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谢分享

多谢分享

正文71
        在民主是不是一定要废除皇帝这个问题的争论上，汪精卫等人明显处于劣势。
        第二部书，则是瑞士法学学者伯伦知理J.K. Bluntschli所著作的“国家学”。伯伦知理的国家学，有一个科普通俗版本，叫“为有文化的公众所写的德国政治学”Deutsche Staatslehre fur Gebildete。这个科普读物，在日本有多种节译版本，其中梁启超和汪精卫所阅读的，是“伯伦知理国家论”和“国家论”两个版本的节译本。论战中双方对“国家是什么”的理解，都是来自于这部书的理论。
        早在1899年，梁启超就在清议报上，刊载了国家论的“论族民与国民”一章的部分内容。
        在日文的翻译中，基于文化概念的nation，被翻译作“族民”，而基于政治法律概念的volk，被翻译作“国民”。
        出于旁人不明白的原因，不论是梁启超最初介绍此书，还是后来汪精卫参与到论战中，双方都使用了“民族”，而没有照搬日文的“族民”。而日后影响中国历史的“民族”这个名词，就这样进入了中国人的世界。
        1903年，梁启超再一次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科普鼓吹中华民族的国家概念。
        伯伦知理所阐述的国家概念，在政治学思想史上，是国家有机体论的经典论述，其哲学思想渊源可以上朔到古希腊时代的帕拉图。国家有机体论在18世纪曾经风行一时，日本民治维新时期，伯伦知理的国家学，是确立现在国家体制的理论依据。
        国家有机体论是和自然法学派的国家概念针锋相对的，伯伦知理反驳的就是自然法传统里的国家机械论。
        自然法传统政治学思想认为，国家是人类的社会选择，是一个社会概念。
        而伯伦知理的国家有体论则认为，国家虽然不是自然天造的，但是也不是由人类通过技术工具想像创造的人类社会产物。国家是有机的统一体，有其自有的精神，意志和形体，原本根基在人类的天性里。
        至于民族和国家的关系，伯伦治理认为，单一的民族，不一定就有能力形成一个国家，不同的民族，也可以合一形成一个国家。
        这个是梁启超在论战中的一个主要理论依据。
        但是悲催的是，当时在欧美和日本的学术界，国家有机体论已经成为昨日黄花，遭到自然法学派从欧美到日本的围剿，而汪精卫显然知道国家有机体论当时在欧美和日本学术界的地位，进而加以嘲讽，拿个地球人的大学问们都证明是荒谬的理论，你想说啥？
        在中国是应该皇汉民族的国家，还是应该是包括各民族的国家的争论上，梁启超显然处于劣势，他只能辩解说“国家有机体说，近世学者多指其缺点，然不能尽废也。”
        介绍完这两部关键性的书籍之后，我们再说说交战双方的共同观点。
        梁启超和汪精卫都认为，中国必须成为民主宪政国家，只有这样才能走向富强。当然，双方对什么是中国，存在不同的理解。走向富强的中国要追求什么？两人都一致认为，民主宪政而富强的中国，要建立民族帝国主义伟大事业。这其实是个非常有讽刺意味的事情，而这就是当年两派人物对未来中国共同的追求目标。在当年深受社会进化论思想和种族主义思想影响的这两个人看来，追求帝国主义事业，并不是可耻的，他们所不能忍受的，是中国被别国给帝国主义了，哈哈。
        接下来我们近距离围观当年这场轰轰烈烈的论战，认真是轰轰烈烈哦，不仅有言论上的激烈交锋，还有拳脚功夫的格斗。
        话说某日，革命党猛男居正和杜心武，听说梁启超又在某地发表演讲，大肆鼓吹反革命的主张，义愤填膺的爱国革命党人追杀而至，居正怒吼一声，八个野驴，武功高强的杜心武纵身飞上讲台开打，反革命的梁启超落荒而逃，这一场算得上革命党人完胜一回合。
        在笔锋交战上，梁启超首先针对“种族革命”的必要性进行攻击。
        梁启超称，种族问题和立宪不立宪，根本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汪精卫所谓满清是满洲贵族统治的说法，根本不成立。汉人里有高官权贵，满人里有底层小民。而原有的满人特权，是一国之内不同族群的内部竞争，满人汉人有着共同的根本利益，都希望中国富强，都厌恶专制暴政的政府，满汉间的内部竞争应该以调和的方式处理，随着中国立宪，法律的制度，汉人和满人将不再有特权上的区别。而在清国内，维护专制政治的不仅是满人，更多的是汉人。
        梁启超说，满洲人和汉人，其实已经同化成同一民族，中间有极少没有同化的满人，早晚也会被同化。
        满洲人入关征服，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改朝换代，不是中国的灭亡，满洲算是中国的国土，而不是异国。
        更退一步说，就算满洲人和汉人是不同的民族，一样可以组成一个民主宪政的国家。
        革命党人的驳斥是慷慨激昂的。首先，政治学里的民族就是种族，满洲人和汉人，根本不是一个种族的。
        在著名的“民族之国家”中，汪精卫说，民族云者，人种学上之用语也，国民云者，法学上用语也。汪精卫之乎者也的民族定义，口称是西方学者的定义。他说民族就是人种概念，这种说法，不仅是德意志学派的伯伦知理是这么阐述的，英美学派的权威学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院院长，国家法教授巴遮斯John W. Burgess也是如此定义的。
        中国人必需进行种族革命的理由有两个，第一，当年满洲人屠杀汉人，必需要复仇。第二，在政治学上，不同的民族，是不能建立起民主宪政国家的。
        汪精卫引用日本学者小野塚平次的理论说，不同民族的人组成一个国家，要么势均力敌而分裂，要么一个民族专权欺压别的民族。所以说，中国要成为汉人的国家，才能成为民主宪政国家。
        梁启超所引用的伯伦知理的学说，说什么不同的民族也可以组成一个民主国家，那已经是过时的谬论，遭到各国学者的批判和驳斥。（其实各国学者驳斥的是“国家有机体”这个概念，梁启超本人也知道伯伦知理当时被各国学者驳斥，但是他当时并不理解，学者们为什么在驳斥，具体驳斥些什么。）
        在种族革命问题的交锋上，汪精卫大战上风。
        梁启超的第二个主要攻击点则是革命党人的“政治革命”，也就是建立没有君主的共和国。
        梁启超认为，共和国国民应该具有的资格，中国同胞还完全没有概念，在目前的情况下，中国冒然政治革命，采用共和制度，必然导致下等社会猖獗，各持个人主义营其私利，政治革命追求共和民主，得到的不是幸福，而是内乱和死亡。内乱之后，人民不得不把政治自由交给一个人，结果导致共和国体下的专制。
        梁启超认为，中国应该先走过一个开明专制的君主统治时期，预备君主立宪。国民预备成熟之后，进入君主立宪民主政治。
        在这个过程中，梁启超一再引用日本和欧洲学者的阐述驳斥卢梭的民主契约论，试图瓦解革命党人政治革命的合理性。
        而汪精卫则完全回避开这些攻击，也不作任何回应。汪精卫则是引用日本学者的“合成意立说”，和“爱情与历史说”，作为政治革命的合理性依据，并驳斥民主宪政渐进的必要性。
        但是事实上，要么是当时的汪精卫没看懂笕克彦的“爱情与历史说”，要么就是自己在歪曲，他所表述的“爱情与历史说”，根本不是日本法学学者笕克彦的原意。“合成意立说”，日后成为三民主义“约法之治”的理论依据。
        驳斥完渐进行宪的必要性之后，汪精卫说，我们中国人本来就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天性。民主立宪制度一定适合我们中国国民，只要激发出国民固有的天性，再模仿美国和法国这两个共和立宪国家建立起制度，中国国民很快就能具有民主的能力。
        如何激发国民固有的天性呢？通过教育和革命两个办法可以办到，革命党人尤其强调革命对激发出中国国民的固有民主天性的决定性作用。
        军法之治和约法之治，就是中国国民走向民主立宪的革命道路。
        对于革命党人的社会革命主张，立宪派人也提出了驳斥。立宪派人士认为，欧美贫富悬殊，已经限于不能不革命的困境。而中国则根本不存在这个情况，中国以中产家庭为主体，不存在欧美那样的贫富悬殊，根本没有革命的必要。
        梁启超更认为，企业家和商人是国民经济的中坚力量，如果中国没有出现大老板，那么中国市场就会背外国的企业所占据。
        对于革命党人土地国有化的政策，梁启超更认为这根本就是抢劫富人。靠这种手段吸引下等社会，招引来的都是赌徒，光棍，大盗，小偷，乞丐，流氓，囚犯这些下等社会的追随者。革命军就变成赤眉军，黄巾军那样的盗贼武装，不仅办不成正事，还会荼毒地方。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8-21 18:03

正文72
        革命党人则辩称，欧美社会贫富悬殊的根本原因是社会经济组织的不合理。自由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制度是社会经济组织不合理的两大根本点。中国虽然现在还没有出现欧美那样的贫富悬殊，但是对不合理的经济组织加以限制是正当而必要的。
        革命党更进一步说，中国的贫富悬殊情况不像欧美那么严重，但是也存在着贫富差异。如果以贫富差异不那么严重就认为没有社会革命的必要，此说大谬。正是要趁着中国的贫富悬殊不像欧美那么严重的时候，进行社会革命，才比较容易成功，否则如果将来发展成欧美那样，社会革命的阻力更大。
        革命党人说，社会革命不是抢夺富人财产，因为革命的目的是使财富平均分配，以利于多少数人民的幸福。而且革命手段并不是立宪派人士所臆断的那么简单残酷，社会革命是从制度的革命入手，并不剥夺富人现在已有的财富。
        双方另一个主要的争论焦点，则是实行革命手段的利弊。
        立宪派认为中国人的现代国民素质低下，革命会引起内乱，甚至可能导致外国的介入干涉，导致中国被外国列强瓜分。只有通过请愿，要求，劝告的和平方式，才是追求立宪民主的正当手段。
        革命党人则认为，鸦片战争以来，满清已经对外签订了数百个不平等条约，无一个不是丧权辱国。清朝政府是一个极端反动腐败的政府，处处站在和国民敌对的地位。目前的预备立宪，纯属骗局，是“立宪为表，中央集权为里”，不过是为了延续清政府的统治，不能对清政府有任何的指望。
        革命决不会引起内乱，因为革命党人的革命目的，不同于过去的农民暴动，不再是要自己作皇帝，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民族的国家，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实行民生主义，，不会导致中国历史上群雄相争，相夺，相残的陈迹。
        至于外国列强干涉瓜分的风险，革命党人认为这完全是杞人忧天。因为革命不是义和团那样的盲目排外，革命只排满。革命军只要遵守国际法，承担清政府和列强订立的条约，债务，义务，列强是不会介入干涉的。
        立宪派和革命党这场大论战，持续了两年多，双方都是爱国者，双方都要追求民主立宪，双方对民主国家的理解和定义，都可以看到鲜明的社会进化论思想，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印记。
        中国近现代历史，是中国固有的东方文明体系崩溃瓦解，开始建构新的文明体系的历史。
        双方的这场争论，就是中国新体系文明建构历史进程中的一场重要思想辩证。
        在双方讨论中国要走向民主宪政这个话题之前，对什么是中国，作出定义，这是这场论战最关键的前提性质讨论。
        梁启超定义的中国，是中华民族的中国，是像当时的美国那样，各族群民众组成的国家，他所说的中华民族，其实是一个国族概念。
        汪精卫定义的中国，是皇汉民族的中国，而皇汉民族，是邹容，孙中山这些同盟会革命党人创造性的定义，种族概念，也就是，皇汉人种。
        在中国是什么的论战中，汪精卫的“民族之国民”，慷慨激昂，引经据典，而当时的梁启超并没有办法作出有力的回击。
        汪精卫主张，中国国民革命，必需首先是通过排满种族革命，建立汉民族国家，实行民主立宪，走向富强之后，然后吸收周边不同民族，追求大汉民族帝国主义事业，。
        这场大论战之后，排满的种族革命思想，开始赢得众多中国人的认同，排满种族革命思想开始广泛流传。
        1911年的中国离现代民主有多远？
        如果以议会的影响力，民众的言论，出版，结社，集会，请愿，游行的自由权利作标准进行衡量，1911年前，清朝覆灭前的中国，是离现代民主国家最近的历史阶段。
        当我们说到离民主最近的时候，我们就必需要说到民主是什么？
        简单的说，民主就是国家权力属于全体国民，而不属于君王。
        更进一步的区分，在政治学上，民主政治又可以分成两个类别。
        第一个是少数服从多数，公共意志的民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二十世纪的纳粹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民主，都是此类民主政治的不同分支。
        第二个则是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民主，从保障每个个体的权益作为出发点，从宪法和法律制度上，限制多数人，强势的力量。
        而从19世纪末期开始，学术界所说的民主，其实指代的就是自主义的民主，而不再包括集体主义的共产主义，纳粹和法西斯主义民主。
        在晚清立宪派和革命党的大论战中，不论是梁启超，还是汪精卫，他们所理解的民主，都是公共意志的民主，少数服从多数的民主。他们虽然知道卢梭当时已经成为日本学术界的笑柄，梁启超会有模有样地照抄日本学者的批判，但是他当时显然没有真正理解，他所表述的民主概念，依旧是卢梭的民主概念。
        （先发一段，如果不被和谐，哥继续往下科普。）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8-22 13:39

正文73
        现代民主国家制度，是世俗政治的公民社会，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独立城市。
        十字军东征时期，是独立城市兴盛的时期。封建领主老爷们要去遥远的东方进行圣战，那是需要好多钱的啊。各地的封建领主老爷们被迫向领地里的城镇居民借钱去打仗，打完仗还不起怎么办啊？只好让城镇独立自治，城镇的债主们开始获得了自治的权力。
        而公民社会，（初期的“市民社会”）是一个多元的社会，有教会的势力存在，也有世俗市民势力的存在，世俗的市民自由权力，通过历史的发展到现代，在政治学里，被称作“人权”。
        自由主义民主国家有两大特质，第一是国内的基层民众自治，第二是界定范围内的个体自由。这两大特质，是不见容于纳粹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这些集权国家的。
        晚晴的政治改革过程中，清国的中央朝廷和各地的绅商基层都努力在学习，建立各项现代的民主制度，但是在这个跑步前进的过程中，自由主义民主的两个主要思想，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清国各界并不理解。
        所谓个人主义，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强调个人的道德价值实现，强调每个个体的独立和自立。尊重每个人根据自己的价值观，追求各自生命价值的权益。个人主义认为国家存在的合法性，是在于保障每个个人追求各自生命价值的自由不受侵害，个体的权益，优先于国家的权益。
        思想历史上，对现代民主国家政治学概念的形，影响力比较大的学者有约翰洛克，约翰米勒，亚当斯密，托马斯杰弗逊。20世纪之后的著名学者海耶克和中国先秦时代的杨朱和老子，在思想史上，都可以算作个人主义的思想家。
        所谓自由主义，也是一个政治学概念，兴起于英国维多利亚女王时代，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值得注意的是，自由主义的平等，所指的的是个人追求各自价值的机会上的平等。自由主义政治学理论的鼻祖是英国学者约翰洛克，自由主义理论反对国立宗教统治，反对世袭特权统治，主张个人言论自由，财产权利，信仰思想自由的绝对地位。
        约翰洛克之后，约翰米勒，亚当斯密，以马内利康德，大卫休谟，托马斯潘恩，托马斯杰弗逊，以及之后的以赛亚柏林和海耶克都是这个政治学思想发展历史上，影响比较大的学者。
        自由主义政治学里所定义的人权概念，是绝对的自然概念，而不是社会概念。中国读者比较熟悉的说法叫“天赋人权”。
        到19世纪末期的时候，南北美洲和欧洲许多国家都已经成为自由主义民主国家，到二战以后，自由主义民主政治学主张已经遍布世界各洲。非自由主义民主的国家，主要是政教合一的国家，有着国立的宗教信仰。
        （如果没有被和谐，继续写。）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8-22 17:57

正文74
        自由主义和个体主义思想，现代民主思想，这些起源于西方的概念，对清国人来说是完全陌生的概念。
        旧中国的儒家传统，是集体主义的思想，个人是必需服从于集体的。
        旧中国传统对法律的理解，更不是为了保障个体的权益，而是从统治者为出发点，法律是惩戒刁民，警训民众，以维持统治稳定的工具。
        而个人的言论思想自由，在明清传统中，从来就没有保障，一个人可能因为说错话而被问罪的。
        旧中国的个人财产，也没有现代民主社会里的神圣地位。我们会看到明清历史上，许多被问罪的官员，居然连个人的私产，都被朝廷剥夺占有。
        旧中国的文明思想，如果不进行自身的批判性思考和重新建构，是无法适应宪政民主这个洋概念的。
        晚清的中国知识分子们，已经认识到西方的强大，绝对不仅仅是洋枪洋炮洋作战方法的强大，认识到全面学习西方思想文化和社会制度的必要性。
        但是晚清的中国学者们，缺乏同一历史阶段的日本学者们的自信和勇气，并没有堂堂正正地作出全面学习西方的宣告。
        而且晚清学者们全面学习西方的功利性和目的性是非常明显的，为了追求“富强”，甚至连民主宪政，也是“富强”的手段。不论是身处国内的张謇，还是在日本论战的梁启超，汪精卫，晚清的知识分子都真诚地相信，民主宪政，会带来中国的“富强”。
        这种对西方文明的理解，对民主宪政的理解，是非常荒唐的。
        我们可以比较一下日本知识界全面学习西方的经典型论文，“脱亚论”。福泽谕吉大力鼓吹和亚洲说再见，去亚洲化，一生致力于学习西方文明。而整个脱亚论里，读者们看不到一处对于“富裕，强大”的追求。全面学习西方文明的目的和理由，是要摆脱“愚昧”，“缺乏法治”，“暴政”和“缺乏爱心”。
        儒家传统的日本学术界对西方文明的全面学习，是合乎“朝闻夕死”的儒家精华思想，是对“道”，对文明良善的追求。
        而清国末年的知识分子全面学习西方的目的性也非常明显，为了追求“富强”，甚至连民主宪政，居然都变成了“富强”的手段。不论是身处国内的张謇，还是在日本论战的梁启超，汪精卫，大家都真诚地相信，民主宪政是中国富强的唯一出路，而且更搞笑的是，大家都相信，民主宪政了，中国就富强了。
        把西方文化思想和制度，作为“富强”的手段，因为他们能够富强，所以必须学习。这种逻辑，恰恰是理学大师倭仁先生所驳斥的小人权术，缺乏道德价值上的正当性。
        自强运动末期崛起的开明政治领袖人物张之洞，曾经提出过“中体西用”的口号，试图给全面学习西方找到一个正当的理由。我们是要保留中国的文明道德，学习西方人的文化思想制度，拿来作为工具。
        这口号听着让清国读书人比较受用，好接受，因而被广泛流传。但是这个口号本身，就存在着逻辑上的荒谬。
        不论是东方的哲学，还是西方人的哲学，体用是一个整体。不同的本体，有各自不同的功用。
        中体有中用，西体有西用。用旧中国的法家思想作体，去解读，应用西方人的法律制度，那就是像神汉跳大神一样，南辕北辙。
        中国固有的学问，有固有的运用，到明清的时候，已经形成一个成熟的体系。
        西方人的学问，有西方人学问的运用，也形成自己的体系。
        真的要全面学习西方，就应该是对中国的“体”，进行全面彻底的批判和再解读，重新建构新儒学体系。事实上，儒家的学术思想体系，从孔子到孟子，历经千年，一直就是个演变的过程。明清礼教，已经出现背离中庸之处。西方人的学问，基督教的解读，一样是演变的过程，再解读的历史。
        中体西用的结果，就是原有的中体被完全抛弃，拿来的西用则是半懂不懂的“中国特色”的西用。
        当时的严复和梁启超就大声呼吁清国的知识阶层，要摆脱抛弃“中体西用”的误区。
        因为不像日本学者那样是为了追求文明良心而全面西方，晚清的中国学者缺乏日本学者的勇气，无法喊出全面学习西方，这样才能富强的口号，就只能羞羞答答，半遮半掩地来个“中体西用”。
        晚清日本的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大论战，双方就已经完全抛弃了所有的旧中国文化，儒家的理论，从此在中国失去了主导的话语权。
        中华民国时代，蒋介石在1934年发起具有鲜明法西斯主义色彩的“新生活运动”，鼓吹有“礼仪廉耻”，才能挽救堕落的民德和人心，改造革命的环境，确定革命的基础。
        蒋介石更进一步说，四维八德，是真正的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精神。
        新生活运动，遭到知识界的驳斥，中国共产党更是有理有据地驳斥蒋介石背叛三民主义，国民政府已经沦为帝国主义的走狗，新生活运动是奴隶运动，礼义廉耻是野蛮行径，孔孟之道是反动封建学说。
        儒家学说，在清国灭亡之后，已经是“吃人的礼教”，“万恶的封建思想”，“愚昧野蛮”，新生活运动，在中国的知识分子中，遭到广泛的批判，是正常的。
        新生活运动开始的时候，当时的日本首相听说中国要掀起恢复儒家道德伦理的民族复兴运动，认为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件。
        而事实上，到1949年中华民国灭亡，新生活运动结束，新生活运动所复兴的“民族精神”，应该就是让更多人学会了使用牙刷，老鼠夹，和苍蝇拍，嘿嘿。
        儒家思想从清国末年开始就被抛弃，知识分子们转而开始全面学习西方人的各种文化思想。
        但是到清国灭亡的时候，先行的严复，梁启超，以及同盟会的这些革命党人，他们所学习的西体西用，其实都是不成体系的自学成才，对西方文化思想的理解和掌握，还处在起步阶段。
        汉学者Benjamin Schwartz曾经对晚清时代的中国学者对西方思想的学习情况进行过研究，并且在1964年发表了他的研究论文。他向后人们报告出了令人啼笑皆非，甚至有些骇人的成果。
        阅读并且翻译过亚当斯密，和约翰米勒书籍的严复，据说居然盛赞西方个人主义思想的兴起。根据严复的理解，个人主义是加强政府力量的有思想工具。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8-23 11:31

正文75
        而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改革思想家梁启超在宣传民主自由思想的时候，则大力鼓吹，每个人必须无私地发挥各自的能力，以追求国家的富强，只有这样才可以造福于同胞。梁启超甚至引用瑞士法学者柏伦治理的话说，人民是为国家而生的，而不是国家为人民而存在的。
        就连梁启超都表现出如此的国家主义倾向statism，我们或许可以理解，为什么之后的中国知识界，有那么多人接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想。
        因为旧中国的儒家传统，本来就是集体主义的人文思想，如果没有有体系地理解和思考西方政治学思想，是比较容易接受“国家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样的西方极端思想。
        晚清之后走上民主道路的中国，许多知识分子真诚地相信，个人权利的合法来源，是国家所赋予的，宪法所赋予的。这应该可以被称作，“中国特色”的民主理解。
        中国特色的民主思想里，是有着统治者的，一个不是人的社会概念，国家是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民主制度里宪法，法律，议会和公民权力（以及义务）都是为了服务于国家的稳定和权力。
        其实就算是全面学习西方的日本，在初期对现代民主和自由思想，一样存在有误区。
        最典型的例子是日本学者对议会的解读，儒家传统的日本学者，对西洋人的国会是这样理解的，国会是给统治者和被统治带来和谐的地方。
        在这个解读里，日本学者的理解和西方的政治学者，存在有两个关键的不同。
        首先，民主国家里是没有统治者的，国会是最高权力结构，而国会代表是民众的代表而已，并不是统治者。行使行政职能的政府，是民众的服务者，社会秩序的维护者。不论国会还是政府，都不是统治者，权力属于国民。
        其次，和儒家传统所追求的“和”不同，国会是各方利益交锋的地方，国会是不和谐的地方。国王约翰，修车的威廉，教书的查理，还是养猪的托马斯，他们有着各自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族群，团体，有着各自的利益代言人，在国会里竞争，达到多方能够接受的共识。
        而在旧的儒家传统里，争取自己的利益，是一种自私行为的表现，而不论是在儒家的道德体系里，还是在西方人的道德体系里，自私都是不道德的。
        日本真正走上自由主义的民主，是在二战以后，日本国民的权利不再是来源于“现人神”日本天皇的恩赐，开始进入世俗政治的民主时代。日本国会的议员也不再以争利益为耻，从议会里野蛮的暴力厮打，逐步走向了激烈的语言交锋。
        晚清中国知识界对西方民主思想存在着根本上的错误理解，对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存在着完全相反的错误解读。之后的中国民主道路也一直是中国特色的民主道路，有着明显的极权主义的色彩，有着法律就是强者意志的色彩。
        1911年的中国国土情况
        1911年，武昌新军发生哗变，以此为开端，中国南方各省先后发表通电，独立自治。
        1911年11月，外蒙古通电独立自治，1911年12月，外蒙古活佛正式成为蒙古国大汗，宣布蒙古国为独立主权国家，蒙古国成立。
        1912年中国辛亥革命成功，清国覆灭之后，蒙古国大汗通电中国，中国和蒙古，都是被满洲征服奴役的国家，如今排满种族革命成功，中国摆脱满洲殖民压迫，蒙古摆脱满洲压迫，恢复成为独立国家。
        在保路运动中，四川的铁路权益，应该属于四川人，广东的铁路权益，应该属于广东人，保路运动最为兴盛这两省，在1911年的时候，已经出现了“粤人治粤”，“川人治川”的地方自治的联邦主义思想。

        1911年的中国百姓生态

        到1911年的时候，清国已经对外开放了八十多个通商口岸，这八十多个通商口岸，分布在清国沿海和长江沿岸，清国此时已经形成六个以通商口岸为中心的现代化中心，分别为，
        1. 上海及周边的长江口地区。
        2. 广州及周边的珠江口地区。
        3. 武汉及两湖地区。
        4. 烟台，青岛和胶东地区。
        5. 营口，大连，沈阳和辽南地区。
        6. 天津和冀东地区。
        上海此时已经成为苏伊士运河以东最为繁华的商业和文化中心，成为一个市民人口超过五百万的巨型都市。
        在袁世凯的北洋新政时期，天津迅速成长一个现代化巨型都市，如果以新型学校体系为衡量标准，天津甚至已经超越上海，建立起更为完善的现代教育体系。
        上海和天津，成为1911年时候的南北两大商业和教育中心。天津的大公报，成为和上海的申报一样具有影响力的中文报纸。
        在这些通商口岸中的小百姓的生活方式，此时已经开始出现了明显的西化，或者说现代化。
        我们可以从百姓的衣食住行这四个方面，来看看此时的清国小百姓的生活方式的现代化进程。
        清国百姓的穿着，原本主要是长袍，马褂，马甲和短衫为主，质料则是“家机料”，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土布”。
        穿着西服，最初只是上海租界里的时尚，局限于买本阶层。而到1911年的时候，随着通商口岸的增多，“欧化东渐，翩翩少年多有易装以炫人者”，各地的时尚青年，已经开始以穿着西服为荣。
        而普遍小百姓，虽然还没有时尚到直接穿西服，可是已经放弃了土布，制作衣裳的时候，选用洋布，洋纱已经是普遍的现象。在这个过程中，洋人的袜子，小百姓都觉得挺舒适的，开始普遍接受了“洋袜”。
        在饮食方面，百姓的日常饮食此时并没有太多的西化，但是“番菜馆”，“西菜社”，“咖啡店”，“面包房”，已经开始在各地的通商口岸城市流行起来。
        这些西餐厅的流行，不仅仅是个吃饭的地方，更是新派人士交际社交的地方。
        之前我们说过，旧中国的时候，高级妓院，有的称“书寓”，有的称“堂子”，是旧中国主要的社交场所。
        受西方人价值观念的影响，此时一部分思想西化的清国人，已经觉得去妓院是一件不体面的事情，各地兴起的西菜社，咖啡店，就具备了新的社交场所的功能。
        居住方式，在这些通商口岸里，是变化最明显的。
        各城市里的富裕阶层，已经流行起两层洋楼加小花园的花园洋房住宅。而普通市民的住宅建筑，也开始向洋房学习，不仅是建筑方式和材料的学习，而且居室内也开始铺上木质地板。
        比较有代表性的是上海和武汉等地出现的新式里弄，也有的称作石库门里弄，因为其占地面积节省，用材简单，成为普通市民阶层所欢迎的住宅。
        大型城市里除了富裕阶层和中间市民阶层的新式住宅之外，也开始形成城市底层居民的贫民区，最大的贫民区出现在上海，被称作棚户区，以泥土毛竹为主要材料。此时的上海，棚户区里已经有十万户多的居民。
        在初期遭到清国各界极力抵制的铁路，到晚清新政的时候，开始加快了发展速度。到清国灭亡的时候，已经有二十多条干线铁路运行，成为清国人的旅行工具。
        而在水上交通方面，火轮船已经成为清国海上和内河主要的交通工具。
        汽车也成为权贵富商们的交通的工具，主要集中在上海。到清国灭亡的时候，上海民间已经拥有一百五十六辆汽车。
        1906年，比利时人辛迪加在天津开办有轨电车公司，1908年，上海电车公司成立。
        与此同时，日本人所发明的人力车，也被引入了清国，迅速传到清国各大城市，成为市民阶层最主要的交通工具。
        全面崇洋的社会风气和生活习俗的洋化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8-23 17:46

1024

正文76
        1911年的时候，崇洋，成为了清国社会各界的风尚。
        但凡是“洋”的，就是好的意思，与此对应的，“土”，开始成为贬义词。
        这股崇洋之风已经发展到“凡物之极贵重者，皆谓之洋。。。大江南北，莫不以洋为商，洋乎洋乎？盖洋洋乎！”。
        就连中国本土的花轿，挂灯，火锅，这时候名字也改成了“洋轿”，“洋灯”，“洋锅”。
        而更有喜感的是，许多西方的玩意，此时已经不再叫“洋”，而叫“文明”。西方人的话剧，叫“文明剧”，西式的婚姻方式，此时被称作“文明婚姻”，西方人的手杖，原本上海人是称作“司提科”，此时被称作“文明杖”，孙中山那顶标记性的礼帽，被称作“文明帽”。
        明清传统里，本是“贵义贱利”，商人是“四民之末”，社会地位低下。清国的富商赚到钱，都会花钱买个功名，成为山寨版的“士人”。而到了晚清的时候，这个风气已经荡然无存。
        此时我们可以说，晚清的“绅商阶层”已经出现。
        富商们已经根本无需购买功名，就已经得到社会的认同。而原本有声望的士人也不以经商为耻，纷纷开始投资新型工业和商业。绅商阶层，是晚清立宪派的主要组成部分，他们成为辛亥革命中，最具有决定性的社会力量，直接领导了绝大多数省份的革命。
        在这股崇洋之风吹拂之下，清国人的许多价值观念，生活习俗也开始了西化改变。
        首先是旧中国的婚姻家庭制度，受到了批判。
        接受西方思想的先行知识分子开始主张婚姻家庭关系上的“平等”和“自主”。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大声呼吁，废除买妾之例，媒妁之道，提倡夫妇择偶判妻，皆由两情相愿。主张“女子出门晋接”，鼓吹女人应该有参加社会交往，自行择配的权利。同时鼓吹离婚自由，主张婚姻若是不幸，家庭破裂，男可三出，女可五去，正大光明，男女平等。
        在康有为梁启超最初喊出这些口号的时候，是被社会各界看作骇人听闻的离经叛道主张，但是到了20世纪的时候，越来越多人已经接受认同了这些观点。
        而革命党人也加入宣传这些新的家庭婚姻观念，革命党人称，中国传统的婚姻是“害国计，弱种族”，是国家富强的障碍，“欲革政治之命者，必先革家族之命”。
        到清国末年的时候，已经出现“文明婚姻”，所谓文明婚姻，意思就是说，主婚权已经不在父母，而是在婚姻当事人。具体的作法是，男子先跑去自己父母那里说，俺要娶那谁谁谁，俺和她自由恋爱啦，然后父母如果允许，就会请个介绍人，居中去女子父母那里提亲。双方约定婚约，筹备婚礼。
        而这种“文明婚姻”所结成的婚姻，一般就使用“文明婚礼”。文明婚礼完全抛弃了传统婚礼的复杂而隆重的程序仪式和财礼。一般的流程就简化为，奏乐，入席，证婚人宣读证书，各方用印，新人双方交换信物，相对鞠躬行礼，谢证婚人，介绍人，行见亲族礼，行受贺礼，最后由一位尊长演说，结束文明婚礼。到1911年的时候，不仅是沿海通商口岸流行文明婚姻，内地也开始渐渐流行起来了。
        同时满汉不通婚的法律禁令也被取消，1902年，清国朝廷颁布懿旨，“所有满汉官民人等，著准其彼此结婚”。
        百姓的社交礼仪，此时也已经开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明清礼教传统中，是个注重尊卑等级礼仪的社会，人们见面，根据对方的身份地位不同，要行作揖，拱手，跪拜，请安等等各种礼节。称呼上也有各种区别讲究，比如百姓见到官府官员，或者有举人功名的士大夫，必需要敬称作“大老爷”，而官员之间则要称“大人”。
        随着和西方人交往的增多，不论是清国的官员，还是民间绅商们，都开始更愿意采用简单的西式社交礼仪。到20世纪初年，上海，广州，武汉，天津这些大城市中的官员，读书人，和绅商们，已经普遍接受采用简单的西式礼仪，男子礼为脱帽鞠躬，女子礼为鞠躬不脱帽。彼此间的称呼，也就是以“先生”，“小姐”，或者“同志”相称。
        旧中国传统里的大名帖，此时已经完全被西式的小名片所取代。
        这些崇洋尚洋的风气，以及生活习俗的改变，此时还是局限在通商口岸，而清国广大的内陆省份，以及乡村，还没有波及。
        但是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西化的进程，就是这样渐渐加快了步伐了。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8-23 19:00

正文77
        第五章 从来不曾共和过的共和国 1912年-1927年

        革命和民主的初步经验

        1912年2月，末代清国皇帝退位，清国灭亡，中国从此进入新的历史时期。
        和之前的明国灭国，以及更早的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朝换代作比较，中国此次的改朝换代有着许多明显的区别，我们至少可以列出五个突出的特点。
        首先是清国的灭亡，并没有伴随着全国范围的武力征伐统一，清国皇帝退位之后，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和南方的独立各省，以和平谈判的方式，恢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第二个特点是，1912年的时候，至少有七个外国在中国有着特殊的权益，清国灭亡的时候，并没有还清欠列国的外债。
        第三个特点则是，1912年时候的中国，中国全国的经济基础结构，已经被现代的通讯，交通和工业所深刻地改变。
        第四个特点则是，曾经作为中国千年历史上的核心哲学思想的儒家学说，此时已经丧失了其权威地位。
        第五个特点则是，尽管存在着自治联邦还是中央集权的争执，不论是立宪派人士，还是革命党人士，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们，此时已经普遍不再接受帝制，不再接受君主立宪制度，大家要致力于建立一个没有君主的共和国。
        辛亥革命，对于革命党来说，是一场失败的革命，立宪派人士掌握主导了绝大多数独立的省份，双方的紧张对峙和摩擦，存在于各个省份，革命党人内部，也存在着相互间的残杀。
        有两个年青人，在辛亥革命中，第一次经历了血腥的暴力，他们日后都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战争，就是那个时代的中国革命历史。这两个年青人是毛泽东，和蒋介石。
        1893年，毛泽东出生于湖南的一个农民家庭，辛亥革命爆发前，热心服务于社会的青年毛泽东，正在长沙附近的乡下作学生志愿者。他亲眼目睹了清国地方政府的迅速覆灭，剪去了自己的辫子，参加了湖南的新军，成为一个士兵。
        青年毛泽东亲眼目睹了横尸街头的焦达峰和陈行作，这两个同盟会革命党领袖的尸体。
        若干年后，毛泽东是这样回忆的，“两位哥老会的重要成员任都督和副都督，他们分别是焦达峰和陈新作。。。他们都不是坏人，有些革命的意识，但他们很穷，代表着被压迫者的利益，地主和商人们对他们不满。。。”
        革命党人主要有两个组成部分，传统的会党人士，这一派人士对革命的理解，虽然朴实而粗糙，但是却是同盟会历次武装暴动，除了最后一次的广州暴动之外的执行者和牺牲者。
        第二类人士，则是孙中山，秋瑾，陈其美这些会党人士，他们虽然一样是会党中江湖地位尊崇的头目人物，但是他们却又有着现代政治的理念和追求。
        宋教仁和孙中山的政见之争的一个内容，就是在辛亥革命之后，宋教仁主张组成现代标准的公开政党，国民党，而孙中山则坚持秘密组织，会党的方式。
        而革命党人所参加的会党，又有两个门派，清帮和洪门。
        所谓洪门一大片，什么三合会，三点会，天地会，兴汉会，哥老会，袍哥会，这会那会各种会，通过有文化的革命党人科普启蒙，都认为自己是有着“反清复明”的悠久传统的，都攀附上了洪门，因为缺乏青帮那样历史记录明晰的谱系渊源，就只能以一句“洪门一大片”统而概之，他们相互之间的辈分，江湖地位排序，并没有青帮那样的明确秩序，一但有争执，非常容易走向火拼。
        1911年，以武昌新军哗变为开端，各地反清国朝廷的势力相继应势而动，掌握各省，但是所幸并没有引发对各地满人的灭绝性屠杀。除了革命党人占主导地位的陕西西安，发生过针对满城居民的灭绝屠杀之外，另外则就是湖北的荆州。
        除此两地之外，不仅立宪派人士主导的各地不存在压迫屠杀满人的事件，革命党人一样表现的相当克制文明，并没有表现出他们之前宣传种族革命时的刻骨仇恨。他们一来觉得组织屠杀无辜满人是不文明的野蛮暴行，二来担心会遭致外国势力的介入和干涉。偶尔有针对满人的暴力侵犯，一但遭到当地外国人的抗议和交涉，也马上就放弃了进一步的逼迫。
        在湖南长沙，也没发生过对满人的屠杀。但是焦达峰和陈新作成为都督之后，各地会党弟兄们闻风而至，依据江湖传统，焦达峰在都督府里摆起了流水席，所来的江湖弟兄，不仅有吃有喝，而且还负责置办光鲜的革命服装，临别还要有路费和革命经费相送。席间高谈阔论，畅谈进一步的社会革命理想。
        当时湖南原本有晚清新政时期积蓄的数百万两银库银，被会党弟兄们革命一空。
        不仅如此，会党人士就算自己本人并没有参加过之前的同盟会历次暴动，也没有参与过辛亥革命的战斗，此时都以革命元勋的身份自居，开始在长沙城里公然勒索商家百姓，长沙城内秩序大乱，人心惶惶。
        焦达峰和陈新作的言行遭到立宪派人士的不满和恐惧，湖南咨议局议长，立宪派的谭延闿，发动士兵哗变，杀死了他们两人。
        其实各地的会党人士，掌握地方之后，当地秩序都开始大乱，遭到各地立宪派人士排挤和杀害。而辛亥革命成功之后，对会党人士最残酷的清洗，发生在江西，其领导组织者，则是会党人士的革命同志，革命党人李烈钧。
        也是在湖南新军里，毛泽东第一次阅读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小册子，作者是江亢虎，他在1911年11月，成立了中国第一个社会主义政党。但是毛泽东在这个时候，并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他说，当时他心目中理想中国政府，应该是由孙中山作总统，康有为任总理，梁启超作外交部长。
        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毛泽东开始了自学成才的道路，开始积极阅读学习各类政治和经济书籍和文章，为他日后成为中国革命的领袖并致力于改造中国，开始了理论思想的预备。
        蒋介石生于1887年，他出生于浙江宁波附近的一个盐商家庭。和那个时代有着救国理想抱负的许多年青人一样，在1908年，蒋介石考取了官费留学资格，去日本留学，学习军事，直到1910年返回中国。
        在日本期间，他加入了同盟会，成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他的个人导师，是浙江籍的陈其美。
        陈其美和蒋介石师徒二人，在辛亥革命中，都表现出了惊人的个人勇气。蒋介石不仅在攻打杭州的战斗中表现勇敢，而且接受了其个人的革命浸礼，他奉命暗杀了孙中山的政敌，革命党人陶成章。
        革命党人一向有着暗杀政敌的传统，陶成章，蔡元培，本人也是暗杀行为的大力倡导者。陶成章，蔡元培和章炳麟这批光复会的革命党人，此时已经和孙中山彻底决裂，被暗杀时，陶成章是浙江省议会的议长。
        中华民国的建立
        在我们讲述中华民国的建立之前，我们要说一下在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国民革命军北伐成功，武力推翻中华民国政府之前，中华民国政府的一个治国政治理念，五族共和。
        晚清新政时期，慈禧太后派遣满汉大臣出国考察学习外国宪政民主。考察归来的端方上奏主张“宪政之基在弭隐患，满汉之界宜归大同”，放弃“满洲根本，诸族相忘，混成一体”。
        端方的“诸族相忘，混成一体”主张，已经超越了当时的欧洲许多政治学者的境界。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8-24 11:32

正文78
        支持立宪思想的留学生们，也开始在报纸上宣传“五族大同”，“五族立宪”和“五族共和”的政治主张。
        其中最具有理论体系的阐述，则是由保皇立宪学者，杨度所作的。
        针对革命党人的民族国家主张，杨度提倡“五族共和”。
        杨度依据现代政治学的国家概念，提出来，领土，人民和统治权，是国家的关键三要素。目前中国所追寻的行宪民主，完全不是以往历史上的改朝换代的概念，是走向现代标准的民族国家。但是国家的三要素，依旧不变。立宪民主的中国，国民的汉，满，蒙，回，藏五族，只能合五为一，不可一分为五。
        五族共和的政治理念，不仅受到当时许多立宪派人士的认同，而且日后成为中华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
        1921年，孙中山则在广州教育国民党员说，从光复之后，就有那些世袭官僚，顽固的旧党，凑合在一起，叫作“五族共和”，他们难道不知道，五族共和是根本性的错误么？可见革命尚未成功，本党必须在民族主义上做功夫，一定要使满，蒙，回，藏被我们汉族同化，成为一个大民族主义的国家。
        蒋介石继承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事业，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伐武力统一中国，中华民国亡国。
        五族共和思想从此被大汉族主义所取代，象征五族共和的五色旗被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所取代，意思是，国民党的革命精神，将照耀遍及整个中国。
        我们再回到1911年叙述清国的灭亡和中华民国的建立，这是一个骚乱而且闹剧性质的过程。
        中华民国的建立，其中最关键的人物是袁世凯。
        不同于曾国藩和李鸿章，袁世凯的政治生涯，是中国旧体系崩溃过程中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非主流成长路线。
        1859年出生于官宦世家的袁世凯，并没有通过正统的科举考试。和当时的许多年青人一样，在1880年的时候，袁世凯花钱购买了一个小抬头，之后投奔父辈的朋友，进入淮军，开始了他的政治生涯。
        1882年，清国军队趁朝鲜内乱，入侵略朝鲜，袁世凯进入了朝鲜。在朝鲜，袁世凯积累了丰富的管理经验，他所表现出的果断和政治执行力，得到了李鸿章的赏识，同时也让日本扩张主义者认为，袁世凯是个难以对付的人物。
        1894-1895年的清日战争之后，袁世凯奉命训练现代的新式军队，这段重要的经历，使得众多的年青新军军官成为袁世凯的门生，形成了一个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圈子。
        我们几乎可以非常肯定地说，袁世凯在百日维新过程中，告发了康梁等人发动兵变的阴谋。
        而在义和拳爱国暴乱中，袁世凯在山东对义和拳暴徒的镇压和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使得他赢得了西方各国外交官们的注意和尊重。
        1901年之后，袁世凯崛起成为李鸿章之后的汉人重臣。
        他所训练统帅的北洋新军，成为清国之内最为精锐的新式军队，北洋新军共有七镇，其中的五镇的首领是袁世凯本人的门生，而几乎所有七镇中的高级军官都是袁世凯的门生。
        在晚清新政过程中，袁世凯在河北和天津所推动的现代标准的基层自治，警政制度的建立，教育体系的建立，都取得了令人敬服的成就。
        袁世凯对朝廷所作的各项立宪民主建议，也表达出其积极追求立宪民主的真诚。
        在1911年的时候，绝大多数全国各地追求立宪民主的绅商们都认为，袁世凯是最有能力带领中国战时挑战，走向宪政民主的领袖人物。
        袁世凯是旧中国体系里的能臣，也是晚清新政中，最积极推动行宪改革的改革派领袖人物。
        但是他并没有真正的系统性理解即将到来的新体系，也缺乏宪政民主体系下的经验。
        袁世凯精通旧体系下的官场权衡手段，娴熟地通过利用法律，行政，财政和军事力量，操纵朝野上下的人们，通过玩弄给好处给希望和恐吓的手段，来获得人们的顺从。
        作为中华民国的建立者，袁世凯之后在中华民国时期的作为，让人们觉得，他更像一个旧体系里新朝代的建立者，而不像一个现代民主共和国家的建立者。
        武昌新军哗变之后，清国局势急剧恶化，惊恐而无力的朝廷被迫重新启用袁世凯出来。袁世凯此时成为全国各地立宪派人士们最为期待的政治领袖人物，袁世凯所掌握的官场和军事资源，他过往的政治业绩，锐意改革的行为，都使得期待立宪民主的人们，有理由相信，他是最值得信赖的政治领袖。
        1911年10月，奉命南下平定叛乱的北洋军队出现抗命行为，12名将领联名通电朝廷，提出包括立刻召开国会在内六项政治要求，这是一次明显的军人干政行为。
        清国行宪路线规划中，本是应该两院制的国家议会制度，在军人的逼迫之下，1911年10月，清国急忙召开了全国资政会，这是一个一院制的国会，其议员有满人亲贵，更多的则是各省咨议局所推举的议员。
        这比当初慈禧太后所制定的1917年召开全国议会，提前了6年。
        朝廷并且同意，于1913年召开正式的两院制全国议会。
        1911年10月30日，清国朝廷授权国会制定宪法草案，11月3日，国会交出了宪法草案的第一稿。
        1911年11月8日，清国国会选举袁世凯为清国总理大臣，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依据现代民主制度而选举产生的朝廷大员。
        和北京这一系列行为并行的，则是在南方独立各省立宪党人和革命党人的政治努力。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02 20:01

正文79
        南方独立的各省先后通电独立的辛亥革命，起主导作用的领袖力量可以分成两类人。一类是主张立宪改良路线的立宪派人物，他们是各省的绅商阶层人士。另一类则是革命党人，他们主要又可以分成两类，传统的会党江湖弟兄，和具有现代政治思想和主张的知识分子。
        晚清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在日本的大论战之后，排满种族革命，方能建立起现代宪政民主国家的观念，开始广为流传，排满思想也影响到了立宪派人士。
        1911年10月11日，湖北咨议局的议员们和武昌哗变的新军将领商议，决定成立军政府，推举黎元洪为军政府都督，同时宣告，中华民国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这个国名。
        1911年10月12日，在武昌的中华民国军政府通电清国各省，发出“电告汉族同胞之为满洲将士者”，“宣布满清政府罪状檄”等文告。
        列举控诉清国政府镇压人民，搜刮民膏等罪名，同时，呼吁清国各地汉人起义反满，光复中华。
        中华民国军政府以“十八星旗”为军旗，意味着汉人十八省皇汉同胞团结一致，光复中华。
        同时中华民国军政府宣布废除清国年号，启用黄帝纪年，改宣统三年为黄帝纪年4609年。
        中华民国军政府的号召，得到了各省响应，到1911年11月底，15个省和上海相继宣布独立，脱离清国朝廷统治。
        袁世凯复出之后，清国朝廷委派袁世凯为钦差大臣，平定各省叛乱，袁世凯采用了以武力压制各省叛军，以和平协商谈判解决的方式。
        1911年12月1日开始，袁世凯委派唐绍仪为谈判代表，和独立各省代表在上海租界内开始协商谈判，争取早日结束国家分裂，恢复成为统一国家。
        当时有在华利益的各外国公使也以居间调解人的身份，参与了南北议和。
        1911年12月31日，南北双方代表各作出妥协之后，终于达成一致，签署和平协议，恢复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其中主要内容有，
        1. 南方各省放弃皇汉民族国家，各省和内外蒙古，青海，西藏统一成为包括汉，满，藏，蒙，回在内的五族共和国家。
        2. 施行立宪民主，召开国民会议。
        3. 由国民会议表决国体，是否要保留皇帝，表决结果遵循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
        4. 袁世凯承诺支持没有君王的共和国体，南方各省承诺推荐袁世凯为中华民国大总统。
        这本来应该成为没有悬念的中国恢复统一的和平解决方案，但是革命党人的私底下作为，改变了历史的进程。
        1911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美国经欧洲到达上海，受到上海各界人士的欢迎。多年致力于武装革命事业的孙逸仙博士，在当时中国各界已经是非常有声望的人物，在革命党人中，更是威望崇高。
        得知南北和谈，协商解决争端之后，孙中山对革命党人的妥协作出了批评，清廷还没有被推翻，革命的目的还没有实现，“无议和之可言也”，怎么可以和袁世凯作什么妥协让步！
        遭到孙中山的指责和批评之后，宋教仁，黄兴，陈其美等革命党领袖人物开始制定行动计划，展开各种政治手段，聚集各省代表，另行商议革命大业。
        1911年12月27日夜里，宋教仁和黄兴在南京召开各省代表大会，商议成立中华民国。
        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推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但是会议又决定，一旦袁世凯反正，支持无君共和国体，孙中山必须将临时大总统职位让与袁世凯。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宣布成立中华民国。
        1912年1月2日，在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公布了“修正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以下简称“组织大纲”），从此时革命党人匆忙拟定的组织大纲来看，当时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显然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国民革命事业的发展前途，他们认为孙中山将作为大总统，完成国民革命事业。
        组织大纲所订明的政治体制，基本是模仿了美国的政治制度，而又加大了集权，临时大总统被赋予了高度的权力。
        此后局势明朗之后，革命党人又匆忙修改这个组织大纲，改为英国模式的内阁总理制模式，以限制袁世凯作为总统所拥有的权力，匆忙修改过的大纲，不仅模糊混乱，而且存在在致命的体系上的问题，这个我们会之后再分析。
        1912年1月11日，孙中山以中华民国军事统帅的身份，宣布督师北伐，武力征服统一中国，南北全面战争的阴云开始笼罩在中国的上空。
        但是孙中山的革命雄心并没有得到当时各界的认同。
        1912年1月11日开始，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先后三次向有在华权益的西方各国发出照会，要求各国承认，没有得到任何一国的回复。
        针对南京的中华民国试图发动战争的行为，西方国家开始发表声明，清国政府为唯一中国合法政府。南方各省应该放弃武力解决问题的方式，而通过和平协商方式，解决目前的问题。
        列国并且出动军舰在长江示威，宣称如果南京方面强行征收各地海关关税，将被视作海盗行为，是对各国在华合法权益的侵犯，各国将使用武力保障在华合法权益。
        这么一来，南京政府的经济来源成为了一个巨大问题。
        而在南京政府内部，同样存在着巨大的反对力量。
        实际掌握绝大多数省份的立宪派人士，本来就是倾向于由袁世凯出面主导，通过和平协商的方式，走向民主共和。
        而原本极力主张武装革命的革命党人，此时也开始出现了分化。作为陆军总长兼参谋总长的黄兴表示，依据北洋新军在武昌所表现出的战斗力来看，南方民军，根本不能抵抗清国军队的武力进攻。黄兴和宋教仁公开反对孙中山坚持武装北伐的主张，希望能够通过袁世凯出面，以和平的方式达到推翻清国朝廷的目的，走向民主共和。
        面临着来自各方的反对力量，孙中山被迫让步，在1月15日，向伍廷芳发出通电，作出承诺，只要袁世凯能够使得清国皇帝退位，赞同共和，他马上正式宣布解除职务。
        1912年1月26日，四十四位北洋新军将领发表联名通电，威胁清国内阁，实行共和国体，否则将率军队进北京。
        1912年1月28日，由各省三个代表组成的全国参议会在南京正式召开。
        1912年2月12日，在等到了优待皇室的承诺之后，清国皇帝宣布退位。
        退位时的清国皇帝，视南方的中华民国政府为叛乱的非法组织，清国皇帝退位的同时，授予袁世凯权柄，组织一个临时的共和国政府，恢复中国统一。
        1912年2月13日，袁世凯宣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同时通电各地督抚及军队，遵循旧中国传统里的习惯，声称自己拥护民主共和国体，但是无力承担此大任。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03 18:45

正文80
        此时的袁世凯，我们可以说是当时绝大多数人所拥戴的政治领袖。
        年青的革命党人，有着西方的各种思想知识，有着革命的激情和渴望，孙中山，是他们名义上的领袖，但是此时的革命党人，还不没有成熟发展到可以掌握各省的政局。
        在辛亥革命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绅商阶层，掌握了各省的议会，是这个历史时期决定性的力量，他们对于革命和战乱，有着本能的恐惧和厌恶，他们希望一个秩序稳定的社会。
        汉学者Joseph Esherick在1976年的时候，曾经发表过论文，他作出这样的结论，旧中国的帝制体系不仅是限制了中国人的政治自由和主动性，另一方面也制约着各地的精英阶层，阻止精英阶层过度压榨百姓。1911年，各省的精英们领导发起了各地的独立革命，推翻了制约他们的帝国体系，推翻了制约他们的力量，此时的他们，渴望的是社会的稳定。他们所受的教育传统，导致他们本能地惧怕混乱，以及混乱可能产生的巨变。他们害怕，传统里的“乱”，会带来农民们的暴力。
        这些绅商阶层组成的各省议会，非常自然地希望袁世凯能够成为这个国家的领袖。
        1911年2月14日，在得到袁世凯承诺赴南京就职，以及遵守“临时约法”之后，全国参议会全票推举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黎元洪被推选为副总统。
        到这里，曾经处于分裂状态的南北双方恢复成为一个统一国家。
        清国皇帝退位，宣布放弃对国家的主权。
        袁世凯接受全国议会选举，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全国参议会发出贺电称袁世凯作“中国第一之华盛顿，世界第二之华盛顿”。
        作为中华民国的开国临时大总统，此时的袁世凯处于个人声望的顶峰。
        1911年2月27日，蔡元培一行人作为欢迎专使抵达北京，准备陪同袁世凯南下南京主持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袁世凯也慷然允诺，并开始和蔡元培商议经武汉南下的具体路线。
        1911年2月29日起，北京，天津和保定先后发生多起士兵哗变，社会秩序大乱，有些观察家怀疑这一系列兵变的幕后策划者是袁世凯，是为了表明他留在北京的必要性。
        1911年3月6日，蔡元培致电在南京的国民参议院，称袁世凯此时确实无法离开北京，希望参议院重新考虑此事，当天参议院作出决定，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1911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
        1911年3月11日，在南京的国民参议会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临时约法，正式明确了“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全体国民”。
        临时约法承诺，法律保障汉人和其余各族国民处于平等地位，国民的人身安全，个人财产，已经宗教信仰和集会结社自由受法律保障。同时规定，将在十个月之内，召开正式的全国议会，届时临时性的国民参议院将解散，袁世凯将被解除临时大总统职务，由正式选举产生的大总统继任。
        此时的参议院，各省代表人数已经增加到了五人，参议院在1911年4月5日投票表决，决定将临时政府从南京迁往北京，至此，在名义上和实质上，统一的中华民国建立过程结束。
        新生的中华民国开始预备引来第一个正式由全国选民选举产生的全国议会。中华民国的全国议会为两会制度。
        为了获得执政权，争取在第一届全国议会选举中成为议会多数党，在获得孙中山和黄兴的支持之后，宋教仁开始了组织建立国民党。这是一个现代标准的公开的政党，不再是同盟会那样的地下秘密会党。
        此时只有三十岁的宋教仁，展现出了其政治组织者的能力，但是与此同时，他的傲慢和自信也为他带来了许多反对者。
        宋教仁的政治理念和孙中山是非常不同的，在行政制度上，宋教仁本人喜欢内阁总理制度，而孙中山则喜欢美国模式的总统制度。
        到1912年年中的时候，袁世凯已经表现出了非常强硬的政治手腕，完全控制掌握了内阁。宋教仁不知疲倦地奔走于各地，宣传他的政治理念，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议会，以限制总统的权力，避免中华民国走向个人独裁专制。宋教仁对袁世凯加强个人权力的行为提出了激烈的批判，他巡回各地的竞选活动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选战中，宋教仁所率领的国民党，所面临的主要竞争对手有两个。
        第一个是由梁启超所领导的进步党Progressive Party，这是一个由不同组织所组成的联盟政党，他们和宋教仁的国民党的主要政治分歧是，他们倾向于建立一个中央集权的中华民国，而不是一个联邦制度的中华民国。
        第二个竞争对手则是黎元洪，张謇，章炳麟等人所领导的共和党，在选战中，共和党以其强烈的种族主义色彩，获得了当时许多选民的认同。
        除了这三个主要的大政党之外，当时至少还有有三百多个大小不一的政党组织参加了各地的选战，尽其所能，争取国会的席位。
        在全国各地选战激烈进行的同时，我们也应该讲述一下与此同时民国各地乡村政治的发展情况。
        从清末新政开始基层自治之后，朝野就对中国的基层自治存在有反对和忧虑的声音。其中有最大的一个担忧是，乡村的自治公会会更加强了原有乡村士绅的政治权力，他们现在拥有了基层政府的权力，又拥有着文化知识和土地财产地位上的绝对优势，会不会形成对当地农民进行欺压的恶势力？没有了官府，这些地主老爷们，会不会变成欺压乡亲们的恶霸劣绅啊？
        辛亥革命开始之后，独立各省的县老爷都被赶跑啦，乡村事实上已经成为了基层自治公所独大的局面。而一直到选战开始的时候，民国乡村政治生态的发展都没有急剧恶化，大家似乎也就把这个担忧给忘记啦，好像没有了官府的制衡，自治公所的地主乡绅们也没有什么虐待欺压乡亲们的事情哦。
        选战的激情完全吸引了当时知识分子们的注意力，当时没有那个政党会就乡村基层自治的缺陷，提出自己的主张，只有国民党在其竞选纲领中提到了要需要发展完善乡村基层自治制度。
        对乡村自治制度发展建设问题的忽略，可以被看作是这次选战中的一个明显问题。当时的中华民国，四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是生活在远离城镇的乡村，乡村基层民主的健康发展，对民国民主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一个良好健康的民主国家，应该是全民的民主，而不是城市精英阶层参与的民主，你懂的啦，嘿嘿。
        1912年的民国选举人的资格具体规定是这样的，必需是年满二十一岁的男子，拥有前清秀才以上功名，或者高小毕业证书，或者拥有五百大洋的个人财产，或者年纳税两块大洋。
        选举法又剥夺了以下几类人的选举资格，文盲，抽鸦片的，破产的，还有精神病患者。
        根据这个选举资格规定，当时的民国有四千两百九十三万多选民，占全国国民总数的十分一左右。
        大家看到啦，女人被剥夺了投票参政资格。
        乡亲们要记住哦，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主导的力量是当时的绅商阶层，他们虽然向往西方文明民主，但是毕竟是多年旧中国文化的教导，许多观念上还是旧传统的男尊女卑。作出这样的规定，是可以谅解的啦，西方人的妇女政治权力平等，也是一个历史演变的过程。
        而当年同盟党的革命运动中，是有不少进步女青年参与的，她们不仅参加同盟会，投入了金钱上的资助，有的还作为女革命战士，参与了具体的革命战斗。同盟会的章程里更是明确表明了“男女平等”。
        当初大家在日本的时候，畅谈排满种族革命，民族之中华，自由，平等，博爱之中国。如今革命成功，民国建立，女人居然被剥夺了平等的投票选举权力，女革命党人感到遭到背叛，她们为男女的不平等而愤怒，是自然的事情。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05 15:46

学习了，感谢分享

正文81
        1912年3月，女权运动领袖人物唐群英率领几个女子冲击在南京的参议会现场，要求在临时约法中加入女子投票参政权力。遭遇阻拦之后，唐群英等人踢倒警卫人员，强行冲入会场，开始咆哮会场，并且打碎了会场的玻璃窗，场面极度混乱，直至一帮女革命党人被极其不体面地强行驱逐出会场。所幸这个突发事件过程中，没有发生扔炸弹，捅刀子等革命党人的革命行为。
        唐群英是秋瑾的好朋友，她本是清国将门之后，英武豪迈，视旧传统礼教若无物，是一个典型的进步女革命党人，她是同盟会的第一个女会员。
        1912年7月，听说宋教仁在组织成立国民党，唐群英再次冲击会场，要求宋教仁将男女平等加入党章，努力争取男女平权。
        1912年8月，国民党正式成立大会，唐群英发现国民党党章里没有男女平权的内容，怒不可遏，冲上主席台，掌掴宋教仁，所幸宋教仁自觉理屈，并没有发生进一步肢体冲突。
        此时张继起身提议，要求在场国民党党员举手表决，是否要加入男女平权内容，现场没有一个男人举手同意，唐群英愤怒地离开会场。
        日后唐群英变卖家产，回到湖南老家，兴学办报，一生致力于鼓吹推动男女平权运动。
        唐群英去世之后，族人敬佩她的争取男女平等的勇气和事业，打破了旧传统的规矩，将她的名字和事迹，记录在唐家族谱里。
        1912年12月，年轻的中华民国引来了第一次全国议会大选。
        我们有理由怀疑，有些选区的选举是被人为操纵了，因为当地居然出现了高达百分九十的投票率，而也有地方则出现了公开贿选买票的事件。但是整体而言，此次的选举是值得中华民国自豪的一次历史事件，这是这个新生的民主国家，国民们第一次行使自己的权力，对自己的国家政治，作出自己的选择。
        1913年1月，国会选举结束，国民党获得了大胜。
        当时中华民国的国会是两院制度的，分为参议院和众议院。上院体现各省平等权力，下院体现全民平等权力，基本是参照的联邦制的美国国会模式。
        作为上院的参议院，有274个席位，议员任期六年，每个省选举产生十位代表，其余的席位则代表海外华人权益。
        下院则由596个席位，任期三年，根据人口分布分配选区，基本上是一个议员代表八十万国民的权益。
        国民党赢得了众议院中的269个席位和参议院中的123个席位，在两院都是最大党。
        根据临时约法，国民党将在总理和内阁成员的任命中，掌握最大话语权，而且只要政治运作成功，国民党也可以进一步主导将来的总统大选，并使得总统职位完全处于国会的监督之下。

        二次革命

        1913年的春天，中华民国新产生的国会议员们开始从各地出发前往北京。
        1913年3月20日，胜选的多数党领袖宋教仁，和他的朋友们一起，走进了上海火车站，准备乘坐火车进京。当他在月台上等候等车的时候，一个男子走了过来，近距离向宋教仁连发两枪。
        宋教仁迅速被送往医院抢救，两天之后去世。
        宋教仁留下了他的个人遗嘱，除了将遗留的书籍捐赠之外，他委托黄兴等革命同志，代为照顾他年迈的老母亲，同时也表达了他因为致力于南北和平谈判而被一些人造谣污蔑和误解的痛苦。
        在他去世前，包括袁世凯在内的社会各界都普遍相信，作为多数党领袖的宋教仁，将被议会任命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理。
        蔡元培在他的“我的历史”中说，同盟会里有建设计划的是少数人，有计划而毅然坚持追寻的，更是少而又少，宋教仁就是其中的最杰出者。
        日本所留存的记录显示，宋教仁认为孙中山是个野心家，是根本不可能带领中国走向民主的，宋教仁认为自己应该努力钻研民主政治的书籍。
        进入民国之后，孙中山主张革命党继续保留作地下会党的形式，准备着继续革命。而宋教仁则认为革命党应该脱离秘密会党的组织方式，成为一个公开的现代政党组织，参加国会大选，通过主导国会，以和平方式，带领中国走向民主。宋教仁的公开会，政党化，议会路线主张得到了多数革命党人的支持。他组织成立国民党，并带领国民党赢得了大选。
        令人遗憾的是，年青的宋教仁，在离他31岁生日还有两个礼拜的时候，就离开了这个世界。
        晚清到中华民国，中国政治出现了一个非常奇特的政治斗争手段，暗杀。革命党人不仅精通而且热衷于此道。孙中山，陶成章，陈其美，蔡元培这些革命党人都热爱这个除去政敌的革命手段。
        同盟会革命党人开始的暗杀政敌异己的现象，一直延续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才真正消失。
        宋教仁被刺案，是中国历史的一个悬案，当时的报纸最初说的幕后嫌疑人，是宋教仁的政敌梁启超。
        此后随着案情的调查进展，线索开始指向当时的临时内阁总理和内阁秘书。可是主要的同谋者要么被暗杀，要么是离奇失踪，使得这个案子成为一个悬案。当时最大的嫌疑人是袁世凯，但是袁世凯从来没有遭到过正式的调查和质询。
        宋教仁去世之后，国民党议员们继续着宋教仁所指定的政治路线，开始加强对袁世凯的批判和监督。
        此时的袁世凯，面临着巨大的中央财政危机，新生的中华民国需要金钱用于国家建设。清朝朝廷本来就很穷哦，乡亲们要记得，国库里紧紧巴巴的，除了一堆外债，没留啥钱给中华民国中央政府。
        而进入民国时期之后，各省自治的意识高涨，这个时期的省，府，县的各级议会，绝对把握了当地的话语权。俺们当地的钱，当然要花在俺们当地啦。各级议会就像防贼一样，紧紧看着钱库，中央政府从各省几乎就收不到多少钱。
        袁世凯有他的办法啦，他向外国银行借钱花。日本，英国，法国，俄罗斯和德国五国银行团联合起来，贷款一亿两千五百万给中华民国，用于中华民国的各项国家制度和事业的组建，称作“善后借款合同”。这笔贷款合同，是用民国的盐税作担保的。
        1913年4月26日，中华民国政府和五国银行团正式签订“善后借款合同”。
        1913年5月5日，国民党居主导地位的议会通过投票，通过决议，宣布民国政府所签署的借款合同违法。国民党籍的湖南，江西，安徽和广东都督谭延闿，李烈钧，柏文蔚和胡汉民也发表联名通电指控袁世凯丧权辱国，向外国出卖中国利益。
        国民党人的这一系列举动，背后的领导者是孙中山。
        3月份宋教仁在上海遇刺之后，孙中山从日本赶回了上海，在上海召开会议，孙中山认为，袁世凯是暗杀宋教仁的幕后元凶，主张发动武装革命，以武力讨伐袁世凯。黄兴则倾向于遵循法律途径，调查案件真相，如果查明暗杀的确是出自袁世凯的指示，可以通过法律手段弹劾，审判袁世凯。
        国民党人对善后借款合同的阻挠，和对袁世凯作出的丧权辱国的指控，激怒了袁世凯。
        因为早在1911年8月，孙中山曾经公开声明，为了中华民国的国家建设，他赞同善后大借款。此后，应袁世凯邀请，孙中山赴北京面会袁世凯，在两人的交谈中，孙中山也明确表明了他的立场，现在财政这么困难，只能向外国借款啦。
        前面还说这是正当的行为，后面就完全变成了丧权辱国的卖国行为，袁世凯决定采取强硬手段，打击国民党人。
        在袁世凯的指示下，北方七省都督也发表联名通电，指责胡汉民等国民党人只从政党利益出发，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冯国璋等将领则通电宣称，“只知有国，不知有党。只问乱不乱，不问党不党”。
        1913年5月29日，效忠于孙中山的革命党人在上海发动武装叛乱，攻击上海制造总局，武装叛乱被镇压，数名革命党人被俘虏。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05 21:19

正文82
        云南都督蔡锷发表通电，要求以法律途径追查宋教仁命案真相，现在国家这么弱小，如果有人鼓动分裂，发动叛乱，这样的人应该是全国公敌，大家费劲艰辛所建设的民国，不应该毁于小人的手中。
        社会各界都发出指责武装暴动的声音，呼吁通过法律途径，调查宋教仁案真相。就连一直指控袁世凯为宋案元凶的上海民立报，也发表文章，文章说，就算政府作了邪恶的事情，有法律和国会在，一定就有解决的能力，而不应该图谋暴乱，祸害苍生。阴谋作乱的行为，不仅是商人市民鄙视，明事理的人都鄙视。民立报是国民党人所办的报纸，国民党内部也有人，也对孙中山等人发动暴乱的图谋，发出公开的谴责。
        得到社会舆论支持的袁世凯开始加大了打击力度，下令撤去李烈钧的江西都督职位，罪名是专制残暴，违法秧民。当时有风闻说李烈钧可能立刻发动叛乱，民国政府开始调动军队南下九江。
        1913年7月12日，得到孙中山指令的李烈钧在江西发动武装叛乱，通电独立。此后，效忠于孙中山的国民党人所控制的江苏，安徽，上海，湖南，四川先后通电独立。
        这就是孙中山策划领导的“二次革命”的开始，国民党热的二次革命遭到社会各界报刊舆论的指责，更有人明确地说，孙中山的革命行为是“暴民专制”。
        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发出讨伐令，民国军队从南北夹击武装叛乱的南方各省。
        云南都督蔡锷奉命统兵入川，国民党人熊克武败退，四川的武装叛乱被镇压。
        在社会舆论的谴责和民国军队强大压力之下，湖南，福建等各省先后通电取消独立，回归中华民国统治。
        1913年9月，著名的反动将领，辫帅张勋率领武卫军攻克革命党人所占据的南京，到这里，孙中山所发动的二次革命，完全被镇压平定。
        反动将领张勋，是那个年代一个有喜感，而又带有悲情色彩的人物，他是一个逆当时的时代潮流而行的反动人物。抛开政治主张的争执，当时与他有过个人交往的民国时代人物，对他的个人风评都是相当的正面，张勋是一个耿直的人。
        当时康有为已经非常有创意，而且非常有想象力地通过再解读康圣人版的儒家经典，创造出了一个孔教，张勋就是孔教的追随信奉者。
        进入中华民国之后，张勋保留了辫子，同时下令麾下全军保留辫子，以表明对清清皇帝的忠心和思念。张勋的事迹，我们会在后面继续讲述。
        二次革命失败，策划发动武装叛乱的孙中山遭到中华民国通缉，逃亡日本。
        孙中山错误地判断了当时的中国政局力量和他的个人影响力，因而坚持发动二次革命，讨伐袁世凯。
        1911年的辛亥革命能够成功，并不是因为当时的人们普遍接受了革命思想，而是当时的许多学生，绅士，商人，新军官兵们接受认同了排满种族主义革命思想。
        掌握着各地方议会的绅商们对西方的民主思想的理解是非常有限的，许多时候，他们就把大总统，误读成了皇帝那样的最高管理者，而不是现代民主社会服务员中的首领，大总统，也就是公仆中的首领啦，你懂的。对于现代政治学里的独裁者概念，他们是缺乏的，对于如何，以及为什么要防止出现独裁者，他们更是缺乏理解。对于现代的政党政治，他们也觉得这些新玩意很神秘。那些新思想，新玩意，许多绅士们是真的不懂啊，所以他们并不热衷于参加全国议会的竞选，而宁愿看着自己家里，待在地方议会里。甚至对于贿选买票这些现代民主所排斥的行为，当时的许多绅商们都不觉得是什么不可容忍的事情。
        而对于西方传来的革命思想的理解，他们往往是按照旧体系儒家传统思想来解读，在他们的理解里，革命就是乱，会带来暴力，杀戮，缺乏教化的农民和暴民们会开始作乱，导致社会秩序的崩溃。他们对于革命，有着本能的畏惧和排斥，他们不想失去社会的秩序，不想失去他们所拥有的地位和特权。
        他们对于袁世凯则寄于很高的期望，他们认为袁世凯是当时唯一有能力领导中国的政治领袖，讨伐袁世凯？讨伐完了谁能够有袁世凯这样的能力和影响力来稳定局面？
        而此时的国民党，是由宋教仁所组建的国民党。当初宋教仁奔走各地，大力鼓吹宣传他的政治理念，现代民主宪政思想，和平议会路线，已经得到许多国民党人的认同和接受。怕政府变成暴政的坏政府？那么就用议会约束管理政府就是啦，议会要成为中国的“良医”。
        对于当时孙中山所号召的讨伐袁世凯革命，不少人是这么看待宋教仁被暗杀事件，这么多社会报刊舆论在关注简单此案，法院也会秉公办理，到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时候，自然可以动用合法的议会途径，弹劾袁世凯，解决这个问题，伸张正义。
        上海检察厅传讯国务院内阁总理赵秉钧，赵秉钧虽然以个人健康原因为理由，辞去国家总理职位，并且拒绝到上海出庭接受质询。但是这个只是司法过程中的一个挫折，应该继续沿着这条合法的途径，追查案件真相，而不是通过革命手段解决问题。就算把中华民国的军队都打败了，就能证明袁世凯是宋案的幕后主使者么？
        因此孙中山武装讨袁的二次革命，在国民党内部，也存在着反对意见。
        逃亡日本之后，孙中山痛定思痛，认为二次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在于许多国民党员缺乏革命精神，没有支持二次革命。
        为了继续他的革命事业，孙中山在日本创立中华革命党。这又是一个秘密会党形式的革命党，不同于青帮和同盟会那些会党组织的是，此时的中华革命党，入会者不仅要按指纹，而且必须向孙中山个人宣誓效忠，誓死追随孙中山本人。

        外国和中华民国的初期体验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西方列强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他们都觉得帮助挽救清国政府，没有什么意义啦，革命党人也不会侵犯各国从1842年之后所获得的各项在华权益。
        因此各国都采取了严守中立的立场，不干涉，不帮助任何一方打架。各国所采取的军队行动就是加强了对各地在华侨民聚居地的护卫，以及加强了北京到天津入海口之间的防务，以避免再发生义和拳暴乱那样的排外屠杀。
        到1914年的时候，各国在华的投资总额以及达到七亿八千八百万美元，他们所希望的，是一个稳定健康的经济发展环境，使得各国的投资利益可以增长。
        外国在华投资主要集中在上海和满洲南部，如果把香港市场也算上，联合王国此时在华投资总额以及达到607百万美元，占外资总额的37.7%。覆盖的行业范围非常广泛，铁路，航运，公共事业（煤气，电力，电话），江轮，煤矿，棉纺厂，糖厂，水泥厂，缫丝厂，房地产各个行业都有涉足，其中居然还有一家作绳子的工厂。
        投资额位于第四位的是日本，日本资本所投资的行业，也和英商一样，丰富多彩得很，他们在华总投资额为220百万美元，占外资总额的13.6，当时略低于俄罗斯的16.7%和德国的16.4%。
        这个时期，美国在华的投资总额是非常小的，仅仅有49百万美元左右，而且主要都是些教会的财产，医院啦，学校啦那些的，传教士是美国在华侨民的主体。
        日本和欧洲各国，最初对于袁世凯和新生的中华民国是持着明显的怀疑态度的，这一转眼就没有了皇帝，这国家会发展会成啥样？
        美国的态度却是非常热情的，这是一个非常有喜感的现象。而美国热情态度的成因，那就更加的有喜感，因为美国在华的传教士们，他们感到非常激动，他们喜欢这个新生的共和国。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06 19:05

正文83
        当时在华的美国传教士，几乎都同情中国所经历的民主共和运动，对于没有皇帝这事情，他们真诚地不觉得是件什么了不起的事情，美国不也一直没皇帝么？
        中国国内不少具有改革思想的年青人，大家如果去追看他们的成长背景，是有着教会学校背景的。
        传教士们对这个新生的共和国充满了好感和期待，同盟会里的革命党领袖，有许多是基督徒，孙中山本人也是基督徒，这些事实，更使得传教士们喜爱这个新国家。
        袁世凯虽然不是基督徒，但是在清国的时候，他就一直对基督教士们表现出尊重和善意，传教士们普遍认为他是一个文明理性的清国官员，进而对他有好感。成为民国大总统之后，袁世凯有意识地更进一步向美国传教士释放善意。
        1913年，袁世凯特地请求美国传教士，中华民国就要召开国会啦，乡亲们，请你们在各地的教会，都为这个新召开的国会祷告哦，为中华民国祷告哦，谢谢。
        这一下不少传教士更激动啦，眼泪哗哗的，从普安臣时代就在说，十字架的光芒，要照耀在中国的每一个山岗，现而今，梦想要临近啦？
        这个天大的好消息传回美国国内，立刻成为了当时许多报纸的头条，袁世凯要求基督徒为中华民国祷告！洋基们也感到兴奋的不得了。
        美国总统威尔逊说他自己高兴到都要哆嗦了，他对国务卿说，这件事情，可是俺们这一代人所经历的，最值得书写的历史性事件啊。威尔逊对袁世凯，对中华民国，好感值暴涨，嘿嘿。
        当时甚至已经有报纸开始拿袁世凯和君士坦丁大帝，和查理大帝作比较了。
        袁世凯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君士坦丁大帝！我们这个时代的查理大帝！他将带领他的异教徒国家归向基督文明。
        这些美国洋基的兴奋和激动，是因为他们对中国旧传统的无知。
        旧中国的传统里，人们对宗教是持有“道并行而不悖”的包容态度。一个人家里遇到大事，请和尚来，请道士来，再请个喇嘛来，都自然的很。
        袁世凯要求美国传教士为中国祷告，是个事实，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袁世凯也可能同时又请了高僧了，道士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独一真神的概念是不存在的，基督教只不过是和佛教，道教一样的又一个宗教而已。多拜个洋菩萨，没啥不好的。
        威尔逊总统和当时许多美国人对袁世凯的这个举动的解读，其实完全是一厢情愿的误读。一神崇拜背景的美国人来说，袁世凯愿意让基督教会让中华民国祷告，这显然表明他是有着归信基督教的想法啊。
        袁世凯会带领着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异教徒国家归向基督文明么？热情而冲动的洋基们开始了这些叽叽喳喳的热烈讨论。
        选民们都这么叽叽喳喳了，政客们当然也要开始表态啦，关心帮助中华民国，成为了当时政治正确的一个大话题。有许多政客开始公开发表谈话，表明立场，我们美国，和中国是有着特殊关系的，我们的对华门户开放政策，必需要继续保持下去，要规范约束那些想对中国动手动脚的国家。
        虽然在这个时候，美国国会歧视华人劳工的排华法案依然有效，但是美国民间排华的情绪已经开始缓和。
        1908年，美国开始把庚子赔款以奖学金的方式，退回给清国，大批清国留学生开始进入美国各地的大学，在美的清国留学生数量开始激增。
        华人留学生数量的增多，开始渐渐改善了美国社会对华人的负面印象。
        1912年是美国总统大选年，作为大选的政治攻击手段，在野的民主党候选人在对华问题上对当时的共和党总统大作攻击。
        我们，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我们居然不支持遥远东方，中国人争取民主自由的事业！这是美国的耻辱！
        赢得大选的威尔逊总统入主白宫之后，开始启动行政程序，要求美国银行从善后大借款中退出，理由是，这个贷款合同具有剥削性质，对中华民国不公平。
        1913年3月，美国银行退出善后大借款中的外国银行团。
        1913年5月，美国驻北京大使正式拜访袁总统，递交国书，正式承认袁世凯所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美国这么干，是典型的美国外交传统里的孤立主义行为。
        美国的这一行为，激怒了英国，英国驻北京大使称美国的行为是令人愤怒的，因为此时的袁世凯还没有正式签署过任何法律文书，承诺保障外国在华权益和投资。
        英国愤怒的另外一个理由，则是西藏问题，英国希望中国能够同意西藏自治。
        袁世凯则宣称，应该遵循前清旧例，西藏归中国中央政府管理。英国的这个要求，遭到当时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憎恨，认为这是对中国国土的侵犯。
        但是出于解释不清楚的原因，1913年10月7日，袁世凯居然正式承认了西藏的自治地位。也就是在这一天，英国宣布正式承认中华民国政府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
        袁世凯对英国的承诺，事后没有得到内阁的批准，也没有得到国会的批准。
        在得到大规模路权合同的承诺之后，日本宣布承认中华民国政府。
        在得到中国承认外蒙古自治地位之后，俄罗斯宣布承认中华民国政府。
        至此，袁世凯政府已经得到当时各主要国家的正式承认。

        袁世凯的民主宪政之路

        袁世凯的民主宪政之路，是一条艰难的道路。
        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的政治制度规定，本身是具有令一个理智清晰的人抓狂的功效的，可以算人类政治学历史上的一朵奇葩，供给后人欣赏。
        最初指定政治制度的时候，这是一份为孙中山量身定做的制度，基本就是模仿美国的总统制度，同时加强了总统集权，拥有比美国总统更大的行政权力。
        当革命党人发现，袁世凯将要成为大总统的时候，孙中山向参议会提出来，袁世凯这个人是有独裁倾向的，必需要限制总统的权力，修改组织法。
        革命党人又开始匆忙地修改组织法，改为英国模式的责任内阁制度。可是实际上改出来的东西，是个既不是美国体系，也不是英国体系的一个混乱体系。
        根据临时约法，总统负责所有政治事务，是陆军和海军的统帅，有权任命各部部长和外交使节，对外宣战，以及对外谈判和签署条约。
        但是，所有以上这些权力都必需得到内阁授权才可以进行。
        这里又出现了一个诡异的地方，临时约法并没有任命总理为行政首脑。
        正常的责任内阁制度，是总理为行政首脑，带领内阁成员行使行政权力，作好决定，让形式上的国家元首，总统对外宣布。
        可是这个临时约法却是一朵奇葩，因为没有一个明确的行政首脑。
        由于这个临时约法的模糊性，总统似乎要和总理分享行政权力。可是，任何分享？临时约法也没有界定。
        中华民国政府内阁成立不久，这个临时约法的问题就显现出来了。
        袁世凯所任命的第一位内阁总理，是唐绍仪。唐绍仪曾经作为留美幼童计划中的一员，在12岁的时候，就被清政府派往美国留学，之后清国政府召回所有留美学生，当时还没有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的唐绍仪，被迫中断学业回国。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07 10:00

正文84
        回国之后，他得到袁世凯的赏识，开始了个人的清国官场生涯的爬升，并晋升到尚书职位。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唐绍仪作为清国政府的代表，和南方民军代表伍廷芳进行和平协商谈判，他的表现赢得了袁世凯的肯定，也赢得了不少南方革命党人的认同。为了表明他个人对无君共和国制度的支持，他甚至参加了同盟会。
        虽然他的总理职位是由袁世凯所任命的，但是上任之后，唐绍仪就尽力遵循宪政精神，而拒绝作一个袁世凯的橡皮图章。
        这里出现了一个新旧体系的冲突，旧体系的中国人，是讲究个人的感情的，讲究对提携之恩的回报，这一套标准，放到现代的民主体系里，就会出现大问题，就会变成了公私不分。现代民主体系，大家的私人交往，是遵循私人交往的准则，而在职场上，就要对所处的职位负责。
        多年美国留学背景的唐绍仪，并不觉得自己在总理职位上尽自己的职责，捍卫宪政制度，和作人要知恩图报存在有冲突。
        随着两人间的摩擦加剧，袁世凯开始对总理表现出越来越强硬的态度。
        1912年6月，任职不满三个月的唐绍仪在挫折感中，提出了辞职。
        中国的历史作者，把两人间的冲突解读为袁世凯的个人专制而导致的。这种说法是根本没有考虑到临时约法本身的问题。
        临时约法对于政府组织的规定，本身就是糊里糊涂，模模糊糊，不清不楚的。两个人的冲突，都可以从临时约法的模糊性里找到原因。
        首先，袁世凯不能控制内阁，其次，总理不能控制内阁，那么大家要问啦，这个国家的政府，谁能控制内阁？这是一个没有行政首脑的内阁，算是现代民主制度里的一朵奇葩吧。
        再来，总理并不代表国会多数党，而且总理也无权控制预算，也无权控制各地政府。
        国会可以弹劾内阁成员，而总理却无权解散国会。。。
        这样一朵奇葩，这样的民主政治体制，地球人类的政治领袖们，要是陷进去，估计都要抓狂。
        总理和总统起争执，要有个标准可依啊，标准在哪里？标准如果不明确，那不就成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了嘛？双方缺乏一个明确的客观标准的争执，是无意义的。
        这是一个陷阱，袁世凯要有效行使行政职能，他选择了绕开这个体系。
        而袁世凯作为旧体系的能臣，对于绕开这个民主体系，运作政府，那当然还是有他的办法的。
        唐绍仪辞职之后，所有内阁成员，也跟随他一起辞职。唐绍仪内阁，所有成员都是同盟会员。
        同盟会内阁的总辞职，那是给了袁世凯机会啦。他要找愿意顺服合作的内阁成员，那当然是件不难的事情。
        当时的议会也分为许多不同的派系，并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维护宪政的意识，也就批准了袁世凯的各项提名。
        这么一来，此时的中华民国政府，就已经成为了袁世凯所领导的政府，内阁不再对他具有制约。
        中华民国的健康民主宪政政治，到此时，已经只能寄希望于年底的国会大选啦。
        宋教仁不知疲倦地奔走于各选区，指控袁世凯此时已经开始失去了制约，成为了一个专制政府。宋教仁宣传说，选国民党啊，只要我们国民党成为第一大党，我们就可以组成国民党内阁，修改临时约法中的缺陷，让中国的政治制度，真正靠近英国模式。
        1913年4月8日，全国选举产生的中华民国参众两院召开第一次开幕礼。
        此时宋教仁已经不幸遇刺身亡，国民党人张继被推选为参议院议长。而进步党人汤化龙则被选举为众议院议长。
        梁启超所策动组织的进步党，此时是国会内第二大党，占有223个议席。
        国民党和进步党这两大党，政治观点是针锋相对的。
        梁启超主张，中国应该扩大总统的权力，加强中央集权，加强中央政府对各省的控制力度，在一个强有力的领袖带领之下，带领中国建设现代民主国家，走向富强。
        而宋教仁则宣称，应该限制总统权力，在中央层面，用议会加以制约。在国家组织结构上，宋教仁认为应该扩大各省地方自治，组成联邦制度的国家。这样的制度和发展路线，才是中国走向民主富强的保障。
        梁启超率领的进步党和宋教仁率领的国民党之间的政见之争，让人回想起当年美国建国之初的两条路线的斗争。
        英国的十三个北美殖民地，通过武装暴动，脱离了英国的统治，在如何建立这个国家的问题上，也一样存在着两条相反的路线。
        以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Federalist主张，美国应该成为一个精英统治的国家，以避免沦为一个暴民国家。关于国家的构成方式，汉密尔顿主张加强中央联邦政府的权力，汉密尔顿甚至力主建设一个国家中央银行。
        以约翰亚当斯和托马斯杰弗逊为代表的另一派则持完全相反的立场，美国应该成为一个草根民粹政治的国家，地位卑微者并不是愚昧邪恶者，他们所需要的只是文明理性的教化。让这个国家的民众都良善，这个国家就不会变坏。对于联邦政府的权限，他们极力主张大力加强限制，在中央层面用议会加以制衡，在地方层面通过各州的高度自治加以制衡。
        约翰亚当斯等人的主张，得到了最后的认可，美国的国家架构，组织制度，基本上就沿着这条路线进行的。
        而在此之前，双方一样有着激烈的争执和辩论，当时的华盛顿是倾向于汉密尔顿的。华盛顿虽然对政治学并没有什么研究，但是他却又有着很高的个人威望和领导能力，他倾向于汉密尔顿，那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气急败坏的约翰亚当斯，除非当着华盛顿称呼华盛顿的名字，在其他的场合，他就用那个“老羊肉球脑袋”称呼华盛顿这个人，意思是说，华盛顿的脑袋就是个羊肉球体，没有思想，嘿嘿。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07 13:43

感谢分享，防水图可以

正文85
        在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中，国民党是第一大党，按照当初宋教仁的政治计划，国民党将独立组阁，以国民党内阁制约限制总统。
        失去了宋教仁之后，国民党人的这一政治计划的执行力遇到了挑战。而孙中山等人策划发动的二次革命，更是使得社会舆论各界对国民党产生了非常负面的看法，国民党变成了许多人眼里的暴政党。国民党内部也开始出现了分化，出现政友会，集益社，相友社等团体，以淡化其国民党形象。
        在二次革命之后，国民党独立组阁已经成为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1913年7月，袁世凯邀请熊希龄出任总理，并由熊希龄出面组成内阁。
        熊希龄是前清的进士，清日甲午战争之后，他极力鼓吹呼吁改革，学习西方。
        他并且个人出资，兴办新式学堂，百日维新之后，他遭受牵连，不仅被革职，而且被勒令接受管束思过。
        晚清满汉五大臣出洋考察西方民主宪政，熊希龄随同出洋考察，他对所见到西洋文明社会极为赞赏，回国之后更坚定了学习西方的主张。
        晚清新政中，他主理东三省的财政，因为他在财政，实业方面的成绩，赢得了全国范围的声誉。
        本人是学者，实业家，教育家，同时又有着政治经验的熊希龄是各界都尊敬的一个理想总理人选。
        但是这个人选从外交的角度来批判，熊希龄有一个明显的问题，他对日本有着很强的敌意。
        1913年7月，孙中山发起二次革命，担任热河都统的熊希龄居然公开发表通电，指控日本是孙中山发动革命的幕后元凶，意在分裂中国，他呼吁大家团结起来拥护袁世凯。
        作为一个中国政府内的地方行政长官，是不应该私自这样越权发表对友邦的攻击，更不用说，他并没有确凿的证据来支持他的指控。
        熊希龄所组成的内阁，当时的人们称作“人才内阁”，这是一个西方政治学的名词，也有的翻译作专家内阁。意思是说这不是一个单一政党的内阁，而是跨越党派的专家内阁。
        中华民国首任正式内阁中的，梁启超任司法总长，张謇任工商总长，段祺瑞任陆军总长，孙宝琦任外交总长。。。所有的内阁成员，都可以算是当时中华民国内的最顶级的精英人物，当时的舆论对这个有“第一流经验”的“第一流人才”所组成的内阁，给予了高度称赞。
        1913年10月，中华民国国会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首任大总统。
        在这件事情，是明显违反了临时约法原定的法律程序。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中华民国国会应该首先制定宪法。在制定宪法之后，选举首任大总统。
        改变先后次序，先选大总统，然后再制定宪法的提案，是由进步党议员提出的。出于我们后人无法明确的原因，这个议案在国会被通过。
        是有议员被贿赂了？有议员被武力胁迫了？还是有议员基于什么思路支持了这个动议？我们无法对这个诡异的事件作出一个明确的解释。
        1913年10月10日，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首届正式大总统。在他的就职演说中，他注重强调了国民道德体系重建的重要性，和教育的重要性。
        此时二次革命已经被平定，在江西，警备司令缴获了逃亡的李烈钧未及销毁的大批文件，其中有许多李烈钧和国民党本部，以及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往来电报。
        证据显示，二次革命，并不是李烈钧，熊克武等国民党员的个人行为，国民党本部，以及国民党籍议员都参与密谋策划了这次武装叛乱。
        1913年11月，袁世凯发布命令，解散国民党，并剥夺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资格。这个命令，得到了国务总理熊希龄的附署。
        军警开始可能是国民党员的议员们开始搜查，共查获438本党员证书，这些国民党员因此被剥夺了国会议员资格，并被逮捕。
        失去了这438个议席之后，国会马上面临一个尴尬的局面，法定最低席位数不够啦。两院发言人被迫宣布，国会进入无定期休会状态。
        1914年1月，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
        1914年2月，甘肃，山东，山西，湖南，和河南省民政长对各省议会发出指控，指控各省议会把持财政，抵抗税捐，干预司法，妨碍行政。袁世凯下令解散各地议会。
        梁启超这时候开始郁闷了，他在对比已经灭亡的清国和目前的民国。
        在晚清的时候，不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各省，议会那都是高调的很啊。现在进入民国了，没有了皇帝，怎么居然议会的地位反而下降了？
        梁启超的郁闷，我们可以试图从两个方面作对比，尝试作出可能的解释。
        晚清时期的朝廷，是一个弱势的朝廷。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重臣，一般都倾向于宪政民主。社会各界的舆论，也是一面倒地支持议会民主。
        而中华民国的袁世凯，则领导着一个强势的中央政府。同时包括袁世凯在内，当时已经有不少人，对议会的态度，由原先的向往和尊重，改变为怀疑，甚至鄙视了。
        袁世凯对他的顾问们这样解释他解释议会的理由，国会是个根本无法工作的机构。八百罗汉！其中两百个是主动在办事的好人，另有两百个是懒汉，再有四百个根本就是混成喝的废物！国会召开到现在，除了给自己定工资，进行的顺利。除此之外，他们都作成了些什么事情？连个程序的事情，都吵翻了天而没有任何结果。
        我们不能说袁世凯对当时议会的评价是错误。我们只能说，不论袁世凯，还是当时的许多人，对着议会民主制度，三权分立的意义和价值，在理解上，是错误的。
        中华民国的宪政民主建设，到这个时候，接近完全的停滞。

        袁世凯复兴中国的奋斗
        从中华民国一建立，袁世凯所领导的就是个穷光蛋政府，而且还背负着巨额的外债。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07 17:31

在这也得只看楼主

正文86
        袁世凯刚上任的时候，中央政府的年收入大约是260百万银元，由四个组成部分，地税，盐税，茶税已经运输税和关税，这四部分是比较平均的，每项税收的总额都在45百万元左右。
        可是各地上缴中央的税收是越来越少，到了1913年，只有不到2百万元的各省地税到达中央国库，民国中央政府每个月都存在13百万元的赤字，是每个月亏13百万元哦！
        雪上加霜的则是通商口岸的关税流失。原本的海关关税是先交给清国政府，然后用于偿还外债。辛亥革命爆发之后，海关总署（此时赫德已经去世，海关总署由他的继任者负责）担心革命党强行抢夺关税收入，于是将收入都先存入外国银行，然后支付外债。
        这种安排对中华民国是显然不公平的，而且直接侵犯到了中国的国家主权。
        在这种安排下，中央政府不仅失去了现今收入，而且更关键的是，现今存放在银行所产生的利息收入被剥夺了。
        中央的政令在全国各地根本得不到有效的执行，中央新加了好多税，也都被地方截流了。善后大借款之后，连盐税这块收入，也处在外国银行团的监控之下，外国要么拿盐税用于偿还外债，要么用盐税收入对中国政府施加压力，来操纵中国政府。
        但是尽管穷成这样，袁世凯一样对自己，对中华民国的未来，怀着远大的雄心。
        袁世凯解散各级议会的行为是已经公然颠覆了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但是这件事情并没有遭到当时社会舆论的指责和控诉。
        没有议会制约的袁世凯，此时成为一个真正强力的独裁者，完全按照自己的思路行事。袁世凯接下来的政治路线，是让观看历史的人有些感慨的。
        袁世凯是回到了晚清新政改革时期的局面，从那里从新出发，进行改革的尝试，寻找出有效的制度，建立一个强有力，而又稳定的中国政府。
        为了更好地预备和实施他的改革计划，袁世凯聘请了一个外国专家团，有来自澳大利亚的外交政策专家，日本的铁路专家，法国的军事专家，和一位比利时的法学专家。我们要是从他们所作的工作表现来作为标准进行批评的话，我们要说，首先，袁世凯给他们付太高的工资啦，那么点事，就要这么多钱啊？我们要是以他们本人的专业能力为标准进行批评的话，我们要说，亏大了啊，他们这样的专业人才，就干这么点事？
        袁世凯最迫切的改革工作，是要为中国建立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我们倒不能因此就说，袁世凯是对正义，有着纯真的向往和追求，因为袁世凯推动司法改革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他认为建立一个稳定而公正的司法体系，是中国结束境内治外法权体系最有效的工具。当年日本司法改革，依照西方模式建立起独立公正的司法体系之后，就以此为正当理由，通过和各国重新修订条约，结束了西方国家在日本的治外法权。袁世凯本人，极度憎恶存在于中国之内的外国司法系统，他认为这是国家的耻辱。
        1906年的时候，当时的清国已经建立起全国的最高法院，并且在司法体系建设上已经有了巨大的进展，当时制订的商业法律和保障已婚妇女权益的法律，已经达到了现代法律的标准。
        袁世凯以此为基础，继续推动法治改革。当时全国只有三个省有最高法院，那还是晚清行政遗留下来的。袁世凯要求全国各省，和各府都要有独立的法院。但是他倒并不鼓励在县一级建设独立的法院，袁世凯更愿意由县级的行政管理机构来行使法院职能。
        在刑罚系统的改革上，袁世凯启动了一个全国监狱改造计划，改善各地监狱的卫生条件，以及囚犯的工作环境，同时为囚犯配备安全工作工具，另外开始制定对囚犯的道德教育感化措施。
        在教育改革方面，袁世凯在全国范围内推广男童小学的建设，以增加覆盖范围。根据袁世凯推动的教育改革制度，中华民国的男童必需接受义务教育，所有小学阶段的教育都是免费的。同时开始在局部学校进行汉字注音化的教育试验，希望能够通过把图形文字的汉字改造成音符文字，以便于普及教育。
        在袁世凯推导的教育改革中，有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内容，他着重强调，除了中国国民所必需的各项新知识的教育外，所有各级学校的课程设置内，必需有儒家传统思想的教育。
        为了推导经济的发展，袁世凯也制订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各地加强制洪和灌溉工程建设，以求得到更高的的农业产量。研究新的农业畜牧业技术，并向各地乡村推广教育。
        为了鼓励商品和货物的流通，袁世凯降低了全国铁路的运费，同时向民间小买卖人提供小额贷款。
        在一个英国留学归来的中国科学家带领下，一个专业小组开始对全国的矿产资源展开普查。
        袁世凯同时把当时在全国流通的货币进行了规范化，中央化管理，加强了国家对铸币的统一管理，各地市面流通的各省地方政府在混乱局面中所发放出来的各种地方特色的纸币都得到了回收。
        随着清国的覆灭，晚清新政时期压制鸦片产业的改革措施已经中断，袁世凯以强力手段，恢复并加大了对鸦片产业的压迫力度，他觉得鸦片吸食，是中国的一个陋俗。作为政治强人的袁世凯，他所进行的禁烟运动，力度和效果是远远超过晚清时期的朝廷。
        全国各地县一级的政府都感受到了来自中央的压力，以至于全国范围内，所有的鸦片商人们都躲进了各地的租界里而不敢出来，在租界里，他们享受到袁世凯所憎恶的治外法权的保护。
        1914年8月，欧洲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这一个历史事件，是有助于袁世凯的独裁者权威树立的。当时法国，英国，德国和俄罗斯的注意力都被吸引去了欧洲，这些国家再没有功夫对袁世凯施加压力啦。

        二十一条

        但是对于袁世凯个人而言，不幸的是，欧洲列强离开之后所形成的局面，使得日本觉得，是个加大日本在华权益的最好时机。这些西洋人们都跑啦，东洋人觉得有机会啦。
        从1902年开始，日本就是英国的盟国，一战爆发之后，日本立即向德国宣战，并且开始进攻德国在山东半岛的租界地。
        中国政府对日本的行为提出了抗议，山东虽然是德国租界，但是也是算中国的领土啊，如果真的要打德国，中国军队可以出动的哦，中国向英国方面提出这样的建议。
        近现代历史上，日本和中国的关系，是一个非常恩怨情仇交织的关系。
        19世纪后期开始，欧洲开始兴起社会进化论和种族主义学说，在西学东进的过程中，这些思想也传入了日本，进而被邹容，孙中山这一批在日本的中国人所接受。
        当时是欧洲中心论盛行的年代，根据黑格尔的阐述，欧洲文明是人类社会的希望，而亚洲社会，则是一个封闭而愚昧的文明形态。
        欧洲种族主义者以解放者的姿态，俯视亚非各国，对东亚人的歧视和压迫。虽然种族主义者只是西方人中的一部分，但是在那个时代，白人对有色人种的种族歧视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甚至有观点认为，黄种人从智力上不如白人，从体力上不如黑人，是最为劣等的人种。
        日本思想界兴起了一个反抗白人种族压迫的思想，叫作大亚细亚主义。黄种人团结起来，反抗白种人的压迫，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
        具体到对中国的态度，大亚细亚主义者认为，应该帮助中国走向现代文明，成为和日本一样的现代化国家，这样两个国家团结起来，就有力量对抗白种人的压迫。
        大亚细亚主义不仅是在日本主流政界和学术界有许多追随者，在当时的边缘知识分子中，也有许多的追随者。之前讲述过的日本浪人宫崎兄弟们，北一辉，头山满他们，当年都热心于帮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建立一个现代民主的共和国，使得中国走向富强。孙中山说，我也是一个大亚细亚主义者。
        日本政府对当时清国的态度，自从甲午战争之后，就一直有着明确而一贯的对华政策，帮助清国走上君主立宪道路，成为一个成功的现代化国家。
        我们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日本开始出现了扩张主义者，这一类人认为，应该扩张日本的领土，中国已经是一个无可救药的国家，早晚要被西方列强所瓜分，日本应该扩张占领中国国土。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07 23:04

正文87
        扩张主义思想的追随者，最初也只是日本的一些边缘人士，渐渐的也开始影响到一些日本政界人士。
        1911年清国爆发辛亥革命，当时日本国内曾经有过讨论，是否应该出兵干涉，帮助清国政府镇压民军叛乱，恢复清国统一和秩序，但是这种主张并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接受。日本选择了和西方各国一样，保持局外中立。
        1914年，日本政坛爆发了西门子军购丑闻案，山本内阁倒台，日本面临明治维新以来一次重大的政治危机，日本天皇邀请大隈重信组阁。
        大隈重信是日本德高望重的教育家，政治家，贵族院议员，并且有着丰富的外交经验。他创办早稻田大学，主张全面学习西方，但是和福泽谕吉所不同的是，大隈重信则极力鼓吹主张“结合东方的伦理和西方的科学”，这个口号，让人想到了张之洞的“中体西用”。
        大隈和福泽在思想上，在许多具体的政治主张上，都存在着对立和激烈的争执，双方彼此间的嘲讽和攻击不断。正是福泽对大隈的一次嘲笑，激发了大隈创办早稻田大学的念头。
        福泽去世之后，家人拒绝了外界所有的献花，而仅仅接受了大隈的献花，表明了福泽对大隈的敬重。
        而大隈重信去世之后，有过三十万日本国民参加他的葬礼，这是日本国人臣里绝无仅有的哀荣。
        大隈重信出任总理大臣之后，组成跨党派的专家内阁，带领日本走过政治危机，并且向德国宣战，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
        1914年8月，日本的朝日新闻，发表了一篇文章，文章说，日本将和中国签订新的条约。并且说，一但支那共和国遭到第三国侵害，日本将采取自己认为必要的行动，支那共和国应该合作顺从。。。这个文章的内容，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日本吞并朝鲜之前的一些社会舆论。
        1914年8月，在得到英国同意之后，日本军队对山东半岛的德国守军发起攻击，日军不仅攻占了德国租界，而且也占据了租界周边地区。
        1915年1月7日，中华民国向日本提出外交交涉，中国希望日本尊重中国的中立国地位，要求日军撤出德租界以外的山东领土。
        1915年1月18日，日本大使日置益绕过民国外交部长陆征详，要求直接秘密会见民国大总统袁世凯。
        两人的会见中，日置益向袁世凯呈现了二一条，并且要求袁世凯对两国间的谈判绝对保密。
        二十一条分成五大号，
        1. 日本接收继承德国在山东原有的一切特权，山东成为日本势力范围。
        2. 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拥有特权；日本现有一切租约，租期再延长99年；日本国民有权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购买或者租借土地，从事商贸，制造，或者农业生产；中国同时确认，除非得到日本事先同意，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不再给予任何第三国特权。
        3. 中日两国合作经营湖北的汉-冶-萍煤铁事业，除非得到日本事先同意，中国不得再单独开采汉-冶-萍公司所拥有的煤矿和铁矿。
        4. 除非得到日本事先同意，中国不可将沿海口岸和岛屿，租借或者割让给第三国。
        5. 要求中国中央政府聘请日本人出任政治，经济和军事顾问，日本顾问数必需超过其他各国顾问总数；中国主要城市的警察局必需聘用日本人，中日合办警局；中国军火工厂由中日合并，中国所需要军火必需主要从中日合并军工厂采购；中国如果有向外国借款意向，必需先咨询日本；日本僧人有权在中国自由传教。
        二十一条中的前四条，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并不是非常出格离谱的要求。关键的问题是第五号的各项规定，几乎就类似于当年清国时期，中国强加给朝鲜的各项规定，而当年在朝鲜操作此事的，正是袁世凯本人。如果袁世凯接受了第五号，那么中国就成为了日本的附属国。
        袁世凯作为当年亲自压迫朝鲜的一线执行人，对此类条款的意义当然非常明确。他一看到二十一条的第五号，就被激怒了，“直以朝鲜视我”！是啊，当年是中国这样压迫朝鲜，今天日本居然把中国当作当年的朝鲜进行压迫啦！嘿嘿
        会面之后，袁世凯召集内阁成员开会商量对策，陆军总长段祺瑞见到如此屈辱性的第五号要求，也是怒不可遏，当时就主张应该对日本宣战。
        此时西方列强的注意力都已经在欧洲战场，如果中国对日本宣战，那就基本是两国间的单挑啦。
        袁世凯进一步问段祺瑞，如果开战，中国军队可以支持多久？冷静下来的段祺瑞给出了他的答复，如果真的两国开战，中国军队应该可以坚持抵抗三个月。
        打架看来是打不过啦，大家的选择是还是先谈判吧。袁世凯让陆征详去和日本谈判，能拖就拖，采取拖延策略。
        中日谈判中，日本再三警告陆征详，这次谈判是两国间的事情，要求中国严守谈判机密，不能透露给任何无关人员，更不可以告诉外国。
        中国谈判代表的策略则也是非常明确的，陆征详和曹汝霖负责拖延谈判，想拖总是有办法的啦，你懂的。另一方面向外界泄露二十一条谈判的内容，一方面赢得舆论支持，对日本造成压力，另一方面则是希望引起西方国家的关注和介入干涉。
        消息一传出，中国各界舆论哗然，社会各界愤怒了。中国出现了全国范围的反日集会游行，以及抵制日货运动。这一次中国出现的抵制日货运动，不论从波及范围还是效果上说，都远远胜过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已经深入各地各界。和清国的时候一样，这时候又有爱国人士喊出来了不惜一战的口号，并且发动社会各界捐款集资，准备对日开战。
        从清国到民国，我们后人旁观中国的知识分子，会发现一个非常有喜感的现象。不论是清国时期的儒生们，还是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一但有了对外争端，喊打喊杀，那就是倍儿爱国的一件事情。
        林则徐，左宗棠，年青时期的张之洞，都是倍儿爱国的喊打派英雄人物。
        恭亲王，曾国藩，李鸿章这些，则就是当时读书人普遍认为倍儿卖国的啦，你懂的。
        得知此事的英美两国，也开始向日本政府施加外交压力。
        日本外相向美国驻日本大使解释说，二十一条中的第五号只是建议性内容。至于为什么日置益当时没有作出这样的解释说明，我们无法得知。日置益此时已经死于交通事故，无法作出说明。
        日本发表公开声明，第五号内容只是建议性条款，中国可以考虑接受，也可以考虑拒绝。
        1915年5月4日，日本正式将第五号内容从中日谈判条款中删除。
        1915年5月8日，日本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中国在5月9日下午6时之前接受删除第五号的修正条款，否则日本帝国将采取必要手段。
        袁世凯召开特别会议，商议决策。
        美国驻华公使婉转表达了美国此时的立场，中国应该避免和日本发生战争。
        英国驻华公使则非常直接而诚恳地告诉袁世凯说，我在中国四十年，和大总统相交三十年，今天赶到这里，我要说的是我真诚的劝告。最后通牒，是不能拖延的，只有是，或者不是的回答。此时各国根本没有精力干涉东方事务，中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除了接受日本的要求，没有保全的办法。
        1915年5月9日，中国政府宣布，国力弱小，又没有外援，难以用武力对抗日本，只能接受删除第五号之后的日方要求。
        倍感屈辱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各地集会表达愤怒，甚至有学生选择了自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在天津的学生游行中，有一个青年学生，慷慨激昂，号召大家勿忘国耻，展现出口才，他的名字叫周恩来。
        备感屈辱的袁世凯，原本一向以刚毅领袖出现，面对自己所亲信的北洋将领们，他失态痛哭，他对他的北洋门生们说，我们一定要奋起自强，否则就要亡国了，我们要好好努力，十年之后，再和日本一见高低。
        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下总统令，全国各地各级学校，以每年五月九日为国耻日。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08 17:57

正文88
        二十一条的后果

        通常所说的二十一条，经过中日双方的谈判，以及英美两国的干涉，日方删除了第五号的内容，同时双方也对其余条款进行了协商和修改。
        最后中国和日本签订的“中日民四条约”，事实上只包含十三条内容。
        但是给当时许多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却是最初的版本，尤其是第五号的条款内容。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历史背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当时欧美各国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欧洲，远东局势失去了原有的平衡。
        中日民四条约，是一个典型的武力威胁，以强凌弱的不平等条约。
        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全面学习西方，走向现代文明国家。日本的表现，赢得了英国的欣赏和认同，两国结为盟友。
        但是二十一条事件中，日本对中国的外交手段，明显表现出以强大欺凌弱小的方式，这一点使得英国开始从小审视两国间的关系。英国以公开声明的方式，指责了日本的欺凌行为，以及对日本试图把中国变成其附属国行为的不满。
        在美国方面，美国更是把日本的行为，视作对其门户开放对华政策的挑战。
        1915年5月，在中日签到民四条约之后，美国国务卿对日本和中国发出外交照会，照会称，美国尊重日本在华一切合法权益，但是美国不承认一切破坏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任何条约和承诺，美国对一切破坏门户开放政策的行为都表示不满和关注。
        二十一条事件在中国，也一样造成了后果。
        在日本强硬的外交压力面前，袁世凯觉得，如果把消息泄露出去，引发社会舆论的支持，和外国势力的介入干涉，是有助于加强中国的谈判地位的。
        事态的发展，也的确取得了袁世凯原先所计划的效果。
        中日民四条约，是中国运用和平手段所争取到的一次外交胜利。
        中华民国避免了和日本之间的战争，同时也避免了将中国殖民地化的第五号条款。
        但是对于袁世凯而言，这是一次个人的大挫折。
        二十一条事件，是中国种族主义思想形成的一个催化剂。
        在中国的历史讲述中，都是使用“民族”这个名词。但是如果我们真正去了解历史，去解读这个“民族”的名词，我们就会看到，从邹容到孙中山，到汪精卫，一直到中华民国时期三民主义中的大汉族主义，大家所说的“民族”，其实是人种概念，种族。
        从义和拳爱国暴乱，到邹容的革命军，到1904年清国抵制美货运动，再到三民主义的提出，“民族之国民”，到辛亥革命排满，一直到1915年各地兴起的爱国反日群众运动，种族主义思想，逐步开始被越来越多社会各阶层的人认识到，并且接受。
        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中国开始出现了反日思想的萌芽。
        倍感屈辱而愤怒的种族主义者，将愤怒指向日本的同时，也将矛头指向了袁世凯所领导中华民国政府。
        孙中山甚至在报纸上多次指控说，二十一条是袁世凯自己策划的卖国条约。
        上海也出现了报纸言论说，孙中山才可能懂的如何带领中国走向共和，因为孙中山本来就是一个革命党人。而作为满清重臣的袁世凯，他懂什么叫共和啊？他怎么可能有能力带领中国建设一个共和国，走向富强？
        更为关键的是，在当时许多爱国人士看来，迫于日本的压力，袁世凯签署了民四条约，那么就是国家的耻辱，那么就是袁世凯这个人的卖国行为，袁世凯就是无能。
        袁世凯个人的威信和声望，经过这个事件，遭到重大打击，这应该是他当初所没有预料到的。

        袁世凯走向复辟帝制

        1913年11月，国民党籍国会议员被剥夺资格，国会达不到法定最低人数，国会进入无限期休会状态。
        袁世凯称，目前国会瘫痪，政府必须要有一个咨询机构，下令组织政治会议。
        袁世凯委派蔡锷等人组织建设政治会议，由各地选派两名三十五岁以上年龄，十年以上行政经验，品学兼优的人士进北京，参加政治会议。
        1914年12月，咨询机构性质的政治会议召开，袁世凯发表讲话，袁世凯称，部分人对平等，自由和共和这些名词的内涵理解，都是完全错误荒谬的，还有些革命党人，发动叛乱，叛乱失败居然就卷了公款私逃，这样的人是什么品格？正是这样的人存在，造成了民国内政混乱不堪。
        1914年1月，政治会议通过决议，认为现有国会组织不良，已经不可改善，宣布停止国会和国会议员的职务，各议员分发四百银元遣散回籍。
        袁世凯根据这个决议，发表总统令，正式解散国会。
        1914年1月，政治会议决议通过约法会议，成为中华民国临时立法机构。
        1914年5月，约法会议颁布“中华民国约法”。取消内阁制，实行总统制度。根据这个中华民国约法，袁世凯成为一个合法的独裁者。
        到这个时候，事实上中华民国的政治格局，已经等同于1910年的清国，袁世凯已经拥有1910年时候清国皇帝的各项权力。
        不同之处有两个，第一个是，袁世凯是一个合法的独裁者，而不是皇帝。
        第二个则是，袁世凯是一个强势的独裁者。1910年的朝廷则是一个弱势朝廷，咨询机构性质的议会，公然违背法律，俨然以现代议会自居并且干涉朝廷和各省的行政事务，朝廷也无力对抗。
        通过个人感情笼络，贿赂，威胁，职务诱惑等合法或者非法的传统政治手段，袁世凯开始以一个独裁者，运行着中华民国政府。
        1914年12月，政治会议颁布了“修正大总统选举法”。根据这个新颁布的法律，中华民国大总统的任期变成了十年，而且连任没有限制；而且总统继承人也必需由现任大总统推荐。
        此时袁世凯作出两件惊人的举动。
        他首先是去天坛，进行了盛大隆重的祭天仪式。这个举动不由得让人想起了前清的皇帝。共和国是没有这些的，而如果依据旧传统，这是天子的责任。
        袁世凯作的另外一件事情，则是恢复了祭孔典礼。这个典礼从1911年之后，就再也没有进行过了。
        在袁世凯的授意下，政治议会通过了决议，恢复祭孔典礼。
        在当时追求西方民主共和思想的时代潮流当中，恢复祭孔这个行为，也是会让许多人产生不满的。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08 21:36

正文89
        我们可以指责说，袁世凯是一个背叛者，这是一个严重的指控。在1911年，袁世凯背叛了清国皇帝，而在1916年，他又背叛共和国。我们也不应该否认袁世凯本人，在其政治生涯中，是有着欺诈和阴谋权术的行为。
        但是我们必须要意识到的是，袁世凯所处的是一个奇特的历史时期，一个旧体系崩溃和新体系形成的时期。希望大家不要忘记，辛亥革命不是他所发动的，而当年是立宪派和革命党人共同推选袁世凯，作为帝国的终结者，成为共和国的领袖。“中国第一之华盛顿”的位置，袁世凯是被选择的，而不是他所选择的。
        作为一个经验丰富的行政长官，袁世凯比当时所有人都看清楚了一点，共和国已经破产了。不仅是说在中央财政上的经济问题，更重要的是，中华民国已经不再是一个统一的共和国。
        辛亥革命之后，各地的地方主义势力兴起，中央政府已经对各地失去了控制。
        只有在那些忠实于袁世凯本人的北洋将领们所控制的地方，中央政府还有一些的影响力。但是这只是个人的私人关系，而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制度。
        中国有着过千年的大一统国家体制传统，袁世凯作为一个中央行政首脑，是不能接受一个松散的类似于联邦制的国家形态的，而且当时的中华民国，也不是一个真正的联邦制度，更类似各自为政的割据状态。
        二次革命前后，土匪白郎在河南聚众造反，响应国民党人口号，打出讨袁口号。沿途得到国民党人率领叛军加入，居然流窜横行数省，祸害各地长达三年，甚至因为杀害外国传教士而招致西方各国的抗议。白郎匪徒的战斗力并不强大，但是因为各省的互相排斥，剿匪军事行动根本不是一个完整体系下的协调运作，白郎匪军得以流窜各省。
        忠于前清的遗民们开始发表言论，嘲讽共和国，表达他们对前清的思念。把清国皇帝逼退位了，看看现在的中国，成了什么样子？议会里都在结党营私，搞的乌烟瘴气，不成体统。全国小百姓们的生活，改善了么？赋税越来越重。就连白郎这样小小的蟊贼，都能横行数省。大家比比看，自己说，到底是大清国好？还是中华民国好？
        袁世凯认为，中华民国政治混乱局面的根源，是道德的下滑。
        对于孙中山这些革命党人，袁世凯和张謇这些立宪派人物一样，是由最初远距离的敬重，通过双方的接触交往，发展到不屑，乃至最后的鄙弃。
        袁世凯说，国民党人，假借政治改革的名义，为自己夺取权力和利益。为了他们能够达到个人野心，哪怕中国亡国亡种，生灵涂炭，他们也无所谓。他们的政治手段，要么是以利益作诱惑，要么是以暴力作威吓，要么是以欺诈手段骗人，使得同种的中国人，互相残害，而他们自己则狡兔三窟。他们忽悠欺骗人的手段，要么是发表演说，要么是在报纸上随意造谣，颠倒黑白。利用年青人的思想单纯，年青人一但被他们给忽悠了，就替他们卖命，跟随他们作乱，到死都不明白。这些革命党人，作人立身的品格都没有，谈什么治国？
        袁世凯高薪所聘请的外国顾问们，都是各行业的专业学者，通过他们的科普，袁世凯对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文明体系，已经有了明晰的理解。
        西方文明社会，一样有着内在的核心道德价值体系，道德为体，法律为用。西方文明，是以个人为出发点，每个人先求独立和自立，不成为别人的负担，进而有余力，帮助有需要的人。
        这种先自立，再助人的思路，其实和旧中国儒家传统里的推己及人，修身齐家平天下的思路，是相通的。
        袁世凯认为，中华民国的混乱政治局面的根本原因，是在于阴谋家蛊惑煽动，而年青人道德价值观混乱。
        袁世凯下令恢复尊孔祭典，中小小学教育课程中必需设置儒家经典，就是他试图恢复重建，从前清废除科举考试以来，正在加速崩溃瓦解的旧中国传统的儒家道德价值体系。
        但是二十一条事件，对袁世凯个人的威信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此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热情而迫切地学习吸收西方的各种思想。而当时西方的社会进化论和种族主义思想，则是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们所认同和追随的西方思想。
        人类社会，滚滚向前哦，越滚越文明，越滚越好哦，当时中国学习的西方知识分子几乎都认为这是真理哦。不论梁启超还是汪精卫，论战的双方，都不敢质疑进步史观的合理性。
        而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人类社会的真理哦，如果不富强，会亡国亡种哦，乡亲们。这是当年知识分子们真诚的恐惧和担忧。
        随着种族主义思想的觉醒，中国的知识分子们的恐惧感，危机感越发的强烈。在没有了皇帝的共和国时代，种族主义视角，成为了他们看待世界的眼观。
        对强者的崇拜和向往，对弱势的漠然甚至是鄙视，是普遍存在于种族主义者内心的。
        二十一条事件，使得知识份子们感受到极大的屈辱，他们将遭遇到的屈辱，归咎于中华民国政府的无能，袁世凯是个无能的弱者！
        中日民四条约的签订，更是被当时的中国知识份子和学生们，解读为中国的耻辱，而这个耻辱是因为袁世凯的无能。
        全国各地的集会抗议，一方面宣泄了反日情绪，另一方面则是表达出对袁世凯无能的愤怒和指责。光光在北京，就有超过二十万人参加了中央公园的集会。
        中国知识界，自由主义思想的先驱者，胡适此时正在美国留学，他从另一个角度解读说，二十一条事件，是弱国外交的大胜利。作为一个弱国的领袖，袁世凯为中国赢得了最大的胜利，是外交历史上的奇迹。
        从1914年下半年开始，袁世凯就开始加强了对报刊舆论的控制。
        中华民国颁布法规，对所有报刊和出版物实现审查制度，对“有害于公共和平和秩序”的言论，处以严厉惩罚。但是当时中华民国的现状是，中国之内，另有国中之国，治外法权保护之下的外国租界。这些审查制度和惩罚办法，根本约束不到在租界里的人们。报刊舆论对袁世凯无能的质疑和攻击，是中华民国政府无法制止的。
        袁世凯在思考加强个人威信，恢复中央政府权威的办法，他委派中外专家顾问们，为中华民国的宪政建设，政治组织机构，提出建设性意见。
        在袁世凯的专家顾问团中，有一位美国的政治学者，他的名字叫古德诺。Frank Goodnow。
        当袁世凯向美国的卡耐基基金会寻求帮助，希望得到一个优秀的宪法政治专家的时候，美国哈佛大学的校长，向袁世凯推荐了当时的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教授古德诺。1913年，古德诺到达北京，成为中华民国政府的宪法顾问。
        赋予袁世凯以中华民国合法独裁者地位的中华民国约法和修正大总统选举法，就是在古德诺的带领下完成的。
        1914年，古德诺返回美国，出任约翰霍普金森大学的校长Johns Hopkins。
        不论中国的历史作者是如何评价古德诺的学术地位，美国政治学研究学会，是有一个奖项，叫作“古德诺奖”用以表彰对政治学研究作出杰出贡献的政治学学者。
        回到美国之后，古德诺依旧关心着他曾经服务过的中华民国政府，在1915年的时候，他在北京的一家英文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名字叫作“论共和与君主”。
        古德诺教授在论文中，论证了他的观点，他最后的结论是，毫无疑问的是，对中国来说，君主制度要比共和国体更为合适。中国的历史和传统，她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她与西方列强的关系，都注定了，如果中国要保存成为一个统一而独立的国家，中国走君主宪政路线，要比走共和路线要容易的太多。
        古德诺的论文，在学术标准上，并不存在有什么问题，是一篇学术标准的政治学论述。
        接下来的事情，就是中国人，愿意不愿意，接受，认同古德诺的政治观点啦。
        这篇论文很快被人翻译成为中文，开始得到了流传。
        随后中华民国的法律顾问有贺长雄也发表论文，“共和宪法持久案”，宣称君主立宪制度，比共和国体，更有利于真正保障中国的民主宪政。

        楼主 曹立仁  发布于 2013-09-09 14: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