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到育儿嫂，这半生不曾后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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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是一名育儿嫂，今年46岁，已经在北京工作5年了。这几年，我常常在深夜忙完工作后，就静静地躺在床上回想起自己走过的前半生。那些往事被我叠藏，深埋、撅起、深埋、又撅起，反反复复，直到凝结成一块顽石，压在我的心头。一次偶然的机会，鸿雁公益组织阿姨们演讲，负责人联系了我。那是我第一次用声音讲出了心里的碎碎念。倾诉一旦开始便不想停止，这次我又跃跃欲试，用文字写下自己的故事。
1
我叫隐香，是个正儿八经的农村娃，小时候一大家子人生活在陕西咸阳下面的一个村子里。17岁之前，要是用一个字来形容我，毫无疑问是“乖”。这种乖不是天生的，而是心疼父母。
我爸爸身体不好，妈妈总是有干不完的活，我从来没见她坐下来好好吃一顿饭，不是蹲在厨房脚地上，就是站在锅台边，随便吃点又匆忙拿起手里的活计，走路都是一路小跑。我心疼妈妈，就努力干些力所能及的活儿，每天早起去水井边排队，要挑8担水才能把水缸倒满。那时候我还没有扁担高，水桶不是蹭地就是磕我的脚后跟，妈妈怕把我压得不长个，就让我早上起来挑4担，天黑之前再挑4担，就这样日复一日，从来没间断过。
那时我家还养了4头牛，每到周末，挑完水我还要去割草。我家有个新背篓，用荆条编制的，我站在背篓跟前，它能到我鼻子那么高。我人小性格却倔强，一头扎进玉米地里，背篓不满就不出来。最后，这个背篓是被我背坏的。
如今再回头看，可能是儿时太缺乏爱与关注了——我排行老三，上面有哥有姐，下面还有个弟弟。所以总想拼命干活，获得父母的夸奖或一个难得的笑脸。可是我的努力好像并没有多大效果，也没有获得父母特别的喜爱。
我17岁那年，村子里的初中要撤了，如果想继续读书，就要去镇上。为了全力以赴供正在读高中的尖子生姐姐，父母毫不犹豫“牺牲”了我。那年夏天，父母没有和我商量，就像法官宣读死刑犯的判决书那样通知我以后不用上学了。
离开学校的那天晚上，我一夜不睡，看路遥写的《黄叶在秋风中飘落》。书中的情节很感人，我一边看一边流泪，突然，我听见好像有飞机从头顶飞过，感觉飞机飞得好低，声音那么大，一直在我耳朵里轰鸣。我开门来到院子里，乌黑的天上除了几颗星星，并没有飞机。回到屋里，轰鸣声仍在，我心烦意乱，关上灯用被子捂住头，害怕得放声大哭。可隔壁屋的爸妈没有听见，漆黑的夜仿佛也在装聋作哑。
第二天早上，我告诉妈妈我耳朵好像听不见了，妈妈忙着手里的活：“哦，可能是上火了。”她的声音听起来那么远，那么小。
这件事很快被妈妈忘到九霄云外，而我在轰鸣声中艰难地度过了20多天，除非困得不行睡着了，但凡睁开眼都是在受折磨。身体上的不适让我开始正视自己的过往，“除了心疼妈妈，我还可以干点什么？”
我打定主意不再做傻傻的乖乖女了，17岁那年冬天的一个深夜，我偷偷打包行李被褥，放到大门外的厕所里。天不亮，我偷偷溜出了家门，坐上客车的那一刻，车窗外的天空还没有完全放亮，东方有一颗星星特别亮，我在心里对它说：“星星，我要飞了，飞出这个村子。”
这时候，售票员不合时宜地大喊：“刚上车的赶紧买票了，谁到咸阳，赶紧买票。”
我努力翻着所有口袋，凑了3块8毛钱，车票3块5，还剩3毛。以后的日子怎么过，是个未知数。
咸阳对我来说，是个完全陌生的大城市。在这里，我第一次看见高楼，第一次看到宽阔的街道、那么多人。马路旁边的路灯、城里女人洋气的大卷发和猩红的嘴唇、从我身边飞驰而过的汽车，都让我感到眼花缭乱。
下了车，我一只手拎行李，一只手揣在衣服兜里紧攥着仅剩的3毛钱，左顾右盼，漫无目的地走在大街上，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看见一个卖油条豆浆的大婶在忙得溜溜转。
我的肚子叫唤起来，可身上只有3毛钱，只能站在旁边看着。大婶打量了一下我，喊道：“女子，你立到哇干啥，来给姨帮会儿忙。”于是我就帮她端碗、擦桌、收拾地。
一早上过去，客人都散了，大婶给我盛了一碗热乎乎的豆浆，还拿了两根油条。她问：“你是不是想找工作？”我没出声，默默地吃着，这是我第一次吃豆浆和油条。
大婶又说：“那有啥不好意思的，姨看你这娃挺乖的，但是我这不缺人，我有个帮忙的今早请假了，姨可以帮你介绍个活，你吃完就跟我走。”
我帮大婶收完摊，她就把我的行李放在三轮车后面，正准备走的时候，我又有点迟疑。大婶好像看出了我的顾虑，安慰道：“你不怕女子，姨不是坏人，你见过坏人卖油条么？姨是看你一个女子娃刚出来么地方去。”
大婶说话诚恳，样子也很淳朴，我心想反正自己已经到了这一步，就跟她去吧。还好，单纯的我遇到的是个好人。
我们来到一个大院子，里面住了很多人家。院子空阔的地方停着各种各样的三轮车，后斗都装了玻璃柜，上面贴着各种颜色的字，有卖炒面炒饭的，还有卖烤串、麻辣烫的……
那天，大婶把我介绍给了她的邻居，一个开扯面馆的老板娘。第二天，我就正式在扯面馆打杂，说好第一个月工资50元，干好了以后再涨10元。也算是在咸阳落脚了。
2
在扯面馆干了半年，我的闺蜜张亚妮也来咸阳了。我俩从小就在一起玩，一样矮胖矮胖没心没肺的，张亚妮是个不安分的女孩，她让我辞职，跟她一起去咸阳某农贸市场卖菜，还神神秘秘地说，她在那里认识了一个男娃，“你去给我当参谋，把把关”。
我有些不放心她，就跟面馆老板娘提了辞职。之后，我俩开始在城西的菜市场里做起了生意。
那时候，市场里有一个豆制品摊位，老板是东北人，姓王。大家都爱跟他闹着玩，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王老虎”——东北虎的意思。我跟亚妮也常去找王老虎玩石头剪刀布，合伙骗他的雪糕吃，王老虎心里都明白，可还是不急不火，笑嘻嘻的。
王老虎长得不帅也没钱，但真诚直爽、热情幽默，待人敦厚，他写得一手好字，我第一次看他模仿王羲之的大草在本子上写了一首《沁园春·雪》，心里惊讶又佩服。此后，我没事就去翻那个本子，王老虎好像也发现了，在那个并不高档的小笔记本上洋洋洒洒写了很多，仿佛是等着老师验收的作业一样，故意把本子摆在显眼的位置上。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做一些好吃的偷偷放在我的窗台上。那时候的我极度缺爱，没见过什么世面，此前连红烧排骨、烧茄子、锅包肉这样的菜都没有吃过。人在异乡突然遇到一份温暖，一份关怀，是断然不能抗拒的。就这样，我和王老虎恋爱了。
当时我已经和家里联系上了，但这件事一直瞒着他们，毕竟王老虎的岁数比我大很多，我爸妈肯定不会同意的。可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一天，我爸妈赶到咸阳，突然出现在市场，我妈妈举着一把大菜刀，气势汹汹地直奔王老虎的摊位。我当时吓懵了，还好有两个反应快的熟人紧紧抱住我妈，王老虎才能趁机夺路而逃。
紧接着，爸妈雇车强行把我拉回家，在路上，我妈妈边哭边说：“你以前那么乖，那么听话，现在咋变成这样了？你看看他，年龄那么大了，都快跟我们一辈人了，还离过婚，又那么远，你这不是睁着眼睛往火坑里跳呢么。你还年轻，根本就看不懂世事，等你以后后悔了都来不及啦！”
妈妈哭得撕心裂肺，我却丝毫没有听进去，叛逆已经充斥了我的整个头脑。他们越反对，我越要跟王老虎好。一天，趁着家里人都去田里干活，我偷偷撬开了父母锁着的房门，再一次逃离。
我和王老虎私奔了。在那个年代，大姑娘跟人跑了，是要被人狠戳脊梁骨的。留在村里的一家人都跟着我遭了秧，爸爸一向心高气傲，他承受了多少的风言冷语、遭受了多大的打击，不用费力气我都能想的出来。
我跟着王老虎离开咸阳，去他的老家。那是黑龙江的一个小县城，很美也很冷。王老虎很穷，却因为为人坦诚交了很多好朋友。知道我们回去了，那些朋友帮我们租房子、打扫卫生，还在厨房里摆满米面油菜，在外面码起了高高的柴火垛和煤垛。
他们的热情冲淡了我的陌生感跟失落感，我和王老虎也憋着一口气，想把日子往好了过，不想让外人笑话。我们努力做生意、打工，不怕苦也不怕累，虽然没有飞黄腾达，但日子过得很快乐。
第二年，我们有了一个可爱乖巧的儿子。我爸妈也慢慢接受了现实，儿子1岁多的时候，我和王老虎终于领着孩子回了一趟娘家。
转眼到了2006年，我跟张亚妮又联系上了，她在江苏的一家工厂打工，说自己上班的日子很惬意，工资也诱人，“你赶紧来”。
我羡慕不已，那年春天就把儿子送到娘家请爸妈照看，然后按照张亚妮的指引到了南方，很快就找到了工作。稳定下来以后，王老虎也跟了过来，和我一起进厂赚钱。
那时的我辗转南北，离家许久，在外漂泊难免会想念家乡的食物，比如凉皮和肉夹馍。有一次，我和张亚妮外出逛街，看到一个招牌上写着“正宗陕西凉皮”，我们兴冲冲地走进去，结果吃了两口，就骂骂咧咧地甩门离开：“挂着羊头卖狗肉！奶奶个爪的，明天姐就开一家凉皮店，教教他们什么叫正宗。”
2008年，我真的把这个想法变成了现实，在江苏镇江开了一家名叫“香记陕西农家饭”的饭店，主要经营陕西小吃。店开起来以后，生意很好，特别是凉皮深受欢迎，很多人专门开车从大老远赶来吃。
名气大了，就有人想花钱学手艺。我拒绝了，但脑子里渐渐生出了一个想法——租一个小厂房，批量生产。说干就干，我迅速找地方，招工人，盘锅台、搭炉灶，然后手把手地教他们做凉皮。教会以后，王老虎就在厂房里领他们生产，我负责往各销售网点送货，那些合作的老板送给我一个外号——“凉皮王”。
这段日子过得又累又充实，慢慢的，饭店都没有时间经营了，索性兑了出去。到了2012年，凉皮生意依然很好，我盘算着要注册产品商标、进一步扩大生产时，身体却因为长时间的超负荷运转出现了毛病。没办法，我只能放下生意，去上海、南京、老家，到处看病。
这一耽搁就是大半年，生意也变差了，在娘家把身体养好了，我就打算回镇江重新开始。这时候，张亚妮登门了——两年前她离开镇江去北京做育儿嫂，我们已经好久不见了。
那天，张亚妮进了屋，屁股一落坐就说她不想去北京了，准备再折腾一次，在老家开家建材店，还让我跟她一起干。我觉得她这人是想一出是一出：“建材那都是男人的事，咱懂什么？怎么干？”
张亚妮并不罢休，说她已经在礼泉县租好了店面，准备装修了：“你同意也得同意，不同意也得同意。不懂就摸索着干，有谁一生下来就会的？小丽在泾阳县开了店，生意可好了，反正我已经决定了。”
小丽是张亚妮的堂妹，我揶揄她是看人家赚钱犯了红眼病。张亚妮也不多说，白了我一眼就起身离开，到了我动身的那天，张亚妮又跑到我家，直接坐在我的行李箱上不起来：“你今天还就是走不成！”
爸爸和哥哥也很无奈，把我喊到旁边偷偷地说：“你俩那么好，千万不能合伙做生意，到时候再反目成仇，连朋友都没得做了。”可我根本招架不住张亚妮软磨硬泡、泪眼婆娑。
我准备回镇江停掉凉皮生意，王老虎不舍得我们辛苦打开的局面，幽怨地劝我再多请几个工人，“这回坚决不让你再那么累的，就这样放弃真的可惜”。
我理解他的想法，甚至比他更明白，可是我了解张亚妮，也更不放心她，于是便强势地说我已经决定了。王老虎深深地叹了口气：“那你就先回吧，回去干两年试试看，行的话我再回去。”
之后我独自回去，陪张亚妮一起装修建材店。2个月后，两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女人开始在新的领域摸着石头过河。
3
随着年龄增大，看到孩子成长，父母日渐苍老，我开始厌倦四处漂泊的日子，准备在咸阳买个房子稳定下来。
此时的咸阳早已不是我第一次见到的那样，高楼越来越多，房价也是一涨再涨。到了交房款的那天，本来说好首付只用交总价的30%，可临时又说要交50%。钱不够，我失落地回到店里，也不说话，蒙起被子倒头就睡。
张亚妮问我弄好没，我被问烦了，喊道：“我钱不够了，没钱啦！”
“捂着就能捂出来钱呀？”张亚妮让我向哥姐借，我开不了口，又用被子把头一捂。她嘟嘟囔囔地骂我，走出去打电话，回来时沮丧地说她打了一圈电话，也没借到一分钱。
那时候我们初来乍到，对建材市场不了解，也没有熟络的人脉，所以生意并不好，虽然没赔钱，但也没挣钱。张亚妮刚买完房不久，手头紧，我让她别管，大不了不买了。
她甩下一句“神经病”就走了，等回来的时候，一堆东西砸向我的被子，我起来刚想骂，发现是一堆钱。问钱是从哪儿来的，张亚妮翻着个白眼说：“要你管。”后来被问烦了才说她把给孩子买的保险退了。
“你虎呀！都交了好几年了，现在退不是要损失很多钱吗？”
“那你有更好的办法吗？”她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赶紧交钱去吧，别废话了。让你去借你不肯，你牛×，借给你钱还得人来求着你！”
我低着头没说话——我这人是属搅屎棍子的，又臭又硬，到现在都没有正儿八经地跟她说一句谢谢。
建材店开了两年，房租一路疯长，我们就把店转让了。失业后，张亚妮决定回北京继续做育儿嫂，而我因为儿子要念书，就打算留在咸阳。
经过考察，我决定做商贸，取得了两个纸品、日用品的地区代理权后给各个商超、饭店供货。由于还没有稳定下来，王老虎还在镇江赚钱维持家用，我只能单打独斗拼市场。
一开始为了打开销路，我顺着大街挨家推销，不厌其烦地介绍产品性能、优势，讲得嘴巴裂口，嗓子冒烟，还给客户免费试用。每天早上出门，黑天才能到家，还要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装货卸货。虽然辛苦，但这一切付出慢慢能看到回报。
就在我沾沾自喜，觉得可以再买一辆车，招收新业务员的时候，意外又出现了。那天，一群陌生男人找到我，他们戴着墨镜，嘴角叼着中华烟，脚搁在茶几上，傲慢又无理地说：“那个，今天约你来，是想让你把代理权转让给我们。你可以做我的分销商，该你赚的钱你才能赚呐！”
我告诉他，我做这个产品是正规代理，不可能答应。说完起身离开，可我心里知道事情不会这么简单。
果然，不久之后我去给超市铺货，出来发现车窗玻璃被人砸得粉碎，旁边围满了看热闹的人。我淡定地打开车门，在众人的围观下开着破车离开。
他们并不罢休，一次去乡下，我开车走到一个红绿灯路口，几个人突然窜出来把我的车团团围住。他们戴着墨镜，凶神恶煞，手里的棍棒落在我的车上。我下车，那个老板走到我跟前，笑着说：“你说你一个女人，那么要强干嘛，能起多大风浪？”
我看了他一眼，平静地回答：“把你的招数都使出来吧。”
他恼羞成怒，对着几个手下一挥手，棍子便向我飞了过来，我却并没有感觉到疼。我无力反抗，只能用眼神射杀他们，有个人接到了我的眼神，举在半空的棍子僵在了那里，片刻之后他说：“就看你是个女的，要不然……”之后，他挥手招呼其他人扬长而去。
我坐到天黑，看热闹的人早已散尽，身体才慢慢恢复了知觉。我拖着疼痛的身体，开着千疮百孔的车，没有回家，而是把车开到很远的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找修车厂。
这样的威胁和骚扰并没有结束，最后一次，他们直接冲到我家里，把正在写作业的儿子拎了起来，掐着他脖子逼到墙角。儿子愤怒地反抗，奋力用脚踢，我疯了似的扑上去要跟那些人拼命。
他们扔下一句话：“要想弄，咱就弄到底！”
那一瞬间，我慌了，他们可以砸车，可以砸我，但我儿子还是小。我贴着墙的身体萎缩成一团瘫在地上，等他们离开之后，我抱着儿子放声大哭：“不干了，妈妈认输！”
儿子搂着我的肩说：“打电话报警，就不信没有人管得了他们。”我低下头没有出声，因为我不想告诉他我早都报过警了，没什么用，案都不给立。
我不想让这种绝望也充斥儿子的心。
4
为了儿子的安全，我迅速搬离了自己代理的区域，刚交了一年房租的库房没了，很多货款也追不回来，生意遭受重创。祸不单行，也可能是自己整日恍惚，我出了一场车祸，眼睁睁地看着车轮从自己的腿上碾压过去，我的车直接被撞成了一堆废铁。
从住院到出院，我一直都觉得是自己拖累了家人。躺在哥哥家的床上，我想着承受的不公、身体的伤痛、报废的车，还有足以让人窒息的经济压力，都使我感到绝望。一天半夜，趁大家都睡了，我拄着双拐半走半爬到了离哥哥家不远的一条郑国渠旁边。
站在岸边，一股冷风吹在我的脸上，再灌进身体，我不禁打了个寒颤，抬起头，天黑漆漆的，我把心一横，闭上眼睛，想跳下去一了百了。可是我家的那条小白狗一直静静地跟着我，它坐在我脚下，看我站起来了，就围着我转，拼命地摇晃着尾巴，还轻轻撕咬我的裤腿不放。
我心里一动，又艰难地坐在地上，搂着小白狗默默流泪，它一动不动地陪着我。等天快亮了，我们才一起步履蹒跚地回家，直到现在，我都觉得是这只狗救了我。
养伤的日子很难熬，我在床上躺了三四个月，终于拆了石膏。之后也不想出门，成天偷偷抹泪，我妈怕我想不开，就端个凳子，让我坐在大门外面晒晒太阳，我坚决不肯，最后是被哥哥强行背过去的。
暖阳下，我抬着头，闭着眼，努力不让家人跟过路的邻居看到我的眼泪。有那么一瞬间，我觉得我的人生真的完了。
就在这时候，张亚妮从北京回来看我，还有很多同学朋友也闻讯而来，他们陪我吃饭、哄我开心，为了带我去歌房K歌，几个男生不由分说，连人带床抬起来就走。在这种温暖里，我感觉到了一丝活着的美好。
张亚妮回北京的日子到了，她让我能走路时就去找她，跟她一起做家政、做育儿嫂：“虽然那个活累，听起来也没有当老板那么荣光，但是能让人心里平静。”
我的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那怎么可能，让我去伺候别人？开什么玩笑？”且不说之前别人都叫我“范总”，婚后我被王老虎宠坏了，从来没有做过饭，也没洗过衣服，有空的时候经常睡到下午1点还不起床。
我妈听了也在旁边摇头，总之没人觉得我行，张亚妮不插话，等我们都说完了才说：“其实做家政没有你想的那么复杂，也没有那么可怕，更没有那么丢人。是你，是太多人都对这个行业缺乏了解，存在偏见，我在北京干了这么多年，真的感觉挺好的。你能干就干，实在不想干，再回来继续当你的范总。”最后，她又补了一句：“不管你怎样决定，脚好了先来北京待段时间，没钱了我养你。”
一个多月后，我丢了拐也能慢慢地走了，张亚妮得知消息让我马上买票去北京旅游散心。为了宽父母的心、减轻嫂子照顾我的压力，我只好照办。
在北京，张亚妮住的出租房很小，却收拾得干净整洁又温馨。一进门就可以看到墙上挂着的一幅素雅的国画，一个陈旧的衣柜被擦得发亮，衣柜的玻璃门上还贴着我俩的几张合影，底下缀着一行小字：“一起走过所有的日子”。
她让我安心的吃住，我也没客气，一躺就是一天，一天又一天。这真是一段灰色的日子，她去上班，我就躺着瞪眼看天花板，门窗都懒得打开，伸手就能碰到水壶，可就是不想去倒杯水喝。
生活被我过得七零八碎，残破不堪，为了让我不失信、不进银行的黑名单，张亚妮无数次帮我东拼西凑，借钱还债。我笑着“挖苦”她：“你上一世有可能是破坏了我家庭的小三，今生来还债的。”
她毫不客气地翻白眼，回敬：“瓜皮”、“神经”。
不知道躺了多久，有次周末张亚妮回来扔给我一张单子，说已经帮我联系好了学校跟老师，让我去学做育儿嫂。
我不去，她骂我再这样下去要睡成神经病：“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学习一下总是有好处，就算不给别人干，以后给自己看孙子也用得上！”
我就这样稀里糊涂地被张亚妮拉入了行。
在家政学校里，我有幸碰到了一位非常好的老师，她年轻、美丽又大方，教给我各种科学的育儿知识。
学到第五天，还没有毕业的我就被来公司选阿姨的客户挑中，老师直接为我办理了入职手续。
我迷迷糊糊地到了客户家，半梦半醒地从“范总”变成了“范阿姨”。初到陌生的环境，我不知道该如何下手，但想想自己身上压着的外债，低头看看尚未完全痊愈的脚，我狠狠心，咬咬牙，决定抛开压抑在心底的慌恐和莫名的悲哀，只剩一个念头：“只要不让我死，那就干下去。”
这家的宝宝只有3个月大，第一次给宝宝洗澡的时候，我就露了怯。那天，粉嫩的宝宝放在床上，等着我脱衣服，我生怕一不小心碰疼了他，动作就显得局促又笨拙，忙活了半天，额头都出汗了，还是没能脱下一只袖子。
宝妈是个善良温娴的年轻人，她宽厚一笑说：“我来吧姐，你以前是不是没带过这么小的宝宝？没关系，慢慢来。”
我尴尬地说实话，以前只带过自己的孩子，“可是都过去好多年了，再碰这么小的宝宝，手都打颤”。
她又温和的一笑，让我至今都不能忘记。
尽管客户一家人都挺好的，但我的心里还是极度自卑，不仅换了手机号码，还拉黑了很多熟人的联系方式。就算有时难得回趟老家，也不敢出门，偶尔碰到熟人或朋友，他们问：“范总最近怎么样怎么样？”“范总现在干啥大事呢？”我的脸就会红到耳根，头都抬不起来。
我不能接受社会身份的转变，直到一年多以后，我带的宝宝也慢慢长大了，突然有一天，他搂着我的脖子说：“我有两个妈妈，一个是妈妈，一个是阿姨妈妈。”
我的眼泪顿时流了下来，原来疗伤的良药不是自己，也不是时间，而是这可爱纯真的宝宝。抱着他，我感觉这世界上除了美好别无其他。
做育儿嫂的这5年，我越来越熟练，其中收获了很多难忘的真情跟感动。我喜欢看孩子吃饭，喜欢看孩子的笑脸，甚至喜欢听他们睡着时发出的轻轻的呼噜声。此外，我还适应了别人喊我“范阿姨”。
每到周末，我可以离开客户家，回到自己的出租屋跟姐妹们一起剁馅包饺子，熬夜、睡懒觉。一次走在回家的路上，我看到公园的围墙上挂着一个红色的横幅，上面的大字醒目：“不向黑恶势力低头。”
我摇摇头无奈地笑，心想：“不低头也是需要有不低头的资本，不是想不低头就可以做到，生活中没有绝对的不公平，更没有绝对的公平。”现在的我不再是当年的范总，不再趾高气扬，但也不用为了货源一筹莫展、为了货款焦头烂额。
我失去了，也得到了。
抬起头，我看见天是蓝的，云是白的，虽然已是初冬，可风并不寒冷，我解开大衣扣子，敞开心怀跟着风一起舞着、走着，又使劲吸了一口气，吐出来，仿佛这样就能把心底的那颗硕大的顽石也一并吐出来似的。
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但至少撬动了它，并且发现，它并非坚不可摧。也许有一天，我真的能把它砸个粉碎，变成气吐出去，或者变成屁放出去。
现在的我，心平如镜，很庆幸当年从小村子里走出来，来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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