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秋冬之交，去年此时，中国多地爆发反封控示威。当时中国处于严格防控中，11月24日，乌鲁木齐居民小区发生大火，疑似因封控导致救援延误，将不满群情推至高点；11月26日，南京传媒学院学生在校园举起白纸﹐悼念遇难者并抗议疫情封控政策。示威浪潮随后蔓延到中国至少21个省，包括39个城市、超过百家高校。

这一轮示威浪潮很快被称为“白纸运动”，虽然抗议只持续了数天，但被外界认为是中国自1989年“六四事件”后最大规模的公民行动。

一年过后，中国社会渐渐复常，疫情与抗议的记忆开始消退。当时参加抗议的年轻人境遇不尽相同——有的遭到拘捕或失联，甚至被投入精神病院，也有一些人的辗转到海外，继续发声。

BBC中文访问了四位白纸运动参与者，了解一年来他们的感受与抉择，及其折射的社会现实。

关进精神病院：“没想到家人会配合他们做这种事”

去年白纸运动爆发时张俊杰18岁，在北京的中央财经大学读大一。相比清华、北大，他的学校当时反应冷清得多。

张俊杰告诉BBC中文，11月27日当晚，他独自一人在主教学楼前，举起白纸，被保安拍下照片。翌日早上，他又独自前往同一位置举起白纸，“大约五分钟吧，就有一些校领导、教授等冲过来，叫我不要做这个事情，之后就把我架到了一个会议室里面。”

“学校要我签一个离校承诺书，里面写我因为突发疾病需要返回家乡治疗，然后批准我离开，当时我就觉得很奇怪，”他说。张俊杰认为，这为他之后的遭遇埋下伏笔。

校方通知张俊杰父亲将他接回家。张父作为公职人员，担心连累自己，连番责问张，为什么“要当别人的炮灰”，做这件事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自己的父母和家庭。

回到家乡江苏南通，父亲强行收走张俊杰的手机、电脑，“我不愿意给，他就对我家暴，直接给我打倒在地上，将手机那些收走，他说他向公安报警了，公安需要这些东西。“那时候感觉有点不对劲，我就在Twitter（推特）上尝试发送求救信息，”他说。

到家两天后，张俊杰迎来18岁生日，过完生日，父亲以检测隔离为名，把他蒙骗到南通市第四人民医院精神科，“他们找了一个医生，说我目前处于精神分裂症发作状态，我当时听到像晴天霹雳一样。他问我是不是在北京做抗议事情，这就是典型精神分裂症状”。张俊杰手脚被捆绑起来，推进病房。

医护人员为他注射镇静剂，早晚要他服用精神科药物。他说，就连自己的祖父也都在配合医护，“一直在说我为什么会病得这么严重、为什么要反对共产党，我当时没想到我的家人会配合他们对我做这种事情。”

在精神病房被关近半个月，张俊杰出院回家，他时常与家人就白纸运动争执，而且决定不再回北京上学。

今年1月20日， 张俊杰留意到有人在网上号召“烟花革命”，即故意违规燃放烟花爆竹，抗议政府禁令。他“没有想太多就去了”，在当地的大剧院前放烟花，“第二天早上，突然间有四辆警车、将近20个警察到我家。”

警察问话一整天后，要他签署一张行政处罚决定书，罪名是“寻衅滋事”，之后警方把张俊杰重新送回医院，一周后他短暂回家，再有三名便衣警察把他带回医院。这样一关到4月，他才出院，“我就很怕，没想到这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

中国政府曾经被指将异见及维权人士送进精神病院，作为一种打压手段。近年来较为知名的案例是董琼瑶，她因为向习近平画像泼墨而被称为“泼墨女孩”。

据2022年人权组织“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发表的研究报告指出，自1980年代起，中国设立了名为“安康”的精神病院系统，由警方控制及管理，这个系统能避开司法系统的审理而用作惩处手段。

上述报告提到，虽然中国于2012年通过《精神卫生法》以防止此类情况，但并未发挥实际作用。该组织发现2015至2021年仍有99人被关押在精神病房合计144次。

留在中国：删除、拘捕与沉默

赛勒斯（Cyrus）20多岁，运动爆发时在上海；Orange是一位90后，运动爆发时在成都。二位接受BBC中文的访问，但出于安全考虑要求匿名。

去年11月26日，赛勒斯在微信上看到有人在乌鲁木齐中路点燃蜡烛，他心潮澎湃，带上一包蜡烛，趁自己小区封控前，赶到悼念现场默哀。赛勒斯说，他除了纪念火灾死难者，还为三年多来疫情间的一切表示哀痛，“我在屋子里无所事事， 虽然日子过得还好，也有抢到菜，但对周边发生的事情都感到非常痛苦”。

夜越深，聚集的人群越多，警员驱赶并拘捕参与者的行动越激烈。赛勒斯说，人群中他最先喊出“习近平下台”等政治口号；他认为封控带来的痛苦，不只是源自疫情的祸害，归根究底还是国家社会体系的问题。

示威后，他在清晨安然回到家，但他发布在微信上抗议照片，引起公安注目，数天后封控解除，警员上门逮捕他并关押了一天，盘问抗议始末，同时备份了他手机与电脑资料，要他报告示威者行动计划，但并没有后话。

Orange的经历类似。11月27日，他看到成都的集会消息，虽然感觉未必能够做到什么，“但是我觉得那个现场我一定要去，我想知道现场到底发生了什么，因为去到现场一定要比你在网络上看到的信息会更真实、更全面。”

首次在中国目睹大型抗议，Orange非常激动，“在那个现场，听到大家敢去喊口号，我真的觉得，当下那一刻的中国社会真的会有所改变。”

由于此前参与的项目，Orange经常被“国保”（中国的安全部门）请去“喝茶”（问话）。“基本上每两周就会喝一次茶。”而在白纸运动之后一段时间，国保先后问了他三次有没有到现场，“第一次是在11月28号，就是之后那一天，他问得很轻松，就说你昨天有没有去现场，我说没有，直到第三次之后他才没有再往下问。”

去年运动发生不久，中国当局便持续对相关消息进行网络审查。据《华尔街日报》当时报导，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曾于白纸运动后向腾讯、字节跳动等企业发出指引，要求增加网络审查团队的人手，尤其是要留意与示威抗议有关的内容。新疆大火、白纸、乌鲁木齐中路等字眼也成为敏感词。去年路透社报道称，由于警方开始向抗议者展开调查，参与者们“拼命删除聊天记录”。

删除、被捕、问话——成为很多运动参与者不得不面对的情形。按专门追踪内地维权案件的公民网络“维权网”统计，整场运动中至少超过有一百人被捕，当中能确认名字的有32人；部分人已经获释，有人则要取保候审，而尚有不少人仍然失联。BBC中文无法核实有关数字。

这样的情况持续一年后，Orange感觉身处国内友人已经很少谈论白纸运动的事。

大家似乎心照不宣地对此避而不谈。“几乎没有人跟我谈论过当天的情况，有可能是遇到上海或北京的朋友时，比较闲聊地问对方当天有没有去、人多不多，没有很正式去聊这个事情。”Orange认为，之所以回避仔细地谈论，“可能大家有种不安全的感觉吧。”

出走海外：启蒙、思考与选择

经历了白纸运动后，南通的张俊杰、上海的赛勒斯、成都的Orange，不约而同地做出同一个决定——出走海外。

张俊杰申请新西兰的大学，“一方面想逃离迫害，一方面想把大学念完”。张父也希望他尽快离开，“他不想我影响到他的工作”。张俊杰在恐慌中熬到8月中旬，抵达新西兰后他发现，所在的城市华人较少，也没有组织起来的行动者。“几乎没有志同道合的朋友。”

张俊杰于是通过网络公开了自己的遭遇。家人随即遭国内公安滋扰，“我父亲很焦急地问我，有没有考虑过后果”，并与公安一同要求他把推文删掉，要他尽快回国，“我没想到刚发推文就有这么大的反应”。

赛勒斯沉寂多月后，成功申请赴英国伦敦留学，踏上英国的土地，他才又开始发声。赛勒斯还发现，白纸运动后，中国留学生异见团体也渐渐组织起来，他重新投身相关活动。

回顾过去，赛勒斯将那短短一晚的抗议，看作自己的政治启蒙。运动不久后，中国国务院发出“新十条”，进一步放宽防疫管控。赛勒斯称，“不知道这样说会不会太傲慢，但中国能够解封，参与白纸运动的人都有一份功劳。”

Orange也于今年五月抵达法国。离开中国后，他接触到不少海外白纸运动的组织者，相比国内参与者沉默，海外参与者积极得多。“我离开了中国之后，才意识到白纸这件事情对海外这群人而言是多么重要。”

Orange还观察到一个显著的不同——在海外，大家讨论白纸运动时，认为最核心是政治诉求；“但我当天参与的感受是大家更多是希望解除封控”。这种理解上的落差，甚至一度令他怀疑参与的是否同一个运动，“但或许是因为大家观察的程度、身份的不同，而会有这种差别。”

对于未来，三人则做出不同的选择。

参与运动的经历冲击了赛勒斯对未来的规划，以前他希望到大厂（大公司）工作，现在则想到非政府组织工作，比如国际特赦组织，为人权发声。“白纸运动改变了我。”

Orange则希望保持低调。“我有一个自我审查的部分，它不会影响到我的家人、朋友，不会让到我跟中国完全切断，因为我不太希望这样的事情发生，（否则）会有很多的麻烦。我不希望我有太大改变，变成一个非常政治型的人物。”

张俊杰在义务律师的协助下，目前正打算申请新西兰的政治庇护，让他能够长期留在当地。

国际社会间也关注到白纸运动示威者的遭遇。去年12月欧洲议会通过决议，强烈谴责北京应对示威的手段、对和平示威者的迫害，且进一步呼吁成员国妥善保障境内中国难民安全，避免他们被抓或被“劝回”、引诱至可被遣返中国的非欧盟国。

中间地带：国安法下港漂的担忧

在这场运动中，香港处于一个独特的中间地带——经历了社会运动以《国安法》，不少香港人担忧言论空间收窄；同时相比于中国大陆，香港依然要更宽松。

作为港漂的菲菲（出于安全考虑匿名），在白纸运动前，她回过一趟中国大陆，切身感受到当时封控的环境，“疫情爆发后，第一次有机会回国内，发现国内的议题还是很牵动自己。”

回到香港后不久内地爆发白纸运动，菲菲在社交媒体上，看到有港漂发起声援行动，“我当时刚从国内回来，也很想参加白纸的东西。”于是她去了大学，也去了油麻地的上海街聚集。

相比起中国各地以至海外的人潮，香港声援活动单薄得多，有近百人，主要以港漂学生为主。曾参与过香港社运的菲菲说，“终于不是在香港为其他的民主议题抗争，而是第一次为了一个自己脱不去的身份抗争。”

曾经，香港被视为言论及结社自由之地，国安法生效之后，发声意味着风险。菲菲说，“在香港作为拿签证的人，那个担心都有的，大家其实不太敢喊口号。”

这种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当时在大学校园、中环、油麻地街头聚集声援的港漂，其中一些参与者被警方抄下身分证资料。

更有标志意义的事件是香港中文大学法律博士生曾雨璇的被捕和判刑。作为港漂，曾雨璇曾在香港参与声援白纸运动。之后，她因涉嫌悼念“7.1 刺警”案中死者，以及打算今年“六四”在香港闹市展示“国殇之柱”直幡，被法庭裁定企图煽动罪成囚禁6个月，成为首个被判煽动罪成的港漂，刑满获释后曾雨璇被遣返中国大陆，至今处于失联状态。

曾雨璇一案在港漂圈引起一些担忧。菲菲表示她一直在根据不同事件评估行动的空间，“曾雨璇的事情肯定也在这（评估），现在会更谨慎一点。”

菲菲并未因为声援行动而面对直接后果。但她也看到其他行动者被找麻烦。

她坦言，难以概括白纸之后改变了什么，但她与曾经一起行动的朋友，因为去年一起站上街头，加深彼此连结，“私底下也会讨论”。同时也加深了她自己对于行动的热情，“能够找到更多朋友。”

回响：梦想、监控与下一次运动

白纸运动究竟给中国留下什么？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锐生向BBC中文表示，比较直接的一点是，由于封控带来的痛苦经历，使习近平失去部分民望。

“在疫情之前，我敢说，如果中国有一场公开公平的选举，习近平会以压倒性优势胜出。” 曾锐生表示，但今天情况不再如此，在新冠疫情结束后，“人们经历这一切，这不可能了。”

更长期的影响则是民众不满导致对改变的渴望。曾锐生认为，人们大规模悼念政绩平平的前总理李克强上，就反映了这一点，但反对声音会招致镇压，难成气候。海外异见声音影响力也有限，“海外的异见声音通常反映国内监控多么严格，（但）改变不了国内政治。”

身处新西兰的张俊杰更关心自己的未来。他从未想到，当时自己一个单纯的在校园举起白纸的念头，会导致这一连串后果。未来他想好好读完大学，好好活下去，“有时候还是很绝望，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好像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同样悲观的还有Orange。白纸运动时期虽然流传“习近平下台”的口号，但Orange认为即使换了一个领导人，“还是那样一个所谓独裁政治，那整个社会结构没有发生变化，这个社会还是那样。”

不过，他对于未来还抱有另一种情绪，“如果目前中国还是中共在执政的话，那下一个社会运动爆发的形式是什么？它有可能是什么呢？我对未来会很好奇。”

为保护受访者身份，Orange、菲菲、赛勒斯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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