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科特妮．摩尔（Courtney Moore）和丹尼尔．摩尔（Daniel Moore）的家裡，客厅边上放有一张湖水绿色长沙发和落地钓鱼灯。靠着的墙壁挂有四个黑色的大相框，分别框住四张城市地图：美国的休士顿、德州的大学城（College Station），中国的南京和贵阳。

那都跟他们的人生轨迹有关：休士顿、大学城是二人生活的地方。他们结婚以后，曾经飞到南京住过一年，在那里念书，“我们真的很喜欢那段时光，中国和那裡的人都在我们心裡有个特别的位置。”

出于对残疾儿童的关爱以及对中国的感情，他们决定收养一个中国小孩米洛（Milo）——贵阳，就是米洛出生的地方。

科特妮在2019年8月申请收养，那一年米洛才四岁，患有唐氏综合症。一个月后，他们拿到了中国的批准信。科特妮很兴奋，马上在脸书（Facebook） 发文，宣布自己快有一个四岁的儿子了，过百个朋友留言祝福。

收养机构说，整个收养过程大概要9至12个月，所以他们估计再等半年，就可以接“儿子”回家了。但2020年初开始爆发的新冠疫情打断一切，中国暂缓海外收养。此后三年，科特妮都很少得到米洛的消息，“CCCWA（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只叫我们等。”

六岁前是孩子发展的黄金期。二人错过了米洛掉牙、长牙，但他们安慰自己没关系的，到了春天就有转机。只是他们没想到，一等就是五年，等到的更是一个绝望通知——9月5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证实中国终止国际收养。

中国自允许跨国收养的32年来，一共有超过16万名孤儿被收养，其中大约一半人被送往美国。根据《卫报》报导，北京在一通与美国驻华外交官的电话中表明，除了例外条款涵盖的案件外，“不会再继续处理任何案件”。

这政策一刀切且快速——就像上世纪70年代末实施独生子女政策那样。

如今学者把它称为“一个时代的终结”，可是被甩在后面的，还有300个像科特妮一样、尚未走完收养程序的美国家庭，他们担心自己的孩子只能永远留在中国。而自1992年来被送到外国、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的被收养者，也在害怕自己可能会被历史遗忘。

“我们就差那么一点点”

疫情三年，科特妮和丹尼尔只能隔着手机看见米洛。

福利院给他们发去不少影片和照片：米洛在跳舞、拍手。“他又拿着条小毛巾对着火车玩具一直擦、一直擦，”科特妮看着影片觉得好兴奋，因为大儿子也喜欢各种车子，她心想着以后两人就有伴、可以一起玩了。

每个节日，他们会给米洛寄去礼物。科特妮特意弄了一本中英对照全家相册：“这是你妈妈、爸爸，哥哥姐姐，还有狗，”她笑着说，“其实我们不知道他看不看得懂，但我们想他知道，这裡有一个爱他的家。”

终止跨国收养的消息传出的那一天，美国肯塔基州阳光明媚。

艾米（Aimee）刚送完女儿格蕾丝 （Grace）上钢琴课，她坐在车子裡听见中国消息，“我马上就哭了，然后我第一个想法是⋯⋯这就是终结了，没希望了。”

艾米今年47岁，拥有四个儿子。2017年，她从中国广东收养了一岁的格蕾丝 （Grace），因为想有个姐姐能陪伴她，一起分享出生地的历史文化， 艾米在2019年再申请收养。很快就被配对到五岁的潘妮洛普（Penelope）。

美国是中国跨国送养最主要的接收国。1970年代末，中国严格实施“一胎化”政策控制人口增长，在传统重男轻女的观念下，大量女婴和残疾儿童被弃养。1992年，中国开放跨国收养；那一年，有206个儿童被送到美国。

这有赖宗教团体和媒体的渲染，以及历史的配合。1993年，美国《纽约时报》曾以大篇幅报导一名武汉弃婴被收养到纽约的故事。美国福音派也发起募捐，鼓励信徒收养。而当时，原为美国主要送养国的韩国，正在决心洗走“婴儿送养国”的标签，送养人数大大减少。

美国家庭于是把目光转到中国上——2005年，美国接收中国孤儿数量达到7903个，为历年最高。

米里安．艾弗里（Myriam Avery）是爱加倍（Agape Adoption）收养机构的执行总监，拥有20多年协助美国家庭收养中国孤儿的经验。

她告诉BBC记者，疫情前该机构有六成个案都是申领中国孤儿。在她看来，美国人喜好中国儿童背后“非常重要”的原因“是中国有一个非常好的（送养）模式”。

米里安说，收养儿童的过程会混杂很多情绪，而在处理手续的过程中，家庭心力很易被消耗，“但中国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友好、有效率，这是她在与其他国家交接中感受不到的。

此前，中国所有收养手续都由隶属民政部的“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CCCWA）负责。米里安说，中美双方有一个共享的网络平台，可以迅速地分享收养资讯和跟进进度。她感受到，双方的目的都是“想让孩子有个家”。

所有受访的家庭都有提到自己选择中国的原因，一部份是因为制度的稳定。“习主席说过，他希望中美之间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但因为我们不同，不可能所有事情都合作，但这（收养）却是非常成功。”艾米这样觉得。

外国人收养中国孤儿的流程大概是这样：父母要先完成“家庭研究报告”（home study），再透过仲介向中国收养中心提交申请和进行配对。

当他们拿到中国儿童福利和收养中心发出的批准信、美国领事馆发出的《海牙收养公约》第五条（俗称Article 5），确认养父母人合条件及批准收养后，中国会在几天内签发“旅行许可”（Travel Approval），美国的收养家庭父母就可以出发到中国。

艾米形容，中国一直以来都以“非常有序的方式处理收养”。还记得当年收养格蕾丝，他们在拿到旅行批准后的24小时内就出发去广州了。

事实上，这次收养潘妮洛普，她就只差中国发出的旅行许可文件。而在中国疫情全面放开后，已经有几十个家庭完成收养。 这让艾米一度相信“我们家就会是下一批”。

艾米给潘妮洛普准备好房间，购置了一张粉红色的床，也买衣服放满抽屉。但她们最后都没能成行。

艾米现在回想，“我们就差那么一点点。”

是政治、面子因素，还是“把人口当财富”？

对于中国突然暂停止收养，外界有着各种猜测。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说，这符合相关国际公约的精神。

《海牙国际公约》倡议孩子在原生国找不到合适家庭的情况下，才进行跨国收养。中国在2005年加入成为成员国。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全球卫生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外交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黄严忠认为，“中国在这个方面一直遵守的很好。”

但为什么是现在叫停？黄严忠提到俄罗斯的一个个案。

2013年，奥巴马签署法案制裁侵犯人权的俄罗斯官员，后遭俄罗斯反制，禁止美国家庭收养该国儿童。黄严忠分析，此时的“收养”成为了国际关系中的“外交筹码”。

他说，中国现在的举动未必是“同一个性质”，但也要考虑政治因素——现时中美地缘政治紧张，双方缺乏互信，很易导致“过度安全化”的问题。“本来那些我们觉得是良性互动的政策领域，也可能被安全化。”

米里安也觉得这是一个政治决定。目前，在她的机构中有约30个家庭仍在等一个说法。

米里安说，机构一直避开政治，“我们不是政治人物，我们做的很多事情就是文书工作和记录”。过去，收养机构都是跟中国收养中心直接联系，但这一次，消息却是由美国国务院发来邮件通知，“一个非常高层的部门，这就是为什么感觉很政治”。

近年“说好中国故事”和包括“制度自信”在内的“四个自信”不断在中国被强调，外界有声音认为终止送养能提升中国形象。

过去，跨国收养曾经卷入不少违规和负面事件。根据美国一家收养机构网站显示，收养一个中国孩子的中间费用高达25000到40000美元。这让送养成为一门有利可图的生意，而被送往外国的孤儿也未必过上美好生活。

2011年，邵氏孤儿事件曝光，揭露在2000年至2005年间，湖南省邵阳市计划生育官员涉嫌强抢超生婴儿，送到孤儿院牟利。去年，一名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中国被收养者被曝向其养父母提告，表示自己长年被关在地窖，还遭受殴打挨饿。

宾夕法尼亚州阿勒格尼学院负责中国研究的副教授伍国表示，新的限制可能反映“日益高涨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美国的某种不满”，而又能满足人们“（中国）不需要把孩子送到美国去”的想法。

长期研究中国人口问题的美国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高级研究员易富贤则认爲，收养政策的突然转向，背后的主因是人口危机。

中国在过去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出生人数出现断崖式下降，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2016年新生儿有1883万，但到了2023年少了一半，仅剩902万。

易富贤说，1990年代中国政府将人口视为负担，开启跨国收养则是“一举三得”：把负担转到国外、减轻对孤儿福利的财政投入，还能收到家庭捐款。

他指出，中国如今实施全面三孩，但2023年的生育值仍然只有1.02，不足生育更替水平的一半，“现在人口是财富了，就不应该转移到国外”。

不过根据中国政府公开数据，2018年收养登记的儿童数量有约15000人，其中送去美国的不到1500人。易富贤同意，暂停跨国送养“对生育率没什么影响”，但形容这是“关键的改变”，“中国开始尊重生命了”。

中国残疾孤儿的出路

回看民政部数据，中国跨国送养的数字每年在减少——2005年是送养的高峰，有13000名孤儿被送到国外去，但2018年仅有2000人，2019年970人；受疫情影响，2020年只得63人。

黄严忠说，有声音认为在这背景下，停止跨国收养是自然而然的做法，“但问题就在于，这种做法并不意味着孤儿的问题就解决了。”

在得知暂停送养消息后，米里安第一个想法也是：“那些中国的孤儿怎么办？”

中国公益研究院的一份报告称，截止到2022年，中国孤儿总数15.9万人，其中儿童福利机构养育5.9万人。而一名民政部高级官员2019年曾表示，中国98%的被遗弃儿童都是“重病重残儿童”——由于很多中国家庭只想领养健康、年纪小的儿童，他们几乎没有机会离开福利院。

美国，曾经是他们有家的机会。在过去30年美国接收的中国孤儿裡，约8成人患有先天残障或疾病。

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情况大不相同——中国送养的主要为健康的女弃婴。主体慢慢转变到残疾儿童，则是始于人口下滑。

易富贤说，中国在2016年放开二孩政策，在那时候不育率的比例也在增加，涨到了12%左右。国内对收养的需求增加，“那么他（领养父母）优先选择的，都是那些健康的。”于是慢慢剩下来的，都是有先天残疾的儿童。

同一时间，美国也有观念的进步。米里安记得大约在2005年开始，越来越多的美国家庭愿意收养有特殊需求的儿童。一来，他们的等待时间短一些，而从“美德”（virtue）来看，米里安说那也是因为美国家庭受的教育也变多了。无论是面对有轻微的心脏病，唐氏症或唇颚裂的孩子，他们开始觉得自己处理得了。

2020年，35岁的伊莉莎白（Elizabeth）为了迎接来自河南的儿子科尔森（Coulson） ，做了好多功课。

硬件层面上，她把科尔森的房间粉刷成蓝色，裡面放置的物品都有文化象征：男孩子喜欢的玛利奥床单、床上放了三只熊猫玩偶，而在天花灯上，伊莉莎白还吊了一个玉如意。

知识层面，由于科尔森患有罕见病，无法排汗，也没有牙齿。伊莉莎白一家向医生请教，又有跟患有同种疾病的孩子家长交流。

“我们见过很多有明显特殊需求的儿童，比如唐氏症或矫形需要，他们可能是盲人，或许有唇裂和腭裂，但我们看到只要有对的治疗，这些孩子可以在家庭和适当的资源下成为最好的自己。”米里安很担心，这些孩子留在中国未必有同样的机会。

中国的孤儿大多只能在福利院待到18岁。目前，中国外交部仅称叫停国际领养的做法符合国际惯例，政府没有出台新的福利院配套措施。

“我们当然希望孩子们尽可能留在自己的祖国。但如果他们没有被收养，那么跨国家庭应该是他们最后的选择。他们值得拥有家人。”米里安说。

成为被遗忘的历史？

目前，很少人关注政策对被收养者的影响。

加州大学尔湾分校专门研究中国人口统计学的社会学教授王丰形容，“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也是中国独生子女政策工程“最可耻篇章的终结”。

一个连结全球女性被收养者的网站整理了许多人听到消息后的心情。其中一个人写道：“一想到我是中国送养的最后一代，就觉得很奇怪。”

格蕾丝．牛顿（Grace Newton）今年30岁，她在27年前从南京被收养到美国。现在当跨国收养被叫停，她欣慰看见未来不再有中国孩子要面跨国收养带来的“多层损失”，而他们终于能够在自己的文化中长大。

但同一时间，深层的担忧也出现，许多被收养者担心自己出生和收养记录的去向。“这些记录会如何被处理的不确定性，某种程度上加剧了我们被历史遗忘的恐惧。”格蕾丝说。

在中国严打超生的时代下，父母因为害怕被罚，婴儿都是匿名被遗弃在街头或公共场所，很少会有出生纪录，“通常我们存在的第一个记录是遗弃证明”。

格蕾丝说，“就个人历史而言，这是我们能够找到自己在中国那段时间是谁的唯一资讯。”

现在，中国没有说明如何处理被收养者的文件。 格蕾丝害怕，中国可能试图遗忘计划生育这段历史，“假装那件事从未发生过”，而要被遗忘的东西也“包括我们”。

“不应该以儿童希望破灭结束”

丹尼尔在疫情期间曾经作了最坏打算，以后都接不了米洛回家。

实际上，出于对儿童虐待、伪造文件等担忧，各国紧缩甚至终止跨国收养已是大趋势。今年1月，挪威、丹麦接连停止国民从菲律宾、韩国及台湾等进行收养。5月，荷兰政府也宣布为了儿童福祉，不再允许公民申请收养外国儿童。

但目前，美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收养国。

格蕾丝说在美国，大家都会把收养看成是“三赢局面”，既能救助孤儿，又能满足收养和亲生父母。但当被收养者谈论自己寻根的经验或对外表不适的感觉时，“我们常常会被低估、忽视。”

“因为这些都不是人们想听到的关于收养的故事，尽管这些才是我们的真实生活。 ”

格蕾丝希望中国政府也会为残疾儿童的家庭提供帮助，“这样身心障碍儿童就不必被送入收容机构，被收养也不用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

9月底，负责海外公民服务的美国副助理国务卿和中国协调办公室的一名高级官员，就收养事宜会见了中国大使馆高级官员。会上，中方表示美国可以提交一份待收养个案名单。

“如果中美两国之间的收养合作关系必须终止，它不应该以儿童的希望破灭而中止。” 艾米说，“我们应该是在庆祝最后的300名儿童与家庭团聚而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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