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269
        让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们更感到担忧的是，军队作为一个封闭的群体，官兵上下等级的差别严明之后，军中出现了一系列滥用职权的现象，军队内部的官兵平等传统在趋向消亡。军队和地方的矛盾也开始激化，红军一来树立的“军民一家”“鱼水关系”的传统开始出现崩溃的迹象。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们有人在担忧，他们说，再这么发展下去，新的人民解放军会发展成为国民党军队那样，甚至八旗军那样啦。
        1955年的时候，解放军的总政治部召开了一次高级政治军官的会议，在这次会议上，总政治部主任发表了一翻措辞谨慎但是含有严厉批判意味的谈话，谈话说，有些军队中的将领们现在已经不再觉得保持军民亲密关系的传统是重要的了，这些将领们已经忘记了帮助地方政府，热爱人民的光荣传统。
        具体说到地方对军队的不满原因，我们可以列举许多军队的作为，解放军开始征占各地的好地段，将领们开始过上豪华舒适的生活方式，军车开始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开始无视地方法规和道路安全，军队甚至开始在没有得到地方政府批准的情况下就征收了许多当地的私人房产。（根据当时的一份报告，中国各地的军队至少征收了72,400处房产。）高级将校们开始使用军车接送他们的子女上学，利用他们高级军官的特殊地位在剧院和电影院为他们自己和他们的家人保留位置。。。由于当时改革之后，高级将校们的工资水平相当的高，他们开始供养越来越多的亲属，除了他们的妻子和子女之外，岳父母啦都开始和他们住在一起。
        在1956年的时候，各地解放军的随军家属人数达是33万人，到1957年，这个数字攀升到了78万人。家属数量增多之后，这些高级军官开始作出得到更多的住房，学校，食物和医疗服务方面的要求。
        高级军官们对当地妇女们的滥用行为也在增加，引起了地方上的愤恨和不满。
        一个老资格的红军时代的将领，他负责就这个问题进行了调查，并且作出了报告，1957年的时候，他是这么说的，一些军队的军官在当地找对象找的太多啦，当地老百姓都开始不满意啦。我建议，以后军官找对象必需遵循以下三个原则，第一，他们不可以去学校里找对象；第二，他们不可以利用金钱或者其他的物质手段来找对象；第三，他们不可以破坏他人的婚姻关系。
        共产党的确采取了一些措施，对一批犯了错误，骚扰当地妇女的军官进行了处置。
        共产党同时开始制定一系列新的军队制度，来加强对他们的“思想教育”。
        总政治部开始制定出新的一系列军规军纪，并且在1956年2月的时候，下达到全军。
        我们很难想象，那些希望依靠自己的技术背景得到升迁，有着精英意识的军官们会对以下的这些规定作出什么样的反应，这些规定包括，
        所有军官随军家属都要参加农村合作社，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军属和军官们的农业生产劳动由当地农村的党委统一管理安排。
        所有军官每年必需参加五到七天的义务性质的农业生产劳动。
        在假期，军官们必需参加当地农民的“除四害”运动，四害是老鼠，麻雀，苍蝇和蚊子。
        所有解放军营地的粪便，必需由解放军负责收集运输到当地的合作社作肥料。
        每五十五个解放军官兵必需养一只猪。
        所有军人必需学习北方口音的中文口语。（普通话）
        军官们必需在夜校和小学里帮助教学。
        军队的工程机械部门必需为当地的农民维新农业器具和机械。
        通讯兵部队必需允许当地政府使用他们的通讯设备和讯号发射装置，建立当地的通讯网络。
        类似的要求还有很多，这些措施使得当地百姓和解放军的关系得到了改善。
        但是这些措施却使得军队里的一些人产生了不满，甚至动摇了一些中高级军官对共产党的忠诚。
        在西方世界，许多人都知道毛泽东一句骇人的名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是很少知道毛泽东在这句名言后面的话，毛泽东接下来说，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永远不能允许枪指挥党。
        随着军队的现代化和职业化，新崛起的军官们开始掌握了许多新的专业技术技能，而共产党的干部们却往往缺乏这方面的知识和能力，军队和党之间的紧张关系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必须要正视的问题。到这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军队和党的关系，会如何进一步发展。
        知识份子改造到百花齐放运动
        中文的知识份子这个名词，是容易让人产生困惑的。从字面上看，这是指“有知识的人”。
        而在中英文对译的时候，这个中文词汇会被翻译作Intellectuals。如此看来，知识份子，不应该说的是受过教育有知识的人，而且也不见得这个教育一定要有高学历的背景。
        知识份子指的应该是这样一类人，他们有一定的独立思考能力，有能力，也有渠道表达自己的思想和观点，他们能够影响他们的听众。这个听众群也许是他身边的人，也许是许许多多读到他的论述的人。
        这样的知识份子，不一定有很高的学历背景。
        胡适，毛泽东，他们学历差别很大，如果抛开“革命”立场来说，他们都是知识份子。
        从延安整风运动以来，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方面，追求的就是“统一思想”，“统一认识”。这样看来，中国建立之后，共产党看重对知识份子思想的改造，是合理的，这是共产党要追求的一个目标。
        在1949年的时候，中国的知识份子可以分成这么几类。一类是共产党的知识份子，经过了整风运动的思想改造，丁玲是他们中的杰出代表人物，她是标准的赤色知识份子。但是这类知识份子在中国的知识份子中，只占了很小的比重。
        一类是左翼知识份子，他们并没有接受过整风运动的改造，他们痛恨腐败堕落的国民党政府，他们追求向往毛泽东所指明的道路，人民民主专政的联合政府。民盟中的许多人，就可以算作这一类知识份子。
        但是还有更多的知识份子，他们本人并没有明显的政治意识形态上的倾向。他们只希望自己能够作好自己的工作，对自己的家人尽责，对身边的社会能够有作出有益的影响。
        绝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都热爱他们的国家，中国。他们都真诚地渴望，中国能够出现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结束多年的战乱。
        对强有力中央政府的渴望，我们可以看到，这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的共同愿望，不论他们的政治立场如何。甚至我们都看到，包括陈光甫这样的自由主义银行家，他追求自由市场的同时，他也渴望一个强有力的中国中央政府能够出现。
        第一波的知识份子改造运动 1949-1953年
        新中国刚刚成立的第一年，中国的知识份子们在努力挣扎着，在这个国家里寻找自己合适的位置。
        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到这个时候，还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事情。不仅是要花费许多时间，而且是要花费许多的金钱。绝大多数的高级知识份子，他们的家庭出身，还是来自精英阶层的，也就是大地主家庭，或者成功的生意人家庭。
        那些在大学里，医院里和其他的科研领域里工作的知识份子，他们中很多人曾经有过留学经历，或者在大学里接受过西方人教授的教育培训。
        政府里各级技术性官僚，以及法律界的教授或者律师们，因为从事的工作特性，他们和国民党都有着不可避免的密切联系，他们有的是受雇于国民党政府，或者和各级国民党官员有着很多业务和私人的交往。
        这些知识份子的背景，在新中国，都将被看作是“封建”，“反动”，“买办”，或者“资产阶级”，知识份子们要努力向共产党表达他们的忠诚和顺服。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自觉自愿这么作的，他们真诚地愿意帮助共产党建设一个新中国。因为他们对旧中国的低效无能感到恶心，他们对国民党已经丧失了信心。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29 22:16

正文270
        新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承诺说，旧政府里的各级官员们也会得到留用，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个姿态，使得许多知识份子感到放心啦。不仅有许多中国的知识份子选择了留下来，而没有逃亡去台湾或者西方世界，甚至有许多知识份子，从1949年到1950年，从世界各地回到了中国，他们愿意投身到这场新的事业中来，建设一个自由，独立和富强的新中国。
        他们中有许多是经济学家和科学家，也有一批人是中华民国驻各国大使馆和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甚至有许多对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感到不满的人，也选择了回到中国，他们的动机，就是一个爱国热忱，他们认为新中国会截然不同于国民党时代，他们将有机会参与新中国的重建事业。在这一批人中，就有老舍。
        老舍从1946年开始，就一直生活在纽约，他已经成为美国一位有声誉的作家，他的小说“骆驼祥子”还成为了畅销小说。这里要提醒大家的是，老舍中文的骆驼祥子的原作，是以对未来的悲观心态而结束的；而翻译成英文的骆驼祥子，出版商为了迎合美国读者的口味，将结局改得倍儿浪漫，倍儿向上励志，倍儿充满希望。这个改动，并没有得到老舍本人的同意，而英文版的骆驼祥子，在美国成为了畅销小说。一个中国苦力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奋斗，改变自己的生活处境，中国梦和美国梦，产生了共鸣，嘿嘿。
        1950年，老舍回到了中国，尽管他走的时候，许多当地的朋友劝告他，这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中国旧知识份子的传统和他们在新中国的命运

        共产党的领袖们认为，如果知识份子们还是追随旧中国儒家传统中读书人的监察，批判传统，学生们在学校里学习经典和自由化的思想文化知识，那么中国革命是无法取得成功的。
        毛泽东，周恩来这一代的中共领袖们，他们虽然本人都没有接受过现代高等教育的培训，但是他们事实上都明白源自西方的现代高等教育体系在教授些什么，他们也知道，为了建设他们理想中的共产主义中国，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受过高等教育的人。
        中国的整个教育体系，从中国建立开始，就开始走上了和主流的现代教育体系完全不同的道路，走上了唯物主义的教育体系道路。
        我们之前已经简单回顾了旧中国的历史，在帝国时代，读书人是通过学习儒家传统经典，接受教育培训，他们很自然地形成了经典主义和保守主义的倾向。
        旧中国文学的绝大多数伟大作品，所表达出来的思想，都是在对社会秩序的接受和维护，对权威的顺从这样的大框架之内的。（这里有个明显的区别，新中国所大力推广的中国“古典文学”，红楼梦，水浒传这些，其实是旧中国体系里的低俗下流读物。）
        自从明朝开始，中国的知识份子传统，开始走向高等的整齐划一，追求对中央权威的绝对顺服，这个传统，可以说成是明清传统。
        西方存在的知识份子多元化传统，在明清传统里，是根本不存在的。在天主教内，有着不同的修道院，有着不同的分支教派，在天主教教会和封建君主之间，一直到后面新教各教派的出现和兴起，自从罗马帝国崩溃之后，欧洲的思想文化传统，一直是多元化的传统，走向现代的欧洲历史，是一个更加公开的多元化的历史。而中国则是完全相反的历史走向，在最多元化的元国覆灭之后，中国开始走向一元化的明清传统。
        中国的文化传统，还有一个独特的地方，那就是读书人和政治的高度关联性。像朱熹，王阳明这样儒家不同学派的伟大思想人物，他们本身都曾经是官僚体制内的官员，清国时代的著名理学学者，倭仁，曾国藩，徐桐一样都是朝廷内的官员。
        旧中国知识份子的明清传统，随着中国进入现代世界体系的历史进程，开始演变发展。
        首先，从19世纪下半期开始，中国的知识份子开始慢慢地接受，乃至拥抱外国来的概念，开始了演变改革的过程。接下来，当旧儒家思想体系完全瓦解崩溃之后，此时的中国知识份子，不论是保守派，反革命，改革派，还是革命派，所有的知识份子，都有一个明显的“救国”情怀。皇帝虽然没有了，但是，心怀天下苍生，救国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依旧普遍存在在绝大多数中国知识份子的心里。
        这种救国情怀，在邹容的革命军，演变形成明确的种族主义思想之后，有了一个明确的指向，振兴中华民族。
        但是中国知识份子的这种情怀是有着自身的矛盾性的，旧中国的学者-官员角色，本身就是二元的身份，一方面，学者-官员要顺从执行帝国朝廷的指令，另一方面，他又要对朝廷提出建议，甚至有可能针对一个接受到的指令提出反驳性的建议。
        学者知道该做些什么，学者应该忠实地履行他的职责提出批评和建议。这成了一个近乎于神圣的中国知识份子传统，知行合一的传统教导和追求，在新时代里，已经成为学者们热心于参政问政的一个普遍现象，他们也这么教导自己的青年学生们。
        新文化运动中，蒋梦麟校长发起的新教育运动，大力鼓吹学术和政治的完全剥离，这种现代世界体系的学术传统，反而在当时的中国，成为了革命性的主张，并没有得到太多学者和学生们的认同和接受。
        我们已经看到，陈独秀，李大钊这些大学教授，走上创建中国共产党的道路。我们也会看到，中国黑暗社会现象的强力批判者鲁迅，积极参与建立了左联。民盟当中，其他的党派当中，更有许多各自领域的学者，积极参与。梁漱溟也曾经是民盟之中的领袖人物，直到1946年，他和民盟决裂，退出政治活动，专注于学术论著。
        1949年，共产党夺取政权，建立了新中国。
        从通常的理论来说，革命战争夺取了政权之后，中国应该进入了一个新政府的建立和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暴力的厮杀应该结束了。不同人的不同的思想，政治取向，应该通过劝说和教育的方式，而不是通过暴力方式得到解决。
        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需要许多知识文化资源，不仅是工程技术知识，经济学知识，自然科学知识，还需要社会学，历史，文学，艺术等多种知识资源。人文艺术知识的重要性，在工业化完成之后现代文明社会，尤其显得突出。
        但是唯物主义者的世界观，导致了他们并不这样看待这个问题。
        在唯物主义的世界里，文明传统里的道德伦理学，哲学，美学，政治学这些方面的思考和研究内容，都被定义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而这些上层建筑，则是由经济基础所决定的。
        这种世界观下的教育体系，是非常奇特的一种教育体系，完全不同于1949年之前的中国教育体系。若干年之后，当这种教育体系成型之后，我们会听到中国教育制度培训出来的人们，津津乐道的一个说法，“理工科逻辑”。
        美的教育，爱的教育，在中国教育里是缺乏的。对于文明世界的音乐艺术，唯物主义教育体系的人，会在感官经验上受到感动，但是在理性上，他们却并不理解。
        巴赫的巴洛克音乐，逻辑工程，程序一般的工整，这种逻辑工整的和谐，是缺乏现代文明美学培训的学生们，无法理解的。
        而新中国的共产党领袖们，他们并不理解，并不欣赏，并不认同这些“资产阶级”的教育概念。他们所要追求的是重建中国的现代教育体系，培训出对中国现代化“有用”的人才。
        根据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去架构整个新中国的教育体系，培训出一批服从党中央的领导，有专业的社会建设技能的新中国知识份子。而这个工作的起步关键，就是要加强对已有的知识份子，这些教授教师们，进行全面的思想改造。
        中国思想改造和教育最后的失败和无序，是注定的，因为唯物主义本是个自毁的，体系内矛盾的体系。逻辑一致的有序世界，在唯物主义体系里，是完全无法达到的，唯物主义者也无法面对逻辑一致这个理性标准。
        但是在当时，共产党的领袖们，对于唯物主义“科学真理”还是怀着坚定的信念。一个奇葩的新中国文明，就这样，从教育体制的建立，开始建立起来啦。教育体制改造的第一步，是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30 09:54

正文271
        新中国教育体系的建立

        我们可以把近现代历史上的中国教育模式，分成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到1905年之前旧中国传统教育模式，这种教育体系，有些类似同一时期的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教育培训出来的学者，是通才型的高级管理型官僚，并不注重某一专业技能的培训。
        第二个阶段，则是从晚清新政改革开始到1949年结束的教育体系。这个教育体系，是完全在照搬西方的自由艺术Liberal art和科学教育模式，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在于培训现代的知识精英阶层。在旧中国的语境里，“文”这个词，包含了“美”，“德”这些因素，因此西方的Liberal Art，在旧中国，被翻译作“文科”。在旧中国，进入高等教育的人数是很少的，绝大多数受教育者只是完成初等或者中等教育。
        第三个阶段，则是1949年之后的教育体系，可以被称作“唯物主义群众教育体系”。
        共产党认为，教育是为大众服务的，教育发展的目标，是要让全体中国人民都能受益。
        共产党在教育事业发展上，取得了两个人令人尊敬的成就，一个是全面普及了初级教育，大幅度提高了中国人的识字率；另一个则是通过教育，全面推广了简单的现代卫生清洁知识。
        中国人的生活习惯，在新中国有了很大的改变，受教育者开始讲究个人卫生，走向现代生活方式。
        中国的教育体系，从基础教育小学阶段，就开始学习苏联“老大哥”的模式，进行了重新的建设。从小学教育开始，进行意识形态的灌输，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教育。同时开始基础的技术知识培训，为未来更进一步的技术人才培训作基础性教育培训。
        但是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们一直面临着这样一个困境，一方面他们希望能够通过教育的普及，使得全国民众都能够接受现代的技术技能培训，另一方面他们又希望能够尽快培养出新中国的一代“又红又专”的知识精英，以尽快取代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知识份子。可是考虑到新中国有限的教育资源，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资源，这第二个问题，如何可能尽快问题？大家不要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到这个时候，中共干部里，接受现代高中教育的，已经算是非常高的学历啦。
        1949年之后中国教育体系对苏联模式的模仿是非常明显的。而苏联教育体系的一个特点就是，非常注重实用性学科的科学人才的培训，尤其是自然科学领域。
        中国将大学里，基督教教会大学和国立大学遗留的“自由艺术”教育传统完全斩断，大学里的学科和课程设置都完全被颠覆了。
        中国新建立了20个理工学院和26个工程学院。在中国200个左右的高等教育学院里，只有13个被保留了革命过的“文科”类科系。
        新中国刚建立时候就开始的大学院校，科系和课程重组，铸造了中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大批自由艺术的课程，在中国的大学里消失了。
        自由艺术类科系毕业之后，进入研究生院，从事法律，经济和政治学研究的这个学术道路，在中国已经不再存在了。
        简单的说，现代教育体系里的“通识”教育和“博雅”教育，在中国教育体系消失了。中国的教育注重于实用性，专业性，注重于培训各种工程技术人员。
        共产党通过自己的党内渠道，从这些新中国高等教育体系培养出来的人才里，选拔他们下一代的接班人选。
        这意味着，中国未来的统治者们，他们是缺乏现代社会的“自由艺术”和“公共政策”教育的。若干年后，这一批年青一代崛起，他们和同一个时代的其他许多国家的政府管理人员的知识结构，已经有了根本性的差别。
        苏联教育模式的另一个特色，是教师的教学计划，教学材料，课本的统一性。为了适应这个要求，1952年11月，中国成立了“高等教育部”，对大学教育进行统一的管理和规划。
        中国组织了一场大规模的翻译苏联教材的运动，有超过三分之一的课本是从苏联课本翻译过来出版的。
        英文作为第二语言的位置失去了，俄语成为学校教育里的第二语言。
        试卷评分和口试评分流程和标准，也变成了苏联模式。
        我们会看到一个有喜感而可悲的事实，中国的基因学教育和研究，完全是追随苏联权威特。李森科T. Lysenko。整个中国的遗传学教育和研究，都是在这个迷信体系里进行的。这是一场灾难，中国的遗传基因学，就这样以迷信的方式，在中国被教育，被研究。
        中国教育体系建立面临的第一个挑战，就是旧中国教育体系遗留下来的教授和教师们。
        他们要么是有留学背景，要么是接受过旧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培训，他们虽然可能在政治倾向上左倾，但是整体而言，学术方法和标准，却是和共产主义体系的方法和标准，有着非常大的不同，甚至可以说，是矛盾的。他们甚至会和苏联的专家权威起争执，不仅是在人文领域，在应用性的工程建设方面，上海有一批旧体系培训的工程师们，对苏联专家的施工流程和方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
        共产党迫切地希望能够尽快地培训出一批工人和农民出身的高级知识份子。但是许多教授们却觉得，他们最好的学生，是那些知识份子家庭出身的年青人，他们受过比较好的基础和中等教育的培训，更容易进入高等教育和之后的高级研究领域。而这些教授们认为，那些受过几年教育的工农学员们，还没有能力直接接受高等教育的培训。
        1949年的时候，在中国四亿人口中，只有185,000名大学毕业生，对于一个现代文明社会来说，这个比例太低啦。
        新中国建立之后，随着人口的增长，全国人口中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比例一直很低，徘徊在1%左右。
        随着教育体系的建立和推广，越来越多的高中生毕业了，他们努力进入大学。可是新中国无法迅速扩张大学，因为教师资源不足。而且还有另外一个问题，这些人完成了大学教育之后，中国没有看到足够的就业机会。
        一直到整个1950年代，中国传统里对体力劳动的歧视和偏见，还是没有消除。
        中学毕业生们认为，如果从事非白领工作，对他们是一种侮辱，对他们的家庭，是一个耻辱。
        在1956年的时候，数据显示，大学在校学生中，只有三分之一的学生，是来自工农家庭。这个现实，是让中共的领导们失望的。
        苏联模式的中国教育体系的建立和发展，尤其是高等教育的发展，遭遇到了瓶颈。
        知识份子们的问题，他们缺乏革命思想觉悟的问题，是造成这个问题的一个因素，也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因素。党中央，必需要对旧中国遗留下来的知识份子们进行思想改造。
        知识份子改造的第一阶段 1949到1953
        在1950年和1951年，各地数以万计的中国高级知识份子被集中起来，参加了六到十个月的课程，这个课程叫做“革命学院”。
        资深的共产党政治思想教员们给这批年龄跨度非常大的学员们上课，给他们科普什么是革命，为什么要革命，以及毛泽东思想的入门简介，还有一批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基础理论书籍学习。
        1951年底，周恩来发起了知识份子思想改造运动。周恩来称，知识份子们的思想，有着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的污点。（唯物主义者对于这个世界，这个人类社会，有着许多诡异的认识，马克思会看到这个世界上存在着“资产阶级”道德，马克思的追随者会看到“资产阶级思想”。）这些资产阶级或者小资产阶级思想，是因为他们接受的教育，是受西方思想和意识形态所影响的。毛泽东则补充说，知识份子们最突出的问题，是他们的个人主义思想，他们的自我欺骗，和他们的知识。毛泽东认为，这些知识份子的知识，都是从课本上学来的，因此太过理想化，概念化，而缺乏实用性。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30 1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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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风运动模式再次被复制啦，知识份子们被分成了不同的学习小组，开始了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思想改造过程。组织上要求知识份子们每个人要写一份自传，在这个自传里，知识份子们对自己过往的错误思想和行为进行分析和批判，并且还要对他们的父母的错误进行批判。
        这最后一条要求，对于许多高级知识份子来说，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挑战。知识份子人群中的许多人，他们从小到大所受的家庭教育，使得他们还是信守着孔夫子主义传统的孝道，天下无不是之父母，为尊者讳，这些传统的道德伦理概念，深刻影响着他们的人生。让他们对自己的父母作出“不敬”的批判，对于他们而言是很难接受的一件事情。
        整风运动中那一套办法又开始出现了，通过一个阶段的孤立，隔绝，群体的压迫，威胁，接下来失去了安全感，在孤独和恐惧中，知识份子开始屈服，他们作出了最后的“革命决心”，他们得到了组织上的接受，他们向组织上表达了他们的感激之情，组织给了他们一条新的生命道路。
        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一份十一页的忏悔认罪书，这个认罪书的作者，是一个美国留学回来的哲学博士，他从美国回到中国之后，成为一个有声望的哲学教授。在这个认罪书的开始部分，这位教授讲述了他“官僚地主家庭”的父母，对他影响，他深刻地批判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当然也包括他的父母，他接下来对自己的“自私心态”进行了批判，并且谴责了他自己曾经对于腐朽的资产阶级哲学思想所表现出来的兴趣，他还曾经自以为是地认为自己超越于政治之上。是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奇迹”，将他挽救了，使得他终于认识到了生命真正的目标。
        在这次知识份子思想改造中，社会地位最高的人，是清国曾经的皇帝和满洲国的皇帝，溥仪。
        苏联军队将溥仪逮捕之后，将他交给了中国共产党。溥仪先是在哈尔滨的监狱里接受了“思想改造”，到1952年，他开始提交了他的第一份认罪书。
        我们根本没有办法判定这些认罪书，那个是真诚的，那个是虚假的。我们也不相信，共产党的干部们，真的有客观确定的标准，进行判断辨别。
        这场运动中，许多和“反动思想作斗争”的检讨书，被合集出版了，更多的人通过阅读这些检讨书，接受教育。
        这场运动的另外一个附生结果是，书店和图书馆里的书籍遭到了审查，那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西方书籍和中文书籍作为“反革命”书籍，被清除了。
        知识份子们也和社会上的其他人一样，参加了三反和五反群众运动。为了表达他们对共产党的忠诚，他们许多人还志愿报名去农村参加土改工作，或者参加党的政策宣传推广工作。
        共产党有许多的杂志，政府的宣传部门，学校，电影公司，都可以让这些知识份子获得为党的政策宣传教育而工作的机会。
        当然，经过运动教育之后的知识份子们从事这些宣传工作，也是小心翼翼的。他们认真仔细地学习文件，通过党的宣传渠道，试图辨明政治运动的风向。他们另外一个重要的判断依据，是新成立的文化部所下达的文件。中国的文化部长，是1930年代开始，以讲述社会的黑暗，革命的“必然性”而崛起的小说家茅盾，他在1949年从香港回到了北京。
        思想必需“正确”，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一个大问题。
        1951年，共产党正式发动了一场高调的批判运动，围剿一部电影，这场运动，更让知识份子们明白了，思想正确的重要性，思想不正确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1950年的时候，中国上演了一部电影“武训传”。武训是晚清自强运动时代的人物，他从小家境穷困，曾经是一个乞丐，之后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个大地主。这之后，武训利用自己的金钱和他的社会关系，以及个人影响力，努力兴办“义学”。武训希望这些义学，能够让更多穷人家的孩子获得教育机会，他们长大了可以改变这个国家。这部电影，许多观众认为是一部感人的“爱国”电影。
        但是共产党的文艺理论家们则指出来，正面宣传武训这样的改良主义者，是在否定革命精神。
        武训传这部电影遭到了禁演，全国各地都组织了学习小组，对这部电影进行批判，对改良主义思想进行批判。这部电影的编剧兼导演也被迫作出了公开的自我检讨和忏悔。
        这时候在中国的知识份子们，他们已经明白了自己追求晋升和生存的准则，是要紧紧跟随党的文艺工作总路线，遵循1942年整风运动中毛泽东所明确的正确的文艺路线。
        而在这个时候，已经被提拔到重要职位的丁玲，对党则发出了这样的声音。丁玲要求党能够给知识份子一定的空间，因为一个作家不是一个孩子，孩子不能离开自己的母亲，而作家却必须要独立。
        丁玲的意见被共产党接受了，1953年的时候，有一份官方的杂志这样评价丁玲说，这个女同志，一直寸步不离地追随着党的正确路线。尽管我们都知道，丁玲在整风运动之前，是犯过严重的错误的啦，她是在整风运动中通过深刻的自我批判，和积极参与对其他人的批判才思想改造成功的。
        中国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之后，毛泽东认为，作家，科学家，工程师这些知识份子，尽管他们在政治上还不成熟，还不够可靠，但是他们对于目前中国所在进行的建设事业，却是一股非常重要的力量。
        对武训传的批判运动，如果过于激烈，恐怖的思想会压制知识份子的创造力，这样的话，整个国家建设事业都会受到伤害。
        毛泽东说，党员干部们掌握了马列主义理论，把这个作为唯一的标准，去衡量批判知识份子，这样的作法是错误的。
        知识份子只要诚实，只要诚实地发挥他们的专长，在他们专长的领域里进行工作，就应该得到鼓励。
        针对知识份子的思想改造运动，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在1953年之后，开始降温了。

        知识份子改造的第二阶段 1955到1956

        胡风是一个编辑和作家，他原本是一个左翼文人，后来成为一个忠诚的共产党人。他曾经是左联的领袖人物，而且和鲁迅有着亲密的私人关系。
        1949年，中国成立之后，胡风成为中国文艺界联合会的一名管理委员，他同时又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名理事，他还成为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胡风同时还为中国参加朝鲜战争写出了充满激情的歌颂长诗，他忠诚于中国共产党的事业。
        但是在文艺界，和中国党内的文艺理论界，从中国成立开始，就一直有人对胡风的文艺理论，表示不满。
        胡风认为，共产党所实行的文艺政策，将党直接凌驾于文艺之上，严格控制文艺的作法，使得文艺工作者失去了思考的能力和创造力。
        党的文艺理论权威部门，用马克思主义作为评判文艺工作的唯一标准，这种作法是“原始的社会学”，这种作法是“脱离现实”的。胡风认为党对文艺思想工作的控制，是吓人的，会扼杀创造性和文艺工作者真实的感受。
        1955年1月，党的宣传部门理论权威，公开发起了对胡风的批判。宣传部的要求，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
        1955年2月，宣传部领导的中国作家协会决定在对胡风进行批判。
        1955年4月，一个胡风曾经的朋友，一位作家，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公开文章，严厉批判胡风“反党反人民”的文艺思想，并且公开揭发了1940年代，胡风给他的私人信件。
        1955年4月，毛泽东发表文章，批判胡适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呼吁大家认清唯心主义思想的反动性，归向唯物主义真理。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30 1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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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国各地的知识份子们又被组织了起来，开始了反“二胡”运动，二胡是胡风和胡适。
        胡风本人写出了三份很长的自我批评和忏悔书，但是组织上认为他的忏悔不够深刻。
        随着批评运动的发展，对胡风的指控开始出现了疯狂的激烈指控，有的指控说，胡风是一个帝国主义者，有的说，胡风是一个反革命。
        1955年5月，胡风遭到逮捕，他以反革命罪遭到了秘密审判，从此一直在监狱里。1979年，胡风被释放出狱，他在1985年去世。
        对胡风的审判并没有结束批判胡风反革命思想和抓捕胡风“反革命集团份子”的群众运动。
        学校里，大学里，和文艺单位里，知识份子们被组织起来，继续进行思想改造教育，进行批评和揭发运动。知识份子们到这个时候已经知道了，知识份子的言论，是可以被定为“反革命罪”的罪状的，并且会因此而遭到严厉处罚。有8万多个知识份子，在这场运动中，被贴上了“反革命思想”的标签，有三十万被认为是政治上不可靠的，他们被剥夺了“政治权利”。
        所谓“剥夺政治权利”，是中国的一项奇特规定，根据中国的法律，一个人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并不是仅仅是说这个人被禁止参加公共事务，出任议员，担任公职，而是说这个人被剥夺了自由言论的权利。
        我们会看到，1955年到1956年之间，这场批判，抓捕胡风反革命集团份子的群众运动，是和农村从低阶段合作社向高阶段合作社发展同步的。在这场运动，使得知识份子不敢出声对当时农村正在进行的重大社会变革运动提出异议和批评。
        这场运动一直持续到1955年底才结束，知识分子们除了揭发检举，批判，抓捕胡风反革命集团份子之外，还对胡适和梁漱溟的哲学思想主张，进行了批判。梁漱溟也在这场运动中，遭到了知识份子们的批判。他曾经坚定地公开驳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划分，在1953年的时候，他当众挑战毛泽东，质疑农村发展总路线的合理性，从那以后，他就被边缘化了。
        经过这场运动之后，许多知识份子之间的关系，已经开始出现了裂痕。有许多人被多年的老朋友背叛和出卖，私底下的交流，被当作了“反动思想”的罪状，当众揭发了出来。
        到了1956年，中共领导层出现了分歧，下一步，应该如何处理这些知识份子？他们之间的分歧很多，但是我们可以总结为两个大类。一类观点认为，共产党应该继续保持“联合阵线”的关系，这批领袖们说，知识份子的专业技能，对于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对于中国农村集体化改造和中国现代化建设事业，是不可缺少的宝贵资源，他们对忠诚是可以信任的，虽然他们常常对党的政策不满，甚至还会有些批评言论。
        另一类观点则认为，党的团结是至关重要的，党的团结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关键。如果容忍这些知识分子从外部对党进行批评和指责，这将破坏党的效率，和党员的士气。
        此时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和批判，已经在中共党内高层秘密传达。
        前一类观点的支持者认为，应该吸取斯大林错误的教训。他们更认为，如果中国处理好和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的关系，形成良好的合作关系，会帮助到台湾当局改变敌视仇恨共产党的立场，两岸走向和平谈判，通过再一次的国共合作，达到中国的统一。
        第二类坚持党的团结的观点的支持者则认为，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早晚会外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否定和严厉批判，将会使得中国人对苏联模式产生怀疑，甚至影响到对中国共产党的忠诚和全国的组织纪律性。因此更应该加强对思想言论的控制，加强党的团结，和全国人民对党的忠诚。
        在中共政治局的最高层中，持第一类观点的人物是毛泽东，周恩来和经济的总计划师陈云，后面新被任命为书记处总书记的邓小平和林彪，也加入了他们。他们主张，应该放松对知识份子的控制，允许知识份子对中国共产党进行批评。
        持第二类观点的人，是刘少奇，解放军的总司令官朱德，彭德怀，还有资深党内强硬路线的代表性人物，当时的北京市长，彭真。他们认为，加强党的团结和党的纪律性，是最重要的任务，当前的中国社会发展，和资产阶级之间的合作关系，已经没有必要再保持啦。
        这一场争执的双方，都提到了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全面否定和批判，我们有必要来讲述一下毛泽东思想的演变思考过程。

        对苏联模式的反思

        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临近，建国以来所经历的各种问题也开始浮现，在教育改革，军队改革，城市工业化，农村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都出现了许多问题。毛泽东开始回顾和思考，接下来的路要怎么走，他此时最大的一个问题是，苏联模式，是否是中国现代化的一条正确道路？
        苏联模式的列宁主义理论，是这么说的，社会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必需首先要经完成国家经济的现代化。在国家经济水平达到一定高度之后，社会进步才可能实现。人为地制造社会动荡，是不利于生产发展的，是要尽量避免的。如果有必要对社会形态作出重大的改变，这种改变必须是从上而下的改变，由党中央作出改变的指令和计划。
        苏联信奉，党的权威不容挑战，稳定的国家结构，中央化的计划管理，管理体系的控制，精英技术官僚，是工业企业和其他企业成功的关键因素。在苏联模式里，经理们被授予了权柄，上下等级分明，并且有明显的经济奖励。苏联接受，并且公开上下级别间的工资福利差异。苏联认为这种体制可以确保企业稳定，还可以使得人们有向上晋升的追求。
        苏联的发展模式，是城市为中心的，非常注重城镇化和工业化发展，重工业发展又是苏联工业发展的重点。
        中国成立之后，共产党基本是照搬了苏联模式，加上了一些自己的创意。比较明显的有两点，城乡二元化的结构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则是通过延安整风运动模式的群众运动，来加强对群众的思想控制。苏联是通过特务机构加强对社会各界的控制，并不热衷于发动产生社会动荡的群众运动，苏联人也没有整风运动模式这种思想改造的高级手段。
        中国引入苏联模式的结果是，发展到1956年的时候，共产党已经越来越官僚体制化了。党的干部们也热衷于向上的晋升，因为那意味着相应的种种“待遇”。军队苏联化所发生的事情，在党内和政府内一样在发生。
        中共的许多领导们认为，苏联模式是一个有计划，有秩序的经济发展模式。精英化，官僚化的党员干部体制，是这个发展模式的关键。这批领导并不反对对中国进行进一步的社会主义化改造，但是他们认为，增加工业和农业产值，是优先于社会主义化改造的。
        我们不要简单地以为，毛泽东反对经济现代化。大家不要忘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唯物主义者最基本的常识。恰恰相反，毛泽东的“政治为纲”的意思是说，通过群众运动，提高大家的革命觉悟，可以促进经济发展，加快经济现代化的步伐。
        毛泽东的“不断革命”理论，我们之前已经介绍过。他认为，通过矛盾的斗争，可以推动事物的发展。
        我们还记得，毛泽东年青时候，在长沙自学各种哲学和政治书籍么？他年青时候学习到的，意志是智识的第一因，Will is primary to intellect，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思维。
        他相信，革命的意志，将会激发出人们的创造力和生产力。
        坚定的革命意志，带着青年毛泽东，走过了蒋介石背叛大革命的艰难时代，走过了江西苏维埃时期，走过了长征，一直到后来，他领导着弱小的陕北红军，一直发展壮大，打败国民党军队，夺取政权。毛泽东个人的经历和他的知识结构，让他有理由相信，意志的决定性力量。
        毛泽东的思想，同时又是明显的民粹主义思想，他厌恶和排斥精英意识，他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
        毛泽东本人，并不是中国社会的最底层，他在共产党内获得革命者地位之前，是一个边缘的知识青年。但是在他的早年工农运动中，他就深入中国的农村和工厂，他对中国底层工农群众的处境，有着深深的同情，他同时对于人民群众的力量，怀有信心。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30 18: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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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上会爆尿哦。有人要和谐掉前门猫哦，亲们。。。要取而代之哦。
        分分钟哦。1956年，裆章改动过的哦。刘某人要。。。
        中怪历史都是伪史。蛋是，假的，破腚百粗。
        比如，中怪关起门，忽悠黑白妹这样的愚民，阿拉的喷友遍天下闹。
        然后，吧嗒，记录显示，全世界三个怪家，没有驱逐某怪大使。
        那是某一个特点时期，嘿嘿，认真是奇葩。
        一个怪家，能够混到，到处被人家喊，滚粗。。。。
        三个怪家是，埃及，还有两个忘啦。
        是同时被驱赶哦。
        喷友遍天下闹，没办法。宇宙第一思密达。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30 19:22

正文274
        毛泽东认为，应该走群众路线，才能够激发出人民群众“无穷的创造力”，通过群众运动，不断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
        针对加强党的中央集权的看法，毛泽东认为，在经济发展领域，应该放权，应该让更多的工人和农民参与到管理与决策中来。毛泽东并且认为，应该取消金钱方面的刺激奖赏，而用政治思想方面的鼓励来替代。
        1955年的冬天，毛泽东提出了一个12年农业发展计划，这是和五年计划完全不同的一个发展计划。毛泽东认为，他的这个发展计划，是基于群众路线，基于社会经济面貌的改变，会带来“更大，更快，更好和更多的经济发展成果”。
        党中央并没有接受他的这个计划，这个计划被搁置了。
        1956年1月和2月，苏联召开了第二十次代表大会，邓小平和朱德作为中共的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
        这个时候的中国，看上去发展的还挺不错的。胡风事件之后，共产党开始放宽了控制。社会风气开始走向宽松，对服装的严格要求也放宽啦，这个时候的上海，街头又出现了许多花衬衣和裙子，甚至还举办了一场官办的时装展览。
        赫鲁晓夫在这次大会上的“秘密报告”，却震撼了邓小平和朱德。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了四个小时的罪行控诉，并且宣称，要重新回到列宁主义道路上来。
        秘密报告所披露的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和别的许多问题，使得中共感到尴尬。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作风，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中国共产党对毛泽东的形象塑造。
        赫鲁晓夫同时还说，共产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之间的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赫鲁晓夫将缓和苏联和美国的关系。
        中国共产党当年宣布了“一边倒”，那就是因为毛泽东认为两个阵营之间是“你死我活”的对立，世界规模的两个阵营的决战，将以共产阵营的胜利而告终。
        现在苏联要完全改变立场，完全改变了斯大林时代的外交路线，要和美国改善关系，这个改变，也来得太过突然，太过剧烈。
        应该就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开始思考“走自己的路”的事情啦。
        中共并没有公开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但是党内高层，却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和争论。
        1956年4月的时候，人民日报发表了一个社论，“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这个社论是毛泽东写的，或者说，毛泽东直接指导了这个社论的写作。
        在这篇社论里，高度赞扬斯大林作“伟大的马列主义革命家”，他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他的功绩超过了他的错误。社论承认说，斯大林在晚年犯了一些严重的错误，而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社论说，是因为斯大林脱离了人民群众。尽管斯大林以“阶级斗争”的方式清除他的政敌，是犯了错误。但是，社会的发展，从来就是通过矛盾的不断斗争而推动的，“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唯物主义者，真诚地相信，他们的那种奇特的辩证法，是认识真理的正确有效工具）
        这个社论也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问题，但是社论又说，这种错误，只有在脱离了“群众路线”之后才会发生。更为关键的是，社论还说到，“人民和人民的政党需要有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意志、站在历史斗争的前列，而领导人民群众的先进人物。否认个人的作用，否认先进人物和领导人物的作用，这是完全错误的。”
        1956年4月的时候，毛泽东在党内发表了一场重要的秘密讲话，“论十大关系”。（这个秘密讲话，中共在20年之后公开，在这个讲话里，毛泽东批判了苏联模式，定义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中国要走自己的路。）
        在这个讲话里，毛泽东把中国现代化所面临的问题，归纳为十大矛盾关系，1.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关系。2.沿海和内地工业的关系。3.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4.国家，生产单位和个人的关系。5.中央和地方的关系。6。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7。党和非党的关系。8.革命和反革命的关系。9.是和非的关系。10.中国和外国的关系。
        在讲话中，毛泽东称，中国将不再盲目追随苏联的道路，中国将走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我们可以说，到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开始决心走向独立。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十大矛盾关系中，毛泽东说，党员要和非党员建立起温暖的关系，避免产生矛盾。毛泽东还呼吁说，党员要倾听党外人士“合理”的批评，毛泽东甚至说，党员应该学习更多的西方思想，学习外语。
        1956年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作报告，他说，“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毛泽东正式向外界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双百政策，向知识份子承诺了政治和社会的自由思想言论权。这个双百方针，让我们想到了同一时期，赫鲁晓夫在苏联和东欧发起的知识份子思想自由化运动。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看毛泽东的双百方针，我们会看到，毛泽东是希望通过知识份子们的“独立思考和自由讨论”，来重新激活共产党的歌迷精神。
        毛泽东认同周恩来的看法，他也认为，知识份子的绝大多数已经被改造好了，是支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毛泽东说，自然科学是没有“阶级性”的，因此自然科学领域的科学家们可以自己表达他们的科学观点，包括不同学派的科学思想，都可以百家争鸣。文艺工作者，也应该自由发言，表达自己的观点，百花齐放。但是，历史，哲学，文学，艺术，这些有“阶级性”的知识份子们，则应该在“为人民服务”的前提下，发表“符合人民利益”的思想。
        毛泽东同时说，应该鼓励知识份子们对党的错误提出批评。到这里，他走的远了，超过了苏联和东欧这个时期的“自由化”。毛泽东认为，党外知识份子的批评，可以帮助政府获得更多的支持，帮助共产党修正官僚主义和精英主义的错误，使得党重新焕发曾经有的革命精神，恢复早年的革命作风。
        但是毛泽东在1956年春天的这些讲话，此后并没有在媒体上得到大力宣传，共产党也没有发起强大的舆论宣传攻势，来推动这个“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运动。
        1956年夏天的时候，毛泽东心情还是很好的，他还去长江里游泳了，这时候他已经62岁，这说明他的身体状况还是很不错的。游泳完了之后，他还写了一首诗，从这首诗歌来看，他当时是相当充满豪情的。
        可是到了1956年秋天的时候，坏消息接连出现了。
        在农村带有强迫性质推行的合作社运动，此时暴露出许多混乱和浪费现象。
        第一个五年计划进行到这个时候，大家已经很明确，前面三年的高增长率，已经不能再维持了。
        1956年9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八次代表大会。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毛泽东提出来的那个激进的农村快速增长计划，依旧没有被通过。中国共产党倾向于加强计划和控制。
        在这次大会里，还修改了党章，所有关于“毛泽东思想”重要性的说法，都被除去了。
        据说刘少奇是这么解释这个事情的，刘少奇这么说，如果一个人老是重复一些东西，人民老是听到这些东西，这样的事情，是没有意义的。
        毛泽东这个时候说，他在考虑“退居二线”，毛泽东不止一次表达了这样的意思，这似乎意味着，毛泽东在寻找一个退出权力中心的和平退休方案。
        此时中国共产党先产生了一个的职位，中央委员会“名誉主席”，更使得外界的这种猜测有了依据。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30 20:29

正文275
        在这次党的代表大会上，毛泽东等人的所谓“联合阵线”的主张，遭到了绝大多数声音的反对。党的高层干部们，普遍拥护支持加强党的纪律性，加强党的监督和领导作用的主张。
        党的领导们对于1956年6月波兰发生的政治骚乱表示出了担忧，1956年10月的匈牙利事件，更是使得他们的忧虑加重了。他们认为，当然必须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党的纪律性和党的控制力度。与此同时，国内此时也出现了骚乱，在西藏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行为，抗议中国军队对西藏的占领。
        在这次大会上，中国共产党又设立了一个职位，叫中央书记处总书记。这其实是中国共产党在1937年废除掉的一个职位，现在又恢复啦。这个事件可以被解读为，毛泽东在高层的影响力又再一次被削弱了。
        出任这个总书记职位的，是邓小平。邓小平负责作了一个重要的报告，那就是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邓小平和刘少奇还分别作了两个重要的报告，他们告诉全党说，“我们国家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阶级斗争已经结束了”。这意味着，社会主义革命已经成功，那么毛泽东的“不断革命”理论可以停止啦，中国已经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此时已经没有矛盾啦，不应该再有斗争啦。国家的经济和政治事务，应该是从上往下的控制管理，而不是通过群众运动的斗争方式来进行。
        这次党的代表大会，另外一个重要议题，是宣布了第二个五年计划。（1958-1962）
        这个五年计划，依旧是典型的苏联模式的经济发展计划，注重重工业，城镇工业化，并且经济计划者和技术官僚们，拥有重要的领导和管理权力。
        尽管毛泽东作了不少努力，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至少到1956年底的时候，毛泽东还是不能够让党中央接受他“百花运动”和经济发展计划。
        更为关键的是，根据党的八大的报告，毛泽东的“矛盾论”和“阶级斗争”论结合在一起的“不断革命论”，已经不被党所接受了。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将追随苏联的模式，进行中央计划和控制的社会发展。
        党内的强硬路线者，控制了主要的党内外的报纸和杂志，毛泽东根本没有办法在北京找到媒体来宣传他的政治主张。
        但是毛泽东在上海，找到了党内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他的观点在上海的报纸得到了发表，他的论著，在上海进行了出版。
        1957年1月，毛泽东第一次出版了他的个人诗集。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允许出版社这么做，他利用这次出版机会，再一次呼吁文艺作品的多元化。他希望他的“百花齐放”主张不会就此被忽略和遗忘。
        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毛泽东发表了一个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毛泽东为这次讲话，进行了精心的准备，这个讲话稿，他修改预备，前后经历了近一年的时间。这篇文章，之后成为毛主义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政治，一直到1976年毛泽东去世。
        在这次讲话里，毛泽东说，就算在社会主义阶段，矛盾还是存在的。只是社会主义时期的矛盾，和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前，有了显著的不同。在之前，是人民和敌人的矛盾，只能通过暴力斗争，肉体消灭的方式来解决矛盾。而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之后，“敌我矛盾”虽然消除了，但是在人民内部，却存在着矛盾。在社会主义时期，人民内部矛盾，应该通过不同意见的争鸣，讨论，辩论和相互间的批评来解决，在这个矛盾辨明之后，每个人要加强自我学习，以提高自我。
        整个社会主义阶段，这种矛盾会一直存在到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说，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只能是通过“不断革命”来解决，因为这是人类社会的特性。毛泽东说，矛盾的不断出现和矛盾的不断解决，这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法。
        毛泽东接下来说，现阶段的中国，存在着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矛盾。。。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之间的矛盾。毛泽东建议说，党和领导干部们不应该害怕批评，党就像一个人一样，必需听到不同的意见。毛泽东提到了当时发生的匈牙利事件，毛泽东提出了一个大胆的问题，匈牙利的造反事件，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很难解释。是因为匈牙利党对社会的控制太宽松了？还是因为党的控制太严招致了反抗？毛泽东到这里，已经合理化他的“百花齐放”的要求。
        接下来，毛泽东走的更远，毛泽东说，党应该实行“互相监督”的机制，邀请那些民主党派人士和知识份子行使他们对共产党的批评和监督功能。
        毛泽东的这篇论文，在他个人政治思想理论的体系建立，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历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
        首先，毛泽东的这个作法，违背了共产党的“民主集中制”的纪律，他的论文，并没有得到中央政治局内部的讨论和批准，就向全党和党外人士公开了。毛泽东已经把他自己，凌驾于中国共产党之上啦。正如汉学者Maurice Meisner所总结的那样，到这篇论文的发表，毛泽东已经摆脱了列宁主义关于党的纪律性的约束，使得他成为一个特殊的角色。毛泽东成为了人民的代表，对共产党进行了批判。
        其次，毛泽东承认在社会主义阶段，阶级剥削已经消灭了。但是毛泽东又接下来说，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的斗争，还没有消除。因此，继续进行意识形态的斗争，是非常有必要的。这意味着，阶级斗争将以另一种名字，另一种形式，继续存在中国社会。任何一个人，有了“错误的思想”，就可能被定义成“人民的敌人”啦，那么就可以“无情打击”，甚至肉体消灭啦。在理论上，就算这个人是党员的身份，甚至是党的高级领导，他也可能有着“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哦。
        毛泽东的这篇论文发表之后，毛主义理论体系基本建立成型。不断革命理论的应用范围，从取得政权之前，拓展到了社会主义发展阶段。
        当时参加这次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的，有1800多个人，其中有一大批是党外的民主党派人士和无党派的知识份子代表。刘少奇并没有参加这次大会，据一些参加会议的人士说，在毛泽东发言的过程中，有许多共产党代表离开了会场。
        毛泽东的这个发言稿，事先没有得到过党中央的批准，一直到1957年6月19日，这篇发言稿才正式对外公布出版，而据说公开出版的发言稿，已经经过了几次的修改。
        毛泽东这次突然性地在众多党外人士面前作出这样的发言，许多已经有经验的知识份子开始觉察到了中国共产党出现了纷争。到这个时候，中国各地的知识份子们，还在谨慎地观望这场在北京发生的“影子间的拳击”，没有什么人敢于冒险发出什么自己的声音。
        这是1957年2月的事情，离开毛泽东在1956年5月第一次发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呼吁，已经过去了半年多啦。
        毛泽东用尽了他的影响力，要发动这场百花齐放运动。“我不是要鼓励人民制造动乱；我不是召开动员骚乱的大会”，毛泽东在杭州这样告诉他的支持者们。他似乎知道，党中央内的强硬路线领袖们在如何抱怨和指责他。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30 23:41 

正文276
        毛泽东的不懈努力，终于出现了成果。北京的彭真开始作出了让步，各地的省委书记们也开始跟进。从中央到很多省的宣传机器开始发动，全国的党和政府的报纸，各省的主流媒体，都开始了百花齐放运动的宣传造势工作，各基层党组织也开始发动群众，开展对党的群众批评运动。
        1957年5月1日，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我们欢迎对错误作彻底的批判（一切真正错误的思想和措施都应批判干净），同时提出恰当的建设性的意见来。”这是党中央正式向全国知识份子表明了立场，轰轰烈烈的百花齐放运动，就此正式发动。
        百花齐放运动开始于1957年5月1日人民日报的文章，结束于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反右运动的文章。在这一个多月百花齐放运动中，中国各地知识份子的发言和行动，震撼了中国共产党。

        百花齐放运动

        人民日报已经发出了正式的号召，各地的党组织又在积极地宣传和鼓励，承诺不会迫害，大胆发言，中国各地的许多知识份子们真诚地相信，他们言论自由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有的人在报刊杂志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论文，有的人组织了群众论坛集会，有的人则以“大字报”的简单形式，把自己的观点写在海报上，张贴出来，知识份子们开始放胆畅言。
        学校，大学，医院，研究机构，党政机关里的知识份子都开始活跃发言，对党员领导干部们提出了批评，甚至有些人还走上了街头，组织街头集会，发表演讲。
        他们开始抗议共产党对知识份子思想言论自由的控制，他们开始批判以往镇反这样的群众运动太过粗暴残酷，他们开始批判中国对苏联的盲目崇拜和追随，他们开始对中国低标准的生活条件发表不满意见，他们开始抗议，西方的文学作品为什么被禁止流通？他们开始对共产党干部中存在的经济腐败现象提出了批评。
        “拥有这么多特权的党员，现在可以变成一个特殊的种族啦，叫共产党族”，有人这么讽刺说。
        在武汉，一个会计学教授则发表言论说，以往的群众运动，根本就是对人权的严重侵犯和践踏。他接着说，这是典型的群众的暴政！这些群众运动根本就是邪恶的！
        又有言论说，中国的选举体系根本就是个笑话，到今天我都不知道我所选的那个代表长的多高，长的什么样子。我不过是一个根据指令操作的投票机器。
        “无形的压力压迫着大家，谁都不敢说话，”一个陕西的教授这么说，他发表文章讲述共产党统治之下的中国的生活状况。
        “所有农民都积极自愿加入合作社的说法根本是谎言，”沈阳的一个教师这么说，“事实上，绝大多数农民是被强迫加入合作社。”
        一个满族医学教授发表文章这么说，管理我们大学的领导干部们，根本就是一群搞破坏的废物，他们就像封建贝勒一样，他们就像一群发臭的江湖庸医。
        鲁迅的一个朋友则发表文章说，蒋介石统治时代的重庆，作家发表言论的自由空间，比中国的北京要好的多。
        在河南，则有一批被剥夺了土地的地主们说，共产党的统治就要崩溃了，我们的解放就要到来！
        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大学生们组成了一个联合会，举办各种辩论会和演讲。在北京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一个“民主墙”，知识份子们会在那里贴大字报，表达他们的观点。我们可以来看看几个当时北京大学内的知识份子们提出来的问题，
        为什么，老教授们被剥夺了教学资格？
        为什么，学术研究和教学内容，方法，要遵循无知而傲慢的党的干部的指导？
        为什么，要大力推动对苏联的学习，而不允许学习西方的科学和文学？
        为什么，政治可靠度，比学术能力和学术成果更重要？
        为什么，赫鲁晓夫的报告不在中国公开出版？
        为什么，中国要控制新闻，使得中国的读者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些什么？
        为什么，胡风没有得到公开的审判就被关进监狱？
        1957年5月底，一个青年女知识份子来到了北大校园，她对青年学生们发表了演讲。她并不是北京大学的，她为胡风作出了辩护，她并且说，延安的文艺路线扼杀了诗歌和小说的生命力，她呼吁同学们走上街头，发起示威抗议活动，争取文学和思想的自由。她并且告诉同学们说，在西北，在南京和武汉，大学生们已经开始行动起来了。
        事实上，此时已经爆发群众抗议的地方，比这个女青年所说的还要多，还要激烈。
        除了她所提到的地方之外，成都和青岛也爆发了学生的示威抗议。这些学生们发扬了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激发出极大的革命激情。学生们开始殴打党员干部，开始焚毁档案材料，并且开始串联，号召其他地方的大学生和中学生发起同情罢课运动，要求共产党改变教育政策。
        从1919年，北京爆发的五四运动以来，中国再没有发生过这么大规模的，以政治诉求为目的的学生运动。
        学者们此时也开始发表学术论文，他们表现出了新中国从来没有见过的学术真诚和勇气。
        费孝通，我们曾经提到过，他是一个社会学家，他在1930年代和1940年代，致力于中国乡村社会的研究和传统士绅体系的研究，出版了一系列论文和书籍。他在百花齐放运动中，胆子也大了起来。
        1957年6月，费孝通公开发表了一篇论文。
        开相公Kaixianggong是江苏一个偏远的村子，在1930年代的时候，费孝通曾经在这个村子进行过重要的乡村调查研究，1950年代中，费孝通又去了这个村子进行调查。
        费孝通在1957年6月的这个公开论文里，他指出了开相公村存在的一系列问题，比如不合理的计划经济行为，对当地工业发展的忽略，牲畜的养殖政策根本不适宜当地的生态环境，儿童的教育问题被完全无视了。
        费孝通的报告，没有明说，但是通过事实的罗列，让人看到，1950年代的开相公村的发展状况，并不比1930年代好。
        在论文的结束，费孝通谨慎地说，质疑合作化的重要意义肯定是错误的。但是如果我们在认识到合作化的重要性的同时，认为合作化就能解决一切问题，我认为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如果我们把问题过于简单化，我们就可能犯大错误。请允许我这么说，我不希望我的读者们，拿住我的一句话，两句话作依据，认为我的思想是负面的。
        1957年6月，人民日报刊登了这么一份读者来信，根据人民日报的说法，作者是一位北京大学的讲师。文章说，中国属于六万万中国人民。。。她不仅仅属于共产党。。。如果你们做的好，让人民满意，那么非常好。如果你们作的不好，群众将打倒你们，杀死你们，推翻你们。这不是不爱国，因为共产党员已经不再在为人民而服务。
        至少在中国的九个省，当地的省委书记根本没有在自己的辖区内推行过百花齐放运动。
        其他各省的省委书记，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中有很多人并不是自愿地参加了百花齐放运动。
        百花齐放运动进行到6月，知识份子言论和行动的发展，已经使得越来越多的党的领导人们出现了不安和恐惧，他们没有预料到会有如此强烈的仇恨和敌视情绪，存在于知识份子心中。
        毛泽东这个时候作了一件事情，他修改了他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我们如果把修改后公开出版的这篇论文，和他在1957年2月在最高国务会议扩大会议上的发言稿作比较，我们会看到这样的不同，修改后的这个论文，列出了一系列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批评的语言和行动，应该是要团结和不是要分裂人民；批判要是善意的，不能对社会主义建设造成伤害；应该是加强人民民主专政，加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民主集中制；应该是加强共产党的领导地位。
        违背了这些原则的言论和行为，是散发臭气的杂草，会结出有毒的果实，他们要被立即消灭，以免对人民造成伤害。
        这个修改过的论文，在1957年6月19日，公开向全国出版发表。
        毛泽东这个时候，在这个问题上，已经和党内的强硬路线合流了。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31 13:20

正文277

        反右派运动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指示”的文件，正式开始反右派运动，“大鸣大放”的百花齐放运动结束。
        1957年6月14日和22日，人民日报发表两篇社论，高调批判右派份子作“牛鬼蛇神”。社论里说，鼓励知识份子大鸣大放的百花齐放运动，是一个设好的圈套，一个陷阱。社论说，这个叫“阳谋”，是在引蛇出洞，加以消灭。这些“资产阶级”右派份子被定义作“人民的敌人”，社论还说，如果不对这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份子进行严厉打击，那么中国各界的革命领袖们就丧失了他们对人民的责任。
        1957年7月开始，中央到地方，全国各地的报纸等宣传机器全面发动，开始了舆论宣传攻势，各地的反右运动开始大规模展开。
        当时的估计，中国人口中有五百万左右的“知识份子”，这个数字，是包括中学学历的人，根据当时中国社会的教育结构，接受过中学的教育，就可以算是“知识份子”。
        在1957年6月的时候，毛泽东作出了一个指示，他认为应该打击右派，而教育，争取，团结中间份子，毛泽东估计说，对于党的事业怀有敌意的右派份子，应该是在五千多人左右，只是一小搓。绝大多数的至少份子，还是忠诚于党的事业的，思想立场动摇的人数，应该是在3%左右，也就是15万人左右，对于这批人，应该教育，团结。
        我们并不知道，毛泽东的3%，和五千人的这些数字，是依据什么标准而得出的结论。
        邓小平在八大之后，已经进入中央核心层，他出任党的总书记，排名第七。
        在反右运动中，他出任了中共中央的反右领导小组组长，亲自主持，积极推动反右运动的开展。共产党的青年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团，此时的领导人是胡耀邦，他是邓小平的门徒。共青团也积极投入了这场以学校和政府机关里的知识份子人群为主要目标的反右斗争。
        1957年8月，彭真发表谈话，他指控这些右派份子和“反党反革命的英雄”蒋介石，汪精卫是一类人。彭真认为，1927年在上海和武汉的大屠杀，是因为陈独秀的错误路线而造成的，当时的党对于反动派的反革命罪行太过宽容和原谅，造成了之后共产党革命群众遭受到了大屠杀。1957年的共产党，难道还要犯同样的错误，再遭受资产阶级右派份子的大屠杀么？彭真的回答是非常坚定的，我们不会！
        1957年9月，邓小平在党中央作出工作报告，“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邓小平认为，反右运动应该进一步深入广泛地开展，像延安整风运动一样，斗争对象不仅是党外的知识份子，也包括党内的知识份子。
        邓小平的建议得到了党中央的批准，他领导的反右运动在全国范围，轰轰烈烈地展开了。
        邓小平的工作成就，大大超乎了党中央最初的预期，在革命热情高涨的共产党和共青团各级领导们的组织带领下，在各地展开。反右运动中，有的方法是非常奇特的。上级会向下级制定一个“右派”指标，比如5%，或者3%，这样一个数字。我们前面说过，一些省并没有展开百花齐放运动，而另外一些单位，根本没有人在百花齐放中有过“大鸣大放”的言行。可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指标，领导们就必需找出单位里的右派。整风运动以来，形成的揭发传统，又得到了继承。在这个反右整风运动中，有人不堪忍受屈辱的折磨，选择了自杀。
        邓小平作的工作报告宣称，有55万右派份子被查获。而剑桥中国历史的估算，则估计有40万到70万的受害者。
        这些右派知识份子的职业生涯完全被摧毁了，他们中的许多人被送进了监狱，或者劳动集中营，也有的被送去边远的乡村接受改造。
        在这一批受到处罚的右派中，有我们熟悉的丁玲，她获得的斯大林文学奖和党组织上曾经对她忠诚的评价并不能挽救到她，她被发配去了黑龙江的一个农场接受改造。
        一整代中国优秀的年青知识份子，他们作为共青团员，遭到了清洗，他们是中国年青那一代人里最好的科学学者，社会科学学者和经济学者。在这一批受害者中，有天体物理学者方励之和新闻记者刘宾雁。
        （先发一段，如果被和谐，哥再改改，用拼音？这里的管理人员非常中怪特色的，嘿嘿。删帖不作说明，和共惨裆一个劲头，非常中怪特色。）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31 16:46

正文278
        费孝通则在人民代表大会上进行了完全丧失了尊严的公开忏悔认罪，他完全否认了他的开相公村报告，他忏悔说他对社会主义的目标曾经产生了怀疑和抵触，因此在挑拨党和农民的关系。他甚至忏悔说，他曾经打算利用这个报告，为外国反华机构写一个报告，提供宣传材料。
        费孝通丧失了他所有的荣誉职位，被定性为“右派”，被禁止教学，出版和进行社会研究工作。但是比起大批学生和教授来说，他则幸运的多，他没有遭到发配流放，也没有被送进监狱。

        失去的二十年

        反右运动从1957年开始，一直持续到1958年，毛泽东和其他的共产党领袖们被“大鸣大放”中知识份子的不满情绪所震撼。甚至有民主党派的人士，不仅反对“党天下”，还有的民主党派领袖说，既然是联合政府，那么共产党有军队，民主党派也应该有军队嘛。
        共产党将这些知识份子定义作了“右派”，以阶级斗争的方式对他们进行了打击。随着反右运动的深入，斗争的目标开始从党外知识份子，扩散到了党内知识份子。
        邓小平所领导和组织的这场反右运动，深刻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走向，改变了中国社会中行政管理和科研教育管理阶层的人员构成。
        在反右运动之前，中国的管理官僚人员可以分成两个主要的类别。一个是爱国的党外知识份子，包括各民主党派人士，无党派人士。他们中还有一些人是在1949年之后回到的中国，他们愿意为改变这个社会而付出他们的努力。
        另外一类则是“地下党”，或者叫“外面的同志”。这些人是秘密的共产党员，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秘密领导，但是在1949年之前，他们一直在“自由中国”里生活和工作。他们有的在国民党里，有的在国民党政府里，有的在大学，文化和商业机构里工作。他们接受党的指示，假装认同自由中国的主流知识份子的自由民主思想，在这个长期的生活工作中，他们不知不觉也受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响。最关键的是，对这批人来说，他们追求的，他们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是“解放”人民，而不是控制人民，这批理想主义者在革命成功之后遭到了清洗。反右运动中，领导岗位上的这两类人都遭到了清洗。我们看到了，革命的洪流，开始吞没革命者了。
        在城市里，到了反右运动之后，一批新的人群走上了领导岗位。他们的背景都是工人或者农民，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他们对中国之外的世界，是没有概念的，他们充满了对党中央的忠诚和顺从。
        根据汉学者Edward Friedman的研究，他们一走上领导岗位，就和残余的精英领导们产生了许多冲突和斗争。Friedman把他们叫作“共产党的基要主义者”，这是一个令旁观者感到沮丧的过程，基要主义者们迅速把持住了领导岗位的话语权柄。他们将摧毁，或者更换掉，那些受过教育培训的知识精英们为新中国所设定的一系列制度。中国共产党对知识精英们感到了不信任，甚至是恐惧。他们尽管接受过高等教育培训，掌握着各种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技能，但是他们是不可靠的人。新掌握权力的工农干部则完全不同，他们忠诚可靠，他们服从命令听指挥。这一群工农干部，他们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教育，他们对“万恶的反动派”，“万恶的资产阶级”有着刻骨的仇恨。他们充满革命精神的仇恨，当爆发出来的时候，会表现出骇人的残忍和疯狂，有着毁灭性的力量。他们现在掌握了中国的教育和政府的管理职位，虽然他们对中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将遇到的问题，几乎一无所知，对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也没有专业性的知识和技能。
        这一批工农干部的崛起，让我们看到了中共领导层对现代化建设的理解，存在着可怕的无知。毕竟在掌握这个国家之前，这一批绝大多数的领导人士，都是体系外的边缘人士，职业的革命家和军人。除了农村的根据地之外，他们并没有现代化建设，城市化建设的管理经验。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一个国家的现代化建设和经济的发展，需要一大批有专业技能的管理官僚。
        他们抛弃了中国知识份子精英阶层，而选择了“基要主义份子”，这是一个非常愚蠢的选择，一个灾难性的选择。整个国家，都为这一个管理层的变化，而付出惨痛的代价。
        在体制结构上来说，这样的选择摧毁了仅存的权力和知识之间的平衡。在清国的时候，康熙皇帝知道说，“文”和“武”应该并重，才能治理天下。我们可以假设说，如果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如果没有作出这个选择，反右之后，一个接连一个的疯狂的愚昧行为，是会得到避免的，至少伤害程度会得到控制。
        1957年，可以说是中国灾难时期的开始，“失去的二十年”的开始。爱国的知识专才们 被定义作“右派份子们”，他们失去了正常的个人生活，职业生涯，和服务他们国家的机会，他们中有的人甚至失去了生命。中国则失去了许多许多现代文明建设所需要的人才和知识。
        我们会看到，工农领导上台之后，甚至连中国的书面文字，都迅速出现了底层化的倾向。
        主流报纸上，“砸烂狗头”，“扇一击响亮的耳光”，“瘟猪”这一类粗鄙而暴力的市井流氓用语开始泛滥。
        这一批有着反智倾向的工农领导们，他们的行为得到了赞许。
        大鸣大放的百花齐放运动中，许多知识份子表现出了对党的不忠诚，毛泽东认为，必需要培训新一代的知识份子，如果他们是“无产阶级”背景的，那么就容易被培养成对党有着高度忠诚的新一代知识份子。在能力和阶级成分的矛盾中，毛泽东认为，必需强调后者的重要性。毛泽东警告反右之后剩下的知识份子们说，你们只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雇佣的教师，你们要为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教育他们的孩子。你们要加强学习，持续学习，去掉那些不合乎党的思想的个人思想。
        到1957年底的时候，毛泽东已经回到了权力中心，他又恢复了自己对全国局势的把握。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里，增加了一些新成员，这使得毛泽东在和反动派的斗争中，取得了力量上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党的领导们看到了知识份子的问题，他们认同了毛泽东的“不断革命理论”，毛泽东的权威性，加强了。
        我们有理由相信，毛泽东在反右之后，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和背叛。在百花运动之前，毛泽东曾经是那么充满信心，他相信知识份子对于中国共产党是忠心耿耿的。
        在百花齐放之后，毛泽东突然发现，他的理解完全错了，这批知识份子的思想，根本不是他所能控制的。毛泽东突然开始对知识份子们表现出了报复性的敌视，他认为知识份子是可憎的，他开始蔑视知识份子。我们从他的言语中，会读出一些恐惧感。
        这种报复心理，恐惧感，遭到背叛的愤怒，各种因素交织在一起。我们会看到毛泽东在百花运动之后，突然开始发表一系列疯狂的言论，比如，
        知识份子是人民中最无知的；所有伟大的知识成就都是由教育程度不高的年青人取得的；在历史上，总是那些几乎完全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们，推翻了那些很有知识的人们，。。。我并不是说要把所有的学校都关掉，我的意思是说，没有必要一定去学校学习。
        毛泽东将自己拖回到共产党革命成功起源的基础，“劳苦大众”，毛泽东认为，没有受过很多教育的劳动人民，才是智慧的源泉，未来的希望。
        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在反右运动中，具体有多少人遭到了处决。
        新华社说，汉阳第一中学的三个学生领袖，在新学期开学的时候，遭了公开的审判和处决。有超过一万人，现场围观了死刑执行过程，他们中有许多还是中学生。
        百花齐放运动，以充满仇恨和复仇而结束了。这个结局，是中国进入一个新时代的开始，一个日益激烈的革命斗争的年代，革命的精神，终于就要挣破一切道德，理性，传统的枷锁，革命思想解放出来的中国，将走向更进一步的解放。
        赤潮就要在中国掀起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骇人巨浪，这是整个人类历史中，共产主义运动蔓延时代，代价最为惨重的一幕。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0-31 22:55

正文279

        大跃进万岁

        共产党的“跃进”这个说法，可以找到的起源，是来自周恩来。
        在百花齐放运动中，有知识份子和民主党派的政治人物对1956年激进的经济发展措施，提出了批判，他们称这是“冒进”行为，造成了经济和民众生活的困境。
        1957年6月，在人民代表大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上，周恩来对这种“冒进”的批评，提出了明确的反驳，周恩来说，1956年的经济发展措施，是“跃进的步骤”，取得了“一个跃进的发展”。
        周恩来的这个“跃进”的说法一出现，得到了毛泽东等党内领导们的大力赞赏和推崇。毛泽东说，周恩来同志，“以无产阶级战士的姿态向资产阶级宣战”。
        这就是“跃进”这个词的来源，之后在周恩来的建议下，毛泽东批复指示说，以后在官方媒体，以“跃进”代替“冒进”。
        经济的问题和领袖们的思考
        有一些批评者说，百花齐放运动是毛泽东故意设计的一个圈套，把中国隐藏的右派知识份子欺骗出来，他们主要的依据，是毛泽东修改过后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这种说法是牵强的，那是一个明显的出尔反尔和背信弃义行为而已。
        百花齐放运动是在共产党领导层内没有明确结论的对立双方争执，斗争过程中发动起来的。
        而党内的这场争执的起因，则是关于中国发展的速度和模式，那一种方式是对中国的发展最好的，最合理的？这是双方争执的关键，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苏联模式，以及之后的发展继续遵循苏联模式，到底是否合理？大跃进，就是从这场争执中产生出来的党中央的最后结论。
        尽管大力强制推行了高阶级合作社运动，1957年的农业生产结果，依然是令人失望的。全年的粮食总产量只比上一年，增加了1%，而这一年的中国人口增长则是2%。
        棉花生产甚至出现了问题，棉花原料的短缺，使得中国政府缩小了城市人口的“棉布”配额。
        尽管第一个五年计划，达到了计划所设定的目标，甚至在许多地方超出了原定目标，但是它也更显明了中国经济体系的失衡，这是一个令人担忧的事情。
        在一五期间，中国工业的年增长速度达到了18.7%，而农业增长却只有3.8%，而农业中的粮食增长则更低，年增长接近3%。
        中国没有了战乱和匪患，农村集市开始兴亡起来，许多当地的采购者，去集市上购买粮食，食用油，棉花和其他农产品，在这种市场情况下，农民对于国家采购，城市居民消费，提供产品的意愿降低了。
        从眼前的农村生产水平来看，靠农村补贴城市工业发展的政策，很难对中国工业发展提供更多的帮助，还有什么办法能通过“剪刀差”，从农村榨取更多的价值，补贴刺激城市工业发展么？
        苏联在1930年代，曾经实行过残忍的，完全强占性的农村采购计划，之后产生了大饥荒。
        可是中共在1950年代，很难采用苏联在1930年代的强制措施。原因有两个，中国1950年代的人均粮食产量比1930年代的苏联，低的多。更重要的是，发展到这个时候，中共的党员里，70%是农民（苏联当是70%党员是城镇居民），大多数党员是不会喜欢苏联1930年代那种对农村残忍压榨的政策的。
        苏联的模式是否真的合适？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在思考。
        1957年的经济情况是严峻的，中国的平均生活水平，连苏联的一半都不到。在一五期间，中国农村人口只增长了9%，而城市人口却增长了30%。这样发展下去，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还能走多久？苏联的模式真的合适么？农村的缓慢增长，如何可能为工业发展提供足够的原材料，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提供食物和副食品？
        苏联模式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成功的，是完成了目标。但是如果第二个五年计划再这样下去，农村和城市的失衡问题，可能会是一五时期的再版，那么将会是灾难性的失衡。
        未来的经济发展，不能再套用一五计划，这是中共领袖们的共识。
        有一些中国的中央计划者，陈云和周恩来是他们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只有给农民更多的物资奖励刺激，给他们更多机会购买更多的消费品，给他们提供跟好的农业机械和化肥，中国的农民们才会生产出更多的各类农产品。如果这样作，意味着重工业的资金和人力投入必需转移到消费品行业上来，导致了钢铁工业的发展减速，那么这个代价，也是为了长期经济发展必需付出的代价。
        在他们所起草的1958-1962的第二个五年计划中，陈云和他的同志们指定了一个稳步增长的粮食生产增长计划，每年的增长率都在5.5%左右，从目前的185百万吨，达到年产240百万吨的目标。
        根据这个第二个五年计划，曾经在一五期间占总投资额48%的重工业，投资比重放低了。一些投资转向了轻工业，轻工业可以生产出消费品。消费品的增多，可以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他们会生产更多，卖更多，得到金钱买消费品。根据陈云等人的规划，中央政府各部门的作用，在二五期间要进一步加强，加强中央计划和控制。党中央将计划领导一场农业革命，农业革命必需先行于工业革命，这是伟大的唯物主义的真理。
        对于令人失望的农业发展情况，毛泽东则提出另外一个解决方案。毛泽东主张，应该加强精神鼓励和革命思想教育，在当地党的领导干部的组织带领下，以开展群众运动的方式，来加快农业的发展步伐。毛泽东的愿景并非完全没有依据，当年在延安时代，就使用过这种热火朝天的大生产运动。毛泽东的主张，得到了两个关键人物的认同和支持，他们是刘少奇和邓小平。
        他们认为应该放权，去中央集权化。他们的战略思想是，赋予各省和基层农村干部更大的权力，减少中央和政府部里的职业化经济计划者的影响，通过激励鼓舞全国各地的人民群众，克服经济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尽管共产党的八大已经公布了第二个五年计划，这并不意味着两条经济发展路线争执的结束。
        1957年到1957年之间，中共领袖们的这场争论，是离不开苏联的影响的，苏联毕竟还是“老大哥”嘛，你懂的。
        苏联对中国工业，城市发展，军事和教育的发展提供了很多援助，但是这种援助是有代价的。
        中国急迫需要加快农业发展的一个原因就是，中国需要用大批的农产品，支付苏联。
        苏联已经展现出领中国领袖们仰慕的科技实力，苏联不仅已经掌握了原子弹和氢弹的技术，而且还在1957年8月，成功地完成了洲际弹道导弹的发射试验，这意味着，苏联的核武器，能够对美国造成威胁了。六个礼拜之后，苏联成功地发射了旅行者一号Sputnik 1卫星，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颗进入地球轨道的人造卫星，苏联的太空发展事业成就，震撼了世界。
        1957年11月，苏联高调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作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各卫星国家的共产党和各地的工人党，都派出代表了代表参加这场盛典。
        毛泽东也率领着中国代表团，参加了这场盛会。这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来到苏联。
        也是在这个时候，苏联又发射了第二颗人造卫星，这一次，一只狗进入了太空，成为了第一只太空狗。
        苏联的成就展现在世界各国之前前几个月，中共的领袖们正遇到一个令他们心烦的事情，台湾看起来更难以解放了。
        当时台湾发生了一系列反美的民间暴力事件，甚至连美国驻台湾的外交机构都遭到了攻击。美国情报部门在猜测，这些行为得到了蒋经国的允许，一批台湾的中学生救国团人士，积极参与了暴力攻击事件。
        蒋介石强力镇压了台湾的这些暴力事件之后，向美国发表了公开的道歉。
        之后蒋介石政府允许美国军方在台湾部署斗牛士地对地导弹，这意味着，如果台湾愿意，战术核弹头可以攻击整个中国大陆，中国解放台湾的事业，再遇挫折。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1 10:28

正文280
        苏联的伟大成就，让毛泽东看到了世界共产主义阵营胜利的希望。
        在莫斯科，毛泽东对中国留学生们发表了充满革命豪情的讲话，这次讲话中，毛泽东的兴致非常高，他对青年留学生们说，世界就是world！很可惜，中国教育出来的这帮留学生，并不知道world是什么意思。毛泽东自己可能忘记了，中国的教育体系，已经不是他受教育的时代，1949年之后的中国，已经不再是万恶的旧中国。
        毛泽东告诉同学们，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全场青年学生们情绪沸腾了，响起热烈的掌声。
        毛泽东接着挑战同学们，我们的头就是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以苏联为首，你们高兴吗？学生们革命思想觉悟明确地回喊道，高兴！
        接下来，毛泽东进入了主题，毛泽东告诉学生们，不但我们有头，敌人也有头呀，美国就是他们的头！
        毛泽东说，在两大阵营的斗争中，社会主义的力量已经压过帝国主义的力量，“东风（苏联）已经压倒西风！苏联可以把中国驻苏联大使送上天，美国还做不到。
        在这次讲话的最后，毛泽东说到他的核战争观点，最坏的情况下，一半的人类死掉，另一半人活下来。到那个时候，帝国主义者完全灭绝，全世界将属于社会主义者，红旗将插遍全球。
        毛泽东的这番讲话，引起了苏联红军高级将领和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的不安。中苏之间的意见分歧和矛盾在加深。
        在庆祝大会上，赫鲁晓夫作出了重要发言，他明确阐述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阵营“和平”竞争的方针，这是公开对斯大林路线作出的否定。也是在这次讲话中，赫鲁晓夫充满豪情地告诉世界各卫星国代表们，苏联的经济发展，将在15年后，赶上并且超过美国！
        关于中苏矛盾日趋走向激化的历史，我们会使用另外的篇幅进行讲述，但是可以明确的是，毛泽东的此次苏联之行，更坚定了他走自己的路的决心。
        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社会的缓慢进展越发的感到了焦虑，他认为中国革命事业已经陷入过于谨慎小心的长期计划经济发展的错误模式啦。
        毛泽东的思想体系里，我们之前已经说过，其激进思想的一个根源是他青年时代学习并且接受的唯意志论。在毛泽东40年前的早期论文里，我们就已经看到了青年毛泽东对于人的意志和群众的力量的热情歌颂。在当时，他送他的一批朋友去法国参加了勤工俭学计划，同样怀着救国理想的青年毛泽东，则投身于中国的工人运动组织工作。毛泽东和工人们的接触，让他看到了一批没有接受过什么教育的工人们，是如何迅速地掌握了被教育的技巧，创造性地发挥出他们的力量，和他们的资本家剥削者们作斗争。在这之后，1926年和1927年，毛泽东在农民运动中的个人经验，更是使得他充满了革命的激情和喜悦。他亲眼看到大批目不识丁的文盲农民们，是如何迅速理解和掌握一系列复杂的战略性问题和政治问题，并且将他们的理解应用到运动实践中，在艰难的环境下，取得成功。
        毛泽东对于有的党内同志对群众的智慧缺乏信心表示出失望，他对1957年的经济发展路线表示不满和担心。
        在青岛，毛泽东对一群共产党的官员们明确表露了他的失望心情，中国的农民和农村干部已经落入了“个人主义，部门主义，绝对的平均主义和自由主义”错误中。毛泽东是在说，农民们在农村集体化运动之后，太过关注于自己眼前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干部们甚至向上隐瞒真正的产量，夸大短缺情况，达到向国家少作贡献，多获得救济的目的。农民和农村干部们还对城里的工人和干部们的生活水平比他们高，表示出了不满意和愤恨。
        毛泽东一方面在批评农民的“短视”的价值观及其引发的问题，另一方面，他更强调，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们在百花齐放运动后的抓右派整风运动所暴露出来的短视问题，他更是对党内领导干部们对苏联模式的盲从，作出了批评，认为这是才最严重的问题。
        从苏联回国之后，毛泽东的这种观点，开始在更大的范围内公开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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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亲们要记住，在中怪共惨裆那一代领袖里。
前门猫的学历是最高的。
他受过万恶的旧中怪的培训，中学毕业之后，考上乐师范。
除他之外，认真去看哦。这权威，那砖家。
包括“精通好几门英文”的周叉来。
莫斯科培训那批早期中怪歌名家的大学，是整工干部培训学校。基本是文盲教育。
苏联大学毕业的蒋经国。根据万恶的米国CIA台湾站站长的评价，是个不读书的文盲。
他的妻子是蒋经国家的英文教师。两家有着粉密切的接触。
常凯申和他的娃，蒋经国，两个档次。
根据万恶的CIA站长的报告，那么多年的谈话交往，他没有记住蒋经国“一次”让人会留下深刻印象的谈话。
前门猫，会牛，因为他有思考，他有自己的论证。那帮人一看，挖，好像粉合理的感脚哦。
农让自学成材的陈云写写看。
档次两样哦，亲们。
别被伪史忽悠。
中怪是全面底层化，在当年的领袖们中，前门猫档次最高。句号。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1 13: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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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可以粉负责地传播一个八卦，留学法国多年的某些人，不会法文哦，嘿嘿。都忙着干歌名啦，你懂的。打工需要的法文简单啦。
读个叉的书啊。真要大家拿出笔来论证，当然是前门猫“学术素养”好像粉高的感脚。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1 13: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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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担心正文被和谐，讲三个人的区别，列宁主义和猫主义的区别。
列宁主义的苏联模式，其实大致可以从蒋经国那里看到，就是杀光算数，杀全家。
猫主义则不是。猫没去过苏联，他没有接受这方面的灌输。他还带一些自油知识青年的劲头。他厌恶强迫，更讨厌杀人。
苏联留学回来那批人，是杀光派，强上派。
猫则是自愿派，通过洗脑，让人自愿跟随。
周是欺骗派。
这是1950年代，在上海万恶的资本家里流传的段子。
猫吃辣椒的故事。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1 13:42 

50年代末，有一个毛泽东让猫吃辣椒的故事在上海广泛流传。传说毛给刘少奇和周恩来出了一道难题：怎样才能使猫吃辣椒？刘的办法是硬塞，周的办法是先让猫饿三天，然后将辣椒裹在肉里面骗猫吃下。毛对此二者都不以为然，他开出的办法是将辣椒涂在猫的屁股上，猫会自己去舔，而且会为能舔干净而兴奋不已。

正文281
        从莫斯科回来之后，毛泽东主持了一场在四川成都召开的共产党干部们的大会，他讲述了一个段子，用家常轻松的语调，讽刺了崇拜苏联的现象，毛泽东作控诉状，一本正经地说，
        三年时间里，我都没有喝过蛋汤和鸡汤啊。因为苏联有文章说，喝这些对年纪大的人是不健康的，保健医生就不让我喝这些了。可是后来，他们又说，老年人应该多喝这些才有益健康。不论苏联的专家们正确还是不正确，保健医生们都是听从，遵循。简单的说，苏联是高高在上的。
        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完善和整理他的不断革命理论，他在争取党内核心层同志们的支持。
        事实上，在苏联，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主张，那就是“永久革命”，也可以翻译作“不断革命”，这是托洛斯基的思想。托洛斯基的永久革命理论，在苏联内部，就是否定革命的“阶段”性，认为在十月革命取得成功之后，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依旧需要政治革命，否则苏联建立的工人阶级国家，会蜕变成官僚阶级掌握的国家。托洛斯基遭到了清洗，他的这套永久革命理论在苏联被根除了。苏联坚持稳定压倒一切，坚持共产党的统治和领导，反对社会动荡。
        毛泽东根据自己对唯物主义的理解，对中国革命历史和现实的思考，他提出来的不断革命理论，带领中国共产党，走向了夺取政权。
        唯物主义世界观，是一种奇特的世界观，他们信奉“科学”，他们认为，真理是“科学”的，他们信奉实践，实践“证明”了，毛泽东不断革命理论的正确性。
        毛泽东告诉他的同志们说，农业经济发展，如果要迅速取得快速的发展，应该通过发动群众的方式，发挥人民群众无穷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物质金钱刺激，是没有用的。是什么带领中国共产党走向夺取政权的胜利的？难道不是革命的精神和激情么？难道是物质金钱的力量么？我们可以给人民以改善提高生活的承诺，但是在现阶段，物资金钱的刺激应该应该减少，而应该注重于激发群众在意识形态上的革命热忱，为革命事业献身的自我牺牲精神。这样才能真正调动起人民群众的积极性。
        毛泽东的这个论证，存在着一个很大的，而且其实不确定的假设，那就是农民的心理。
        和可惜，毛泽东的同志们都没有指质疑出来这个假设的合理性。
        我们不要忽略这样一个事实，在这个时候的党中央核心领导层里，毛泽东是接受过最系统的现代教育培训的，而且他一直在进行这些意识形态方面的思考和论证。
        在战争年代，难道不就是这么干的么？党中央通过群众运动的方式，动员人民群众，完成了一个又一个的军事和政治目标，就像打仗一样啊。事实上我们会看到，之后大家就是决定使用民间军事组织的方式，来发起这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中国需要快速发展经济，这是大家共同的心愿。只有工农业同步高速增长，才能带来中国经济的健康而快速的增长，带来中国社会的进步发展。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嘛，这又是唯物主义的一个奇特观点。
        毛泽东提出了一个战略层面的二元论，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叫，“用两条腿走路”。
        党组织的大规模发动群众运动可以发挥出农村群众的潜力，
        1. 可以集中劳力进行灌溉防洪的水利工程建设和农田开垦。
        2. 通过全民发动群众，能够组织起更多的劳动力来提高播种，锄草和耕作，进而提高单位面积的产量。
        3. 通过集中劳力，提高设备和生产物资，可以使得农民们发展起当地的小规模工业，来生产消费品和农业机械。
        4. 在农村大力发展的同时，城市工业经济将转向生产出口产品，换取大型设备和资金，用于下一步的工厂建设投资。
        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等党内领袖们，他们充满激情地进行了讨论，他们群策群力的作品，是毛泽东在1958年1月和2月，在党内高级干部中传达的“工作方法六十条”，我们应该来看看其中的一段内容，
        不断革命，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接着一个的革命。从1949年夺取全国政权之后，我们迅速完成了反封建的土改运动，农业合作化运动，和私有企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我们现在必需开始一场技术革命，这样我们才能在15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内超过英国。。。十五年之后，当我们的食物产量和钢铁产量已经充足之后，我们要取得更大的进步。我们的革命事业就像打仗一样。取得一场胜利之后，我们必需立刻奔向下一个目标。这样，党的干部和群众们才会永远充满革命斗志，而不会骄傲自满。事实上，他们也没有时间骄傲自满。就算他们自满，由于他们肩上的新任务，他们也会忙着全身心地去解决问题，追求完成任务。
        在这个六十条里，党中央也明确了“又红又专”的要求，要教育培养全国人民对社会主义事业有着坚定的忠诚，同时又有着专业的知识技能。
        毛泽东说，六亿中国人“一穷二白”，这并不是一件坏事。因为穷人希望改变，要做事情，要革命。中国就像一张白纸一样，我们可以在上面写最新，最美的文字，我们可以在上面画上最新最美的图画。
        到这里，毛泽东的愿景开始了自由的飞翔，他飞跃进了马克思的“德国意识形态”中关于共产主义乌托邦的美景描述。这应该是1958年的中国，许多充满美好愿景的中共领袖们的共同希望。在马克思的“德国意识形态”中，他是这样描写他理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
        没有人有特定的工作，但是每个人都可以参加任何他喜欢的工作。社会生产的高度发展，使得我可以今天做这一个工作，明天做另一个工作。我早上去狩猎，我下午去钓鱼，到了夜晚，我去放牧，在晚饭后，我开始了文艺批判。我有思想，我自由，我不需要成为一个猎手，一个渔夫，一个牧者或者一个评论家。
        到了1957年下半年的时候，毛泽东的激进主张，已经在党中央的核心层，获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而周恩来和陈云这些反对者也不再抗拒了。
        反右运动之后，参与国事咨询讨论的民主党派领袖人物，都已经被清洗，或者被边缘化。政府和党内的右派份子也遭到了清洗。这样激进而存在着很大风险的宏大计划，就这样被党中央接受了。
        从1957年晚期开始，中国的经济管理出现了“去中央化”放权趋向。许多的大企业管理，甚至连货币管理，都下放到了地方。中央统计局也被拆散了，各地自行进行计划，统计和管理工作。
        雄心勃勃的大跃进计划，是由各省为单位自行开展的。指导各地经济发展的，是大批的工农干部们，他们没有现代经济学的培训，但是他们有着革命的觉悟，他们有着对党中央的忠诚。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1 1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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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57年的晚期开始，党的领导干部们开始了大规模组织群众进行劳动的试验，他们在作试验，看看这样做法的效果如何。农民们被组织动员起来，从事规模巨大的水利项目工程，大家要证明，一但人的意志和力量被激发出革命激情，他们能够战胜一切自然和技术难度的挑战。到1958年1月底，一亿农民，完成了灌溉工程的建设，开垦了7.8百万公顷的土地。
        党的领袖们感到了欣慰，如果一亿农民可以取得这样惊人的成就，那么这个群众运动全面开展之后，中国的农村经济发展，将出现颠覆性的变化。
        接下来的问题是，找到合适的组织方式，以及如何保持群众们的运动热情。
        当党员干部们组织农民群众进行灌溉工程建设的时候，大家遇到了一个社会问题，男人们被像军人一样组织起来，离开了自己的家，自己原本所属的合作社，参加密集的劳动。在农村，家里男人几天不回来，那是会产生一系列的问题啊。
        实践中产生的一种解决方案是，通过教育，发动鼓励女人们离开家，去农地里耕作，让女人们在合作社的农地上成为主要的劳动力量。
        可是这个作法接下来，又引发了下一个问题，孩子们呢？家务事呢？女人们都离开家下地干农活了，家里谁来照看啊？
        于是由引出了下一步的解决方案，把小娃娃们集中起来由专人照顾，把家务事业集中起来，包括统一做饭，做饭这可是很费时间的家务事哦。如此一来，女人们就可以从家务事里解放出来，专心在农业生产啦。
        这种家庭生活集中化管理的组织方式，随着农村工业化项目的开展，就更显得合理啦。各地的党的领导干部们，此时已经开始把一些工业项目转移到了工厂。根据原本的规划，工业本来就是要走向全国农村的，全国农村都要兴办起当地的工业企业。
        集中化的家庭生活，可以使得农民们集中在一起，接受新知识新技术的培训。在农闲的时候，进行工业生产。
        党员领导们，觉得这真是一个好的组织模式哦。
        至于打碎传统家庭结构？对于各地充满革命精神的党的领导来说，这不是什么大事情嘛。
        党员领导们有着伟大的革命目标，要大幅度提供农村的生产力，发挥农民群众的创造力潜能。为了追求这个伟大的革命目标，对于党员领导们来说，打碎传统家庭生活方式，那真不是个大事情。这就是日后被推广到各地复制的大公社模式的起源。
        在1957年秋天的时候，中共中央政治局下达了正式命令，派遣大批城市干部“下乡”。干部们到农村去，考察当地的情况，和当地的农民群众一起劳动，提高生产。党中央还提出了一个“多，快，好，省”的指导性口号。
        虽然是要到了1958年7月的时候，党的刊物里才正式出现了“人民公社”这个说法，但是在事实上，至少到1958年4月的时候，已经先开始了人民公社模式的试验。
        1958年4月，河南自豪地宣称，27个合作社已经合并成为一个巨大的公社。这个公社由原先的9,369个家庭组成，拥有43,000多的社员。
        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在全国各地推广，群众们的革命热情在燃烧。
        到了1958年夏天的时候，大家似乎已经看到了一个大丰收的秋天，党中央对这次群众运动更有信心啦。在各地，党的领导干部们开始推进人民公社化的农村改造运动，废除私有农地。
        全国各省开始的废除私有制的公社化运动，其实从来没有得到过党中央的正式批准。
        1958年8月，刘少奇派人去山东进行调查，他被调查报告深深鼓舞了。
        刘少奇提出了一个充满革命豪情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委员会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明确地说，人民公社是前进过程合理的结果。党中央认为，人民公社是不断跃进的农业生产和5亿农民不断提高的政治觉悟的结果。
        根据各省汇报上来的情况，农民群众对公社化运动充满了热情，公社化集中管理之后，各公社的农业产量有的翻了一倍，有的翻了十倍，还有的翻了几十倍！
        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欣喜若狂的声音，这是这次会议关于大跃进情况的讲述，
        人民群众以军事方式组织了起来，像战士一样，过上了集体生活。这更使得五亿农民的政治觉悟得到了进一步的提高。公社的食堂，幼儿园，托儿所，缝纫组，理发店，公共浴场，老年之家，农业中学，“红专”学习，这些带领着农民群众走向一个更为幸福的生活。而这一切，更在农民群众中增加了他们的集体主义思想觉悟。。。
        在目前的形势下，大力加强农民公社的建设，使得农业，林业，畜牧业，副业，渔业实现全面化的管理。使得工业（工人），农业（农民），交换行业（商人），文化和教育（学生）和军事（民兵）结合成一体。这是加速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方针政策，我们要提前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过度阶段。
        在城市里，也开始出现了城市公社建设的试验。
        首先是在各个城市里开办了“街道企业”，家庭妇女们接受了党的干部的宣传教育，从家庭事务中解放了出来，参加街道工厂工作。
        先行试点的几个城市公社，在试验进行了一年左右的时间之后就放弃了。因为城市公社的生产效果不如农村公社那么好，而且城市公社也产生了许多更为复杂的社会问题，使得组织上很难管理。各地农村公社维持的时间，要比城市里稍微长一些。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1 23:10

正文283
        1958年9月，出现了一个新的口号叫“全民皆兵”，公社不仅进行军事化管理，而且还开始真的进行民兵训练了，各地的公社开始被建设成国防力量。如果中国遭遇入侵，入侵者将被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但是不知道从那里开始传播出的谣言，说是“万恶的美帝国主义”很快就要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公社里的男女青年们都参加了民兵，接受基本的军事训练，而且还被配置了许多过时的武器。
        人民日报报道的各地农业高产喜讯也逐步增高。
        1958年6月，河南某公社亩产2千多斤。6月中，湖北某地亩产4千多斤，6月底，河北某地亩产5千多斤，7月，河南某地亩产达到7千斤，9月，青海某地出现8500斤的亩产量，这成为1958年，中国小麦亩产最高纪录。
        进入秋收之后，人民日报报道的喜讯进一步升温。福建，江西，湖北，安徽各地亩产都开始不断突破新纪录，突破亩产万斤。最高潮出现1958年9月，广东北部山区一个叫连县的地方，亩产6万多斤！
        1958年11月，毛泽东开始公开表示出怀疑，忧虑和不满，他怀疑各地党的干部出现攀比，造假，浮夸的风气。毛泽东要求事实求是，不要说谎，不要把别人的猪说成是自己的。。。人民日报最好要冷静一些。。。走群众路线，事实求是。
        1958年12月，党的中央委员会在武汉召开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党中央自豪而高调宣称，（人民公社）这个新的社会主义组织，像初升的朝阳一样，出现在亚洲东方的地平线上。在中国各地，740,000个合作社已经合并成26,000个人民公社；这意味着一亿两千万个农村家庭，或者说99%的农村人口，已经加入了人民公社。党中央接着说，人民公社生产上的伟大胜利，已经使得中国不需要再担心人口过剩问题，曾经有些人这么担心过。相反，接下来的问题是，中国如何解决劳力不足的问题！
        党中央此时的愿景是令人陶醉的，看起来，毛泽东发动人民群众，激发人民的意志和精力，尤其是将他们从严格的中央计划经济控制和体制官僚的约束之下解放出来，就能爆发出惊人的创造力和生产力，这种理论是完全正确的。
        几个月的时间里，这种令人欣喜的好消息是接连不断的。各地农村基层的干部们不断地将好消息上报到上级，各省级领导们组织整理之后，再上报到中央。这些好消息都千遍一律，让旁观者有理由相信，报告者知道汇报对象喜欢听什么，他们就怎么作报告。我们可以看看这样一个例子，这是1958年秋天，一个报告者从江西某地发来的，
        一面面的小红旗，划分清楚了每个大队和每个中队的工作区域，农民炼钢工人们，现在已经以民兵组织的方式组织起来了。高音喇叭播放着当地民间戏剧的唱词，伴随着鼓风机的嗡嗡声，还有汽油引擎的轰鸣声，卡车司机在不停地按着喇叭，拉煤炭的公牛发出吼叫，这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大炼钢铁的大合唱。
        大练钢铁运动，开始于1958年7月，中国要发动人民群众无穷的智慧和创造力，以简陋的小炼钢炉，进行钢铁的冶炼。
        1958年7月底，全国各地已经出现了30万到50万个之间的民间冶炼炉。到9月底，全国城市和乡村已经出现了70万个冶炼炉，等到了10月，这个数字攀升到了一百万！
        据估计有一亿中国城乡居民投入了这场热火朝天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之中。
        1958当年，总共上报了375百万吨的粮食产量，而修正过之后是200百万吨。（西方经济学者们猜测，更接近真实的数据应该是在215百万吨）上报虚假数量的基层干部们，有的是担心被说成是“右派”，或者“失败主义者”，或者为了虚荣，或者为了别的原因，而收集汇总数量的数据统计者，也缺乏经验和能力。大家不要忘记，国家统计局里，许多受过最好训练的统计专家，已经成为“右派”被清除了，在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中，中国最好的一批人口统计专家也全部成为了右派遭到了清洗。就算有人有胆量去质疑下面报上来的数字，当时从工作技能来说，他们也缺乏专业的技能去作分析和判断。
        1958年当年，中国光荣地宣布，中国工农业总产值比上一年增加了70%。之后修正过的数据是工业增加39.3%，农业增加16.7%。
        而在当时，党中央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基于大跃进发展形势一派大好，党中央将1959年的发展目标，定在了50%的增长。
        那些投入到全国各地农村超过一百万个炼钢场里的人力资源和材料，全部是被浪费了。因为那些原始的炼钢场，是根本不能生产出合格的产品的。在农村，至少有一千万农民投入了这场无意义的大炼钢铁运动，他们生产出了近3百万吨的废钢铁。
        各地的许多机器设备都在这场全国的大跃进运动中损坏了，他们被连续不停地使用，根本没有时间进行维护和保养。对于市场需求的不敏感，和供应链管理上的混乱，大批生产出来的工业产品在仓库被堆满了之后，就堆放在露天，遭到风吹雨淋而损坏了。
        生产质量标准，完全被忽视了，不计其数的过量生产出来的产品，其实都是没有市场出路的废品。
        这是一个各地基层盲目自行其事的大生产运动，沟通交流的缺乏，使得有许多产品过度生产，而又有许多产品过度紧缺，各类产品供需的鸿沟急剧加大。
        由于共产党发出了“深耕”的建议，在一些地方的农村得到了非常认真的执行，当地的农田土壤被过度开垦，造成了耕地的侵蚀。
        在大跃进期间修建的许多水坝，根本没有人计算过水压，墙承压的问题，在之后雨季到来的时候，就崩溃了。
        所有这些损坏，在大跃进进行的时候，中央并不清楚，这些都是大跃进结束之后才发现的真相。
        大跃进运动的的确确给中国社会带来了一些基础性的变化。
        虽然事后，各自独立的家庭形态已经是中国社会最常见的家庭，但是在大跃进过程出现的集中公社制大家庭行为，把自己的孩子交出来给专门的人看顾，集体食堂，这一些集中化的生活行为，已经对中国的家庭结构造成了影响。
        动员数量庞大的农民和城市工人一起从事巨型的水利工程建设，改变了中国许多地方的地表地貌，可耕农地比以前增多了。
        有数以千计的农民们，在接受了简单的培训和指导之后，开始进入中国偏远的地区寻找铀矿和石油，这个行动是为了使得中国能够脱离苏联而“自立”，加快中国的核武器开发计划进展，和解决中国的燃料短缺问题。农民们还真的在几个地方，取得了意义重大的发现。
        中国的城市面貌，也在这个大跃进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当然从美学的角度来说，这些变化并不能令人感到满意。
        比如，在北京，剩余的城墙被拆毁了，城墙的旧址上修建起了平坦的大马路，整个北京城的地下，被挖掘出了蜂窝状的地下防护网络，据说这是为了防卫美国的核武器攻击而挖的。
        民兵武装力量也在大跃进过程迅速壮大起来，有220百万人加入了民兵组织。他们中有30百万被配置了现代或者原始的武器，全国各地的民兵武装成为当地的一股新力量，他们是人民解放军潜在的对抗力量。
        在大跃进过程中，为了鼓舞群众的士气，发动数以百万计的男人和女人，民间诗歌得到了发展。原本以为诗歌只是知识份子的专属文化产品的文艺工作者们，他们开始收集整理各地的民间歌谣，并且还创造出当地草根民众喜爱的新诗歌。当然，许多民间传说和民间故事，也被得到了整理，下乡的知识份子们会和农民们在工作之余，分享讲述这些传说故事。
        这或许对于毛泽东来说，是唯一能够让他感到欣慰的大跃进成果吧。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1 23:25

正文284

        中国摆脱苏联老大哥走向独立

        中国在内政方面放弃苏联模式用自己的群众运动方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同时，在外交上，到了1958年，中国也摆脱了苏联而走向独立自主。
        从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到中国建立之前，绝大多数的中国政治领袖们，不论他们是革命的，还是不革命的，他们都有一个热切的渴望，希望中国能够获得真正的独立，重新恢复清国曾经有过的大国地位。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蒋介石，他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努力着。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美国的坚持下，中国成为了“四大”之一，许多中国人感到了一丝欣慰。但是美国的行为，不过是让中国拥有了一个“大国”的名称，在国际政治和世界文化的发展来说，中国并没有能力，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大国。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这样一个大国的可能性，在中国还没正式建立之前，就已经消失啦。
        1949年6月，毛泽东代表中国共产党宣布，夺取政权之后，中国将“一边倒”，倒向苏联。
        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就和斯大林一直存在着分歧。从湖南农民运动时期，到江西苏维埃时期，到延安中日战争时期，到国共内战时期，毛泽东基于他对中国革命现实的理解而作出的判断，都是和斯大林的指示是反的。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主张发动农民运动，农村包围城市；在江西苏区时代，毛泽东反对党内残酷的“肃清”，主张对富农应该包容；在延安时代，毛泽东拒绝共产党交出军队，坚持“三国演义”；在国共内战期间，毛泽东坚持解放全中国。从最后的结果来看，毛泽东带领着中国共产党取得了胜利。
        虽然，毛泽东和斯大林在共产党夺取政权之前，在中国革命的问题上，存在着许多分歧。
        但是，毛泽东和斯大林在一个地方，有着相同的认识，那就是社会主义阵营和帝国主义阵营之间，战争是唯一的解决矛盾的方法。
        毛泽东是一个典型的浪漫主义者，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在1949年之前的不同，斯大林对他个人的蔑视和否定，不能够改变毛泽东对共产主义事业的忠诚和追求。
        毛泽东真诚地相信，中国追随苏联，社会主义阵营发展壮大，最后在战场上击败美国所领导的帝国主义阵营，这是共产主义事业，解放全人类的道路。
        中国选择了对苏联的追随和学习，不代表着苏联就不会欺压中国，更不代表着毛泽东和其他的中共领袖们，对于这些压迫，心甘情愿地接受。
        伍修权是中国资深的外交官，在毛泽东第到达问莫斯科之前，他已经在莫斯科开始了预备和谈判工作，他是1950年2月签署的中苏友好，联盟和互助条约的重要谈判参与者。我们可以来看一看，这一份伍修权在1983年11月所发表的英文回忆文章，
        现在新中国政府已经成立了，苏联理该把（营运满洲铁路的）权力完全交还给中国。但是事实上，苏联却居然索要了更多的好处。。。根据双方的约定，苏联应该将在东北从日本那里夺取的工厂，矿山和机器设备，无条件地归还给中国。但是事实上，他们却拆卸了所有现代的机器设备，把所有这些设备和材料都搬回了苏联。鞍山的工业中心里，许多厂房都变成空荡荡的了，苏联就这样把这些空厂房“无条件”地归还给我们了。甚至连钢琴和家具。。。都被搬去了苏联。
        毛泽东离开莫斯科之后，伍修权继续留下来参与一系列经济合作协议的谈判，伍修权接下来回忆到，
        牵涉到两个国家经济利益的谈判不会是一帆风顺的。分歧和争执纷纷出现，这些争执中最为激烈，也是最为重要的是中国货币和苏联卢布的转换汇率。。。最后大家终于确定了汇率，但是这却是在不平等的条件下确定的汇率。。。
        在中国介入朝鲜战争之后，苏联方面非常方便地无视了中苏友好条约的存在啦。苏联有自己的担心，斯大林担心如果苏联红军也介入战争，朝鲜战争的升级可能会导致美国对苏联直接发起军事打击。
        更让中国共产党领袖们吃惊的是，苏联提供给中国参加朝鲜的军事物资，居然是要中国人自己花钱购买的。
        再接下来，在事前完全没有通知中国方面的情况下，1951年6月，苏联在联合国提出了朝鲜半岛战争的停火提案。
        作为“老大哥”，苏联在联合国提出这样的要求，事先是不需要征得中国的同意。但是付出几十万的生命代价在一线参战的中国，有“事先的知情权”，这是正当而合理的要求。
        中国建立之后，“一边倒”的中国，是严重依赖于苏联的技术支援和指导的。中国的教育体系是完全照搬的苏联模式，进行了重建。中国的工业，交通通信网络，电力事业发展，都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发展起来的。中国的城市规划和建筑行业，甚至文学和艺术，都是在苏联的理论指导下进行的。
        1953年，斯大林去世之后。苏联对中国的态度，开始走向平等和尊重。苏联对中国的援助力度，也更为加大。苏联并且减免了中国的一部分债务，而且打算遵循中苏条约的约定，将旅顺和大连，归还给中国。
        中国在朝鲜战争中，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而在朝鲜战争过程当中，苏联开始介入了中国陆军，海军和空军的建设事业。
        彭德怀元帅出任国防部长之后，大力推动中国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事业，大力加强中国军队和苏联军方的互动关系，学习苏联的军事技术。作为总司令官，彭德怀在朝鲜战争中的经历，使得他对军队装备和训练的落后，有着切肤之痛的感受，他急迫追求中国军队现代化。
        中共的领袖们还接受了这样的一个现实，苏联是唯一可以保护中国对抗美国核武器威胁的国家。1957年，美国宣布，将在台湾部署斗牛士导弹，中国领袖们的这种危机感更为加强了。
        毛泽东急迫地要求，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原子弹工程。毛泽东对党内反对者们的意见进行了压制，毛泽东和他的同志们相信，只有中国拥有自己的原子弹，才能摆脱对于苏联过于依赖的危险。
        斯大林去世之后，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在苏维埃集团内的地位开始上升。
        1954年，赫鲁晓夫访问了中国，他在这个时候，还并没有取得苏共的领袖地位，赫鲁晓夫是斯大林继承人位置的一位有力竞争者。
        有分析家猜测，此后，毛泽东施加了他的影响力，在赫鲁晓夫和马林科夫的权力斗争中，支持帮助了赫鲁晓夫。
        如果毛泽东真的这么做了，那么1956年初，赫鲁晓夫的作为，应该是震惊了毛泽东。
        1956年初，在苏共的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进行了全面的罪行揭露和否定批判。赫鲁晓夫的报告，在苏维埃集团内，在全世界各地的共产党内都引发了震惊和困惑的情绪，在此前，世界各地的共产主义者们，一直对斯大林怀有崇高的敬意，一直在用各种词汇歌颂赞美着斯大林的伟大。
        非常显然，赫鲁晓夫在作这次报告之前，没有和毛泽东进行过交流，没有征求过毛泽东的意见。
        朱德，是毛泽东党内多年的盟友，是毛泽东的一位关键性军事将领。
        在苏共二十大上，朱德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发表讲话，高度赞美了斯大林。当然，朱德的赞美，是发生在赫鲁晓夫报告之前啦。
        中国的报纸媒体在热切地报道着苏共二十大，但是赫鲁晓夫报告的消息，则被封锁了。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2 12:34

正文285
        中国共产党的高级领导们，在1956年春天召开了会议，讨论赫鲁晓夫报告的内容及其影响。苏联和东欧各苏维埃集团国家已经开始了“去斯大林化”运动，中共领袖们担心，这个运动会导致群众对共产党领导地位的质疑，尤其是毛泽东领袖权威形象的质疑。
        在斯大林问题上，党中央的领袖们发出了这样公开宣告，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矛盾存在于个人和集体之间，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矛盾的存在和斗争是推动社会进步和变化的动力，“否认矛盾存在，就是否认辩证法！”
        苏联的共产党官方报纸“真理报”，拒绝刊登中国共产党的这些言论，这些言论是对赫鲁晓夫报告的含蓄批判。
        1956年6月，赫鲁晓夫更进一步阐明了他的主张，表明了他领导下苏维埃集团外交路线的转变。
        1956年6月，赫鲁晓夫邀请南斯拉夫的共产党强人领袖，铁托元帅访问莫斯科。铁托元帅，崛起于纳粹德国占领期间，他率领共产党游击队和纳粹德国军队进行斗争。
        中共的领导人，无法接受赫鲁晓夫对铁托元帅伸出橄榄枝的示好行为。中共领袖们把这个行为称作“修正主义”行为，他们都清楚地记得，在二战之后，铁托和他统治的南斯拉夫，是如何背离苏联领导的苏维埃集团的。
        1956年的秋天，匈牙利爆发了一场暴动，匈牙利人以“自由”为诉求，造反啦。
        经过了几个礼拜血腥的街头战斗之后，强大的苏联红军坦克，碾平了这场造反。
        看到匈牙利所发生的这一切，中国的领袖们更加深了他们对赫鲁晓夫路线的质疑，这是去斯大林化的恶果。
        1957年夏天，毛泽东在党内发表了“十大关系”的秘密讲话，阐明了他要中国走自己的道路的想法。在这个讲话里，毛泽东批评说，是苏联的错误路线，造成了匈牙利共产党对局势失去了控制。在这次讲话中，毛泽东强调了中国必需“自立”。在这个十大关系的报告中，毛泽东还说到了，在今天的世界，如果我们要不被人欺负，就不能没有原子弹。
        但是到目前为止，中共并没有公开化他们对苏联的不满，中苏之间并没有发生公开的矛盾冲突。
        1957年10月，赫鲁晓夫对毛泽东发出了邀请，邀请毛泽东参加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40周年的庆祝活动。
        毛泽东这次对苏联的访问，是他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走出中国国境线。
        1957年10月15日，苏联和中国两个国家又签署了一个关于“国防新技术”的秘密协定。“自古以来”，这两个国家就有着“秘密协定”的爱好和传统，嘿嘿。
        中国方面事后宣称，在这个秘密协定中，苏联承诺送给中国一个原子弹的原型，并且提供制造这个原型需要的技术数据和资料。
        彭德怀元帅，率领一批解放军的高级将领和科学家，一起参加了苏联的庆典，在秘密协定签署之后，他们和苏联的相关军事将领和科学家们进行了一系列的谈判，进一步明确了中苏两国的核武器发展合作计划的细节。
        在之后的两年里，苏联专家们帮助中国设计和开放了在湖南和江西的铀矿，并且帮助中国在甘肃省的兰州附近，建造了一个气体扩散法的工厂，中国终于掌握了铀235的分离提炼技术。
        苏联专家并且帮助中国在新疆的罗布波沙漠中建立起了一个原子弹试验场。
        中国方面开始根据这些新技术和新资源，对原子弹和导弹开放项目，进行了科研组织结构的重组，开始加快了研究开放的速度。
        1957年10月的时候，毛泽东认为，此时“东风已经压倒西风”，苏维埃集团应该准备向资本主义的西方发起猛烈挑战了，但是赫鲁晓夫却根本不打算改变他已经公开宣布的外交路线。
        1956年，在苏共的二十大上，赫鲁晓夫全面否定和批判斯大林之外，公开了外交路线的改变。
        赫鲁晓夫说，列宁主义认为，不同社会体系的国家之间，应该遵循和平共处的原则，这是我们国家外交政策的总方针路线。在这里，赫鲁晓夫对印度和中国等国在1955年万隆会议上提出来的“和平共处”主张，表示了赞赏。
        赫鲁晓夫承认说，当然，在马列主义思想体系里，一直有一种传统观点认为，只要帝国主义存在，战争是最终不可避免的。赫鲁晓夫说，这种原则已经过时了。赫鲁晓夫指出来这样一个事实，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已经不同于马克思和列宁时代的世界，这个时候世界上已经出现了许多社会主义国家，而在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社会主义运动和和平运动也正在兴起发展中。
        赫鲁晓夫总结说，战争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从资本主义社会，帝国主义社会发展进步到社会主义，是完全有可能的。赫鲁晓夫更进一步解释说，这种发展，甚至并不一定是要通过内战的方式，完全可以通过和平演变的方式完成。只要得到无产阶级的支持，在国会内赢得稳定的多数党地位，共产党可以带领国家走向社会的根本性改变。
        赫鲁晓夫的外交路线，可以总结为三和平原则，和平共处，和平竞争，和和平演变。
        这是对斯大林时代外交路线的全面背叛，中共的领袖们是无法接受的。
        1957年11月，毛泽东作出了他的努力。毛泽东和苏联的同志们进行了他喜欢的辩证法和茅盾轮的话题分享。毛泽东告诉他的苏联同志们，辩证法应该从哲学家的小圈子里走向人民大众。毛泽东说，中国一个最基层的党的书记都能理解辩证法，使用辩证法看待和分析问题。
        毛泽东接下来有针对性地进入了主题，毛泽东重提了他在1946年的时候就发表过的美国军队和原子弹都是“纸老虎”的说法。但是毛泽东的谈话，无法改变苏联缓和东西阵营的矛盾，避免核战争的立场。
        毛泽东没有意识到的是，他的纸老虎说法，使得苏联红军将领对他的理性判断能力产生了质疑。他之前关于核战争消灭一半人类，全世界属于社会主义阵营的说法，更加深了苏联红军高级将领们的担心，毛泽东对核武器的威力，包括对于核战争的进行方式都有着太大的无知。从拥有核武器，到能够使用核武器对目标进行打击，这之间，存在着质的飞跃。毛泽东在苏联对赫鲁晓夫和苏联领导们所进行了鼓励性质的谈话，却在实际效果上产生了苏联红军将领对中国的不信任，这应该是毛泽东没有预料到的。
        毛泽东带着中苏协定回到了中国，苏联承诺对中国加大技术援助，教导帮助中国发展核武器。但是赫鲁晓夫却不放弃苏联和美国和平共处的立场，毛泽东坚定了中国走自己的道路的决心。
        中共的领袖们是无法接受苏联和美国和平共处这个政策的，这至少意味着，两个朝鲜，两个越南，两个中国（中国大陆和台湾）的局面将保持下去。
        1958年1月，美国开始在南朝鲜布置战术性核弹头。中国向苏联提出来，希望能够得到战术核弹头以维持平衡均势。苏联同意，但是苏联坚持要求，战术核武器要在苏联红军和人民解放军共同管理之下。中国愤怒地拒绝了苏联提出来的前提条件。
        1958年7月，黎巴嫩国内危机恶化，亲西方的基督教势力和亲苏的穆斯林势力开始走向对抗。美国派遣大批海军陆战队进入黎巴嫩，赫鲁晓夫选择了克制。
        1958年7月，赫鲁晓夫向中国提出来，他建议中苏两国成立一个联合指挥的西太平洋舰队。中国方面愤怒了，毛泽东认为这是苏联企图在军事上控制中国。
        不管怎么说，赫鲁晓夫提这个要求的时间点是错误的啦。此时正在大跃进的高潮期，中共领导人们正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未来充满了陶醉。
        1958年8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展现出了独立自主的勇气和实力，他们向金门和马祖两个岛屿开始了炮轰。
        中国的这次军事行动，到达要达到什么目的呢？我们可以作以下几个猜测，
        1. 这是解放台湾的第一步军事行动。
        2. 要证明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都是“纸老虎”。
        3. 要测试一下，苏联会不会支持中国的军事行动。
        这三个结果，从历史的发展来看，都没有达到啦。
        苏联明确了保持和美国的和平共处，不介入支持中国的军事行动。失去了苏联强大武力后盾的中国军队，停止了将军事行动升级的行为。
        但是这一次的炮击，事先根本没有获得苏联的同意，也没有事先通知过苏联。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2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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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爆个鸟。裆的干部靠卖女人赚钱。卖一个14岁的女娃赚750元。两头赚，穷人家的父母感谢他给女儿一条活路。
记住，这不是个案。750是行情市场价。
记住，中怪是越混越惨。
CCAV给黑白妹看的，和性花社的内参，两个世界闹。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2 1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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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炮击发生之后，苏联和美国的紧张关系走向了进一步的缓和。中国的冒险行为，也加剧了苏联对中国的不信任和担忧，1959年，苏联单方面开始停止对中国的原子弹发展事业的支援。
        对中国方面来说，1958年8月的这次炮击事件，标准着中国已经摆脱了苏维埃集团的中心国家苏联，走上了独立自主的道路。

        第九章 从统一走向派系冲突 1959-1966
        武汉会议

        1958年1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在武汉召开了八届六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内，有一股派人，学者们把他们称作“保守派”，也有些时候称作“务实派”。这一派人，算是中共党内正统的苏联模式追随者。他们注重中央计划经济，注重政府对经济的指导和管理，他们注重党的组织纪律，他们注重官僚体系的稳定性和权威性，他们反对社会动荡。从根本而言，他们是坚持党的领导，和毛泽东的走群众路线道路，是相反的立场。
        在八届六中全会上，保守派有机会开始在党内表达他们的忧虑和担心，他们希望能够加强已经开始松散的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加强党的领导。
        到这个时候，还没有对毛泽东提出批评，毕竟包括周恩来在内，当时党内的高级领导们，都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还是不错的，虽然大跃进过程中存在一些令人担忧的过激行为。彭德怀还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也没有像后来那里，对大跃进提出质疑。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听取了不同的意见，他主次起草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这个决议获得本次大会的通过。
        这个决议在肯定人民公社的前提之下，指出了一系列人民公社运动中存在的问题。
        比如，公社社员还是可以拥有他们家外面的私有树木，还可以保留小的农具，保留一些小家畜和家禽。。。也应该被允许从事一些小的副业生产；
        社员的工作时间应该被缩短，至少要保证，每天8小时的睡眠和4小时的吃饭和娱乐时间；
        可以允许一些社员在自己家里做饭；（这个之后就普遍啦，公社大食堂维持不下啦，你懂的。）
        父母可以从公社的托儿所和幼儿园把自己的孩子领回来；
        。。。
        总而言之，革命热情高涨的党员干部们必须要接受教育，要让他们明白，进入共产主义社会是一个相当漫长和复杂的过程。但是人民公社依旧是要走上工业化的大道。
        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提出来的三面红旗得到了大会的批准通过。所谓三面红旗是，
        1. 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
        2. 大跃进。
        3. 人民公社。
        三面红旗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核心。
        也是在这个时候，毛泽东主动提出来，他将不再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主席职务。
        1959年4月，毛泽东主席职务任满，刘少奇接任了国家主席职务。
        在整个1958年的大跃进过程中，刘少奇都是毛泽东坚定的同志，他和毛泽东战在一起。
        对于毛泽东的这一次退休，学术界存在着争议。
        一派观点认为，毛泽东是被迫退休的，这是一次党内反毛斗争的结果。
        另一派观点则认为，毛泽东是主动退休的，毛泽东希望自己能够从繁琐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专注于思考“党和国家的方向，政策和路线”的问题。
        无论出于那种原因，从此，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力被日趋削弱了，毛泽东本人也遭到了忽视，甚至缺乏应有的礼遇和尊重。许多年以后，毛泽东还抱怨说，邓小平和其他一些人完全无视他的存在。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2 1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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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要注意，正文里的辩证法。都是马克思这个半吊子狗咬尾巴的辩证法。
        中怪是愚民怪嘛。
        黑格尔的辩证法，和地球人的没区别。
        正，反，合。就象米国中学生玩pro n con then conclusion.
        地球人的理性世界嘛。
        马克思这种半吊子是狗咬尾巴的否定之否定。
        这就是中怪愚民洗脑教育，普遍存在的跳大神的＂辩证法＂的起源。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2 1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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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亲们，晚上会写庐山会议，担心被和谐。密切关注哦。
问自己，庐山会议全文，某怪敢公开么？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2 23:47 

正文287

        彭德怀事件

        在1959年的前几个月，中共的领袖们依旧是没有意识到国家已经陷入了巨大的灾难之中。因为大家根本还看不到任何不好的迹象嘛，党中央还是在大跃进的道路上幸福而自豪地前进着。有人提出来了，农村的“共产风”开始对生产造成破坏，甚至影响到了对城市的供应，毛泽东指示说，要注意大跃进中的左的倾向。毛泽东的这个表态，使得他和党内的保守派的立场靠近了，当然还是有距离啦。毛泽东是要大家注意农村公社中的问题，不要过于激进，而保守派则是认为在目前的社会条件下，农村公社根本是个错误的发展方向。
        城市里开始出现了一些粮食供应紧张的问题，毛泽东，甚至包括周恩来仍然对1958年农业产量丝毫没有产生怀疑。这就更令他们困惑啦，怎么会出现短缺现象啦？
        最初出现的解释是，公社化运动之后，公社把丰收的粮食分给了社员群众们，而社员们把自己吃不完的粮食给藏了起来，这使得国家粮食收购部门出现了公粮收购的困难。
        当然还出现了一些其他的解释，有的人报告说，农民都忙着大炼钢铁，没有足够的劳力去收割庄稼，在一些地方，成熟的粮食就一直烂在了地里。
        我们如果是当时的中共领袖们，我们会觉得这些理由都不足以说明为什么在如此大丰收的1958年之后，为什么中国城市会出现了粮食供应困难问题。
        当时的党中央领袖们也在想办法找到合理的原因，但是整体而言，包括毛泽东在内，党中央对于三面红旗的荣耀，还是深信不疑的。
        但是毛泽东作出了自我批评说，他对10.7百万吨的钢产量是过于追求啦，这是一个错误。毛泽东并且终于明确承认说，中央计划的这一个环节，不应该忽略掉。毛泽东甚至还说，如此看来，中国进入共产主义阶段，应该是在20年，或者更长的时间之后啦。
        1959年7月，共产党中央在江西的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出于各自不同的原因，陈云和邓小平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在这次会议中，彭德怀元帅，向毛泽东私下里递交了一份意见书，在意见书里，彭德怀承认大跃进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同时批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存在着由于“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而产生的一些问题。彭德怀指出了大跃进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使得人力和资源被浪费了，造成了经济和社会混乱，使得人民群众和党疏远了。
        也许有人会觉得奇怪，一个军事将领怎么会卷入了这场政治和经济问题的纷争中来啦。
        我们会看到彭德怀有许多理由对大跃进问题感到担忧，他和毛泽东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分歧。
        作为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最为关心的是中国军队的现代化，他和毛泽东在中国国防事业的建设上存在这分歧。毛泽东有一个观点，中国集中资源把原子弹搞出来，国防安全问题就基本解决啦。而彭德怀和苏联红军将领有着很多接触，对现代军事有着比毛泽东更明确的理解。彭德怀知道核战争的灾难性后果，他更知道拥有核武器不代表能够有效使用核武器。彭德怀坚持认为中国的国防建设事业，应该制定出军事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计划，投入大量的金钱和资源，建设出一只像苏联红军那样的现代化军队，能够进行传统战争的对抗。
        彭德怀对于大跃进造成的农村混乱局面也产生了忧虑，因为解放军的绝大多数兵员是来自农村。农村的混乱局面，将影响到军队的建设和管理。
        大跃进中各地积极发展的大规模民兵武装力量，也使得解放军中倾向军队职业化和现代化的高级将领们产生了不满情绪。
        在庐山会议之前，彭德怀刚刚访问过苏联，他应该知道赫鲁晓夫对大跃进的评价和嘲笑。赫鲁晓夫说，中国人根本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不知道该如何建设共产主义。1959年开始，苏联的报纸已经在公开批评中国的人民公社运动。
        彭德怀和毛泽东在中苏关系发展方向上也存在着分歧，彭德怀倾向于和苏联保持密切友好的盟友关系。彭德怀认为苏联军事技术援助，是中国国防现代化，军队现代化重要的依靠。
        而到了1959年6月，苏联已经单方面废弃了他们对中国的承诺，苏联告诉中国，苏联不会将原子弹原型和相关技术资料送给中国了。
        1959年7月14日，彭德怀将这份信交给了毛泽东。彭德怀在信里，除了提出了一些大跃进中所出现的问题之外，他还告诉毛泽东说，毛泽东老家的村子，得到了过多的国家经济补助，而他认为这是不合适，他认为毛泽东并不知道这件事情。彭德怀认为1958年的经济报告中存在着严重的错报，尤其是农村的报告数据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担心这些错误报告会对国家造成严重的伤害。
        在公开场合，彭德怀已经就1958年375百万吨粮食产量的准确性提出了质疑。
        收到这封信之后，毛泽东的反应是非常令人失望的。毛泽东没有把彭德怀的这封私信当作一个值得信任的同事和他之间的私底下的意见交流，毛泽东把这封信向参加会议的所有高干公开了。
        1959年7月16日，毛泽东将这份私人信件印发给了所有参加会议的共产党高级干部。
        毛泽东开始对彭德怀进行了一系列的指控，毛泽东指控彭德怀组织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小集团”，进行“违反组织原则的派系活动”；毛泽东还说，他相信刚去过苏联的彭德怀，把人民公社中的一些负面消息告诉了赫鲁晓夫，使得苏联可以对攻击嘲笑人民公社运动。毛泽东翻出了许多成年往事对彭德怀进行了攻击，他充满苦毒情绪的指控，是令人震惊的。毛泽东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始作俑者，其无后乎？”。。。我一个儿子死了，一个儿子疯了，我看是没有后的。大家都知道，毛泽东的一个儿子，死在了朝鲜战争中，而彭德怀则是那场战争的总司令官。
        这个本是两个同志之间私底下的意见交流，现在变成了一场带有私人恩怨色彩的纠纷。
        1959年7月23日，毛泽东召集了全体人员的会议，进行了一场带有威胁色彩的讲话。
        孔子，列宁和马克思，都犯过错误，毛泽东说，我犯错误很奇怪么？。。。如果我们作了十件事情，其中有九件是错误的，他们都登在报纸上，那么我们就肯定毁灭了。如果是这样，我就到农村去带领农民群众推翻这个政府。如果你们这些解放军不跟我走，那么我自己走，重新建立起红军，组织另一只解放军。但是我相信，解放军是会跟我走的。
        我对于经济建设完全是一个门外汉，我完全不懂工业计划。我犯了两个错误，一个是定了一个10,700,000吨钢铁的指标，一个是群众大炼钢铁运动。如果你们同意我的，你们都负有责任。。。至于人民公社，全世界都反对人民公社；苏联就反对。。。如果你们说冒进，马克思也犯过许多错误。。。
        同志们，你们都必须要分析一下自己的责任。如果你们要拉屎，就去拉屎！如果你们要放屁，就去放屁！拉完放完，你们就舒服了。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3 00:04

正文288
        毛泽东对党内高干的这次讲话，是充满了威胁的。他提醒了所有高干这样一个事实，共产党已经把他树立成了一个神话，他在中层基层党员干部和广大农民群众中，就是一个神一样的存在，享有至高的威望。
        另外一个事实则是，大跃进的决策，是党内高层民主集中制的集体决策。作为党内第一号人物，他负有首要责任，但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责任。
        毛泽东甚至提出了武装斗争干革命，公开推翻CCP的威胁，有人敢于冒这个风险么？
        在这样的一个讲话之后，庐山会议上的高干们，已经没有多少人有勇气再表示对彭德怀的支持啦。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被定义作“反党集团”头目，并且被撤销了国防部长和中央军委副主席的职位，他的职位，由林彪元帅接任。

        彭德怀事件的后果

        彭德怀事件是中国政治走向险恶的转折点，许多汉学者把毛泽东的这次个人胜利称作“皮洛士式胜利”，Pyrrhic victory，意思是说，这一次的胜利，带来了最后的失败。
        在彭德怀事件之前，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的核心层，一直保持着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的传统。领袖们会在一起开会讨论重大的问题，有些议题会有几周甚至几个月的争论，直到大家排除了不同意见，作出最后的决定。这个传统的一个优点是，大家会就一个问题由着非常激烈的争执，甚至争吵，但是一但最后达成了结论，大家就执行党中央的最终决定，争执的各方都继续执行党中央的决策，政见之争不涉及个人。
        可是在彭德怀事件，毛泽东则把彭德怀元帅提出来的政策争执，歪曲成针对他个人的非法攻击，并且使用了一切手段，充满苦毒地对彭德怀这个人进行打击。
        这是中共历史上，核心层第一次出现这样的事情。
        毛泽东的胜利，开创了一个先例，这个先例关闭了一扇门，党内同志真诚讨论政策方针的门。这个先例又打开了一闪门，暗地里的派系主义从这个时候开始了。
        毛泽东的任性行为，破坏了中共领袖层的合一。诚然，当初几乎所有人都同意，都积极参与了毛泽东的大跃进政策，这个时候的中共高层，是团结一致的。但是这件事情之后，领袖们开始觉得毛泽东这个人做事情的方式是有问题的，共产党领袖层的团结统一，从此被破坏了。
        毛泽东并不知道，他在庐山上，用草根语言，发表他带有勒索胁迫色彩的报告的时候，在离北京城五十英里的农村，农民们已经在挨饿了。
        一个共青团的活跃份子，她在百花齐放运动之后被划分成了右派，她被流放到农村进行劳动改造。她回忆1959年的夏天，乡亲们在山坡上翻遍了土地，大家在仔细地寻找树上落下来的杏果。乡亲们另外的食物则有谷糠和碾碎的玉米芯，大家会把杏子在太阳底下晒干，然后磨成“面粉”，再把榆树皮剥下来磨成粉末，两种东西混合在一起，就是乡亲们做成的“粥”。
        各家的猪都被赶进了人民公社的公社养猪场，这时候连猪都在挨饿，它们都被放出来了，这些猪在公社的厕所里寻找吃的。厕所里有很多人，社员们因为营养不良和那些“食物”而患上了便秘，社员们就蹲在厕所里，这些猪用它们的鼻子在蹭着社员们，猪在急切地等待着食物。社员们的排泄物，就是这些猪等待的食物。
        在彭德怀事件之前，大跃进运动已经出现了降温，毛泽东本人也意识到大跃进运动存在着冒进的问题。但是在庐山会议结束之后，这一切又都变啦。
        党中央再次对于革命愿景恢复了信心，最初的推进人民公社发展，去中央化管理，摆脱官僚管理，发动群众干革命，又被重新强调了。周恩来和陈云两人已经无力阻止同志们的革命狂热。
        到这个时候，许多城市开始了人民公社建设，领袖们相信，这将激发出城市居民的革命精神和创造力，极大提高城市的生产力。
        至少到这个时候，没有人想过有些地方是需要接受粮食救助的，与此相反的是，毛泽东下令提高粮食收购的定量。党中央没有人怀疑过夸大的粮食产量，甚至有许多干部下指示说，应该把一些农地荒废掉，不要耕作，否则的话，粮食收成太多，公社的粮仓也储存不下，会造成浪费。
        党中央发起了又一轮的反右运动，批评大跃进，批评三面红旗的，都被定义成了“右倾机会主义份子”。大跃进的革命烈火再一次燃烧了起来，这一个时期，最大的罪恶是对农民的粮食收购指标又一次提高了。
        在有一些地区，留给农民的粮食，只有足够维持他们生活的一半数量，甚至在一些地区，只有五份之一。城里人没有饿死，种粮食的反而饿死了，这个诡异而悲惨的大饥荒就是这样发生的。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3 11:03

正文289

        大饥荒的灾难

        1959年，中国提高了对于工业的投入，当年收入的43.4%被用于工业投资，中国对于苏联的粮食出口也增加了，中国增加的粮食出口换取了更多的重型机器设备。
        留给全体中国可以消费的粮食总量，如果按人头平均的话，在1957年是205公斤，1958年是201公斤，到了1959年开始突然下坠，1959年这个数据是183公斤，这是一个灾难的开始，1960年，这个数字进一步下坠到156公斤，1961年，这个数字是154公斤。
        大家还必需要记住，这只是一个理论上的平均数值。
        而在1959年的时候，彭德怀事件之后，中国各地的工农干部们的革命热情已经进入了疯狂的状态。
        去中央化是大跃进中诸多狂野想象力路线中最为令外界困惑的一条路线。
        各地党的干部，他们的革命热情原本受到了中央政府的管理和控制。在大跃进中，他们的热情和想象力得到了解放，他们热情欢呼这一场解放。这是思想的解放，这是在经济生产上，革命热情的解放。大跃进运动使得共产党在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和影响力更为提高了，公社化运动使得人民群众的私人生活空间被大幅度缩小，甚至是剥夺，一切都在党的领导和组织下进行。
        而从省一级到基层地方，直接领导组织大跃进生产的，是各种对革命，对群众运动，充满激情的工农干部，而不是受过培训的专家。大跃进的战略思路是通过发动群众，来大幅度推进经济发展，这使得中央对地方的经济活动失去了控制，也失去了有效的数据监督。苏联模式的中央计划经济模式，已经完全被抛弃了。
        1959年的时候，路边已经出现了尸体，但是此时的中国，已经是一个严密组织和控制的极权国家，基层所发生的这一切，中央的高层并不知道，党内的报告体系，是党中央唯一的信息来源。食物不足和营养不良使得人们更加容易患病，身体的抵抗力也降低了。但是要等到明显高过以往的死亡数据报告出现，党的高层才意识到，基层是出现了问题，这个报告存在着滞后性，要到1960年之后才发生。
        中国之外的世界，当时也不知道中国之内正在发生的这一场灾难。中国的城市人口依旧得到从农村运来的食物，虽然食物数量有限制，但是那是共产国家的常态，城市里并没有出现饥荒现象，外国人并没有看出明显的问题。
        从1959年开始的这场大饥荒，到底夺取了多少中国人的生命？存在着各种的推算数据，各种推算的最低值，是在2千万！而最高值，应该是中国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历史专业中国现代历史课本，根据这个课本的讲述，“非正常死亡人数”是在6千万。
        我们可以知道的是，许多中国农村的孩子们，他们无辜的生命，本应该有的希望，在这场大饥荒中被剥夺了。我们可以找到这样两个统计数据，在大跃进开始前的1957年，中国死亡人口的中间年龄median age是17.6岁，而在1963年，这个数字是9.7岁。这意味着，1963年，中国死亡人口中有一半是十岁以下的小娃娃。
        大跃进，是一场革命，一场解放。大跃进以发展中国经济，让中国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为追求，大跃进吞噬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的生命，包括年青的生命。
        我们如果拿1959年时候，中国发生的自然灾害和1870年清国华北地区的自然灾害作比较，我们会看到显著的不同，一个是组织严密的新中国，党控制了社会的方方面面。一个是“万恶的旧中国”，清国官府对社会的控制管制明显松散。这，或许就是两场自然灾害下，灾难后果程度不同的一个因素吧。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3 12:44

正文290

        政治调查和“社会主义教育”
        陈云的实地调查

        1959年彭德怀事件之后，中国和苏联的关系走向日趋紧张，中共的高层干部们为了进入核心领袖层而进行了更为激烈的努力和竞争。
        而中国的民众们，则在为了生存而挣扎着，广州，佛山等地的农民，在大饥荒中铤而走险，冒着生命危险，开始偷渡去香港谋求生路。这一批难民的到来，使得外部世界对竹幕后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了了解。虽然此时，香港左派的“大公报”等报纸，依旧在宣传着记者发回来的关于竹幕后中国社会的新闻报告，三面红旗依然飘飘，中国形势依然一派大好。
        可是到1960年的时候，中共领袖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中国在发生的大饥荒问题了，到1960年底，大跃进战略已经被否定了。毛泽东则说，他要退居二线啦。剩下来的中共领袖们则在忙于品估着发展战略，急迫地找出重建国家经济，挽回经济损失，重振民众士气的办法。
        大跃进的过程中，有一个明显的问题。共产党员们，真诚地相信，新闻是一种“宣传”工具，失去中央控制的自由化新闻，是会扰乱人心的。对民众提供宣传性质的新闻的同时，中共的领袖层和高干们，有自己独立的一套新闻和情报报告体系。可是大跃进过程中，这个报告渠道，显然没有及时如实地报告，基层所发生的事情。
        中共领袖们，意识到这个报告体系，是有问题的，如何获得真实的情报，这是1960年代的中共领袖们首先要思考的一个战略性问题。
        在湖南农民运动和江西苏区的时候，毛泽东就提出来一个“实地调查研究”的理论，根据这个理论，每个领袖必需亲自进入到乡村基层，自己进行调查和分析。
        1961年的夏天，陈云就遵循毛泽东的这个理论，进行了一次实地调查。
        陈云是中共党内具有威望，受到尊敬的经济理论权威和党的领袖人物，他是一个资深的中共领导人，这个时候，他在中央政治局常委内，是第五号人物。
        陈云本人，是老资格的无产阶级战士，他自己就是一个印刷工人，他大量阅读和学习各种书籍，并且在1920年代成为一个工人运动的组织领导者。他参加过长征，并且还被送去苏联接受培训和教育，他在1942-1944年的延安整风运动中崛起。
        1949年，中国政府成立之后，陈云成为党内高层里，在经济发展问题上，最有发言权，最懂经济理论的领袖人物。
        1961年6月底，陈云走访了上海青浦县的一个农民公社。陈云选择青浦作为实地考察的地点，是因为他出生在那里，而且在1927年的时候，他曾经在当地作为一个年青的共产党活动份子，领导组织过当地的农民运动。
        陈云在当地农村进行了两个礼拜的密集调查，他和许多当地的农民进行了谈话，询问了许多方面的问题。比如，他们是怎么养猪的，他们是怎么种庄稼的，他们使用私有的自留地的情况如何，他们从事组织安排的劳动获得的补偿和报酬如何，他们有没有进行手工业和商业贸易活动，情况怎么样。陈云同时还问这些农民，他们的国家采购定量是多少，他们怎么看待这个定量；他们对当地共产党干部的看法怎么样，党的干部表现如何，当地的犯罪问题情况如何。。。
        陈云一再让农民们放心，他希望农民们还记得他在当地的口碑和记录，他向农民们承诺说，不要害怕，大胆讲真话。
        而农民们所作的回答，加深了陈云的担心。
        陈云的故乡青浦县，靠近大城市上海，在中国的标准来说，是相当富庶的农村地区。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富庶农村地区，公社里的农民们还是吃不饱的。
        人民公社的集体土地，生产管理进行的很差，农民们的劳动积极性都不高。农民们更愿意在自己的自留地上耕作，更愿意从事“副业”生产，到市场上去换钱。农民们觉得他们公社的共产党干部们瞎指挥，而且还固执，听不进别人的意见。这些共产党干部给农民们下达了非常高的生产任务和国家收购定量指标，而他们自己却常常不参加劳动，而且过着有各种特权的舒服日子。
        陈云观察到，当地的党员干部一直在努力教育农民们服从“科学”的集体化生产安排，服从各种“科学”的制度规定，但是事实上，农民们却对农村生活和生产的细节，拥有更准确的认识，而干部们却对这些细节常识，处于无知的状态。
        陈云观察到一个细节，当地的农民们知道如何救活最微弱的小猪仔，他们会把小猪塞到母猪的第三个乳头，那里的母乳最丰富。而那些党员干部们，却不知道这些。
        农民们知道把水草覆盖在秧苗上，这样可以在夏天保护秧苗不被晒死。农民们还知道，把宽绿豆和水稻混种，比双季种植水稻，或者水稻加小麦的组合，产量更高。
        农民们还知道，如果把竹子都砍伐掉，来增加一些谷物的种植面积，这种做法是得不偿失的。因为如此一来，农民们的烧火材料就少了，而且制作锄草耙用的材料也就没有啦。
        陈云发现了许多类似这样的问题，公社的党员干部们，对农业生产的理解程度，根本不如农民们。
        基于他的实地调查，陈云提出了五个基本建议。
        农业的恢复需要好几年时间才可能完成，而目前城市的经济情况也在恶化。从1957年起，有大约30百万的农民，涌入了城市，这些农民应该被迁出城市，把他们迁回农村。城市里的无业青年，也应该迁往农村。
        大跃进过程中建立起来的低效的工业企业，都应该全部废弃掉。
        虽然农村应该继续保留集体化的生产方式，但是应该以自留地的形式，给每户农民保留6%的耕地作为他们的私有耕地。
        农村的私有集市应该允许恢复开放。
        每户农民的国家收购定量，应该恢复到以每个家庭为单位，由国家制定一个固定的数量。
        陈云的建议在党内高层招来了一系列激烈的争论，到1962年早期的七千人大会，这些问题还没有达到最终的结论。
        陈云关于经济情况的悲观评估和他的建议，并不能能在党内达成一致的看法。此时党内最有实力的领袖，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他们三个人把陈云的意见向毛泽东作了报告，毛泽东的看法，此时将起到决定性的作用。
        毛泽东个人虽然很不喜欢拆散公社的主张，他觉得中国的经济正在好转，但是毛泽东最后还是同意，应该将陈云的意见在党内传达，党中央应该接受陈云的意见。
        中国经济在调整重组
        刘少奇和邓小平，开始了对中国社会的重组，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大规模的裁减重组过程。
        党中央开始采取改进措施，强调必需收集到真实的数据报告。人民公社，工业，科学，工业发展，金融，商业，甚至文学和艺术，都制定了新的更为实用的恢复发展计划。这一个恢复重建工作的重点，是加强对工业的控制。
        在大跃进过程中，有许多农民进入城市，数据显示，到1960年的时候，中国城镇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130百万。
        在大跃进过程中，工厂的建设和原材料的订单下达，都完全失控了，高的离谱。从1960年到1964年的重组过程中，大批的工厂被关闭了，有50%的人跌出了工厂企业雇员的行列。
        伴随着这个裁员过程的，是中国系统性地将城市人口向农村输送，在强大的中国国家机器运转之下，城市人口减少了14百万，这个14百万的数字，是净减少值。Net reduction。
        中国开始进一步严格完善社会人口管理和控制制度，对全国人口进行严密的登记和管理，对粮食和生活必需品实施了严格的配额制度。城市里建立起严密的家庭检查制度，城市人口数量得到了严密的控制。“非法”人口流动现象得到了有效的制止，国家开始把城市里的年青人往乡下输送，这成为一个正规的制度。
        随着这个控制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城市劳工中开始出现了明显的阶层分化。
        绝大多数的工业产值来自于大型的资金密集的国有企业，中国人叫他们作“单位”，这些工业“单位”里，雇佣着一批更有技术，同时也拥有社会特权的工人。这个阶层的人口数量，发展到1980年的时候，是27百万人。根据Andrew Walders在1986年的研究报告，他们是中国工人中“唯一拥有全面社会福利”的特权阶层。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3 1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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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不解释哦。
        唯物主义嘛，高级猴子嘛，计划嘛。科学嘛。
        城市工人是“先进生产力”嘛。多粗来的？输送去农村嘛。
        中国说它曾经是社会猪尾怪家，地球人被震惊乐。
        一个学徒工“经济学权威”，弄粗来的贱民制度。城市里工人已经是三个阶层，“临时工”是贱民。
        农民？农民就更不要说啦，你懂的。
        没办法，中怪嘛，越来越底层化，你懂的。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3 17: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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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要提前科普，否则担心看不懂。
        陈云周恩来这一批是列宁主义。
        刘少奇邓小平是毛主义。
        而前门猫本人则是激进的猫主义。
        把这三条线搞清楚，中怪历史在1976年之前，基本清楚鸟。
        毛主义作共惨运动的一个分支，在60年代曾经风靡过。
        毛主义的特点是不断斗争。它和托洛斯基主义的重要区别，是毛主义是唯意志论，强调歌名意志。
        猫猪尾唯一成功的是在尼泊尔。
        还有印度一个帮，猫主义曾经是议会多数裆。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11-03 2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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