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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时候，胡适和蒋梦麟正陪同杜威先生在上海访问。当时他们对北京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后来才通过报纸了解到事情经过。
1920年五四运动一周年，胡适和蒋梦麟联名发表文章——《我们对于学生的希望》。该文提出五四运动的五大成效：一是加强了学生主动负责的精神，二是激发了学生对国家命运的关注，三是丰富了学生团体生活的经验，四是培养了学生作文演说的能力，五是提高了学生追求知识的欲望。
与此同时，他们还指出学生运动的三大危害：一是有些人自己不敢出面，却躲在人群中呐喊，从而助长了依赖群众的懦夫心理；二是罢课时间一长，有些人就会养成逃课的习惯；三是经过这场运动，有些人可能会养成盲目从众的习惯。
文章认为：学生运动不是常态社会的行为模式，而是变态社会的产物。所谓常态社会，是由成年人管理的、比较清明的社会。如果成年人不能尽责尽力，不能治理政府的腐败，那就是一个变态的社会。在这种情况下，“干涉纠正的责任，遂落在一般未成年的男女学生的肩膀上”。这篇文章的结论是：“荒唐的中年老年人闹下了乱子，却要未成年的学生抛弃学业，荒废光阴，来干涉纠正，这是天下最不经济的事。”
1928年5月4日，胡适应邀在上海光华大学发表演说。当时胡适最担心的事就把五四运动当成一个空洞的口号，所以他说：五四运动除直接导致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并最终解决了“山东问题”外，其间接影响主要表现在六个方面：
一是过去的学生只顾读书，不管闲事。五四运动使他们对社会政治产生了莫大的兴趣。
二是学生们为了参加运动，都组织了自己的社团，并创办了各自的出版物。这对新文学运动起了很好的推动作用。
三是为了让普通老百姓关心政治、读书看报，许多学校都创办了平民学堂，使平民教育得到很大进步。
四是中国劳工纷纷成立了自己的工会，与学生运动遥相呼应。
五是妇女地位得到很大提高，从而形成了妇女解放的洪流。
六是各个政党都非常注意吸收青年为自己的骨干，许多报纸副刊也由过去的“捧捧戏子，抬抬妓女”，改变为谈论“马克思、萧伯纳、克鲁泡特金等名词”了。
在这次演说中，胡适又一次强调学生运动是变态社会产物。不同的是，这一次他把这个观点总结成一个历史公式，并且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凡在变态的社会与国家内，政治太腐败了，而无代表民意机关存在着；那末，干涉政治的责任，必定落在青年学生身上了。
为了证明这个公式，胡适以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北宋末年的陈东上书、清朝末年的戊戌政变和1848年的欧洲革命为例，得出如下结论：“政治腐化，至于极点，创议改革者，即为少年学生；亦唯此种热烈青年运动，革命事业，都有成功之一日”。相反，如果政治清明，而且有各种民意机构存在，那么政治就自然是成年人的事。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学生就可以安心读书；他们的兴趣，就可以是体育比赛、跳舞看戏、谈情说爱了。
今年是五四运动102周年。历史一再证明，无论怎样的国家，怎样的体制，上述公式都正确无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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