“封建传统”里解放出来，但是他们要往那里去？他们在寻找方向。
        比起五四时期的陈独秀，胡适那一代人，这一代人他们有着更大的失落和迷茫。
        五四运动是要打倒孔家店啊，那是五四的奋斗目标。
        当这一代成长起来的，孔家店早打倒啦，他们接下来呢？他们已经不再需要为打倒孔家店而奋斗而呐喊，可是，他们自己的人生目标在哪里？心灵的归宿在哪里？
        被思想解放的一代青年，他们是迷茫的一代，他们寻找方向的过程，有些人付出了非常沉重而惨痛的代价。
        我们可以看看两个寻求真理的进步青年的经历，丁玲和她的爱人胡也频。
        1904年，丁玲出生在湖南的士绅家庭，她的父亲是一个秀才。
        她后来去了长沙，进了现代的学校读书。五四运动中，追求一个自由的新中国文化，一个摆脱了封建传统枷锁的新中国文化，这个梦想，深深地打动了她和她的母亲。
        丁玲母亲和当时在长沙的很多进步青年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这些青年中的许多人后来去了法国勤工俭学，其中几个在法国加入了共产党。
        1922年夏天，丁玲的一个女伴从上海回来，丁玲要和她一起去新的世界追逐梦想。丁玲告别了她的母亲和她在长沙的朋友们，和女伴一起去了上海。
        她们一起进入上海大学的中文系里旁听课程。
        1924年，女伴和大学里的一个老师，瞿秋白，结成了“自由的爱”，他们生活在一起。当时中国城市里的社会风气，其实比同时代的欧洲和美国要开放包容的多，这种师生之间的关系发生，并没有太大的社会压力存在，又或者说，自由解放的人们，已经不在这些封建舆论的枷锁之下。
        孤独的丁玲离开了上海去北京，她认识了一群文学青年和艺术家，他们都是有着进步自由思想的年青人。他们有着自由的爱，彼此之间的关系纠缠不清，会有纠纷，但是大家认为，爱应该是“自由”的，不应该有“束缚”的。
        丁玲也和其中的一个有激情的诗人，胡也频，进入了自由的爱的关系。他们两人的同居关系基本算是稳定的，期间有过一次，丁玲离家出走。丁玲去追求另一个有激情的诗人冯雪峰，胡也频找到了他们两人，三方通过和平的谈判，确定了关系，冯雪峰和平退出。
        这样的纠纷和解决方式是根本不会让丁玲获得社会名声的，因为那在进步青年中，本是自然而正常的事情。
        1927年，丁玲发表了“莎菲女士的日記”这部小说，这部小说使得丁玲成为了一个著名的小说家。
        莎菲女士并没有因为获得了自由而过上快乐的日子，她反而陷入了苦毒，孤独和极度的失落挫折中。她变得越来越情绪失控，喜怒无常，失去理性，她最忠实的朋友都开始躲避她。她故意地放纵自己的情欲滥交来羞辱自己，莎菲女士说，我侮辱我自己，人最可怕凶猛的敌人是他自己，我的天啊，我要怎么样报复自己，我才能够找回来我所失去的？
        1929年，“梦珂”发表，这又是丁玲的一个成功作品。梦珂来自乡下，是一个漂亮而天真的女孩子。她周旋于大都市的不同男人中间，有的是上海有钱的绅士，有的是非常开放自由的艺术家，有的是执着的政治激进份子。她最后获得了成功，这一次倒不是因为梦珂的策划，而是纯属偶然，她成为了一个女电影明星。但是她的成功，代价却是巨大的，她已经被非人化，成为男人世界的色情玩偶。
        在丁玲的文学界名声增长的同时，胡也频也在写小说和诗歌，丁玲用自己赚到的钱，帮着胡也频出版发表这些作品。他们都追随着那个年代进步青年的思想潮流，越来越飘向左翼。
        1930年，胡也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写了一部小说，是关于1925年的五卅事件的，一个非常情绪化，非常夸张的小说。事实上，他根本没经历过整个事件的发展，事件发生前后，他一直居住在北京呢。胡也频打算要去江西苏区，他希望在农民中间用他的笔，进行文化教育宣传工作。
        1931年，丁玲和胡也频的第一个孩子刚刚出生没多久，胡也频在上海被捕。
        当时胡也频正在上海公共租界里参加共产党的一次秘密会议，被巡捕逮捕，并且移交给了国民党。有证据显示，胡也频和他的朋友们，是被共产党内部，和他们有对立意见的一批人出卖给警方的。
        1931年2月7日，在经过简单的审讯之后，胡也频和他的二十二同志，一起被处死。
        丁玲对这个悲剧的反应，也是令人震撼的。
        丁玲回到了湖南老家，把刚出生的孩子，交给了她的母亲。然后丁玲独自又回到了上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许多进步青年为了寻找社会的正义，而加入了共产党，但是他们马上发现，一但加入了共产党，他们原本享受的文学自由就被剥夺了。
        1930年，在瞿秋白的秘密组织策划下，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建立了“左翼作家联盟”，左联是严格遵循斯大林的教导，走斯大林的文学路线。斯大林看待这个世界，有着奇特的“辩证唯物主义”的眼观。苏联方面的命令是，文学青年们必须以“辩证”的眼观看待这个世界，同时文学革命斗争的重点方向，也必须遵循斯大林文艺路线的指引。
        斯大林的文艺路线，简单地说，其前提就是，必须“正确”地，“辩证”地解读这个世界的社会现实，作品的主人公必须要有明确的阶级定位，他和其他阶级的关系发展，必须要明确地教育引导大家走向社会主义革命。这一个导向，不可以有含糊不清的地方，必须要明确。
        茅盾从1930年开始构思预备，到1932年发表的“子夜”，或许就可以被看作这个文艺路线最为重要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描写了一个剥削性质的上海“资产阶级”人们的生活。
        加入共产党之后，丁玲和她的伙伴们，遵循左联的纪律，写出了一系列工人和农民为主人公的小说，但是这些作品的主人公，都缺乏活力，也显得不真实。
        鲁迅作为五四运动那一代的作者，在左翼年青作家中非常受尊重，他本人也在1930年加入了左联。
        尽管他是瞿秋白的好朋友，而且他经常把他的家作为避难所，让瞿秋白和他的家人躲在自己家里避开警方的追捕。但是鲁迅却不能忍受左联的文学纪律。针对苏联所定义的诗歌标准，鲁迅讽刺地写道，“噢！汽笛轰鸣啊！噢！列宁！”
        鲁迅看到这些左联的年青作家们，一方面忠诚到盲目地信守着苏联的文学纪律，另一方面自己内部却又充满苦毒和仇恨的相互攻击和骂战。尽管共产党一直邀请鲁迅，但是鲁迅却拒绝加入共产党。
        事实上，一直到1936年鲁迅去世之前，他一直不停地试图鼓励这些年青人，要抓住中国文化的要素，要作中国社会，诚实的良心。他并且告诉青年们，不要忘记要有幽默感哦。
        1934年晚些时候，鲁迅写了封信给他的朋友，鲁迅说，那些走狗们并不可怕，真正的危险来自那些所谓的同志，因为他们所说出来的，并不是他们所想的。。。一旦一个人加入了左联，他马上卷入了无休止的鸡零狗碎的争吵，而他自己的声音，却根本没有人听。我一直觉得，我就像是被铁链给捆住了，而工头则在后面不断鞭打我。
        鲁迅到1934年说出这样的话，是让人感慨的。我们还记得么？就在20年前，鲁迅曾说，他要从铁箱子外面唤醒在里面的中国人。那时候的鲁迅，对着革命文学事业，有着炙热的梦想。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22 13:45

正文150

        大部分知识青年们的状况

        1930年代，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在抓紧对大学的控制的一个年代，国民党对于各大学师资的控制越发趋向强硬有力。这个时代，也是各学校大学生们开始困惑迷茫的时代。
        五四运动的狂热激情在慢慢地消退，当年的那些中学生小学生们开始长大进入大学啦，他们都开始接触原来只在报纸上看到的那些教授们啦，他们兴奋而期待。
        可是大学生们开始觉得有些不太对了，这是那个时代一个普遍的现象。
        虽然有一部分大学老师，是真的有着很高的学术能力，可是大学老师里相当大比例的一部分人，在政治上非常懦弱，在学术智能上还真就表现的很差，不能给学生们的疑惑一个理性的解答。其中有些老师，还存在着令人恶心的腐败品行。尽管这些老师们声称他们对西方的科学文化知识，有着很深的理解，可是不能给学生们一个合理的讲解，他们对西方的学问真的理解么？更骇人的是，还爆发出一系列的丑闻，有些老师们的外国学历，居然被发现是假的。大学生们很难对这样的老师们产生应有的敬意。
        这些丑陋而又搞笑的学术环境，是在当时中国大学里的普遍现象。钱钟书就在这样的几所学校里长大，然后才去的牛津和巴黎大学学习比较文学。他写的小说，“围城”，就栩栩如生地描写了这样的一段中国大学时代。钱钟书的“围城”，让我们想到两百多年前，中国另一个写实主义作家，吴敬梓，他写的“儒林外史”，也是对他那个时代的走向堕落的儒家知识分子社群的刻画。
        但是我们应该说，许多，或者说绝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中国年青人，他们并没有在这个时代里失去自己的良心和希望。他们在试图寻找共产党和国民党斗争之外的出路，他们在寻找，个人，社会和学术的自由，他们希望能够找到让中国社会恢复尊严的途径。
        在那个时代背景下，日本问题，是他们经常会激烈讨论而且积极参与的。
        许多学生开始有了激烈的反日思想，这个趋势引起了国民党教育管理官员们的紧张不安，而且随着学生反日思想的日趋高涨，这个问题越来越难处理。
        一方面，国民党的计划就是要让学生们忠于这个党国，可是另一方面，根据蒋介石的规划，当时的条件下，必需尽量不要挑动日本，对日本尽量克制。中国的军事力量还不足以抵抗日本的军事打击，必需要隐忍，这是蒋介石的战略计划。
        国民党的政客们通过教育部，也通过别的方式施加压力甚至包括恐吓，试图约束教育系统内的反日思想。他们甚至会发展出一整套复杂的必修课程和考试，让学生们忙着应付这些课程和考试，这样就没时间精力去惹麻烦啦，嘿嘿。
        而有些大学则直接遭到恐怖统治行为的侵害，一些比较激进的学生领袖和老师们，会在凌晨被突然秘密逮捕。虽然这些行动的数据从来没有过官方的统计数据公布出来，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在1932年的春天和夏天，抗日学生示威运动之后，在北京有二十二名大学生被杀害，113名大学生被学校开除。在1934年，一个大学教授估计说，他的学校里，至少有三百名老师和学生被逮捕。而1935年3月，那个学校有有230多人被捕。
        国民党的政府部门对于报刊，杂志和书籍进行了严格的审查，随着电影事业的发展，电影作为一个大众媒体也开始遭受审查。
        有些电影导演开始想办法用影射，寓意等表现手段，把他们要表达的政治观点隐藏在电影里，电影一开演，电影院里的观众们就乐的不行，这么傻的审查官啊？这都看不懂？这都通过了审查？
        在这个时代，黑白图画这种艺术形式在中国兴起，他们有的是墨水画，有的则是木刻画。这种艺术方式的兴起，一方面是对当时压抑的政治生活的反应，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这种艺术表现方式制作速度快，马上就能产生影响。黑白画艺术运动中最杰出的艺术家，应该是丰子恺。丰子恺学习过中国传统艺术，也学习过西方艺术，他还曾经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作为一个虔诚的佛教徒，他对儿童和自然，有着近切的观察，他的作品，虽然带有非常强烈的社会信息，但是表现手法却非常的温和，丰子恺是非常令人赞赏的艺术大师。丰子恺是鲁迅的好朋友，鲁迅的“阿Q正传”出版的时候，就是请丰子恺为这本书配图。鲁迅本人也是社会写实主义的木画运动的大力推动者，鲁迅曾经出版过欧洲大师们的作品集，希望西方艺术家们的技艺，能够帮助启发到中国的艺术家们。鲁迅还赞助出版了中国艺术家们的作品，这些作品往往都是社会现实主义体裁的，有的是刻画逃脱警察追捕的爱国抗议学生，有的是在控诉文化审查制度，有的则是在表现中国社会令人怜悯的贫穷现象，有城市的，也有农村的。

        蒋介石的爱国奋斗，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伤痛于国民党的迅速腐败堕落，革命精神的丧失，和社会道德风气的败坏堕落趋向。他认为，中国必须要有一个核心凝聚力的道德价值思想体系，才能够重新把涣散的中国民众在凝聚起来。
        蒋介石在寻找解决的办法，他在进行着自己的研究和思考。
        到1934年早些时候，蒋介石逐步形成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他希望这个意识形态能够把中国人团结起来。
        蒋介石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那里拿了一部分内容，又从外国传教士的社会改良战略思想里拿了一部分内容，以他自己对儒家文化传统的理解为主干，形成了一个新的意识形态。
        蒋介石所抽取的儒家文化传统，是以忠诚和个人道德品格为重点的。
        蒋介石把他自己的这一套意识形态叫作“新生活运动”，他对这个运动的抱有很大的期待。
        蒋介石对清国时候同治中兴的国家栋梁曾国藩非常推崇，他希望自己能想曾国藩一样，挽大厦于将倾，他并且学习曾国藩，写日记，每天注意对自己的反省。
        蒋介石的思想，带有非常强烈的社会进化论的印记，他说，只有每天根据新的环境调整自己的人，才能有良好的生活。一个民族的复兴，就是要通过这样一个不段调整适应变化的过程，修复它的问题，去掉那些在新环境里已经没有用处的因素，我们叫它新生活。
        1934年，当他在南昌大本营和德国顾问们策划全面清除江西苏维埃的时候，他发表了演说，“新生活运动之要义”，宣告在中华民国全国展开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声称，要通过新生活运动，如狂风扫落叶一样扫去中国社会的落后，改革中国社会，带来中国和中华民族的复兴。
        蒋介石又说，古人说，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由此可见，四维既张，国乃复兴。他强调，礼义廉耻的人格教育，是中国复兴的唯一工具，唯有加强礼义廉耻的教育，才能挽救道德和堕落的人心。
        蒋介石对当时西方社会表现出极大的赞赏，他强调说，中国人必需要向西方人学习，学习西方人的现代公民行为规范，学习西方人对国家的热爱和对他们种族的忠诚。
        蒋介石进一步对当时的中国社会现状进行严厉的批判，他说，对比之下，中国已经堕落成一个混乱，黑暗，没有精神的国家。
        我们从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多次演讲里，可以看到蒋介石的危机感，我们同时也看到了一些法西斯主义思想的成分。
        蒋介石说，礼义廉耻是新生活的行动指南，生活三化则是实践行动指引。
        1. 生活艺术化，提倡以传统六艺为榜样，告别道德堕落，没有规矩的非人生活。
        2. 生活生产化，每个人过勤劳俭朴的生活，铺张奢侈是可耻的，不劳而获是可耻的。
        3. 生活军事化，要全国国民生活彻底军事化，为国牺牲，随时愿意，也能够为国家和敌人拼命牺牲，生活军事化生活，就是生活要整齐，清洁，简单，朴素，这样才适合在现代的世界生存。
        蒋介石推动了各种群众运动，希望能够消除各种反社会和不自律的社会行为，比如随地吐痰啦，随地大小便啦，在公共场所抽烟啦，轻率的男女性行为啦，奇装异服啦。
        他还推动鼓励集体婚礼，希望能够减少铺张浪费，养成俭朴勤劳的生活态度。
        虽然蒋介石投入了很大的精力和资源，并且通过所有学校和全国性的社会团体，比如童子军，基督教青年会这些组织去推动这个事业，但是新生活运动除了一些现代社会的行为举止的改善之外，并没有真正对当时的社会造成什么改变。
        新生活运动是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对个人生活的侵犯和骚扰，尤其是对许多那个时代的中国女性。
        那些思想保守守旧的人，一直看不惯这个社会的变化啦，尤其是女人的服装和社交举止。在新生活运动兴起之后，他们会跳出来攻击指责一些穿着不是那么朴素的女人，女人们稍微有些在他们看来调情的举止言行，他们马上就要开始围攻啦。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22 17: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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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照当时的现代世俗公民社会标准，国民党政府的一些说法和作法，已经够成了族群歧视。
        比如，江苏的女学生们，居然要学习国民党制定的这样的“行为指南”，指南说，因为在西方，一个未婚的女性，如果没有一个已婚的女性陪同，是不可以参加任何公众集会的。男人和女人交往，之能呆在客厅里交谈，不可以进去到卧室里。。。所以，同学们要学习哦，要遵守哦。
        总而言之，在当时社会各界普遍对旧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持否定态度的时代背景下，新生活运动，并没有在思想上，改变当时中国的社会思想和风气。
        1949年，国民党败退去台湾之后，这个运动就算结束啦。到1960年之后，蒋介石再次在台湾发起“中华文化复兴运动”，算是新生活运动的延续，蒋介石又开始试图努力复兴儒家传统思想。
        1932年的时候，还成立一个非常有力量的组织，叫“中华复兴社”。这个外界眼中神秘而又恐怖组织的，大家一般叫他们作“蓝衣社”。组成蓝衣社的年青人，有的是在国民党的党组织里，有的是在国民党政府机构里，也有的是军人。他们对于蒋介石都有着狂热的个人忠诚，他们认为蒋介石是一个可以带领中国走向复兴的领袖，一个值得他们誓死追随的领袖。
        这些理想主义的年青一辈国民党人，他们立志过刻苦清廉的生活，不和当时腐败的国民党主流同流合污。他们主要的工作目标是对抗日本压迫侵略中国的行动，对内消灭割据军阀势力，以及消灭共产党。
        蓝衣社中的一群骨干份子，发展演变成为一个有着严格纪律的军事和秘密警察组织，他们对有可能颠覆中国政府的外国和国内军事力量进行秘密调查，同时也会执行暗杀任务。
        戴笠是一个浙江出生的黄埔军校毕业生，他在一个“调查与统计局”的招牌之下，领导着蒋介石的秘密行动组织。最初的时候，戴笠领导着145个行动特工，到1935年，戴笠已经拥用了一千七百名特工。
        戴笠不仅是指挥策划对共产党和亲日份子进行暗杀，他也针对一系列反对蒋介石的政治和文化名人进行暗杀。
        很多人相信，1933年，当时的中国保障民权联盟的总干事被暗杀，是戴笠策划组织的。
        1934年，上海申报的总编辑被暗杀，据信也是戴笠的作为。
        但是尽管这些人对不同政见者进行卑劣的暗杀，对学校教师和学生们进行恐吓，对工会组织进行渗透，他们却无法消除对社会各界对国民党专治政治不满思想的根源。
        1936年，进步作家茅盾发起了一个运动，这是当年高尔基在沙皇俄国时代作过的一件事，茅盾他们邀请全国各地各界的人，把自己当天所经历的事情写下来，让大家看到一个中国的拼图。这个日子选在了1936年5月21日。
        茅盾他们收到了三千多份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信件的作者们来自社会各阶层，也不同的职业团体。
        大批的信件是在批评讽刺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也有许多人在批判国民党政府对农村的压迫和剥削。
        还有的在批评国民党内和日本合作的政客，或者通过和谈条约来避免和日本起军事冲突的那些政客。
        在这么多来信里，有这么一封信，这么说的，
        中国军队和中国政府从河北滚出去，尤其是从冀东，你们这些人渣。
        这是1936年5月21日的事情。
        （看看会不会被和谐）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22 19:55

正文152

        蒋介石的强军事业奋斗

        蒋介石是一个爱国主义者，他要追求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国。他要洗刷中国的耻辱，他个人的耻辱。他需要建立一只强大的军队，对内，可以铲除割据在各地的大小军阀，对外，可以对抗强大的日本。
        1928年5月北伐过程所发生的济南惨案，事发当时，在华外国媒体一面倒地支持日本，而谴责中国北伐军对日本侨民的虐杀暴行。
        从汉口，九江，到南京，再到济南，种族主义的国民党军队，对外国侨民的骚扰攻击和杀害，一直发展到在南京虐杀无辜侨民，已经引起了国际舆论的公愤。
        在济南惨案之后，列国要求，国民党北伐军队不得进入有大量外国侨民居住的天津，最后是阎锡山的军队，进入的天津。
        迫于压力，蒋介石被迫对日本作公开道歉，并且撤换了济南惨案中的北伐军指挥官。
        但是这一切，并没有让蒋介石反思国民党军队中青年爱国军官们的种族仇恨思想。他似乎忘记了，是他自己本人曾经向日本承诺过，北伐军将不会进入济南城。
        他知道眼下的国民党军力无法对抗日本军队，蒋介石选择了退兵，绕道，道歉。
        但是在他的心里，却更加强了对日本的仇恨，他在日记中写到，我这一生的耻辱，五三事件是最大的耻辱。倭寇和中华民族结下不解之仇，从这里开始！从此他每天在日记里，写下“雪耻”二字。
        复仇和仇恨，是会蒙蔽一个人的理智的啊，乡亲们。
        蒋介石迫切地希望能够建立起一直强大的军队，他要向日本复仇！
        德国军事顾问鲍尔去世之后，中国和德国的合作陷入一段低潮期。
        在整个1930年代初期，当时德国的经济状况实在非常令人担忧，蒋介石的金融顾问们一直规劝他，德国又有几家银行倒闭啦，德国失业人口突破六百万啦，德国不靠谱啊。。。
        另一方面，当时的德国对中华民国驻商务部驻柏林的工作人员也不信任，觉得这些人行为举止不那么像诚实可靠的人。而更进一步，他们也怀疑蒋介石政权能否稳固持久。
        双方都缺乏信任，这合作，那是没法搞啦。
        而鲍尔的继任者们，则只是一群军事作战方面的专家，而不能像鲍尔那样能够对经济和产业规划作出指导性建议。
        而同时，蒋介石的个人政治生涯，也走入一段低谷期。九一八事件之后，迫于社会压力和党内压力，蒋介石又被迫下野。
        1932年1月，国民党又被迫把蒋介石给请回来啦。乡亲们还记得1927年的时候，蒋介石也下野过么？蒋介石每一次下野，都能够让国民党中央觉得，不行啊，离开了蒋介石，这国民党运作不灵啊。
        这一次复出，蒋介石获得了更大的权力，他成为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的委员长。
        在1928年到1937年之间，蒋介石几乎是孤注一掷地要加强军事事业的发展。
        大家还记得么？国民党政府是靠各种正当和不正当的手段，要求，逼迫全国各界企业家购买政府债券，举债过日子的，每年都有债券相关的利息啦，还本啦那些费用支出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看看这段时期，国民党政府发展军事到何其急迫的程度。
        从1928-29财年开始，到1933-34财年，国民党政府年支出中，军事开支和债务开支，最低是占到年收入的80.3%，最高的时候是89。1%。也就是说，这个政府，只有不到20%的支出，是用在非军事用途上的。
        从1934-35财年，这个数据才开始下降到67。6%，35-36年财年则成为48.5%，36-37财年则是56.6%，虽然还是不正常的国家开支比例，但是已经没有前些年那么离谱啦。
        我们从这一系列数据上可以看到，蒋介石是何等急迫地要发展中国的军事产业。
        汉斯。冯。塞克特将军，是德国军史上一个位有地位的人物，他被德国人称作魏玛防卫军的缔造者，也就是后面那只二战中战力强悍的德国国防军的前身啦，你懂的。
        他所建立的魏玛国防军，是一只有着严格纪律性，高度职业军人荣誉感的精锐部队。
        1933年五月，塞克特将军和蒋介石在江西庐山进行了接连几天的密切会谈。
        蒋介石请求塞克特将军作为国民党政府的军事顾问，塞克特拒绝了这个工作，但是他愿意为国民党的军事事业作一番分析调查，并且帮助蒋介石作出军队建设好军工产业的发展规划。
        他为蒋介石提供了一份非常细致的报告。
        在报告里，塞克特将军说，蒋介石有着太多的军队啦。国民党军队应该走精英化路线，培养出一批有着现代军人职业素养和献身精神的军官。对于满足统一中国和对抗日本这两个战略目标来说，十个精锐师，就足够啦。首先要培训出一个精锐旅，成为发展的样板，同时也可以作为特殊的打击力量。
        为了达到建立起一支精锐部队的目标，塞克特将军说，在军队建设和培训中，必需要由德国顾问团起主导作用。同时，顾问团将为中国建立起现代化，标准化的军事工业体系，所有的承包商，都将由德国顾问团来决定。塞克特在报告中还说，考虑到中国的支付能力，中国可以采取易货贸易的方式和德国进行合作，用中国的原材料换取德国的军工物资和其他产品。
        1934年1月，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和和德国军方达成一致，成立一家公司处理双方之间的合作。
        1934年夏天，塞克特将军再次来到中国，他写信告诉妹妹说，“我在这里很受尊重，我现在是中国的军事孔夫子啦”，嘿嘿。
        1934年8月，中国和德国签署了“严格保密”的合作条约。
        塞克特是这样说的，国民党军队现在使用的装备，75%到90%都是根本配不上这只建立中的精锐部队的。
        在中德密约中，只说到，中国将为德国提供“高品质的矿石”，但是并没有写明具体是什么。
        事实上，中国是向德国出口锑矿石和钨矿石这两种德国军事工业迫切需要的原材料。
        中德之间的秘密合作，已经成为双方都迫切需要的一项事业，德国战争部决定自己运作这个重要的项目。
        1935年5月，德国驻上海总领事发电报给希特勒，向希特勒提示，必需大力支持这个合作项目，这个项目对于德国军事事业发展，有着重要意义。他并且迫切要求希特勒，不论别的中国买家，开出多么优惠的条件，德国都应该拒绝，军工产品只出售给南京政府，全力支持国民党政府建立起中国，乃至远东最为强大的一支军事力量。
        在中国，国民党政府成立一个“国家资源委员会”，它是隶属于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之下，中国中央银行专门有特立账户为它服务。
        到1936年初，南京政府已经垄断了全中国的钨矿和锑矿，同时制定了“三年计划”，在德国进口设备和物资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重工业。
        而此时中日关系已经日趋紧张，国民党政府还没有能够训练出一只精锐新军队。一位德国高级将领访问南京的时候，他主动提议说，德国军队可以帮助中国，如果中国遭到日本的霸权压迫。
        以这次访问为开始，德国的军工企业开始加快了对中国的援助建设步伐。
        德国工厂帮助国民党修建了两条战略性的高速铁路。克虏伯公司开始为南京政府提供信用额度，以便于南京加快采购。
        戴姆勒奔驰工厂开始在中国选址建设工厂，这是要在中国量产德国作战坦克，除了坦克流水线之外，配套的轮胎，玻璃和皮革工厂，也同步开始建设。
        扬克公司开始在杭州选址建厂，按计划，这里将生产单引擎轰炸机和多引擎战斗机。
        西门子公司已经签署好合同，将作为承建商，同时也将为中国承建码头项目。
        I.G. Farben公司开始在中国寻找开始化工厂的可行性。
        除此之外，包括原油开采和无线电行业，还有一系列的德国工厂，正在计划到中国来开始工厂，形成军工配套产业链。
        其中绝大多数的项目，国家资源委员会都把厂址选择在四川，湖南和江西一带。根据“三年计划”，这里将是中国的“新经济中心”。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22 23:13

正文153
        国民党的计划里，这里将出现一批现代化的军事工业企业，并且带动相关行业的发展。这里有着战略上的防御纵深，远离海岸线，国民党觉得这里是安全的。蒋介石有着雄心勃勃的计划，他要建立起一只强大的军队，他要发展出现代化的军事工业，他好像又回到了18世纪的清国自强运动时代。
        但是很不幸的时候，蒋介石的梦想被世界政治的变局给打破了。从德国方面来说，对于中德间的合作事业，一直是存在着分歧的各方，德国的企业界，德国战争部，外交部，财政部，在华外交官们，在华军事顾问们，他们之间都一直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1936年，希特勒在这个问题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德国开始渐渐和国民党政府疏远了。在这一年，德国和日本签署了“反共产国际条约”，日本和德国结成了盟友，共同遏制赤色洪流的蔓延。
        德国开始转而和满洲帝国开始了合作，中止了各个和国民党的合作项目。
        1937年，蒋夫人的哥哥，宋子文已经不掌管国民党政府的财政部，他的接替者，是蒋夫人的姐夫，孔祥熙。
        孔祥熙一直努力着要挽救和德国之间的合作，因为他知道这将帮助到中国发展起强大的军事事业。
        1937年，当当日本和中国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时候，孔祥熙以私人身份，最后一次给希特勒写了一封信，孔祥熙热情地颂赞了“元首”，孔祥熙说希特勒是我们所有人的榜样，希特勒是一个为正直，为国家的自由和荣誉而奋斗的伟大战士。孔祥熙接下来说，中国是一个深受儒家传统思想教导的国家，绝对不可能走上共产主义道路，日本反而很可能赤化的。然后他最后说，不论从文化，政治，还是军事的角度来说，蒋介石都非常尊敬并且理解您的伟大之处。
        希特勒从来没有回复这封信。

        中国的穷人们

        根据国民党政府1936年所作的普查，当时中国总人口为479,084,651，总共有85,827,345户家庭。他们为将要来到的战争，作好准备了么？他们渴望着新的革命么？
        我们真的很难知道答案，因为尽管193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社会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已经开始快速发展，但是调查统计的手段和资源都是非常有局限的。
        但是我们或许有足够的信心敢于这么说，在大城市里的数以百万数的中间阶层市民和富庶的人们，大家对小日子还是满意的，没什么会想着要革命，大家会对中国失去了满洲这件事，有不高兴吧，不过也就是个不高兴。他们没想着要打仗，也没想着要革命。虽然国民党政府管理的是比以前严格，但是真正觉得受伤害的是大老板们和一些知识份子，广大小百姓的日子，照样就那么过下去啦。
        可是穷人们呢？中国当时应该也有数以百万计，或者说数以千万计的穷人，他们的日子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他们想到了战争了么？想到了革命了么？
        工人不一定都是穷人哦，乡亲们，在那个时候，有些行业的工人是“精英”收入的。
        在造船行厂，铁路行业，机械制造厂，发电厂，丝绸梭织厂，热水瓶厂这些高利润工厂里的工人们，他们有的会达到100元的月收入，甚至更高。那可比当时美国的许多工人收入都高啦，当时美国有工会组织的产业工人收入差不多是在20美元左右。（兑换率大约是在3。3左右吧，那个时候）
        绝大多数的工人，则是在20元左右的月收入，或者更低一些。
        处境悲惨的是女工和童工，他们每天只能赚30分到24分，每周工作6天，那么一个月收入就只有7元或者8元左右。
        虽然国民党大革命时代曾经在各地组织过轰轰烈烈的工人运动，但是工人的劳动时间，到这个时候，并没有什么改善，依旧非常长。当时中国工人平均每天工作时间最短的是上海，在9.5小时。接下来是北京和武汉的10小时，其余工业城市的工时则在11-13小时之间。
        很多工人的工作环境也是令人同情的，他们中许多人常常必需要住在工厂管理的宿舍里，有的还必需接受工厂自己发的购物卷作为工资，只能在工厂开的商店里购物消费。有的女工，还会遭到性侵犯。
        而且还会有失业的风险，1935年的时候，作过统计，当时全国有5百零五万的工人失业，（这些数据都没有包括东北，当时已经是满洲帝国）其中广东失业人口最高，达到了1百5十万，接下来是上海，有61万和北京的50万。当时是全球经济大衰退啊，大家伙日子都艰难。
        虽然国民党政府对工会是进行强力的打压，大部分工会是在各地会党的操控之下，但是1935年各地还是有罢工行为发生。
        1934年的时候，国民党政府下令取消上海市，河南，安徽，湖北，江西和福建六个地方的工会，取消的理由是非常雷人的哦，工会在剥削工人，所以必须取消。问，为啥说工会在剥削工人？答：因为工会收取工会会费。
        1935年的时候，全国53个地方，发生了275起劳资纠纷，其中有135起演变成全面罢工。平均每起罢工有2600多工人参与，平均罢工时间是8天。这一年的记录显示，有1506名工人死于工伤，另有4123人受伤。
        上海依旧是这个时期中国最为工业化的城市，1937年的时候，有机构对上海的390户工人家庭进行了调查，我们可以看看熟练工人，半熟练工人和非技术工人家庭的收入和支出情况，
        食物 房租 衣物 剩余 总共
        熟练工（平均月收入45.82元） 53.49% 13.5% 9.87% 23.14% 100%
        半熟练工（29.55元） 64.53 15.85 8.1 11.52 100
        非技术工（21.24元） 83.26 18.42 9.97 --- 116.65%
        对于有10元左右结余的家庭，他们的消费主要是花在娱乐，宗教奉献和捐增，公共交通，阅读材料，医疗，烟，酒类，还有婚礼和葬礼。
        对于非技术工的家庭，他们就几乎没有了什么娱乐消费。而对于那些支出超过家庭收入的，他们一般会找别的兼职收入，或者靠亲友接济。
        这些入不抵出的家庭，就居住在上海大片的贫民窟里，那里面都是一大片泥土，稻草，竹子搭建的简易房子。
        乡村的情况又如何呢？这个年代，中国新一代收过良好训练的社会学者已经出现，费孝通就是他们中的一位。
        费孝通第一次的乡村调查，去的是广西的乡村。他不慎落入抓捕老虎的陷阱，他的妻子跑去寻找救援的时候，不幸溺水生亡。
        但是幸存下来的费孝通继续完成了这一次的调查，之后发表了他关于乡村社会失衡的分析报告。费孝通认为，是帝国主义压迫，和进口产品，以及本土工业产品的压力，造成乡村传统手工业和其他相关产业的衰败，使得农民陷入贫困。（有些熟悉哦？）
        英国学者Tawney在1930年代初对中国乡村作了一系列的调查，他认为，是两股交叉的力量在压迫着中国的农民，一个是农村生态环境的恶化，农地被长年过度使用变的贫瘠，森林在被过度开发使用而趋向消失，还有洪水的灾难。这一系列生态问题是起源于农村人口很多，可是农田产出却不够。第二股力量则是农村的社会性问题，主要有，地主对雇农剥削性的压榨，高利贷，恶劣的交通状况，以及原始的农业生产技术。
        另外一份有影响力的报告，则是美国传教士约翰巴克John Lossing Buck和他的学生们作的。巴克是在中国自学的农业经济，后来南京大学聘请他作教授。他和他的学生们收集了一系列的数据，在1937年出版了“中国的土地运用”，这是一个三卷的论文。第一卷是内容，后面两卷则是图表和数据。这个调查涉及到中国22省168个不同地方的17000个农户。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23 16:40 

正文154
        巴克的书，里面的调查信息量非常非常大，不仅包括了农民所拥有的土地，牲畜，种的什么农作物，有些什么农具，家里有些什么样的家具，甚至还包括了每户农家有那些衣物，他们都调查了。
        巴克的调查，只提供了一个数据库，告诉大家中国乡下有不少富裕的农户，也有不少在贫困线上挣扎的，穷到只有一件可以见人的衣服。他本人倒没有去作任何分析，但是他的这份报告，却迎来了许多研究者。巴克的报告像一个雷区，跑进去的人，有时候会看到许多大家觉得难以理解的数据，而且还会有让人觉得矛盾的地方。
        天津南开大学，是中国民间所创办的一所很受人尊敬的大学。洛克菲勒基金会为出资这个大学，开设了一个新的机构，南开经济研究学院。
        南开经济学院，在1930年代作出了一系列有学术水准的研究报告，在国际学术界赢得了尊重。1935年，南开学院发现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过去的十五年里，学术界突然开始对中国的农村问题产生了兴趣，出现了251份学术刊物是专注于农村问题的，其中80%的文章是在1933年之后发表的。
        整体来说，这些报告的内容差别非常大，各地农村情况都非常不同，而且很难找到一种解决方案，是可以应对全国农村问题的。
        1934年，蒋介石开始在农村推行保甲制度，保甲制度及其影响，也是大家所研究的一个热点。
        但是有许多报告所呈现的农村社会情况，禁张的社会对立，让人觉得和明朝末年的中国农村情况比较相像，就是流民遍地之前的明朝农村啦。这些报告都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主要是城市经济的发展，农村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获益。许多地方农村的情况开始急剧的恶化，农民开始逃离乡村，进入城市谋生。许多农村穷人穷到根本不可能娶亲，只是在为了生存而挣扎。
        在所有这些报告中，最具有学术性的，居然是日本在华北势力扩张的副产品。
        日本为了政治军事目的而作的华北乡村调查，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很有价值的数据资料。
        1935年，南满铁路公司研究科的工作人员，军方情报收集人员和日本的大学生们，组成了一个华北农村调查组，他们走访了华北的25个村庄。第二年他们又作了跟进调查。
        1937年，又一个调查小组对这些村庄进行了跟进调查，这一次没有军事情报行为，是纯粹的学术性研究。
        他们所采集的数据，可以让我们拿来和毛泽东在1930年所作的农村研究报告作比较。我们发现，1937年这些日本研究人员所呈现的农村社会构成，和毛泽东报告所呈现的，是非常相似的。
        在中华民国的军阀时代，是没有过这么多关于农村情况的调查报告的，因此如果按照严格的理性标准来说，我们还真不能说，是国民党南京政府时代，农村情况开始急剧恶化，造成农村贫困情况加剧。
        而且我们也不应该忘记，这个时代，正是全球经济衰退的时候，中国传统的大宗原材料出口额大幅度下降，也造成了连锁的反应，影响到中国的农村经济。
        我们可以非常确定地说，这个时候的农民们，不像城里的穷人们，他们并不关心，甚至不知道，中日关系的紧张，战争阴云的迫近，他们也没有接触过共产主义的革命思想。
        他们的明天会是什么？他们中的许多人，或许在问上天，为什么生活会是这样？但是他们会继续像他们的祖父辈那样，顽强而不屈服地为自己的生活而劳作着，他们会作出什么样过激的举动么?
        我们不知道。

        乡村改造运动

        作为改良中国社会的一个主要力量，基督教会力量，在国民党广州大革命和北伐时期，遭到重大打击。
        五四运动之后，佛教和儒家思想，已经被进步青年们作为封建迷信所唾弃。但是来自西方的基督教会，则相对来说，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许多并不相信基督教的青年们，也愿意加入基督教会的各项社会改良项目，服务社会，服务中国大众。
        基督教青年会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社会改良事工，在中华民国的军阀时代，继续快速成长。
        到1922年的时候，基督教青年会已经在36个城市有了超过五万五千名成员，并且雇佣了459位专职人员，其中378人是中国人。
        孔祥熙并不是基督徒，但是他认为基督教青年会的事业，是有助于中国走向现代文明社会的。因此孔祥熙不仅在金钱上慷慨资助青年会，而且利用他的社会地位和影响力，为青年会的各项事工提供帮助。
        但是1925年之后，中国社会风气开始转变。爱国思想和反帝国主义思想被广泛传播和教育。
        而基督教会，则被解读成帝国主义麻痹压迫中国人民的工具，遭到许多青年们的仇视。
        激进的爱国青年们开始攻击教会学校，有了革命思想觉悟了的教会学校里的激进学生们也开始在学校里闹事。
        上海五卅惨案之后，激进的爱国青年们说，基督教青年会，一直利用品民教育这些群众运动作掩护，一方面传播基督教，一方面麻痹青年们的政治觉悟。基督教青年会是爱国运动的破坏者。基督教青年会还欺骗工人阶级说，他们应该感恩，资本家是对他们有恩惠的。
        激进的青年开始攻击基督教青年会的青年志愿者，许多时候是暴力的攻击。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孔祥熙也没有办法保护青年会的志愿者们不被暴力侵犯。
        北伐军兴起，各地反帝情绪日益高涨，仇外思想也在蔓延，许多外国传教士逃离了已经没有生命安全保障的中国。
        这个局面到了1930年之后，开始出现了改善。
        蒋介石和蒋宋美龄在庐山避暑的时候，他们租住的房子，房东是一个卫斯理会的传教士，一个从伊利诺伊州来的美国人，从1910年开始，他就一直在试图影响改变中国社会。
        房东和蒋介石说了许多基督教会在农村改良运动中所作的事情，已经所遭遇的困难。
        蒋介石也希望看到农民们过上好日子啊，他开始改变了对基督教社会事工的态度。
        1930年之后，开始出现传教士的回流潮，资金和人员，又开始进入中国。
        在1937年之前，中国农村的改良事业，主要可以分作三股力量，政府力量，包括国民党中央政府，和阎锡山这样的地方军阀政府。梁漱溟领导的儒家乡村建设运动。和基督教会的乡村改良事业，其中基督教会的覆盖面是最为广泛的。
        梁漱溟先生，在汉学者Guy Alitto1979年的论文里，被称作“中国最后的孔夫子”。
        梁漱溟并不认同1920年代风行一时的阶级斗争理论，梁漱溟认为，没有什么阶级斗争，社会不同的人，地主啦，老板啦，职员啦，雇农啦，大家的差别，不过是“伦理本位，职业分出途。”
        梁漱溟认为，中国的希望，在于农村的振兴，农村的衰败，是因为儒家思想的衰败，农村社会秩序开始紊乱。
        1924年，梁漱溟辞去了北京大学的职务，去山东曹州中学主持高中部。梁漱溟坚持相信，农村的前途，将决定中国未来的走向，他要去更深入地理解农村，改良乡村社会。
        1929年，梁漱溟受到地方小军阀邀请，到河南辉县筹备河南村治学院，开始乡村建设事业。
        梁漱溟的事业，得到了山东军阀韩复渠的大力支持。
        1930年，梁漱溟应韩复渠的邀请去山东开始筹备山东的乡村建设运动。
        1931年，梁漱溟开始鲁西的乡村建设运动，在韩复渠的大力支持下共有13个县加入了这个运动。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24 12:21

正文155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路线，是政教合一的路线，以乡学替代区公所，以村学替代乡公所。乡学和村学，既是乡村自治行政管理机构，又是乡村教育机构。同时从事农作物改良品种的推广和农业技术的推广，组成农民“共管，共享，共有”的农民合作组织。同时成立民团干部训练所，训练农民们军事技能，组织民团保卫自己的家园。
        山西军阀阎锡山也在进行着他的思考。1935年，红军到底陕北之后，实行新的农村政策，引起邻省山西各界的议论。
        1935年8月到9月，阎锡山召开晋西21县防共会议，他说，现在的农民，不论丰年还是凶年，许多都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必需改善农民的处境。阎锡山提出了“武力防共，政治治共，思想防共”的主张，同时提出“土地村公有”制度，进行农村土地改革。
        具体办法是，村公所发行无利息公债，将全村土地收归村公有。然后将土地的水旱肥瘦进行划分，分配给18岁以上的村民，58岁以后，村民将农地归还村子。
        但是阎锡山的农村改革失败了，因为山西绝大多数的自耕农民，反对这个改革。根据山西当局所作的民意调查，百分七十五的农民反对这个改革办法。阎锡山放弃了他的土地村有制改革。
        国民党政府，开始在农村实行保甲制度，推出农村的县，区，乡，保，甲五级行政制度。并且颁布了农村自治法案，根据这个纸面的法律，中国的乡村，其实是自由的，县自治是合乎国民党政府颁布的法律的。国民党政府同时也在南京附近进行了农村改革尝试，试图建立起一个模范县，然后推广经验。
        1920年，晏阳初的母亲病重，已经完成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学位的晏阳初放弃了正在进行的博士学位学习，回到了中国。
        晏阳初回到中国之后，加入了基督教青年会，担任全国智育部平民工作总干事。所谓“平民”，就是工人啦，农民啦这些的草根小百姓，基督教青年会称作“平民”，这是那个年代的中文习惯。
        1922年3月，晏阳初在长沙组织成立“平民教育讨论会”，发起平民识字运动，扫除城市农村文盲，大批湖南青年参加了这个社会改良运动，其中就有青年学生毛泽东。
        1923年，在长沙获得成功的晏阳初来到北京，和蒋梦麟，陶行知以及当时北京的社会名流们，联合成立“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开始全国范围的平民扫盲运动。
        随着平民教育运动的发展，晏阳初认为，单独的扫盲文字教育运动，并不足以改良中国的社会，尤其是困苦的中国乡村，他决定走一条乡村改良的道路。
        1926年，获得了洛克菲勒基金资助的晏阳初和他的同工们，开始定县农村的改良运动。
        晏阳初的思路是非常简单的，从小到大，从小处入手，改良中国的乡村社会。
        晏阳初认为，中国乡村社会和当时的中国社会是一样的，存在着愚昧，贫穷，懦弱和自私的问题，他认为，从改变每个农民开始，改变一个一个的农村，会改变整个中国乡村社会，进而改变整个中国社会。
        晏阳初在英格兰和美国进行筹款活动，筹募资金雇佣了一个专家团队，每个专家一方面关注当时欧洲美国出现的新概念，新技术，新的组织方式，同时研究和设计出经济成本尽可能低廉的中国乡村改良各项具体措施。
        比如定县的乡民卫生健康制度，每个村子会雇佣一个农民成为村保健员，对他进行关键性，基要性的卫生健康知识培训，经过十天时间的密集培训，这个村民就可以为乡亲们量血压心跳，对大部分当地农民常见的各种疾病，作出初步的诊断，并且向上汇报。他同时也掌握了基本的急救手段，他有自己的医药卫生器材和物资，他会使用眼药水，眼药膏，甘汞，蓖麻油和阿司匹林对乡亲们作初步的急救救护。同时他还负责为乡亲们注射疫苗，负责村子和周围环境的卫生情况，包括必要的消毒杀菌工作。
        每个乡建立起保健所，能够处理各个村送上来的病人。县里面，则建立了县卫生院，这里是定县的医院和乡村卫生健康工作管理机构。
        村民们的许多传统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就像汉学者Charles Hayford1990年的论文告诉我们的，农村的接生婆们，她们就很难改变她们不卫生的工作习惯，她们还非常相信牛粪的治疗功效。
        到1932年的时候，定县的模式，作为乡村改造运动的一部分，已经在中国许多地方得到推广。
        到1933年，定县改良走到了最后一步，这一年，乡亲们有了自己的县长。定县有了各种现代农村的制度，也出现了乡亲们自己的工业企业，农民合作社，也建立了对税金使用的管理监督机制。
        但是定县的保守势力则认为，晏阳初他们的作法，简直就是共产主义，他们在一年以后，逼走了定县的县长。
        不论是晏阳初的洋派路线，还是梁漱溟的土派路线，乡村建设运动很快就遇到了许多的挑战。中国社会的许多传统，以及当时的政治力量，都对乡亲建设运动造成了压力。
        乡亲们要知道哦，这个运动其实是走向乡村自治民主化的，在政治方向而言。
        乡民们生活标准的改善，识字率的提高，引发了社会生态的改变，这一些一环扣动一环的改变，如果没有被遏制住，会根本性地改变中国乡村面貌的啦，你懂的。
        比如，定县的改革事业，实际是需要大笔资金的，超出了当地乡亲们自己的经济负担能力，资金来源问题，一直是一个挑战。
        定县农村的村民自治组织，是需要当地政府的批准的。
        农作物改良，生产技术改良，产量提高，又可会引发地主和雇农之间的一系列问题。
        村民们识字率提高了，他们也开始有了自己的诉求，开始表达自己的不满。
        简单的说，乡村改造运动，是在根本上改变整个中国，从农村开始的改变，是会改变整个国家体系的，包括国民党政府，和地方军阀政府在内，各种强势势力，并不是很愿意看到这些变化。
        如果说，民间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从小往上的改良运动。那么国民党政府自己主导的农村改革，则是从上往下的改造，它一样遇到了挑战。国民党的农村改革计划，并不能真正的渗透到基层的村子。
        国民党中央政府所制定的法律和计划，在纸面上，是承认了农民们的自治，但是连国民党政府自己，都会压制农民们由下而上的自治行为。更不要说，实际掌握着各省的军阀们和当地的商人组织，地主组织，也往往会干涉阻挠乡村自治运动。
        识字了的农民们，他们已经开始了解中国在发生些什么，他们感受到了不公平，不平等。为什么城里人和农民，有这么大的差别？
        整个乡村改造运动，事实上是在挑战当时的中国政府官僚统治体系，我们无法想象，当时的中国，政府，军阀和官僚们，会真诚地欢迎，帮助这种自下而上的改变。
        乡村改造运动的失败，在1930年代之后，给了中国共产党机会。
        毛泽东的农村革命思想体系趋向成熟
        1927年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曾经拥有过超过六万名党员，蒋介石的白色恐怖屠杀和清洗，几乎就已经消灭了共产党。大批的党员在各地遭到屠杀，有的党员公开声明退出共产党，更多的大屠杀幸存者则隐姓埋名，退出了共产党的活动，不再和共产党保持组织上的关系。
        一些对着共产主义怀有坚定的信念的理想主义者，他们不屈服于蒋介石的屠杀和背叛，他们继续在追求，他们所信奉的共产主义理想。
        在中国十多个地方，出现了共产党员所领导的造反叛乱，他们往往把自己的军队叫作“红军”，就像苏联红军一样，他们把自己所率领的军队定义为工农红军。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24 12:22

正文156
        毛泽东率领他的军队和小军阀背景的朱德所率领的军队合流到一起，他们的力量开始壮大。他们曾经遵循共产国际的指令，对大城市进行过攻击，试图建立起城市革命基地，但是他们此时的武装力量，显然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
        朱德和毛泽东率领他们的军队转移到了江西的山区，并且以瑞金为中心，建立起了一个根据地。
        同时规模比较大的共产党根据地，还有在大别山区的革命根据地，和沼泽湖泊地形的洪湖革命根据地。
        对于绝大多数成功的革命来说，关键性的因素是意识形态和组织方法。
        毛泽东最初的组织原则，是和传统的成功的土匪武装一样，威逼加上利诱。参加红军有饭吃，参加红军能当官。这些直白而诱惑性的宣传，在农村赢得了追求者。
        在意识形态方面，苏联通过共产国际所下达的命令，其实并不适合当时的中国社会背景，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调整，是经过了一个漫长的过程，在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之后，才开始改变为切合中国的社会现状。这个过程中的关键人物，就是毛泽东。
        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对人类历史的分析，苏联认为，产业工人组成的城市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关键核心组成力量。共产国际一直要求中共的领导们加强城市工作，教育，组织，发动工人力量进行革命。
        1927年，陈独秀被共产国际剥夺了职务，驱逐出共产党领导核心。共产国际判定，陈独秀是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人。1929年，陈独秀被正式开除党籍，因为他在当时的中东路事件中，公开反驳中国共产党“武装保卫苏联”的立场和主张。
        陈独秀之后的中国革命党总书记是瞿秋白。在广州革命失败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总部，主要是在上海租界里，遵循共产国际的路线，进行秘密活动。他们在上海的教条主义活动，其实只是在纸面上的工作计划，并没有真正的发动起城市群众运动。
        另一方面，他们要把从共产国际所获得的指令，转发给各个在农村的革命根据地。
        1931年初，著名的“28个布尔什维克”从苏联回到中国，他们接管了中国共产党，苏联对中国革命的控制能力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但是他们更为激进的城市革命工作，其实是在国民党的地盘上，玩着有利于国民党的游戏。就算中共的暗杀活动，也在和国民党的暗杀活动较量中，处于弱势地位。
        1933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已经没办法再在上海租界里立足，他们集体迁移到了江西革命根据地。他们到来之后，就取代了毛泽东对江西根据地的领导职务和权力。毛泽东在这一段半退休的日子里，对中国的村进行了更深入的调查和理解，开始形成了一整套的革命思想体系，毛泽东的思想，开始成为中国共产党革命事业的一个核心元素。
        和他的革命同志们相比，毛泽东是显然超越了他们，他在追求一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达到这一个认识，对于毛泽东并不难，因为中国儒家的传统教育，本来就追求的是“知行合一”。挑战是在于，如何具体地把理论整理成为一个清晰明确的体系。
        我们可以一起看看，毛泽东思考的这一个过程。
        从1923年之后，毛泽东开始参加国共统一战线，他曾经一度在广州，成文国民党中央的候补委员。此后毛泽东开放负责国民党的农民运动教育工作，他从1926年5月到10月，他本人就教授了十届的学员，总共有320位来自各省的学员们接受过他的培训。毛泽东的教育，是基于他本人1925年的时候，在湖南农村的半年多时间的调查和组织农民运动经历。
        1926年，毛泽东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说，农民遭受到了沉重的压迫，压迫来自于，1. 太高的地租，一半甚至更多的收成，是要交给地主的。2.太高的利息，贷款年利息是在36%到84%之间。3.沉重的地方税收。4.地主对农民劳动的剥削。5.地主和军阀以及堕落腐败的当地官僚勾结在一起，尽一切可能的方式，对农民进行剥削。在这整个剥削体系背后，则是帝国主义力量，帝国主义通过和这个体系的合作，对中国农民进行压迫和剥削，因此帝国主义力量也在帮助维护中国的这个剥削农民的社会制度稳定。
        到这里，我们看到，毛泽东的思想，已经接受了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
        但是在报告里，接下来，毛泽东由基于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的框架，提出了自己的主张。
        毛泽东说，中国革命，如果要取得成功，必需作好以下三个工作。
        1. 对中国农村的不同阶级进行深入的了解，进行理性分析。
        2. 革命的战术是，在不同的革命阶段，区分清楚，那些人要团结的力量，那些人是要打击的力量。
        3. 中国共产党在农村革命中的角色，应该是一个带路者和分析者，而不是一个无所不知的角色。共产党人必需近切地观察理解农民，知道农民们需要什么，抱怨什么，希望什么和害怕什么。只有这样，共产党才可以真正有一套可行的战术，在革命的过程中，团结最大可能的多数，打击最少数的那一批人。
        但是毛泽东的主张，当时并没有得到中国共产党和共产国际的认可。
        1927年，国民党开始镇压清洗共产党，这个时候的毛泽东，依旧尽职尽责地遵循着共产国际的指令。
        毛泽东组织发动了农民的暴动，但是并没有看到什么此起彼伏的“革命的高潮”，而且毛泽东发现，农民暴动武装就算攻克了一座城市，也没办法守住这个城市。
        毛泽东开始认识到，如果农民武装要存活和发展壮大，必需要去国民党和军阀势力控制力薄弱的地方，要去找到一个根据地，在那里，可以把男人们和食物结合在一起打战。
        就是在这个思路下，毛泽东带领着他的部队，在1931年，成立了“江西苏维埃共和国”。
        在毛泽东带领的这段时间里，江西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一系列的土地革命，大地主们被剥夺了土地，农民们开始分到自己的土地。毛泽东开始给了农民们希望和机会，尤其是那些一贫如洗的贫农，是毛泽东的农村革命事业最热忱的追随者。
        28个布尔什维克到底江西革命根据地之后，和毛泽东在许多地方发生了争执。
        比如，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应该如何对待富农。毛泽东认为富农是当时农村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因素，不应该伤害他们。但是莫斯科培训出来的教条主义者们则认为，富农的存在，是会腐蚀威胁到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性质的。
        毛泽东受到了打压和排斥，他开始更多地接触农民，了解他们的想法，他们的行为模式。
        我们可以从毛泽东对待富农的立场看到，到这个时候，列宁的不断革命理论，毛泽东已经开始掌握。在不同的革命阶段，尽可能团结最多的人，打击最少数人。积蓄好力量，进入下一阶段的革命，再团结，再打击。在不同的革命阶段，进行着不同的革命斗争，直到取得革命成功。
        内外麻烦不断的蒋介石
        从蒋介石取得权力开始，他就一直面临着来自四个方面的主要挑战，
        1. 国民党内部的挑战，汪精卫和胡汉民等人一直在挑战他的首脑地位。
        2. 各地的军阀们，一直在抵抗着蒋介石试图加强中央权力，建成一个真正统一的中国的努力。从1928年到1936年间，蒋介石通过武力或者和平方式，平定了至少23次的叛乱。
        3. 共产党开始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在各地发动叛乱。
        4. 日本对中国表现越来越具有侵略性，开始通过各种方式蚕食中国，并且最终走向1937年的全面战争。
        蒋介石意识到，所谓统一的中国，只是一个假象。他的战略是，首先对内完成中国的统一，加强内部的统一领导，发展出强大的中国军队，然后对日本宣战。
        我们不能指责他这种战略是错误的，事实上，理性的评估来说，这是一个合理的战略。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24 13:29

正文157

        1929-1931年蒋介石维护中国统一的军事努力

        南京国民党政府时代的中国，还是一个军阀割据的中国。各地方大小军阀们都有着自己的军队，大家叫他们地方军。而国民党中央政府则有一只最强大的军队，叫作中央军。
        国民党刚统一中国的时候，张学良的东北军，是地方军阀里实力最强，地盘最大的一个军阀势力。接下来主要的军阀是控制着陕西和河南的冯玉祥，控制着山西的阎锡山，还有占据着广西，湖南和湖北的桂系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
        此外，云南，贵州，四川，察哈尔，宁夏，青海和新疆，也都在各地大小军阀的控制之下。
        国民党中央政府则掌握着浙江，上海，安徽，江苏和江西，并且在广东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为了加强控制中央的权威，蒋介石要求全国各地军阀裁军，这个要求，遭到了各地军阀的猜疑和不满。大家都是靠枪说话啊，国民党夺权政权，不就是考的枪嘛。
        1929年初，桂系军阀李宗仁和白崇禧首先发动叛乱，试图扩大控制的地盘。蒋介石调动军队镇压了这次叛乱，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军阀首脑逃亡海外。
        接下来，轮到基督将军，反水将军冯玉祥啦。
        1929年3月，日本从山东撤出了驻扎的军队。这对中国是件好事啊，可是这好事又引起了新的争执，日军退出了山东，山东算谁的地盘？中央军入驻么？
        1929年5月，冯玉祥认为山东应该是他的地盘，他又一次反水了，他又一次发动了叛乱。冯玉祥发表通电，对蒋介石作出了指控，冯玉祥认为，蒋介石设计的裁军计划，根本就是要饿死冯玉祥的军队。
        一直反反复复，一直追求革命的冯玉祥或许没有料到，他的手下，也居然会有样学样。
        蒋介石没怎么动用军队，就花钱就收买了十万多最具有战斗力的冯玉祥的军队，这其中就包括了韩复渠。他们也有道理哦，拥护中央政府，不跟着冯玉祥叛乱。
        1929年10月，支撑不住的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逃去了山西找阎锡山作好朋友。
        这一系列事件，也刺激到阎锡山了，冯玉祥这么大的军阀都不能抵抗蒋介石，阎锡山要想办法了。
        李宗仁等人此时已经又潜回了广西，并且再次控制住了广西的军队。
        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他们团结起来啦，更有喜感的是，他们还从国民党中央里拉出来一帮人，汪精卫跟着他们一起造反，汪精卫说，蒋介石是坏蛋，我们要改组国民党。
        1930年初，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和阎锡山在北平成立新政府。汪精卫发表通电，指控蒋介石以及南京国民党政府已经是一个腐败，堕落和专治的政府，要求蒋介石下野，退出政界。
        这个通电得到57名将军和十多个政治领袖的联署，声势浩大，也显得正义凌然。叛军们推举阎锡山出任总司令，张学良，冯玉祥和李宗仁为副总司令。这是蒋介石从1927年以来所遭遇的最大挑战。
        1930年5月，双方开始进入战争状态，因为主战场在河南，因此有人称这一次倒蒋战争作中原大战。
        蒋介石首先是调动军队击溃了从广西北上的桂系军阀部队。
        接下来，蒋介石并分两路抵抗南下的叛军，一路在山东江苏一线布防，基本采取守势。陈诚，胡宗南等最能作战的将领，则率领中央军突击河南，这里是主战场。日后崛起的国民党猛将张灵甫，此时还是个连长，作为突击先锋，他在中原大战中表现出令人惊叹的勇气和忠诚。
        冯玉祥的西北军和阎锡山的晋军和中央军进行了残酷而激烈的厮杀。
        1930年9月，付出惨重代价之后，中央军攻克洛阳，战局开始向着有利于中央军的方向转变。蒋介石密切地联系张学良，不仅许诺他作副总司令，而且给张学良预先汇去500万出兵费，承诺另筹1000万，并且承诺华北成为张学良的地盘。
        1930年9月18日，张学良高调发表通电，要求叛军停止内战。东北军开始大举南下山海关，占据北平等地，参加中原大战。
        张学良率领着十多万军队进入了山海关，张学良爱上了北平这个城市的多姿多彩的生活。
        遭到来自背后东北军的打击，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军队开始崩溃。
        1930年11月，阎锡山和冯玉祥通电下野，中原大战结束。
        这次战争，双方的伤亡人数达到了24万人，更为惨烈的是，整个河南中部和北部农村，几乎完全毁于战火，成为废墟。
        中原大战，已经完全不同于中华民国北洋时期的军阀混战，这是一种新的内战方式。
        在军阀们发动倒蒋战争期间，共产党下令苏区红军攻克南昌和长沙，把革命发展到城市去。
        红军并没能攻克南昌，长沙被红军攻克之后，十天之后，又被夺回。看起来，此时的红军，还是不具有正面对抗作战的能力。
        但是红军的表现，已经引起了蒋介石的警觉，哦，这些红军不像小股土匪哦，居然敢攻打南昌，长沙这样的大城市啦。
        1930年12月，蒋介石下令剿匪，开始对江西苏区展开军事行动。
        对国民党政府来说，这是一次完全失败的军事行动。在城市里，毛泽东失败了，在农村里，毛泽东把失去的胜利夺了回来。通过高效的游击战术，毛泽东率领红军完全歼灭了进攻的国民党军队，杀死至少9000名士兵，夺取了大量的补给。被俘虏的国民党将军，也被胜利的红军，砍去了脑袋，他的脑袋被丢进了赣江。
        这位被砍头的将军，曾经也是毛泽东的战友，他和毛泽东在湖南驱逐外省军阀争取独立自治运动中，并肩奋斗过。他们都有他们各自理想中的美好中国的蓝图，他们走上了敌对的道路。
        此时的蒋介石，还不适应内战失败的打击，他雷霆震怒了，不仅下令处死一批被囚禁的共产党员，为那位将军复仇，而且开始策划第二次军事行动。
        1931年4月，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剿共军事行动。这次的作战部队，主要是有地方军组成，包括变节投降中央的冯玉祥的旧部。而在前线指挥这次军事行动的，则是一位当时的国民党名将。
        毛泽东日趋娴熟的游击战术，再次击败了国民党的军队。中国的国军，看来到这时候，还没有找到对付这种农村游击战的有效办法。
        1931年7月，愤怒的蒋介石亲自出马，作为总指挥，对江西苏区发起了第三次剿共军事行动。这一次的行动，初期进行的比较顺利，红军被逼迫退向蒋介石所希望的方向。
        1931年8月，江西开始一系列的暴雨，这有利于红军的游击战术。毛泽东又一次率领他的红军对国军造成重大伤害。
        1931年9月18日，满洲发生了一件事情，打乱了蒋介石的计划，他被迫迅速结束了这场军事行动，因为满洲和广州，都出大事情啦，那才是真正的危机事件。
        满洲事件的发生背景
        张作霖大元帅去世之后，他的儿子张学良继承了他的事业。日本人轻蔑地称呼张学良作“少帅”。
        但是张学良却表现出了令日本关东军人们吃惊的勇气和决心。
        1928年秋天，张学良不顾部分忠诚的老一辈下属的反对，也无视日本关东军和南满铁路公司的反对，宣布东北归入南京国民政府。
        作为这个行为的回报，蒋介石把热河省送给了张学良。热河，黑龙江，吉林和辽宁四省归入东北政治会议管理。这次行政划分归属的改变，是日后满洲国对热河领土要求的起源。
        日本人希望通过张作霖生前所倚重信赖的两位老下属，来影响张学良，保障日本在满洲的各项权益。这两位老下属在东北的军事和民政事务方面，一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张学良看到了这个日本人的意图，1929年1月，张学良邀请他们来吃晚饭。然后在宴席间，派人杀害了这两个人。当时他向在场的宾客们告辞，他退场去注射吗啡啦。用欺骗和背叛，张学良完全无视法治，就这样私自杀害了两条人命。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24 17:33

正文158
        草菅人命的罪恶行径，中国从中华民国的军阀时代就开始了。所不同的是，当时擅自杀害政敌的徐树铮，事后捏造了虚假的法庭审讯和审判记录。
        这个时代，情况又开始不同啦。张学良已经不需要再捏造什么法庭审判记录那些，他直接就这么杀害了两个政客。
        这之后，张学良就表现出更大的勇气啦。
        1927年的时候，大元帅张作霖干了一件骇人听闻的事情，他无视国际法，袭击了苏联驻北京的大使馆。
        1930年的春天，少帅张学良，像他父亲当年一样，袭击了苏联驻哈尔滨的领事馆。他有他的理由，中国和苏联已经没有外交关系啦。这里有个基本的概念，不要说有没有外交关系，是不是领事馆，就算是中国小百姓的一间房子，张学良少帅就可以这么任意袭击么？
        这件事情呢，又要说到北满铁路，也就称作“中东铁路”啦，就是起源于李鸿章时代的“中俄密约”的那条铁路的北段。
        1917年，苏联发表加拉罕宣言，宣称苏联单方面放弃沙俄时代对华签署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的权益。但是苏联事后否认了加拉罕宣言的有效性，说法是，翻译错了。
        1920年代，中华民国政府的外交官们，从华盛顿会议回到中国，开始了权力恢复运动。
        1924年5月，中华民国和苏联在北京签署了新的条约，苏联放弃领事裁判权和治外法权。苏联放弃庚子赔款。苏联放弃在华一切沙俄时代获得的租界，租借地特权。
        关于中东铁路，所有涉及国家主权的警察啦，司法啦那些的，全部交还给中华民国，苏联所营运的中东铁路成为一条纯商业性质的铁路。由两国国民出任职位，共同管理。
        到这里，根据这个条约，中东铁路已经成为一个中俄两国的合资企业，不再有任何伤害到中国国家主权的成分。
        但是事实上，苏联一直没有没有允许中国人进入中东铁路，中东铁路一直由苏联人在单方面营运。
        这件事情，是苏联人没有履行条约，可以通过和平方式谈判。
        可是此时不再是中华民国的军阀时代啦，已经是南京政府的国民党时代。当时国民党政府奉行的是“革命外交”路线哦，乡亲们还记得么？
        蒋介石告诉张学良说，强硬对抗苏联，现在苏联是地球村的公敌，苏联不敢打仗。就算苏联真的敢打仗，中央政府也会出钱，出军队支持你哦。
        张学良胆子更大啦，他一直觉得苏联在利用中东铁路在当地暗地里传播共产主义。
        1929年7月，张学良开始驱逐中东路里的所有俄罗斯雇员，强行接收了中东铁路。
        1929年8月，斯大林下令对张学良进行军事打击。强大的苏联红军，出动了飞机和坦克，开始进攻东北军。这是一场近似屠杀性质的战争，东北军在强大的苏联红军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张学良并没有得到中央政府的任何军事方面的援助，他被迫向苏联求和。
        1929年12月，中国政府和苏联签署伯利条约，将中东铁路恢复到战前状态，条约同时承诺，中国愿意和苏联建立起外交关系，将通过谈判解决建交和其他问题。
        更为奇葩的是，张学良还因为这样的野蛮行为，获得了中国中央政府颁发的“青天白日勋章”，表彰张学良对维护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所作出来的贡献。
        1930年11月，冯玉祥通电下野，张学良接受了许多西北军的残余部队，并且占据了北平和华北地区。此时的张学良，达到了个人权力的顶峰。
        张学良和蒋介石成为了亲密的好朋友，他们有着共同的诉求，他们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他们要打击日本。这两个爱国者要团结一致，和日本作抗争。
        张学良开始对日本表示出越来越强硬的立场。他拒绝南满铁路公司铺设新的铁路支线，那是张作霖在1918年和日本所签署的协定。同时开始和日本方面交涉，要求收回治外法权和其他一些日本在满洲的特殊权益。张学良同时要在旅顺附近开发一个新的港口葫芦岛，这个港口如果兴建起来，将直接和旅顺产生竞争。
        蒋介石同时也伸出了援手，中国政府将投资新建一条和南满铁路平行的铁路，同时要求收回南满铁路路权。
        在满洲发生了朝鲜侨民和东北农民的冲突纠纷，之后朝鲜境内开始爆发恶劣的仇华暴行，愤怒的朝鲜暴民开始攻击屠杀中国侨民。
        国民党政府组织发动全国范围的抵制日货运动，对日本施加压力。国民党外交部并且要求日本交还南满铁路，扯出军队，取消一切特殊权益。各地的国民党开始对青年学生们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反日的爱国热情又开始燃烧。
        1931年六月的时候，日本一组军事情报人员对东北进行了秘密的非法调查，被东北军人捕获。东北军军官居然就擅自下令杀死了这一组人，似乎这些人和他们的少帅一样，不知道什么叫法律，什么叫审判。
        张学良事后下令把被杀害的日本的尸体销毁，将这件事情掩盖过去。可是这件事情还是被日本人知道了。
        1931年8月17日，日本驻沈阳总领事向辽宁政府提出正式抗议，要求追究调查此事，依法惩办凶手。
        张学良倒并不是一味的强硬打压日本，他同时也展开金钱贿赂工作，对日本政界和企业界许多要人进行了贿赂。
        日本国内针对中国的愤怒情绪也在民间增长。
        在日本的中下层爱国青年军官中，这种愤怒情绪更是在迅速的蔓延。
        我们曾经说过，这个时候的日本已经开始表现出明显的财阀政治色彩，议员们和政客们已经开始堕落腐败。
        近卫笃麿那一代人，政治领袖们，清廉正直的品格，到了这个时候，已经开始败坏。
        许多爱国青年军官们并不尊敬这些政治大人物，他们认为他们是欺压百姓的财阀代言人，是背叛日本的奸人。
        1930年11月，一个激进的日本爱国青年军官，在东京火车站刺杀了当时的日本首相，首相四个月之后去世。
        面对国内日益增长的针对政治人物和企业界领袖们的暴力袭击事件，和国内经济的衰退，日本政府很担心，蛮干的青年军官又会作出些什么出格的举动来。
        东京的军部和外交部都得到了消息，说是驻扎在满洲的关东军青年军官们在密谋策划着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他们都表现出了忧虑。
        1931年9月，日本政府派出一位高级将领去旅顺，让他去约束训导关东军的青年军官，要“谨慎和忍让”，如果他能够及时赶到，并且正式下达了这样的训令，那么一部分青年军官所策划的满洲事变就不会像后来那样发展。
        东京军部的一个下级军官，把将军的使命以密电的方式通知了密谋策划事变的青年军官，关东军的这些青年军官们决定提前动手。
        1931年9月18日的夜里，他们炸毁了沈阳城外的一小段铁路路轨。他们选择这个地方，因为这里靠近东北军最大的一个兵营。
        爆炸发生之后，关东军内出现了噪杂和困惑，各种消息都有。沈阳的关东军高级军官下令对东北军的兵营发起全面攻击，关东军很快就攻占了沈阳城和东北军的兵营。
        日本总领事赶来试图劝退关东军的军人们回到兵营，一位年青的日本军官对着他抽出了军刀，总领事不再言语了。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24 21:41

正文159
        这就是中国通常所说的“九一八事变”，外界一般称作“奉天事变”。
        1931年9月19日，日本内阁召开紧急会议，绝大多数内阁成员和陆相发生了激烈的争执，日本外相则怀疑这是关东军自己弄出来的阴谋，最后内阁达成决议，要求在满洲的日本关东军保持克制，不再扩大事态，等待外交途径解决问题。
        中国和美国向国联发出请求，请求国联发出呼吁，呼吁各方停止军事行动。
        但是东京的日本参谋本部却向关东军发出了一封含义模糊，模棱两可的指令。
        与此同时，更为离谱的事情发生了，在没有接到任何指令的情况下，日本驻扎在朝鲜的司令长官下令军队跨过边境，进入满洲南部。这件事情，已经是公然的哗变行为。
        此时的关东军力量其实很小，总共不过两万人左右。在得到朝鲜驻屯军确保后方安全之后，关东军以自卫和剿匪为名义，开始向满洲各地展开进攻，奉天事变的事态在迅速扩大。
        1931年10月，国联召开会议，日方称中国已经是暴民社会状态，无法保障民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日本军队在维护社会秩序。中国代表施肇斌对此提出反驳。国联没有通过要求日本停止军事行动的提案。
        张学良在这件事情中，变现出令旁人无法理解的行为，无视来自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作战命令，无视来自当时社会各界的嘲讽和咒骂，张学良坚持他的不抵抗原则。
        1931年12月，关东军兵临锦州城下，东北军放弃锦州，撤退进山海关。
        这是一件令当时的西方世界觉得不可思议的诡异事件，满洲本是张学良这个军阀的地盘，自己的地盘就这样不作战斗就放弃了？从之前张学良的作为来看，我们无法相信，张学良是一个和平主义者。
        日军向北的军事扩张，一样基本没有遇到什么抵抗，一直到挺进到黑龙江，才遇到了穆斯林将军马占山的顽强抗击。
        马占山也是土匪出身的一个东北军将领，奉天事变之后，他被张学良任命作黑龙江省省长。
        1931年10月，马占山带领下属在黑龙江开始进入激烈战斗。
        马占山及其两万多下属的顽强战斗，为他在中国各界赢得了崇高的声誉，成为了许多人仰慕的英雄人物。
        上海的香烟公司，马上决定生产“马占山”牌香烟。结果这却是一笔失败的投机行为。当香烟生产出来的时候，马占山已经决定放弃抵抗。
        当时马占山误解了日军的劝降，他以为他也可以成为一个地方军阀，统治黑龙江“自治”。
        1931年12月，马占山放弃了抵抗，归顺日本关东军。
        到这里，满洲全境，已经被关东军所控制。可是关东军面临着一个问题，把张学良赶跑了，谁来治理满洲呢？
        从1925年开始，前清逊帝溥仪，就一直居住在天津的日本租界里，他现在已经是一个25岁的年青人了。
        溥仪的遭遇，是令人同情的。中华民国背信弃义，将他驱逐出皇宫，只是中国政府恶劣行径的开始。
        中华民国再次背信弃义了，当清国皇帝宣布退位的时候，中华民国曾经承诺过保全清国皇室的陵寝。
        1928年的时候，一个小军阀扒开了北京郊外的东陵，这里安葬着包括慈禧太后在内的许多清国皇室成员。
        此时已经是国民党政府的时代，国民党政府事先没有保护好清国皇室陵墓的安全，事后，也没有惩处盗墓的这个小军阀，这件事情，在中国政府看来，似乎也没什么可耻的。
        自觉愧对列祖列宗的溥仪，心里充满了屈辱和仇恨，但是他又能作些什么呢？
        奉天事变12天之后，日本关东军的代表到天津找到了溥仪。
        双方的交谈一直持续到了十月，关东军的代表告诉溥仪，关东军只是看不惯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的暴行，对百姓没有伤害的恶意。关东军希望能够帮助满洲的百姓建立一个和平安乐的独立国家，不过在这个时候，这位代表并没有说清楚，这个国家是共和国体，还是君主国体。
        关东军的代表一直在试图说服溥仪，能够去满洲主持这个新建的国家。
        1931年11月6月，有人送了水果篮献给溥仪。随员们进行例行的安全检查的时候，在水果篮里发现了两个炸弹。
        1931年11月8日，溥仪在日本特工的帮助下，躲藏在车里，潜逃出了天津租界，在塘沽登上一艘日本货轮，去了旅顺。
        溥仪和关东军的代表进行了好几个月的谈判，他希望能够成为一位皇帝，能够复兴“大清国”。而关东军则坚称他只能作“执政”，新建立的国家是一个共和国，叫“满洲国”。
        1932年3月，溥仪作出了妥协，他接受这样的安排。
        1932年3月，满洲国发表了“独立宣言”，宣布脱离中国中央政府，成为独立的国家。
        一些前清的宗亲和忠于前清的保守人士加入了满洲国政府。

        爱国群众的反日怒火在燃烧

        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北平，天津，太原，西安，开封，武汉，上海，杭州，福州和广州的大中学生开始走上街头，发起示威游行，抗议日军的暴行，要求中国政府出兵东北。
        1931年9月23日，南京发生过10万人参加的抗日救国大会，要求中国政府出兵。
        在上海，各界都出现了反日的集会和游行，开始自发成立各种反日爱国组织。
        其中一个进步爱国人们组成的“上海抗日救亡联盟”，不仅积极组织策划各种反日群众运动，而且提出了一个非常激进的主张，“收缴一切日货”。
        国民党政府发动的抵制日货运动，只是不允许中国的商户和日本进行经济往来，会惩处违反规定的中国商户和个人，但是并没有对商户已有的日货进行征收。
        1931年9月28日，中央大学一前多名爱国学生向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要求对日作战。之后，愤怒的爱国学生，冲击了外交部，爱国暴民们殴打了外交部长王正廷，王正廷被送往医院之前，被要求认罪道歉，为了他的丧权辱国外交行为。
        1882年，王正廷出生于浙江奉化，他父亲是一个基督教的牧师。
        1907年，在教会资助下，王正廷去美国密执安大学学习法律，后转学进耶鲁大学。
        1910年，因为优异的学术能力，王正廷被邀请加入了Phi Beta Kappa。
        从耶鲁毕业之后，王正廷回到了中国。
        作为职业外交官，如果和施肇斌，顾维钧他们相比，王正廷事实上是偏向革命外交家类型的。比如在凡尔赛和会上，他是中国使团中极力反对签署凡尔赛条约的外交官，虽然根据法律，依据条约，中华民国政府已经将山东半岛特权出卖给了日本。
        华盛顿会议之后，中华民国的外交官们开始了权力恢复运动，王正廷就是这个运动中最为积极活跃的一员。在王正廷的努力谈判交涉下，中国收回了苏联在华的一切特权，包括中东铁路的路权。中国从英国收回了威海卫租借地，从法国收回了东京租借地。（这里的东京是一个地名，在今天的越南北部。）中国同时和包括日本在内的各国通过谈判，取回了海关关税自主权。在被爱国学生殴打之前，王正廷正在和各国进行交涉谈判，要取回领事裁判权。
        1928年，北伐军在济南和护侨日军发生军事冲突，军事冲突以北伐军绕道，蒋介石公开道歉而结束。王正廷负责事后的外交谈判，并且和日本通过谈判签署了“中日济案协定”，日本军队撤出山东半岛。
        1928年12月，在王正廷的谈判交涉过程中，南京群众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抗议中国政府对日本软弱卖国，暴民们并且袭击了王正廷的私人住宅。
        1931年9月，以爱国革命外交家自诩的王正廷，被爱国大学生殴打羞辱之后，发表道歉认罪言论。从此基本退出了外交界和政界。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25 0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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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正廷的革命爱国外交家职业经历，是让人感慨的。他在耶鲁所接受的法律培训，Phi Beta Kappa对他学术能力的认可，都让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巴黎和会上，他从法理逻辑上非常清楚，日本在山东半岛的各项特殊权益，是完全合法合理的。其实都不需要太专业的法律培训，当时的梁启超都看出来这件事情的是非曲直。而王正廷的爱国精神，已经凌驾于对法律的尊重，对条约的尊重。
        王正廷退出外交界之后，除了经营自己的买卖，依旧热心于中国的民间体育事业。他和张伯苓所创办的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是奥委会承认的中国代表组织机构，致力于在民间推动现代体育的事业发展。
        王正廷是第一个担任国家奥委会委员的中国人，1932年，他资助组织了中国代表团第一次参加第十届夏季奥运会，他并且向运动员们提出了“为祖国争光”的口号。
        王正廷本人所创办的太平洋保险公司，1949年之后，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征收，他逃亡香港，在那里去世。
        王正廷辞职之后，中华民国在1920年代所兴起的权力恢复运动，基本结束。
        从南京事件到济南事件，国民党政府对中国民间的处理方式，让我们想到了清国的朝廷在处理民教纠纷时候的态度。
        中国民间的许多人们，真诚地相信，是外国人，是日本人蛮不讲理，悍然炮轰南京，悍然攻击北伐军，屠杀济南百姓。
        政府并没有出面将南京事件和济南事件的真相告诉大家，这难道又是传说中的“民心可用”么？
        而此时的中国社会心态，已经和清国的时候非常的不同。经过五四文化革命思想洗礼的青年学生们，都已经充满了革命的精神。国民党政府，真的就没有想过后果么？
        当国民党政府组织发动反日抵制日货运动的时候，进行爱国反日宣传教育的时候，以此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的时候，国民党政府应该是相信，局势是在政府的控制之中。但是国民党显然低估了进步学生的爱国热情和社会各界的爱国热情。
        从奉天事件开始，全国各地的反日集会游行，风气云涌，学生们开始集会演讲，散发传单，向社会各界呼吁，同胞们，团结起来，中国再不抵抗，就要亡国啦！
        1931年9月28日，北平爆发超过30万人的反日爱国集会，集会中，“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吼声响起，强烈要求南京政府停止对内一切军事行动，对日本开战。
        东北逃亡到北平的爱国学生们组成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开始沿着津平铁路和平汉铁路，分两路南下，沿途向社会各界宣传反日思想，要求中国出兵，打回东北。“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等悲情歌曲，被创造出来，用于教育宣传反日思想。
        全国各地愤怒的爱国学生开始攻击各地的国民党机关，并且发起全国爱国学生进南京请愿运动
        1931年12月15日，北平学生请愿团开始再次袭击外交部，将来不及逃走的多名外交部官员殴打成重伤。之后，怒气未消的爱国学生暴民们开始向国民党中央挺进，国民党中央派蔡元培向爱国学生进行劝说，阐明政府的立场。
        这一年，蔡元培已经六十三岁了，从晚清投身于革命来，蔡元培一直致力于推动进步革命事业。五四运动中，当爱国学生暴力殴打政府官员，纵火焚烧私人住宅被捕之后，他向当局要求释放爱国学生，并且以辞职表示自己的不满。
        北平爱国请愿团的爱国学生们，拖走了已经六十岁的老人，蔡元培，对他进行了殴打。和蔡元培一起被殴打的另一个国民党官员，他曾经是一个地方军阀，他的军队，就是很多中国人熟悉的19路军。
        1931年12月17日，更多的爱国学生们再次聚集，冲击国民党中央机关。爱国暴民开始鼓噪起来，开始砸坏门窗，并且开始纵火焚烧中央报社的办公楼。
        警察们开始驱散爱国学生，不屈服，无法纪，充满爱国精神的学生暴民们开始了和警察的斗争。
        南京卫戍司令部迅速派出宪兵赶往镇压爱国学生暴动，在平暴过程中，有30名学生死亡，100多人负伤。
        1931年12月18日，国民党政府宣布，爱国学潮已经被中国共产党所利用，成为危害颠覆政府的暴力运动。明令各地取缔学生爱国请愿示威游行。
        蒋介石此时已经是内外交困了。
        蒋介石的问题，又要说到了胡汉民事件。
        1930年，阎锡山，冯玉祥等人发动倒蒋叛乱的时候，曾经对国民党政府有过一个指控，是说国民党政府是专政政府，完全背叛了共和国。他们的这个指控本身，有自己的合理性在。
        蒋介石也觉得，既然是个民国，是应该有个国会哦，他于是就打算筹划召开国会，制定一个临时性的宪法。
        胡汉民出来大力反对了，你这是对革命的背叛，你这是对三民主义的背叛。
        胡汉民也有他的道理啊，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军政之后，是训政时期啊，百姓素质低嘛，没有资格，要有革命觉悟的国民党进行教训，培养资格，这是新三民主义的理论。
        大家如果都拿着三民主义来讲道理呢，其实蒋介石是说不过胡汉民的，不过他有办法啊，他是蒋介石啊。蒋介石派人把胡汉民给抓起来了。
        这是1931年2月的事情。
        这个事情不仅非法，而且篓子捅大了。这次蒋介石不是暗杀啊，而且非法拘捕的那是国民党中的大老级别人物，胡汉民。再说双方的争执，如果按照新三民主义来说，蒋介石要召开国民大会，的确是违背了孙中山的教导。
        国民党的一批中央监察委员开始弹劾蒋介石，你的行为是非法的，你必需释放胡汉民，你必需下野。
        南方的军阀开始表态，支持党中央监察委员会正义的弹劾行为。一帮军阀又拽上了汪精卫。
        1931年5月，汪精卫他们在南京，又独立了，又叛变了，他们又成立一个国民政府，又要改组国民党。
        这事情让人看着是有些犯晕，一年前，汪精卫和一帮人在北平发动叛变，要改组国民党。一年后，汪精卫又跑到广州来改组了。
        1931年9月，蒋介石正忙着在江西剿灭江西苏区的时候，广州政府的叛军，开始向湖南湖北进军。
        1931年9月18日，奉天事变爆发，南方叛军和国民党中央达成谅解，双方暂停彼此间的军事行动。
        随着满洲局势的恶化，蒋介石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汪精卫和胡汉民这些国民党中的领袖攻击指责他，那是党内的压力。
        全国的爱国学生在指责他，说他是个卖国者，指责蒋介石没有派军队进行抵抗。
        蒋介石所说的“攘外必先安内，去腐方能防蠹”，更成为了爱国学生指责他卖国的理由。
        1931年10月，蒋介石向胡汉民认罪道歉，并且释放了胡汉民。
        胡汉民被释放后，移居去了香港，渐渐淡出了政治纷争。
        但是广州方面依旧不可以妥协，坚持要求蒋介石下野，才可以粤宁复合。
        1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辞去一切职务，宣布下野。
        广州政府宣布取消，回归中央统治，汪精卫开始领导国民党中央的工作。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25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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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爱国热情燃烧的一二八事变

        蒋介石下野，并不能平息中国民间反日爱国的怒火。
        关东军进逼锦州，东北军居然望风而逃，不战而放弃了锦州，上海的反日爱国情绪接近爆炸点。
        公共租界开始紧张了，许多外国侨民想到了北伐大革命时期的对外种族仇杀，他们想到了1927年4月，那个恐怖的凌晨。公共租界开始加强戒备，市民志愿者开始组织起来，以防备可能爆发的种族仇杀事件，很凑巧的事，公共租界工部局宣布进入戒严状态，恰恰是1932年1月28日。
        但是在公共租界外的华界那里，还有一个很大的外国人社区，那里是日本侨民的聚居区。
        1932年1月18日，几个日本僧人遭到一群爱国暴民的围攻，举目击说，事情的开始，是有人喊了一句，“他们是该死的日本人”，两个重伤的日本僧人中的一位在医院里伤重去世。
        这个事情诡异的地方是在于，中国警察居然没有抓捕到一个行凶的暴徒。
        第二天，华界和租界里都出现爱国民众举行的反日，反帝国主义示威游行。
        日本侨民社区，也发动了抗议示威要求，要求日本政府出兵保卫财产和生命安全，在抗议游行过程中，有日本暴徒开始损坏中国人的商店。
        1932年1月21日本上海总领事赶往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并且提出如下要求，
        1. 中国政府必须作出正式的道歉。
        2. 捉拿杀害日本侨民的凶犯。
        3. 镇压一切反日运动。
        4. 立刻取缔一切反日民间团体。
        上海市长说，除了第一条，另外三条都无法办到。
        1932年1月24日，日本海军陆战宣布向上海增派兵力。
        中日的紧张对立局势开始加剧，南京政府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危机处理，会议决议是上海驻军必需保持克制，但是会议中，被爱国暴民的殴打的那位将军，则竭力主张应该强硬对抗。
        1932年1月23日，国民政府下令驻守上海的19路军在五日之内调离上海防区。但是本是军阀部队的19路军当时并没有执行这个命令。
        1932年1月27日，此时已经下野的蒋介石，透过私人关系，说法19路军答应换防。蒋介石一直担心，中国和日本之间爆发全面战争，因为他认为，中国军队还没有准备好，还不足以抵抗强大的日本军队。
        1932年1月27日，日本总领事向上海市长发出最后通牒，限期在1932年1月27日下午六点之前，答复是否接受1月21日所提出的四条要求。
        此时的上海市政完全改变了先前的立场，为了表示诚意，他甚至立刻派人关闭了上海全国反日救国联盟的办公场所。
        1932年1月28日，完全无视上海市长的谦卑态度，傲慢而自信的日本海军司令官，命令他的士兵们向闸北进军，清除一切“有敌意的防御”。
        这位日本司令官应该是没有估计到日本陆战队将要遭遇到的19路军，是抱着战斗的意志和勇气的。他应该也没有估计到，这只杂牌的地方军阀部队，会有如此强的战斗力。
        日本海军陆战队遭遇了超乎他们想象的激烈抵抗，武器上占劣势的19路军战斗意志坚强，开始对日军的压迫进行顽强抵抗。
        1932年1月29日，日本航空母舰上的战斗机，轰炸机出动助战。下达轰炸命令的是海军的高级将领。
        日本飞机对闸北的平民目标进行了轰炸，我们虽然不清楚具体的伤亡人数，但是这个战争罪行是明显的事实。
        日本在国际社会，对于出兵中国的理由，是说，中国已经陷入暴民社会，平民财产和生命安全失去保障，日本军队是来维护社会秩序的。
        但是1932年1月29日开始的，对平民目标的轰炸和攻击，让我们觉得，至少在上海，日本军队的作战，是非正义的。
        这场军事冲突，中国海军的表现，认真地说，又是一朵奇葩。不战，不降，不撤，不作为。从冲突开始到双方停战，中国海军居然完全持中立立场，当闸北的穷人们遭受日本海军军舰上起飞的飞机攻击的时候，这些海军，已经完全忘记了军人保卫安全的荣誉和职责。
        军事冲突一爆发，国民党的大老们又开始慌了手脚，这时候又觉得，离开了蒋介石，这如何是好啊？
        1932年1月29日，国民党召开紧急会议，成立军事委员会，任命蒋介石为委员长，蒋介石东山再起。
        1932年1月29日，蒋委员长就这次中日军事冲突制定原则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积极抵抗。蒋介石说，以不损害九国公约精神和不丧失国权为底线，如果在底线之下，宁可亡国，革命军人也要作殊死战斗。
        1932年1月29日，完全没有遭遇中国海军阻挡的日本海军，逆长江而上，三艘巡游舰和四艘驱逐舰在南京城外下锚，其中一艘军舰甚至向南京城发射一轮炮击。
        蒋介石下令南京国民党政府迁都洛阳，以避开日军威胁。
        1932年1月30日，蒋介石通电全国军人，激励大家精诚团结，誓死抗战。
        同时，蒋介石调遣可供支配的中央军进入上海，在19路军指挥下，配合作战。
        在上海，强大日军炮火压力之下的19军，展现出令人敬仰的战斗勇气。没有预料到会遭遇到如此顽强抵抗的日本海军开始向陆军寻求帮助，日本陆军开始进入上海战场。
        日本军人在上海的暴行，其实和日本国内的一系列失序事件是同步的。
        1932年2月，日本举行大选，日本财相被激进的爱国青年军官射杀，三井财团的首脑在东京闹市区被刺杀。
        1932年5月，日本首相在自己的官邸中遭遇刺客攻击。
        在这个背景下，日本外交官所说的，日本是在为失序的中国恢复和平秩序，显得比较搞笑。
        中国固然是表现出了暴民社会的倾向，但是日本的表现，也使得日本的国际形象又降低了。
        罗伯特肖特robert short，是一个快乐的洋基，朋友们叫他鲍勃Bob。
        他有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他受雇于波音公司的一个经销商，在中国推销波音飞机。他一般的工作就是上海飞到南京啊，南京飞到上海啊，向国民政府这些潜在的客户推销波音飞机。波音飞机高科技啊，比那啥啥杨克好多啦，时不时还玩些花样。不过波音公司的飞机或许性能好，但是太贵了啊，当时还真没有卖出几架。
        日本飞机接连地从航母上起飞对上海的军事目标和平民目标进行轰炸。
        肖特愤怒了，这娃自己改装了一下他的波音飞机，他就作志愿军啦，帮助中国军人保卫平民的生命。
        1931年2月22日，肖特和六驾日本飞机在苏州上空激战，不幸阵亡。
        这场空战，产生了许多记录。肖特是第一位在中国战场阵亡的外国志愿飞行员。被肖特所击毙的日本飞行员，是日本海军第一位阵亡的飞行员。而杀死肖特的日本飞行员生田则是日本海军第一个有击落记录的飞行员。
        1931年3月，据说有五十万左右的中国民众，为26岁的肖特送行，他当时被安葬在上海虹桥机场附近。
        上海童子军为肖特吟唱了送别的歌曲，肖特遵循了童子军的律法，勇敢，服务，荣誉。
        二战之后，幸存的生田，拜访了肖特的母亲，肖特太太，生田向肖特太太表示了最真诚的歉意，请求她的原谅。生田说，肖特是一个勇敢而有价值的年青人，杀死他，是生田一生的遗憾和伤痛。根据生田的推测，当时苏州车站开出了一列载有许多妇女儿童的难民列车，肖特以为日军飞机要攻击这列火车，所以一个人对六架日本战机进行了挑战。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25 15: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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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路军在极度劣势之下所表现出来的顽强和勇气，使得国际社会开始对中国军人有了尊敬，哦，不都是东北军哦。19路军的将领们，也成为当时中国家喻户晓的英雄人物。
        但是中国军队此时是没有办法抵抗日军强大的压力的。
        这个时候，连陈诚率领的军队都已经出现了军饷拖欠现象，中央财政已经出现极大的危机。
        中共中央在上海发出通电，国民党军阀和中国资产阶级都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
        共产党号召19路军的士兵们，表现出革命的觉悟，枪毙他们的反动军官，组成苏维埃。
        但是当时的中国社会背景，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俄罗斯还真不一样。19路军的士兵们，更多的是反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思想，而没有无产阶级革命的觉悟。
        但是各地苏区，却开始了急速的扩张。在一二八事变之前，江西革命根据地占有江西和福建的五个县。而蒋介石调动军队往南京上海集结，造成了江西一带兵力空虚。红军开始迅速扩大地盘，到1932年4月，江西苏区已经扩大到18个县，控制了大约近三百万的人口。
        张国焘所领导的鄂豫皖苏区也开始迅速扩张，已经开始对武汉形成压迫。
        1932年2月开始，江西红军开始对大城市赣州进行了猛攻，陈诚的军队在这里和红军展开激战。
        两面受到攻击的蒋介石，是没有办法投放太多中央军进入上海战场的。
        经过33天血腥残酷，英雄史诗般的奋战，在上海的中国军队已经无力支撑，被迫开始撤出阵地，向日军求和。
        这场军事冲突，中国军队伤亡达到一万四千多人，日军伤亡人数为不到五千人。
        中国平民的伤亡数据，估计在一万多人。闸北许多工厂和民居遭到破坏。
        1932年3月，中日双方在上海停战。
        1932年5月，中日双方正式达成了停战协议。根据这个停战协议，上海成为非军事区，中国军队不得进入上海。
        上海停战，使得更多的百姓对国民党政府产生不满，怎么不打了啊？应该打下去啊。
        蒋介石则认为，日本对上海并没有野心，日本真正的野心是在北方。在上海的军事冲突，只是为了转移注意力，在东北建立起满洲国。此时满洲国已经建立，那么日本会继续在北方扩张。目前的中国是没有实力能够对抗日本的，只有先完成国家的真正统一，与时间赛跑，尽快统一中国，才可能积累力量，对日本宣战。
        蒋介石同时将19路军调离了上海，他并不信任19路军将领的忠诚。
        （冒个泡泡，看看会不会被和谐）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25 18:19

正文163

        共产党和日本两线作战 1932-1933

        1931年，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三次围剿，被奉天事变和广州重组所打断。
        一年多过去，各地的苏区又获得了发展。
        有喜感的事情是，1932年4月，在江西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向日本宣战啦！
        从这个时候开始，抗日成了一个件很时尚的事情，不论那个军阀，和国民党中央要是不对付，要翻脸闹独立，那通电里，一定要加上一个“抗日”内容。八竿子打不着，挨不到不是问题，关键是这个气势，这个口号要喊出来，你懂的，嘿嘿。
        1932年6月，结束了和日本的军事冲突之后，蒋介石开始组织发动第四次剿共。
        为了指挥作战方便，蒋介石将他的大本营定在了汉口，首先对已经威胁到武汉的鄂豫皖苏区进行打击，这里此时已经发展到两百万人口，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军力量已经达到了十万左右。
        蒋介石首要的战略目标，是要消除红军对富庶的长江沿线的威胁，保障南北铁路线的畅通。
        应该说，他的这个战略目标是达到了。但是蒋介石并没有下力气追剿歼灭残余的红军，因为他认为，接下来是要对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红军进行打击。
        蒋介石的这个思路，给了残余的红军们发展的机会，比如张国焘就率领他的红军第四方面军，逃到了四川，在那里又建立了一个苏维埃。
        1932年12月，完成了第一阶段作战的蒋介石回到了南京，他开始筹划对江西红军的进攻，在前线的军队作战进展并不是很顺利。
        这时候，北方又出事啦，日本又开始有动作了，日本有动作又和李顿调查报告有关。
        俺们再回头去看看，奉天事变之后国际社会对满洲事件的立场和干涉。
        奉天事变爆发之后，中国外交官第一时间就分别向国联和美国寻求援助。
        从时间上虽然行动迟缓了些，但是国联倒也没有对事态的发展不管不顾，在1931年11月，国联派出了以英国的李顿勋爵为首的调查团，到中国调查这个事件。
        在国联上，中日双方代表都在打嘴仗啊，各说各有理。日本代表也倍儿悲愤，中国代表也很生气。双方从各自的立场出发，都找了不少理由来说明自己的国家是正派的。
        当时的美国虽然真的不想军事干预这次中日之间的冲突，但是美国也有他的小算盘，俺们在道义上联合起来，那么也可以对日本形成压力啊。
        1932年1月，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发表宣言，表明美国对满洲事务的立场，宣言称，中日两国间的任何协议，如果损害美国在华利益，或者破坏关于中国门户开放政策的，美国都不承认。
        史汀生宣言，在当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当时的世界各国并没有跟进附和。美国主动联系过英国和法国，也没有取得效果。
        英国当时不跟进的理由，是让后人看来比较感慨的，英国告诉美国说，今天的中国，是这样乱哄哄的国家，谁知道将来会发生些啥。
        英国并且给史汀生宣言起了个名字，叫“不承认主义”。
        史汀生宣言，是美国在门罗宣言之后，再一次向国际法提出新的标准，法律不起源于非正义。Ex injuria jus non oritur。其中的隐含意义就是，不正义的行为，不可以产生法律。
        日后这条原则和人民自决原则一样，成为国际法的一部分。
        后世历史学者，对史汀生宣言的批判是，在当时发表这样的宣言，没有别的啥好效果，就是把日本给孤立了。
        1933年1月，日本获知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将产生不是日本所期望的结果，日本军队开始向热河挺进。他们的理由是，热河在行政划分上，是属于满洲国的。乡亲们还记得么？当初蒋介石是把热河送给张学良的。
        统治热河的是，张学良手下的一个小军阀，这也是一朵璀璨的奇葩。他也是土匪出身，后来归顺了张作霖。听说日军攻来，他居然连指挥权都放弃了，就收集了一大堆家当，开了个浩浩荡荡的车队，据说有两百多辆车，载满了钱财和鸦片往天津跑，他打算去天津租界里作寓公。当时民国的报纸说是一百多个日本先锋骑兵，就攻占了承德，据日本的说法是，一辆装甲车，就直接突入承德，占领啦。他统治热河的这七年，对当地的百姓是非常的残暴刻薄的。承德小百姓走上街头，热烈欢迎日本军队。
        胡适当时说，天津的朋友们知道当地百姓所受的疾苦，小百姓都期望日本人来，民心都已经失去啦。
        1933年2月，国联就李顿调查团报告进行全面的讨论。在国联表决之前，日本代表团进行了最后的陈词，日本代表说，各国必须理解，日本愿意在自己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地帮助中国，这是日本的责任。他并且说，如果各国不理解，不支持日本的立场，那么中国将成为一个和苏联结盟的“红色中国”。
        最后的表决结果出来，除了泰国弃权之外，其余各国都支持李顿调查团的报告结果。也就是说，国联不承认满洲国的合法性。李顿调查团关于满洲国的结论说，如果没有日本军队的支持和干涉，这个国家是不会成立的，因此这不是一次真实的民众独立运动。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25 21:12

正文164
        知道这个结果之后，日本退出了国联，从此再也没有回来。
        热河又是不战而丢失的，中国舆论再次哗然，“不抵抗将军”张学良被迫下野。
        这时候在华北，张学良手下主要两股军队，一批是正统的东北军，另一批则是中原大战之后，他收编的西北军的残部，他们的首领叫宋哲元，此时宋哲元已经开始隐然成为独立的军阀，察哈尔是他的地盘。
        日军觉得如果不扫除附近的中国军队，热河是存在有安全隐患的。日军，满洲国军，以及追随日本的内蒙古军队开始向长城一带的中国军队发起攻击。
        宋哲元率领西北军开始在长城一线进行抵抗。
        张学良的想法，是很令人费解的。
        多年以后，张学良说，当年奉天事变，他不抵抗，因为他认为东北军过于弱小，根本不足以对抗日军，他要保存东北军的实力。
        他的这个逻辑，是成立的。国民党政府时代，就是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时候。国民党可以对全国训政，无法是国民党掌握了最强大的军队。而蒋介石可以成为国民党政府的领袖，无非是蒋介石有这效忠于他个人的强大军队。
        各地的军阀可以拥有自己的地盘，无法是他们也有着忠于自己的军队。
        可是此时的张学良，已经失去了热河，他就省下了华北这么一块地盘，他再不抵抗，他的地盘在那里？山西有阎锡山，山东有韩复渠，河南是中央的。一直到这个时候，张学良还不愿意投入东北军为保卫自己的地盘而奋战，他在想些什么呢？
        蒋介石知道靠宋哲元的西北军是无力抵抗日军和满洲国军的，他派遣何应钦任总指挥，同时调动中央军北上增援，其中包括了刚刚配备了德国军械的部队。
        3月初，中央军先锋部队达到战场，长城会战开始进入白热化。但是中央军的一位师长显然是勇猛而莽撞的，他居然放弃了指挥权，而亲自率领突击队在第一线和日军拼搏。另一位德械装备师的师长在看到防线将要崩溃的时候，不是想到指挥全师撤退，而是想到自杀尽忠。
        中央军的这些师长的战斗素养，更近乎于日军的士官，而不像一个现代军队的高级军官。
        中央军在这场战役中表现出许多令人感叹的勇猛和忠诚，其中一个师伤亡人数达到六千多人。
        有七位战士坚守阵地，一直到全部阵亡。日军感念他们的忠勇，为他们立碑，上书“支拿七勇士”。
        我们可以看到，历史发展到现在，不论是日军还是中国军人，对勇敢的理解，对战斗意义的理解，还是和西方军人有着非常大的不同。
        西方的职业军人，是为了保卫生命而作战，在注定无望的情况下，他们放弃抵抗，保全自己的生命，是正当的，而且他们依然是大家所尊敬的军人。
        而此时的中国军人和日本军人，都依旧是把战败被俘，视作是耻辱。甚至连当时的社会舆论，都不能原谅他们。
        日军在这次战役中运用的战术技巧，是明显优于一味正面死拼的中央军和宋哲元军的。
        日本收买了当地的会党和民团武装，协调作战，对中国军队进行骚扰。同时还架设了一个军用电台，侵入到中国的军方通讯频道，向中国军队前线指挥军官发布虚假的军事指令，给中国军队造成执行作战计划的困惑。
        同时日军还出动战机，超低空飞越北京城上空，在心理上对北京民众造成恐慌和压力。
        士气逐步低落，又遭到中国民间武装的背后袭击，军队之间也被切断了联系，已经丧失抵抗能力的中国军队被迫向日军求和。
        在一个叫塘沽的地方，中国和日本签署了一个屈辱性的秘密条约。这又是个秘密条约，中国的社会舆论，是不能容忍中国军队打败的。爱国学生们会满大街嚷嚷，你们打回东北去呀，你们打回东北去呀，俺们继续去宣传哦。
        根据塘沽协定，河北的东北部为非军事区，以白河为界限。白河东北区域，中国只能派遣警察，而这些警察不可以是对日本有敌意的。
        日军则答应撤回长城以北，只保留根据辛丑条约驻防在这里的日本军队。同时为监督中国军队履行条约的情况，日本飞机将对这一地区进行监视。
        这时候，冯玉祥又造反啦。
        中原大战惨败之后，冯玉祥避入泰山，他隐居去了，他思考人生去了，还写了不少诗歌，算是丰富了群众的娱乐文学事业。
        在共产党的组织策划下，冯玉祥将军又拉起了一批老西北军的将领，他要在察哈尔抗日，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事先蒋介石已经得知冯玉祥要干些事情，劝说过他。冯玉祥是铁了心了要东山再起。
        察哈尔是宋哲元的地盘啊，可是冯玉祥是宋哲元的老长官啊。当年中央大战打败，到最后，宋哲元也没有背叛冯玉祥，可是冯玉祥不这么看这个问题，哥是老长官，哥要来，你就得走。
        就这样，冯玉祥把察哈尔给占了，聚集了据说上十万人马。
        这下日本不干啦，找到中国政府，你这是啥意思？
        中国政府其实也郁闷，因为冯玉祥是自己造反的，不管中国政府的事情啊。
        而且更离谱的是，察哈尔盟军，还向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开战了，这本来里面就有共产党啊，你懂的。
        这一下冯玉祥觉得有些是不对了，他有些后悔了，他就又下野了，宣布不抗日啦，不抗日啦，解散啦。他聚集起来这么一大批军队呢，就交给了宋哲元，这还便宜了宋哲元。
        可是并不是所有的叛军都听冯玉祥的，其中一部分秘密党员公开了自己的共产党身份，率领军队开始进入河北，遭到了中国军队的围剿，为首的逃亡海外。
        对于蒋介石来说，塘沽协定，又是一个奇耻大辱，但是他依然认定，南京政府的首要敌人是中国共产党。
        他告诉他的黄埔学生们说，
        我们的国家正经历着内外的危机。在内部，共党每天在烧杀劫掠。在外部，日本帝国主义一直在不断蚕食我们的国家。日本帝国主义者要我们亡国亡种。由于共匪的存在，我们不能组织起统一，有效的抵抗。。。内乱是欢迎外敌入侵最好的办法。
        由于华北日军的压力，中央军对江西苏区的围剿草草结束了，到1933年3月的时候，有三个师被红军歼灭。虽然国民党政府未能取得胜利，但是红军也没有取得胜利，因为国民党军队留在了江西，他们只是暂时停止了军事行动。

        最后一次反共战役 1933-1934

        蒋介石作出了一个正确的判断，日本在华北暂时是不会有什么新的举动啦，他决定倾注全力解决江西的红军。
        蒋介石将大本营设立在南昌，开始预备这次战役，他作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
        蒋介石这次的战略是现代加传统。
        所谓现代的成分，包括了新式的武器，侦查机和轰炸机，还有德国顾问团（塞克特将军此时也来了。）帮助训练的军队。
        蒋介石同时从曾国藩那里借鉴了许多战术，首先是通过打击军队中的腐败行为，来提高军队的士气，纪律性和忠诚度。加强苏区农村的保甲制度，并且引入了连坐责任制度，这样迫使红军在农村不能像以往那样得到帮助。
        蒋介石夸口说，这个作战战略是百分七十政治性，百分三十才是军事性的。
        蒋介石放弃了以往的作战方式，开始在苏区稳扎稳打，修建道路，修建碉堡，在碉堡内配置机枪。对苏区进行经济封锁，逼迫红军主动进攻。
        开始的阶段，一切看起来进展的都很顺利，可是又出事情啦。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25 23:41

正文165
        原本应该是剿共战役中一部分的19路军，在福建造反了。
        19路军的几个将领，因为上海抗战，已经成为当时中国家喻户晓的反日英雄人物，而他们对蒋介石存有恶意，已经很长时间啦。几个反将的自由派人士和国民党的左翼政客劝他们说，如果脱离中央，成立全国联合战线打日本，将获得全国民意的支持，同时也会获得许多地方军阀的支持。他们还被告知说，中国共产党也会帮助他们，因为他们事先和中央苏区签署了秘密的协定，大家一起团结合作，反蒋抗日。
        1933年11月，十九路军真的就造反啦，他们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但是十九路军将领的叛变行为，并没有获得他们事先所期待的支持。
        日本宣布，日本不介入中国内乱，对中国中央政府和地方政权一视同仁。只要中华共和国以善意对待，日本可以考虑建交。中华共和国如果如果对日敌视，或者伤害到日本侨民生命，财产和公私权利，那么日本将采取必要手段。
        中华共和国是向日本订购了一批军用战机，但是日本公司交付战机的时候，这个中华共和国已经不存在啦。
        英国美国和法国则表示，只承认南京政府的合法性，并且警告中华共和国，如果有伤害各国侨民权益的行为，各国将介入干涉。
        中国社会各界对中华共和国，也持反对立场，在当时没有看到明确支持中华共和国的报刊言论。
        在此前，广东，广西和福建的军阀们，是在名义上尊胡汉民为领袖。胡汉民发表通电，指责19路军“外与日本相接，内与共匪勾连”。
        各地军阀都没有出来相应19路军的反蒋事业。
        而中国共产党也没有出来和中华共和国结成军事同盟，帮助19路军。
        当时江西苏区内，中共领导层的不同派系斗争还在继续，而毛泽东则在这个问题上取得上风，抑制住了要求增援19路军的意见。
        蒋介石开始调动军队对这起叛乱进行军事镇压，两个月不到的时间，这起叛乱被平定。19路军的将领们逃亡海外，而19路军则被取消了番号。
        平定了这场福建的叛乱之后，蒋介石又把注意力专注在剿灭中央苏区上啦。
        到1934年5月的时候，苏区的共产党领袖们已经感受到了严重的危机。苏区的面积在渐渐地缩小，这意味着红军能够获得补给的农村在缩小。而红军也无力阻止敌人渐进的蚕食性入侵。
        1934年8月，共产党派出了两支部队，共有八千多人，试图潜入中国政府军包围圈后面，对敌人造成骚扰和牵制，但是这两只军队全部被歼灭。

        走向全面战争之路
        红军的长征

        中共中央迁入中央苏区之后，在周恩来等人的运作之下，毛泽东的地位和权柄在日趋下降，在这个权力斗争过程中，反而是苏联归来的邓小平，开始意识到毛泽东许多主张的合理性，他开始倾向于支持毛泽东。邓小平也遭受到了打压，最终被关进了拘留所。邓小平的第二任妻子，也在这个时候和他“划清界线”，离婚了。
        到1934年中，毛泽东不仅失去了影响力，连表面上的职位，都已经被剥夺了，这是毛泽东革命生涯在党内的最低谷。
        此时领导中央红军的领袖们，尝试了御敌与国门之外的战术，也尝试了毛泽东的诱敌深入的游击战术，并不能改变包围圈日趋缩小迫近的趋势。
        1934年8月，江西苏维埃的四个领袖人物开始了激烈的讨论，下一步改怎么办？
        这四个人是，朱德，周恩来，博古，和共产国际的特工李德。
        四个人有一个共同的结论，中央苏区必需要放弃了。但是他们四个人却存在着更多的分歧，具体什么时候开始撤退？多少人应该留下来？什么人应该留下来？后卫部队又由什么人承担？还有就是，红军退出中央苏区之后，撤退的目的地在哪里？
        四个人另外有一个共识就是，突破国民党包围圈的成功，取决于红军突围的突然性，因此必须对红军的作战计划严格保密。
        绝大多数红军的将领和他们手下的指挥官们，并不知道整个计划，他们只是得到上级认为他们应该知道的指令。
        在计划过程中，他们又遇到一个很大的麻烦，警方破获了共产党在上海的秘密电台，这导致了在这个时候，中央红军和莫斯科的联系被切断了，中央红军得不到共产国际的指令，同时也无法向共产国际报告情况，协调计划。
        撤退计划工作又遇到了新的压力，有情报说，蒋介石将在秋末的时候，发动新一轮的强大军事进攻。
        共产党也获得了一些令人安慰的消息，有情报说，此时占据着广东北部的一个军阀，他愿意和共产党秘密谈判合作。
        情报人员的汇报显示说，苏区西南方向，江西赣州和会昌之间的国民党军防线，是整个包围圈里最薄弱的一段，虽然第一道防线之后，还有三道防线，纵深达到150英里。但是这道防线的主力，是广西和广东军阀的部队，他们不像中央军那样积极作战，他们的战斗力也不如中央军。
        而且还有一点，国民党军的进攻路线，是才江西苏区的北面下南压迫，红军如果向西南方向逃生，正可以避开国民党军主力部队的打击。
        1934年9月，红军开始向苏区西南方向集结，食物，弹药，被服，医护材料，都被收集并且分发配给了下去。共产党的文件开始被打包，或者被销毁，同时党组织开始筛选，谁应该带走，谁应该留下来。
        整个撤退行动的总组织策划人，是周恩来。这是一场没有明确的撤退目地的，没有计划好具体路线的撤退，这更像是一场逃亡。
        突破防线的先锋任务，交给了中央红军中最有战斗经验的两个部队，红一军，和红三军。他们的指挥官，是共产党中最好的两个将军，他们在北伐中，以及江西苏维埃的战斗中，因为超越同僚的军功而获得升迁。
        红一军的领导是林彪，他是一个黄埔军校的毕业生，这一年，他已经27岁了。
        红三军的领导是彭德怀，他这一年是36岁。
        林彪拥有15000左右的战斗人员，而彭德怀的军队则有13000左右的兵力，但是由于国民党的封锁，他们的部队，都存在着武器弹药短缺的问题。
        两个军都各只有九千条左右的步枪，每只步枪只配有不到100发的子弹，两门野战炮，三十门迫击炮，而他们使用的炮弹，大都是苏区的家庭手工作坊的产品。两个军各配有300挺机关枪，每挺机枪配有500到600轮弹药，这种配置，在激烈战斗中，可以进行十分钟左右的高速射击。绝大多数士兵，还被配置了一到两枚手雷，而这些手雷中，绝大多数也是江西苏区手工业的产品。
        跟随在前锋突击部队后面的，则是江西苏维埃的指挥和工作人员，这个叫“指挥集团”。
        他们中间包括中央政治局的委员们，情报部门的人，军校的学员，还配置了一个小型的防空作战单位。
        他们的后面，则是人数众多的“支持集团”，更多的党和政府的工作人员，野战医院，还有共产党多年所积蓄的银元，一些制造枪支弹药的机器设备，还有印刷设备以及大批的政治宣传单张。和他们在一起行军的，是数以百计的挑夫。这两个集团行动迟缓，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26 12:10

正文166
        这两个集团的人数在14000左右，其中只有4000左右可以被看作战斗人员。两侧和后部，则是由三只武器装备更差，人员也更少些的部队作侧翼护卫部队和后卫。
        整个逃亡队伍是一个超过八万人的庞大队伍，每个人随身携带了大约够两个礼拜的粮食和食盐配额。
        在指挥集团和支持集团中，有35个妇女，其中包括毛泽东年青的妻子贺子珍，她是毛泽东的第二任妻子，她当时已经怀孕了。朱德的第四任妻子，也在队伍当中，她是一个年轻的农村妇人。朱德的前三任妻子，一个死于产后，一个被地方军阀杀害，另一个则被国民党处死。
        毛泽东的第一任妻子，杨开慧，也在1930年被国民党抓获并且处死。国民党政府，是有着许多草菅人命的罪恶行径的。
        但是绝大多数红军战士和军官的妻子和孩子们，则被留在了江西苏区，这些家庭，都付出了惨重而沉痛的个人代价，尤其是在国民党军队夺回苏区的控制权之后。
        同时有大约28000的红军留在了苏区，他们中间有两万人左右是伤病员，无法跟随大部队强行军。
        党中央为他们制定的战略目标是化整为零，坚持游击战术，同时建立地下的秘密网络，等待着有朝一日，主力红军的归来。
        和他们一起留下来的还有毛泽东的一个弟弟毛泽覃，他后来在和国民党军队的战斗中被杀死。
        瞿秋白已经被从中共领导核心层里驱逐出来，他当时患有肺结核，病重的很厉害，没有办法跟随队伍行军。
        瞿秋白后来被国民党抓获并且处死，他留下了一份奇怪的，伤感的类似遗嘱又类似个人见证的文章“多余的话”，文章里他表达了他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坚定的信念，同时又表达出他对一个更温柔，更浪漫的世界的渴望。
        瞿秋白被处死的时候，用俄文高唱国际歌，英特耐雄伟尔就一定要实现。
        他当年从莫斯科发回来不是基于事实，而是基于理想的报道稿，助燃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火焰。
        李大钊和瞿秋白已经被处死了，陈独秀也已经被驱逐出中国共产党了。但是他们带到中国来的赤色风暴，并没有因此而消亡。
        新一代的共产党人已经崛起，他们将继续推动中国的共产主义事业。
        1934年10月16日的夜晚，隐藏在黑暗中的共产党队伍开始了他们的逃亡，就这样，“长征”开始了，这是中国共产党党史上占据中心地位的英雄史诗。虽然他们在逃亡的过程中被许多战术层面的挫败而推来推去，但是长征在战略层面来说，是一场胜利。因为他们存活了下来，1935年10月20日，他们经过了370天，跋涉过近6000英里的艰辛和危险，他们到达了陕西，他们保留了共产革命的火种。
        长征的初期阶段，一切基本按着事先的计划在进行着。两支先头部队突破了国民党的第一道防线，大队伍随后跟进，队伍开始向第二道防线挺进。
        第二道防线基本是沿着江西湖南的分界线，从北到南布防，而红军则选择了在靠近广东北部的地方进行突破。
        林彪的军队在这里遭受到重大伤亡，而彭德怀的军队则迅速突破了第二道防线。
        为了逃避身后国民党中央军和地方军阀的追击，长征队伍是采取的昼夜不停的强行军方式，四小时修正之后，再急行军四小时，如此反复循环。
        第三道防线是沿着武汉到广州的铁路线而布置的，红军突破了第三道防线。
        这个时候，大批挑夫已经逃亡，辎重庞大的队伍行军速度更加的迟缓，红军所使用的地图也不够精确，而广西湖南交界处的乡村道路条件又很恶劣，许多地方甚至可以说根本就没有道路。红军在这个地方开始近乎陷入了困境。
        1934年12月中的时候，红军突破了沿着湘军的第四道防线，他们已经无力执行原定的一个目标，找到湖南的红军，和他们进行会和。
        中央红军在湖南和广西交界处，突入了贵州。
        接下来的几个礼拜里，红军开始夺取了沿途的几个贵州的商业集镇，得到了许多他们所急需的补给，同时也开始重组他们的队伍。许多重设备被抛弃了，包括早已经没有炮弹可以使用的大炮。
        乌江防线，将是他们这一阶段所面临的最后军事挑战。红一军和红三军再次表现出来了革命军人的勇敢和顽强，他们通过竹筏作为渡河工具，突破了乌江防线。
        在这以后，红军所遭遇的攻击，就越来越零星分散啦。
        1935年1月7日，红军夺取了一个富庶的镇子，叫遵义。红军来的太突然啦，当地的富商们和国民党官员们根本都来不及逃跑。
        共产党在这里大大恢复了元气，食物啊，衣物啊，好喝的啊，他们好久没有这么奢侈地快乐过啦。所可惜的是，遵义虽然富庶，但是武器弹药储备却几乎没有，这个令共产党的领袖们有些失望。
        恢复起元气的共产党员也恢复起了社会革命的斗志，他们又开始在遵义发动群众啦，他们对农民们进行革命思想宣传教育，他们带领农民们组织了革命委员会，他们还开始征收用品，食品分发给穷人们。他们还和农民们讨论了土地改革的问题。
        在这些党员同志们热情地发动着群众运动的时候，共产党的高层们正在进行着一系列紧张而激烈的讨论。
        1935年1月15日到1月18日之间，最高层的领袖们召开了一系列的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十八位共产党的关键领袖，六个中央政治局的委员，这是最高权力组织，四个候补委员，七个军队中的高级领导，还有共产国际的代表，李德。
        四天的漫长会议里，许多人都表现出苦毒，抱怨和愤怒，互相指责，大家讨论的焦点是党在江西失败的原因，以及下一步的政治选择。
        根据遵循会议所发表的决议，江西苏维埃的领导层被指责为犯了单纯的防守主义错误，没有采取更为灵活机动的战术。结果是造成红军和敌人进行了绝望而没有目的的战斗，领导层的错误严重地伤害了共产党的力量，以致于从苏维埃的撤退变成了惊慌中的逃亡，而且还显得像一次搬家行动。
        这些决议，基本就是毛泽东的观点，遵义会议的会议表决以如此的内容出现，曾经限于低谷的毛泽东已经向着控制中国共产党迈出了一大步。
        毛泽东被选为中央政治局的执行委员，同时，作为周恩来的助手，毛泽东开始参与军事计划的指定。
        28个布尔什维克中的博古，失去了他的职位，遵义会议说他是党中央的主要责任人，李德也失去了对军事行动的发言权。
        这一切，都是发生在和共产国际失去联系的长征途中。
        遵义会议之后，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中，毛泽东渐渐但是坚定地把军事指挥权，从周恩来手中拿到了自己的掌握之中。
        但是这个权力的转移行动，对红军来说是一个危险的过程。
        红军开始了在贵州北部山区，云南北部，四川南部进行了一系列没有明确军事目的来回移动，他们遭到了当地顽固的军阀的抵抗，军阀们在顽强地守卫自己的地盘，同时国民党中央军也追上了红军。
        蒋介石有时候会飞到贵阳来，亲自协调各部队的军事行动，他并且很聪明地利用红军在西南地区的来回移动，加强了他自己的政治力量，削弱了地方军阀们的力量。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26 15:18

正文167
        接下来，毛泽东率领中央红军开始向北进军，他们避开了地方军阀势力强大的地区，向四川西部的西康行军。西康原本是西藏的一部分，清国末年的时候，这里爆发过叛乱，叛乱被清国官军镇压之后，这片藏区被划作一个省，叫西康。
        中央红军用了八天的时间，通过小船渡过了金沙江，开始进入人烟稀少的大山地区。
        在大渡河的泸定桥上，共产党的军人们上演了长征中最大胆的一幕。泸定桥是一座大渡河上的悬索桥，当地敌对的武装已经拆除了桥上大部分的木板，并且还安排了一些守卫的部队。
        二十多个大胆的红军士兵，带着手榴弹，在铁链上爬行了大约一百码，向对岸的守卫发起攻击，击溃了守军，夺取了这座泸定桥的控制权。剩下的红军大部队，顺利而安全地通过泸定桥渡过了大渡河，这是1935年5月底的事情。
        接下来，红军开始进入“大雪山”地区，在这里，毛泽东患上了严重的疟疾，士兵们用担架抬着他继续行军，而林彪也因为空气稀薄而开始生病，许多红军士兵也因为冻伤，而被迫截肢。
        西康的藏民地区，是毛泽东的红军和张国焘的红军所遭遇的最有敌意的一个地区。
        藏民们并不理解共产党所作的革命宣传，双方的沟通上存在着许多的障碍。藏民们忠诚顺服于他们各自的头人，和红军进行了许多场战斗。他们虽然弱小，但是他们保卫自己的家园，保卫自己的生活方式，追随他们头领的带领，一直对红军作着勇气顽强的抵抗，红军在藏区遭遇到不少的伤亡。国民党的轰炸机此时也开始追寻红军进行轰炸，这是红军一段艰难的路程。
        1935年6月12日，中央红军到达了一个叫毛尔盖的小镇作休整。到这个时候，红军已经减员到只剩下一万多人。
        在四川北部，中央红军和张国焘所率领的红军汇合了，张国焘此时已经放弃了四川东部的根据地，带着他的七万多红军向西寻找适合建立根据地的地方，他的军队不仅人数多，而且装备也比中央红军好。
        这本应该是一场愉快的会师，毛泽东和张国焘在青年时代就认识了，他们都在北大参加过李大钊的学习小组，他们也都在1921年参加了共产党的一大，在广州大革命的时代，他们也都一起加入了国民党，投身于那场轰轰烈烈的赤色革命运动。
        但是毛泽东和张国焘之间很快就产生了意见冲突，张国焘首先质疑毛泽东此时领导地位的合法性。
        张国焘认为遵义会议决议是一次不合共产党组织程序的决议，它没有得到党的代表大会的批准，也没有得到过共产国际的批准，因此他不承认遵义会议的正当性，进而不承认毛泽东新的政治地位。
        张国焘主张红军应该去国民党力量薄弱的四川西康交界处建立新的根据地，那个地方有利于防守。
        而毛泽东则主张，红军应该北上到陕西或者宁夏，毛泽东说，到那里去，才可以建立一个统一联合各界的抗日政府，对抗日本的侵略。毛泽东这个时候就提出来放弃阶级斗争，团结中国各界，组织抗日统一战线，是和同一时期，共产国际所作出来的中国革命方向的决议，是一致的。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知道，毛泽东是和共产国际有过联系，还是他就是和共产国际同时想到了这样的一个革命方向。
        虽然毛泽东此时已经获得了党内的领导权威地位，但是他的军队力量，是无法对抗张国焘的。
        双方作出了妥协，将军队进行了重组，毛泽东所带领的红军称作“东路军”，主要组成部分有林彪和彭德怀的余部，加上张国焘送过来的两支部队。
        而毛泽东则把中央红军的第五师和第九师送给张国焘，同时朱德也加入了张国焘的“西路军”。
        红军会师之后，再次分道扬镳，毛泽东率领东路军向东北而去，寻找根据地，张国焘则率领西路军向西南而去寻找根据地。
        毛泽东所率领的东路军在8月和9月间在甘肃和青海交界处的大沼泽地带挣扎着，危险的沼泽，恶劣的气候，和疾病又夺取了许多红军的生命。
        艰难跋涉走出“草地”之后，毛泽东的军队开始遭遇到甘肃和陕西军阀部队的攻击，毛泽东带领部队渡过黄河进入六盘山区，在这个过程中，红军从当地的报纸上得知，在陕西北部，有一只共产党的武装部队。东路军开始往陕西北部进行，试图和这只武装建立起联系。
        1935年10月20日，毛泽东的军队终于到达了靠近宁夏的陕西吴起镇，和当地的共产党武装建立起联系。此时毛泽东的军队还剩下八千多人，只有离开江西时的十分一左右。
        毛泽东率领军队在陕北逐步开始站稳了脚，而无法立足的张国焘和朱德则率领残留的西路军北上依附了过来。
        西路军的结局是非常悲惨的，中共中央最初决定西路军发动西征，攻占新疆，和苏联连成一片。可是进军途中，又得到了中共中央的新指示，共产国际此时已经和新疆军阀建立起良好的合作关系，而新疆军阀不愿意西路军进入他的地盘。
        西路军被迫返回向东返回陕北，但是突然此时张学良已经和中共建立起了密切联系。
        此时中共中央又下令西路军不得再往东行军，以免和东北军起冲突。
        西路军不能向东，也不能向西，就这样在原地，遭遇到当地穆斯林军阀的轮番进攻和屠杀。
        穆斯林地区类似于藏区，民间百姓并不理解共产党所宣传的那些主张，西路军在河西走廊不能向西也不能向东，孤立无援，一直到1936年3月。
        西路军出发的时候，是超过两万的兵力，全军覆灭，其中被杀戮的，应该是在一万两千多人，穆斯林军阀极度蔑视被俘虏的共产党员，下令屠杀战俘。
        西路军全军覆灭之后，张国焘已经失去挑战毛泽东的军事资本。
        1935年12月的时候，毛泽东对长征作了总结，毛泽东说，长征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创举，它是宣言书，是宣传队，是播种机。。长征向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的武装，帝国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之流，都是无能的。
        这话听起来是非常英勇豪迈的哦，但是事实是，经过这么多年的革命奋斗，这时候的共产党还剩下多少呢？
        这一只小小的武装军队，能够在陕北坚持多久呢？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26 17:47

正文168

        中国和日本的关系波折起伏1934-1936

        1933年，中国和日本签署了秘密的“塘沽协定”之后，中国和日本之间基本没有什么军事冲突出现，但是民间的反日情绪，并没有因此而平息。
        1934年的时候，这时候的内阁总理大臣是斋藤实海军大将，他觉得，嗯，是应该采取些措施，改善一下和中国的关系啦。斋藤大将本人后来在1936年的二二六事变中，被激进的日本青年爱国军官刺杀。
        1935年1月22日，斋藤内阁的外相，广田弘毅发表了对中国表示友善的外交声明。
        汪精卫也作出积极回应，宣布中国停止抵制日货。国民党时代哦，抵制日货，不抵制日货，那都是国民党政府可以操纵的嘛，你懂的。
        中日两国关系似乎要向着改善的方向发展啦，可是这历史没有这么简单的啦。
        1935年，国际外交界奇葩，苏联，又怒放了一把。
        1935年3月，苏联宣布将中东铁路出售给满洲国。乡亲们要记住哦，根据中华民国政府和苏联的条约，中东铁路是双方合作的，而且主权是归中华民国的。就是那个军阀时代的中华民国啦，之后国民党成立南京政府，南京政府成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这条中东铁路，应该是归南京政府支配啊，就算苏联说，哥不承认南京政府合法。那也成啊，问题是，这条铁路不是苏联就可以出卖的啊，苏联都不具有所有权，怎么可以处置出售这条铁路呢？
        苏联这么作，是希望密切和日本的关系，保障东线的安全，地球人都知道，满洲国是日本的傀儡国啦，你懂的。
        地方自治，在中华民国军阀时代，是个相当时尚的概念，许多地方都是自治的，不仅是省一级别的自治，下面的大城市啦，县城啦，层层自治。
        国民党武力统一中国之后，这些自治就被取消啦。
        塘沽协定之后，河北东北部不是成了非军事区么？没有了国民党政府的军队，天津和河边东北部这些地方的士绅们，文人们胆子就开始大了起来。
        冀东这些地方的县城里，士绅们就开始又想要着要自治啦。而且这种事情吧，是有传染性的，越传这个呼声就越搞，慢慢的冀东好几个县都传出来要自治的呼声。
        县里面都传出来啦，天津的大城市里也就开始回应啦。凭啥是他们那几个县想要自治啊？天津为啥不可以嚷嚷自治啊？
        天津爆发出来的自治吼声，就相当激进啦。他们还不是替天津要求自治，有些知识分子把华北都给“代表”了。这些文人嘛，会激情澎湃的啊，在报纸上就开始嚷嚷了，中国政府滚出华北，中央军滚出华北。
        他们的这些言论在当时中国知识份子来说，其实并不稀奇，毛泽东当年没读过大学都知道“门罗主义”，都知道人民自决权啦。在国民党武力北伐之前，中华民国的军阀时代后期，自决权，自治，那是相当时尚的概念。只是到了国民党夺取政权，吧嗒，哥要训政哦。大家能不接受训政么？不能，国民党有枪哦。
        可是这会儿国民党军队不在冀东啦，他们就开始嚷嚷啦，要自治啊，要自治。他们或许忘了，国民党除了军队之外，还有别的枪啊，还有蓝衣社他们啊。
        1935年5月份，天津两家报纸的主编，先后遭到暗杀，他们都是主张华北自治的。
        这一下，日本军队找上门了。乡亲们或许会有两个问题啊，一，这里怎么会有日本军队啊？二，这事情关日军啥事啊?
        清国签署辛丑条约的时候，规定了北京到天津入海口，有条通道，允许各国驻军，守卫这条海上撤退路线，乡亲们还记得么？这么多年过去了，北京也不再是首都了，别的国家也都没再在这里驻军保护公使馆了。可是条约还在啊，日本就一直有驻军留在这里，也不能说日军非法驻军哦。
        日军为啥关心这事呢？日本觉得，如果支持这些地方自治，就会减少国民党的反日仇日影响，而且可以对满洲国，形成一个缓冲保护地区，日军一直看重的是满洲地区的特殊权益。
        日本和中国的谈判是秘密进行的，蒋介石此时还是选择了屈服于日本的压力。
        1935年6月，中国和日本秘密签署了“何梅协定”。主要的内容是些啥呢?
        1. 国民党军队撤出河北全境。
        2. 解散全中国所有反日组织，尤其是蓝衣社。
        3. 追捕杀害那两个报纸主编的凶手，并且对他们的家人进行赔偿。
        4. 撤掉国民党任命的河北省长，天津市长，北京市长。
        在这个背景下，先出现了一个殷汝耕，又出现了一个宋哲元。
        一个人是搞的冀东自治，一个人是搞的冀察自治。记住哦，当时大家都不待见东北军，中央军退出了河北，东北军也被轰出去了。
        1885年，殷汝耕出生在浙江平阳一个富庶的家庭。他在日本留学的时候就加入了同盟会，一直是个老革命党人，不过他是追随的黄兴。二次革命失败之后，他又逃亡去了日本，乘机就去早稻田大学把书给念完了。
        殷汝耕也参加过郭松龄的叛变，还真算是一个有胆识的革命党人。郭松龄的叛军被张作霖和关东军镇压之后，他又逃去了日本。
        蒋介石发动武装北伐之后，他加入了北伐军，1928年的济南事件，他是北伐军和日军的首先谈判代表。
        1932年，上海军事冲突之后，他又参与了中日停战谈判。
        1933年，塘沽协定签署之后，他作为特派员，被派遣到了天津。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26 20:41

正文169
        当冀东各县的士绅们嚷嚷自治的时候，关东军找上了他。他本来就是日本留学生，而且还娶了个日本太太。关东军让他签头张罗这事情，而且中央军撤出华北啦，日本军队会保护哦，不要怕哦。
        殷汝耕就出面牵头组织了冀东二十二县的联合自治。
        宋哲元原本的地盘是察哈尔省，而他又是国民党，日军和河北当地士绅们都能接受的人物。当地那些人讨厌中央军，讨厌东北军，可是还真就能接受宋哲元这样的军阀。
        宋哲元就出面组织了一个冀察政务委员会，也开始自治啦。其实这个自治机构里的参与者，并不一定都亲日，有的也不亲日，但是更讨厌国民党政府，如此而已。
        这两个自治机构一出现，他们是高兴啦，日本军队也高兴啦。可是蒋介石，还有中国各地的爱国人士就不高兴啦。
        爱国人士不高兴，一是骂日本人侵略中国啦，一是骂宋哲元这些汉奸啦，再就是骂中国政府卖国啦。
        从1932年到1935年11月，汪精卫是外交部长。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长，那算是个高危险的工作啊，不仅会被人骂，还会被爱国暴徒殴打。汪精卫倒是不怕，他就担任了外交部长。其实幕后都是蒋介石在推动啦，你懂的。
        随着华北自治的开展，中国社会的反日情绪又在高涨，同时许多人也就骂汪精卫作亲日卖国汉奸啦。
        1935年11月1日，一个愤怒的刺客开枪打中了汪精卫。汪精卫宣布辞职，他去欧洲疗伤去了。
        这一下蒋介石前面失去了遮挡，要直接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啦。
        蒋介石能支撑的住么？来自日本军队的压力，来自国内各界爱国人士的舆论压力？
        西安事变
        1930年代中国最成功的畅销作者之一，就是老舍，他或许也是1949年之前中国最好的作家之一。
        老舍是个满人，1930年，在英国工作和生活了六年之后，他回到了中国。
        老舍非常仰慕查尔斯狄更斯，D.H.劳伦斯，和约瑟夫康纳德Joseph Conrad，他的小说作品，深受这三个作家的影响。老舍的小说有着批判性的嘲讽，但是又根基于社会的现实。他的小说有着犀利的内涵，而在表现手法上则是温和淡定。
        1931年，他在济南教书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在英国的时候看到的济南事件，他于是开始了调查，写了一部小说，并把书稿寄给了上海的商务印书馆。
        令人惋惜的是，这部书的书稿在1932年1月，连同商务印书馆的办公楼，被日军炮火给毁灭了。
        老舍没有花时间再去重写这部小说，他写了一部新小说，叫“猫城记”，这部小说从1932年开始连载刊登，到1933年结束。
        虽然老舍本人并不认为这是一部在艺术上成功的作品，但是我们要说，在整个1930年代的中文文学作品里，没有一部作品能像“猫城记”这样成功地，同时也带着辛酸和苦毒地，指出当时中国社会的愚昧，麻木和悲催。
        猫城记其实是个非常直白的讽刺小说，大家都可以看的出来，老舍的小说，实际上是在讽刺当时的中国。
        故事的主人公“我”，飞机失事了，落到了火星上，我看到了一个国家叫“猫人国”，猫人国有上万年的文明历史，后来革命啦，当时遭到一个小人国的欺负。猫人国流行一种思想，叫“大家夫斯基”，非常的流行时尚。还有一个宗教崇拜叫“马祖大仙”，据说打倒老师，打倒家长，我们大家就可以自由啦。。。
        我在猫人国里遇到了很多我仰慕和尊重的人，甚至还有很多我所爱的人，但是这个猫人国作为一个国家，却是混乱，愚昧的。
        我感慨说，每一次革命后面，就是战争啊，你们不知道么？战争的胜利者又如何呢？他们一样愚昧无助，他们只知道摧毁东西，但是他们却缺乏必需的想象力和热情，去搞建设。革命唯一能够带来的有些什么呢？越来越多拿着武器的士兵，越来越多腐败的官员，他们欺压着百姓。百姓们不论如何工作，都不可能吃的饱啊。
        这部小说里，老舍倾诉了他的爱国主义热忱，他在小说里说，一个人应该思考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啦，这个时候，国家的死亡已经不是诗歌里的比喻，它是一个冷酷而丑陋的事实。它正在成为历史的铁律。
        在这个小说的最后，是非常骇人的结局，猫人国的猫人们互相撕咬而死，而小人国的士兵们持枪旁观。
        爱国青年学生们，对老舍所呈现的可怕的愿景，作出了自己的回应。
        整个1930年代，他们不段地尝试着反日的运动，而共产党则在这个反日运动中赢得了不少大众支持度。
        1932年，共产党从江西苏维埃对日本“宣战”啦。瞧瞧，国民党政府敢宣战么？
        红军到达陕北之后，共产党开始高调宣传“联合抗日”，大家组成统一战线，打日本人。
        毛泽东把党内反对统一战线的共产党人称作“闭门主义者”。
        毛泽东把他在四川的时候，和张国焘他们所辩论时候提出的主张，更加的具体化了。毛泽东认为应该要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联合抗日。城里的有钱人啦，知识份子啦，政府官员啦，富农啦，军阀啦，包括国民党控制的工会，大家都可以团结起来。
        毛泽东这么说话，他又一次和共产国际的路线吻合了。共产国际已经号召欧洲各国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团结起来和法西斯作斗争。
        毛泽东的主张，当时在党外有认同支持者么？
        还真的有，而且是一个挺有势力的人物，他就是从满洲那么一路跑到了陕西的“少帅”张学良。
        1928年，他的父亲被日本人炸死的时候，他没想到抗日。
        1931年，关东军把他的地盘给抢了的时候，他没想到抗日。
        怎么这会儿跑到陕西了，张学良想起来抗日啦？咱们还是来看看张学良丢失了热河之后的经历吧。
        张学良下野之后，他先去上海办了个正事，他在外国医师的帮助下，把他的吗啡给戒除了。
        然后他去欧洲度过了一段浪漫而悠闲的时光，在德国和意大利，他觉得德军和意大利军队，应该特别有战斗力，特别高效。
        1934年，张学良回到了中国，他向蒋介石要工作。蒋介石就派他去剿共，张学良成功地完成了这次的工作，他带领东北军把鄂豫皖苏区给剿灭了。
        但是张学良开始沮丧了，他在这里杀共产党，北方那里日本人的势力却在一天一天扩大。
        满洲国之后，内蒙古一批人也在日本人的帮助下，搞起了自治，脱离了中国中央政府。
        到了1935年11月之后，宋哲元又在河北搞了自治，基本也是脱离了南京政府的管辖。而更早些时候，殷汝耕还在冀东搞了个“防共自治”。
        尽管国民党政府在各地开始压制学生运动，不允许学生抗议。可是北京这时候不在国民党控制之下啦，北京已经是宋哲元的地盘啦。
        1935年12月9日，北京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日学生运动。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26 22:32

正文170
        1935年11月的时候，胡适，蒋梦麟等一批平津各大大学校长发表联合声明，声明说，有人假借民意，策动华北自治，实行卖国阴谋。。。中华民国是我们祖先的遗产。。。中华民族是四万万共同血统。。。绝对不容分裂，大义所在，责无旁贷。。。并盼全国同胞一致奋起，共救危亡
        1935年11月18日，中国共产党河北省委主持下，北平大中学生代表召开秘密会议，成立了“北平大中学生抗日救国联合会”，一个18岁的女中学生当选为主席，清华大学的学生姚依林当选为秘书长，他们都是秘密党员。
        北平学联的诉求是反对华北自治，停止内战，共赴国难，团结全国各界，武装反抗日本。
        晋察政务委员会正式开幕成立的日子是定在12月9日，学联就定在这一天发动全北平的大游行。
        1935年12月9日，数以千计的北平大学中学生走上街头，从五四以来，他们已经无视警察的权威，而且此时的北平，已经不再在国民党政府的有效统治之下。
        北平的警察动用了水龙头，并且挥舞大棒，学生们和警察们展开搏斗，有30多名学生被逮捕。
        迫于学生压力，晋察政务委员会改为12月16日开幕。
        1935年12月16日，三万多学生再次在北平发起大游行。
        一二九学生运动之后，鲁迅，宋庆龄等知名进步人士开始发表讲话，赞扬支持一二九学生运动的诉求。
        在共产党的组织和策划之下，南京，武汉，上海，西安，杭州和广州学生开始上街抗议游行，呼应一二九学生的诉求。
        1935年12月18日，共产党所领导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发表通告，通告号召全国工友抗议出卖华北和屠杀学生。（事实上，一二九没有任何学生暴徒死亡。）
        一二九运动，给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主张，造成重大社会舆论压力。
        这个时候，张学良和他的东北军已经到了西安，奉命对陕北的红军进行围剿。
        张学良命令西安的警察，释放掉被捕的学生，虽然他此时还在奉命剿匪，但是他已经开始同情一二九学生的诉求，停止内战，团结各界，武装抗日。
        张学良的一只最精锐的部队，被陕北红军几乎全部歼灭，少帅开始和一个朋友私下里说，能不能找到一个和平方式解决共产党的问题啊？
        1936年1月，共产党开始直接在东北军进行宣传，号召东北军的官兵们加入“工人民主政府和红军”，“联合起来抵抗日本侵略”。
        1936年2月，张学良至少和共产党的代表进行了一次的会谈。
        陕北的共产党施展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宣传手段，他们释放了所有被俘虏的东北军官兵，这些官兵都已经被灌输过联合抗日思想。
        到1936年春天的时候，在张学良知情并且允许的情况下，共产党的特工开始在东北军的年青军官和张学良的幕僚中组织一个“抗日同志会”。
        1936年4月末，或者5月初的某个时候，张学良秘密去了陕北山区，在哪里他和周恩来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密谈。周恩来小时候曾经在奉天生活过，此时的周恩来已经是一个非常有技巧的外交官，他吸引了张学良，并且使张学良相信了共产党联合抗日的主张，是共产党真诚的意愿。
        1936年4月，李宗仁发表了“焦土抗战论”，公开驳斥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论”。李宗仁号召全国民众，大刀阔斧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宁可玉碎，不为瓦全。李宗仁从政治，经济，外交和军事四个方面作论述，他说，中国一但向日本宣战，全面战争的胜利，必然属于中国。
        1936年6月，广西军阀李宗仁联合了广东军阀，又一次叛乱啦。这一次李宗仁的叛乱口号是“抗日”。他要求“北上抗日”，两广军阀部队开始向湖南和江西挺进。他们有他们的理由哦，中国军队不抗日，他们要抗日，要一路这么挺进上去，到北方去，和日本作战。
        周恩来所领导的共产党特工组织，派出了特工潜入广西，开始了和李宗仁的秘密交涉。
        广东军阀的下属反动叛变，拥护中国政府，广东军阀逃亡海外。
        广西军阀在强大的中国中央军压力之下，和国民党政府经过几轮谈判，取消了独立，回归中国政府管理。
        1936年夏天，中国各地民间反日情绪更加激烈，针对日本侨民的暴力攻击事件开始蔓延，在几个城市，有几位日本平民遭到杀害。
        也是在1936年的夏天，张学良派出特使，秘密前往山西，和有实力的军阀阎锡山进行交涉，探听阎锡山的想法。
        阎锡山自从中原大战之后，就一直是坚定地支持蒋介石的反共立场，支持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主张。
        而此时邻居的察哈尔和河边省已经在日本军人的帮助下，取得了自治地位，阎锡山感受到了威胁，他认为冀察自治，是日本军人的傀儡。阎锡山开始对山西的安全产生了担忧，他也开始对中国的前途产生了担忧，日本这么蚕食下来，下一步，又会是什么地方？
        对于张学良密使的提问，阎锡山小心翼翼地回答说，蒋介石坚持把重点先放在剿共上，在目前的局势而言，他本人不能被蒋介石的论述说服。
        日本政界里，一直有人持有这种观点，蒋介石政府对日本是怀有敌意和仇视行为的。他们同时还认为，蒋介石政府是无能的，根本没有能力控制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蔓延。
        李顿调查团的报告，在中国抵制日货运动上，是支持日本的指控的，抵制日货运动，是中国政府操纵的反日运动。
        1936年9月26日，日本向中国国民党政府进一步施加压力，提出了七点要求。其中对国民党政府主权最大的打击是要求国民党允许华北自治，以及要求国民党政府镇压一切反日组织。此时华北已经出现了两个亲日反共的自治政府，冀察自治和冀东自治。而日本则要求继续扩大，山西，山东和绥远，也应该自治。
        汪精卫主持外交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的外交方针是汪精卫提出来的八字方针，一面交涉，一面抵抗。汪精卫其实是非常热血高调的，打，一定要打。打的同时和日本谈判。
        汪精卫遇刺辞职之后，蒋介石的外交方针则是尽力通过谈判交涉解决问题，避免武力冲突。
        国民党政府针对日本的七点要求，提出了自己的主张，要求废除塘沽协定，废除上海停战协定，同时要求日本镇压鸦片走私。热河的鸦片，已经源源不断地走私进了国民党控制的地区，而满洲国政府，对此根本不加管束。
        中国和日本，就这么开始了新的一轮外交谈判纠缠，基本上是鸡同鸭讲。日本说，要允许华北五省搞防共自治，中国说，要取消防共自治运动。
        同时蒋介石更为迫切地要解决陕西的共产党武装，他亲自飞到了陕西，督促陕西的剿共进度。
        1936年10月底，蒋介石飞到了西安。他的生日也在这个时候，包括阎锡山和张学良在内的一批高级将领和西安当地的各界名流，为蒋介石举办了一次生日宴会，庆祝蒋介石五十岁的生日。
        在这次生日宴会上，蒋介石再次发表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演讲，蒋介石说，共产党是我们中国最大的叛徒。我们不知道，包括阎锡山，张学良在内的在场听众们，此时有多少人会认同蒋介石的主张。
        1936年10月，阎锡山担心的事情发生啦，他的地盘，也遭到了侵犯。
        内蒙古的自治运动，可以上溯到辛亥革命时期，袁世凯主政的时候，通过军事威慑和怀柔分化，压制了内蒙古的自治运动。
        中华民国，是一朵共和名字下怒放的奇葩，或者说，中国特色的之共和精神。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27 1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