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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6月，村治安主任老徐打来电话，说老方回来了，他已经订好了晚餐。当晚，我们村的村干部们齐聚街上最好的饭馆里陪他吃饭。几年不见，老方升职了，人也发福了。他端着酒杯接受敬酒，很斯文，似乎是怕酒弄脏了身上的名牌西装。
近几年，镇领导要求各个村干部收集从村里走出去的“能人”名单，然后逐个去联系。在省城当官，有一定的实权的老方就是“能人”之一。镇领导的意思很明确，是希望这些在外从政、从商的“能人”可以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村里捐款、拨款，或带头发展一些产业，带动村民们致富。
我们村里除了盛产大米、木材、竹子之外，没有其他产业，所以一直很落后。我曾在上级政府的组织下，去外地参观过一些发展得特别好的示范村。回来后就想学习人家的成功经验，发展本村的农旅休闲产业。为此，我和其他村干部一起做了调研工作——我们村地理位置好，距市区只有40多公里，沿着县级公路穿过村子，可以抵达周围四五个乡镇，可谓是四通八达。而且村里有些自然资源尚未开发，一座高山常常吸引城里人来爬，附近还有水池可以供游人垂钓，如果建些民宿和农家乐，应该有市场。
这个想法很好，但大部分政商“能人”在获悉这个意图后，都显得有些举棋不定：一方面，他们多少都有些乡土情结，想为家乡做点贡献；另一方面，他们又担心自己捐的或拨的款项落不到实处。
在众多“能人”当中，老方是比较热心的，他在电话里多次督促我早点把申请材料弄好。后来我才明白，那时的老方快退居二线了，他也想趁退休之前给村里做一些实事，毕竟他是从这里走出去的，还有一些亲戚一直生活在村里。
眼前的桌子上，摆了一盘盘烧得喷香的土鸡土鹅，还有一盆特别好吃的红烧野鱼。这尾野鱼产自长江，市场上很难买到——从这道菜，就可以看出我们对老方的敬重了。在一片奉承声中，老方吃得很开心，他对我说：“支书，你把项目材料弄好，我带回去。我尽我的能力帮一帮你们，毕竟我也是在这里长大的，对这里充满了感情。”
老徐连忙接话，说早就弄好了，说完，掏出一叠厚厚的项目材料递了过去。
此时的老方已经喝得满脸通红，他接过那叠材料塞进包里，嚷道：“咱丑话说在前，我尽我的能力帮你们。万一帮不上，也不要怪我。”
次日，我和同事开车载老方在村里四处转悠。老方离开村子40多年了，以前村里到处都是猪粪鸡粪，生活垃圾堆在屋前屋后，臭味熏天。村中一条泥巴路坑坑洼洼，雨天脏水四溅，晴天尘土飞扬。现在生活垃圾有专人负责处理，宽阔的水泥路直通村民的家门口。老方感叹着村里的变化，但我们心里知道，这其中还有很多不能与外人道的东西。
那些漂亮房子都是在外面混得有头有脸的人修的，大部分村民的房子都旧了，有些房子甚至是八九十年代修的，已经老掉牙了。前一阵子开展新农村建设，村干部遵照指示，把村里的那些废弃的土房全都夷为平地。为了应付检查，又把那些显得破旧的房子粉刷了一遍。如此拆的拆，刷的刷，虽然本质变化不大，但看起来确实比以前整洁多了。
我们沿途所见的大都是老人和孩子，根本看不到年轻人的影子——他们都进城务工了。与热闹的城市相比，村里显得既空荡又冷清。老方怀旧，特意要求去参观他的母校，包括一所村小和附近的一所中学。如今已经没有孩子选择在那里读书了，两所废弃的学校里长满了野草。
“没料到衰败成了这样。”老方感触地说。
我正准备回话，一辆车朝这边开了过来。车停下，镇里的计生办干部老禾带头跳了下来。他40多岁，初中刚毕业就进了镇计生办。他下车后，忙走上前给老方敬烟、握手。
寒暄过后，老方开玩笑地“教训”他：“村里都没什么人了，还有很多30多岁娶不到老婆的光棍，你们还来收罚款？”
老禾嬉皮笑脸地说：“其实我也不愿意干这种得罪人的苦差。”
大家表面都笑了，但心里都明白。在三胎政策还没有放开之前，村里的超生现象已经很少了，但镇计生办的老禾抓到一个就罚一个，不会轻易放过。因为对超生户的住址不熟，他们就要各村的妇女主任带路。妇女主任不愿意得罪人，只好躲在车里告诉他们大概的位置。有钱的罚几万，没钱的罚几千，遇到有人说情，就视情况而定。而那些罚款，大部分都被当作年终奖金，落进了老禾他们的腰包。
目睹老禾一行人离开后，老方痛心疾首地摇摇头：“我以前参观过浙江、山东的一些示范村，他们的新农村建设比我们这里好多了，一些村民每年的纯收入在几万元以上。没料到我们这里一点变化都没有，计生办干部还为了一己私欲，把自己当成土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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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方走后不久，我就邀请本村的党员、德高望重的老人来村委办公室开会。我先播放了一些示范村的纪录片给大家看，然后提出“吃旅游饭”的想法——我们可以发展登山、垂钓等休闲旅游项目，利用村里已有的房舍、院落改建一批民宿，鼓励村民开农家乐，提供配套服务。
老徐是下届村支书的候选人之一，他对工作比较热心：“我们是以村部的名义弄，还是组织村民们各自经营？”
我说要以村部的名义弄，因为起初的宣传、策划活动都需要村干部深度参与。毕竟村里住的大都是老人孩子，有文化、有能力的人都离开了。老徐又说，如果要以村部的名义弄，就要成立一个集体公司，采取“公司加农户”的方式，沿海的一些村庄就是这样做的，“如果成立公司，谁来当这个头？村干部不能身兼数职吧。”
我说可以从村干部中抽调出一人专门负责这件事，比如小杨，就可以担任这家公司的头儿。这时，村干部小利提出了反对意见，他觉得这个项目不可行，主要理由是“项目的选址不对”，说来说去，他认为民宿应该修在他家附近。
大家都知道，这个项目一旦实施，住在山脚下的村民肯定先受益，而小利家不在这个范围之中。尽管他说得头头是道，但我还是认为他有私心，就采取了举手表决的方式。果然，大部分人都选择把民宿建在山脚下，小利只好翻了翻白眼。
这时，一位群众站出来说了直话：“你们的想法是好的。但我们担心的是，你们借这个项目在外面筹款，但筹来的款并没有投入到项目建设中，而是流进你们的腰包。”
其他群众哈哈大笑，我满脸通红地解释：“大家放心，我们不会乱用。”
老徐也赶紧说，如果项目通过、资金到位，我们会邀请村里的长辈、党员组成一个委员会来管账：“我们就是想做一个示范项目，让大家享受到政策的好处，然后再争取其他捐款或拨款。”
众人听了老徐的话，都露出了狐疑的眼神。
散会后，我督促小利写会议记录（这是上级的硬性规定）。可小利不愿意干，想把这活儿推给老实巴交的小杨。就在这时，办公室里的电话响了，是镇里防汛办的领导打来的，要我们派人去大堤上防汛。
我们村靠近长江，每年6至7月的汛期就要格外注意。1998年，这里曾被洪水淹成一片泽国，很多村民颗粒无收。当时的新闻报道说，社会各界捐了很多救灾物资给我们，有大米、面粉、食用油、农药化肥等。但真正分到村民们手里的物资却很少，据说是被一些镇干部和村干部私吞了。
因为这些害群之马，群众心生不满，思想也发生了很大的转变。渐渐地，一些村民认为防汛就是干部们的事，有的甚至公开表示不去：“即使决堤，革职也不会轮到我。”
小利一听要组织防汛，连忙坐在桌边，装模作样地写起了会议纪录，我只好带小杨赶去大堤。到了地方一看，驻守大堤的果真都是干部，几乎没有村民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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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村共有6名村干部，其中4个念了初中，我念了高中，小杨学历最高，念了大专。小杨大专毕业后先在城里工作，后来混得不怎样就回到了村里。虽然他做事热心，但性格孤傲，处世不圆滑，自然不讨人喜欢。又或许是觉得当村干部薪水太少，没什么前途，他一直有点郁郁寡欢。
防汛期间，大家吃睡都在大堤上，一天晚上，小杨睡不着，就和我拉开了话闸。他说：“其实你的想法很好，但弄不好又要被群众骂。凭我们几个人想把项目做起来，恐怕难度不是一般的大。”
我当然知道带领村民致富没那么容易，这件事受到了多方面的掣肘。
小杨向我大倒苦水：“群众常在背后骂我们雁过拔毛，但我们贪了什么？一年忙到头，不是防汛就是防火，不是组织生产就是忙着各种检查。上面领导说的话，我们乖乖照办，工作没做好就被训斥。我们就是钻风箱的老鼠，两头受气。”
其实我们被领导训斥的情况比较少，但被村民辱骂倒是常有的事。这并不是我们做错了什么，而是在一些村民眼里，这届干部和往届村干部都是“干部”，两者之间没有区别。
在1990年到2008年这段时间里，我们村经历了一段非常混乱的时期。当时的村干部不仅混吃混喝，还胡作非为。有的虚构退耕还林的亩数，拿着村民的身份证去冒领农田补贴款或退耕还林补贴款；有的捏造一些无人照顾老人的假故事，拿着假材料跑到民政局要钱，然后收入自己囊中；有的任意处置村集体的财产，私下变卖村里的土地、房产、竹山、树林；还有的勾结黑恶势力，纵容他们在村里聚赌、向村民们胡乱收费……
如此敛财，一些腐败分子发了财。当时的村支书在老家盖了一套房，在县城买了一套房，还在外面养了女人。这些行为引发了公愤，从2004年开始，我们村的村民组织了几次大规模的上访，最后犯事的村干部一律被撤职，但他们贪污的钱财一概没有追究——事实上也无法追究，到2010年我上任时，村里的财务账本已经被往届的村干部们烧得精光。
我安慰小杨，说村民们对村干部有成见，是那些腐败分子造成的。我们不是他们，现在也不是过去，如今不论是村容村貌还是治安，都比以前好多了。就说那些在村里组织聚众赌博的黑道人物，现在大部分都进了监狱，很多群众拍手称快。“只要我们认真工作，今后我们的村庄会越变越好”。
小杨听后，便不再抱怨了：“我有个同学以前在省城做策划，要不我邀请他来我们村做一个初步策划。至于费用，我和他商量下，你看如何？”
我点点头，同意了。
不久，小杨的同学小海赶来了，我和驻村干部陪他在村里逛了一圈。
小海说，如果现在我们请策划团队来运营项目，费用贵，我们根本请不起：“在山东、浙江那些经济发达的地方，村干部之所以敢于请策划团队运营，是因为背后有当地政府和私人资本的支持。旅游产业一旦发展起来了，不但群众受益，连当地政府都受益。为啥？可以收税，可以高价出售土地，官员也有政绩……”
小海看了一圈之后，认为我们村想发展旅游业，条件不算太好，主要是景点少，就一座高山，“看能不能挖掘一些别的因素”。
我试探着说，我们这里过年时会表演地方戏，这个已经被评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了。小海顿时起了兴趣。次日，我们请来一群村民现场表演，虽然方言很浓，模样有些滑稽，但小海还是看得很认真，之后他对我说：“行，有这个还是增色不少。”
见其他村干部露出狐疑的神色，小海拿出了一份他几年前做的策划案例。一开始，那个村子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小渔村，村屋面对是一望无垠的大海，几乎每家每户都靠出海捕鱼为生。自从发展了旅游业，他们的滨海民宿人气颇高，还办起了特色十足的农家乐，从城市来度假的游客络绎不绝。
最后我们达成了共识，除了民宿、竹制品手工艺作坊、钓鱼池等娱乐设施外，再修建一个戏曲表演中心。前期建设以“村委引导+村民自愿”为主。
这时，驻村干部笑眯眯地问：“改建民宿、钓鱼池都需要钱，村民们是否愿意掏钱呢？”
我明白他的意思。现在看不到效益，要村民们掏钱估计不太可能，但光靠上面的拨款，恐怕有点难。我只好打电话给老方，他答应给我们村拨20万元运作项目。
一听只有20万，小海打起了退堂鼓，他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这样吧，我利用业余时间帮你免费完成这个策划案。如果今后再运作，我请人帮你设计施工图纸，到时候设计费用你出。”
不久，小海返回了省城，我带着村干部继续征集村民们的意见，不在家的，就电话联系。到了2018年年底，意见收集工作基本结束，80%的村民不愿意掏钱，10%的村民愿意承担改建费用，还有10%的村民处于观望状态。
因为没钱，我们只能先改建10家左右的农舍，戏曲表演中心暂时不能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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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月，小海给我发来一份完整的项目投资计划。我先拿给驻村干部看，他没有任何意见，不过他提醒我说，项目运作起来会牵涉到房屋改建等手续问题，为了慎重起见，应该去找镇领导汇报。
一位镇领导翻着我送去的材料，像打量外星人一样看着我：“真看不出你还是个人才。如果你去竞选人大代表，我肯定投你一票。”
见我不明白他的意思，他又把我拉到一边说：“你知道吗？我们镇现在欠了很多外债，镇长等主要领导每年都要到外面拉资金回来。你在外面拉资金回来建设村庄，我举双手赞成，但这笔资金回来后，镇里肯定要截留一部分还债。”
我一听就急了，嚷道：“本来就只有20万，镇里如果截留一部分，还剩个毛？”
他冲着我苦笑，表示爱莫能助。
这位领导的话倒是提醒了我，回村后，我和其他村干部立即商议债务问题。过去我们村拖欠的外债，村干部们已经想办法慢慢还掉了一部分，剩下有凭证的、我们认可的外债还有17万。我主张想办法还清债务，不让后面的干部背上这个沉重的包袱做事，但村委办公经费全靠政府财政拨款，村里没有其他收入，确实无能为力。
小杨说：“新官不理旧事，要钱的话叫他们找往届村干部要。”
话音刚落，马上就有人站出来反驳：“这怎么可能？那些债主不好忽悠，如果他们闹起来怎么办？”
后来小杨出了一个主意：如果有债主找上门来，就以村集体的树木或者鱼池作为抵押。事已至此，大家只好表示同意。
2019年10月，老方打来电话，说20万已经拨下来了。我马上跑到镇里查，果然资金已经到账。我很高兴，如果项目通过，我们就可以到镇政府领钱，早日开工建设了。
可等我回到村委办公室，一进去就傻眼了——里面坐满了人，足有十几个。有的翘着二郎腿，有的在抽烟，有的在翻看村里的宣传资料。两位村干部端茶倒水侍候他们，还一直陪笑脸。
见我进来，老徐朝我丢了个眼色，示意我赶紧溜。但已经来不及了，那十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起身，纷纷跟我打招呼。我这才认出来，他们都是村里的债主，有两位还是银行的工作人员，他们八成是知道了拨款已经到账的事了。
我无法脱身，只好给他们敬烟，笑着招呼。众人重新落座后，开始七嘴八舌地道出来意——要钱。有些债主在我面前哭穷，说近年光景如何不好；有些债主拿出一叠发黄的单据，说上任村干部以村委员会的名义找他们借钱，许以高息，这些单据就是高利息的凭证。
一位银行的工作人员说：“临近年终，资金需要回笼，支书您还是要先还给我们。”
一位妇女赶紧跟着说：“先给我，村里欠我5万块钱，利息我也不要了。”
老徐把我拉到一边，说有些人是来讨要以前的工程款的。往届村干部以修路为由找村民们收钱，但路并没有修好，反而拖欠了工程款。据私下调查，这些要工程款的人跟往届村支书有着扯不清的联系。以前的财务账本又被烧掉了，到底欠了他们多少钱，我们根本不知道。
债主们见我迟迟不表态，就把我和老徐围在中央，逼我们去镇经管站领钱还债。这时，小杨提出以村集体的树木或者鱼池作为抵押，他们却不肯：“现在砍伐树木需要办理手续，而且很难办下来。村里的鱼池，根本没有什么收益。”
一群人吵吵闹闹，大有讨不到钱誓不罢休的架势。我急了，挥手示意大家安静：“首先需要说明，村里拖欠的外债我们认可，但不认可高得离谱的利息。如果你们要高利息，就去找以前的村干部，这是他们经手办的。还有，村里拖欠的工程款暂时还不了，因为这是一笔糊涂账。”
话还没有说完，那些讨要工程款的人就急了，他们气汹汹地冲到我跟前咆哮：“怎么是一笔糊涂账？当时村支书和我们说好了，路修好了结清余款。”
老徐说，那路根本就没修好，现在的路还是我们上任之后重修的。那伙人继续咆哮：“当时没有修好，是因为有人暗中阻扰！”
从1993年到2008年，我们村里的路就没有真正修好过。往届村干部以修路为由，多次找民政或其他单位要钱，但筹来的资金大部分去向不明，还惹得一些工程方经常上门讨债。到现在，仅这伙人张口就要30多万，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承受能力。这也不难理解，在很多人眼里，国家的财政拨款或某单位拨下来的救济款就是唐僧肉，不吃白不吃。
最后，老徐干脆撕破了脸，说我们管不了那么多。讨要工程款的人急了，嚷着说要打官司。
“打官司也不怕。”老徐说。
见我们态度坚决，讨债的人更急了，不是哭就是闹，缠着我们不肯走。我只好耐心解释，说20万的拨款是项目启动资金，村干部想用这笔钱改建一批民宿，带领村民们过上富裕的日子。
“村里以前欠下的钱，我们会慢慢还掉，但那些高利息和糊涂账，我们实在无能为力。”我几乎是带着哭腔说的，但债主们根本不听。
“利息你不认可，你当什么村干部？”
“你这不是玩我们吗？有钱不还，还嚷着搞什么项目，鬼知道你们这个项目挣不挣钱。我们要不到钱，就准备上访。”
小杨性子直，当场和他们对骂起来：“你们去上访啊，闹到省政府吧，大不了我们不干了。你以为当村干部有多大的油水？还天天受这窝囊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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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我们找老方拉资金是想办实事，没料到会节外生枝。自那20万到账后，每周一到周五，债主们准时来村委办公室要钱，他们天天吵，弄得我们都没办法工作了。还有些债主私下给我打电话，提出我先还他的钱，可以给我5%的回扣，令我哭笑不得。
2019年年底，债主们准备越级上访。驻村干部获悉这一消息，连忙给我打电话：“年底都忙着评选先进，这时候让他们闹起来，你不怕影响自身前途吗？”
我在村里干了快10年，就要退休了，如果这时候他们闹起来，影响确实不好。挂断电话，我感到迷茫困惑。当初群众投票选我当村支书时，我很感动，因此一直按照党的政策工作，也想替基层群众做实事。但真正牵涉到自身利益和群众利益时，我才发现自己很软弱，不知道该如何选择。
如果坚持用资金发展产业，这帮人肯定会越级上访，我们村的项目八成要黄，弄不好还会影响我今后的去向和镇里主要领导的前途；如果拿出20万还债，我如何跟老方交代？今后再找“能人”筹款搞建设，恐怕就成了笑话。
我们这个落后的小山村，难道永远也掀不起一点浪花了？
到了2020年初，驻村干部偷偷告诉我，镇里的主要领导对我的工作很放心，尤其是对我拉资金回村发展产业相当满意。
领导的意思也很明确，凭这点钱想发展农旅休闲产业是天方夜谭，他们要求我先做好债主们的思想工作，再还少部分的钱给他们，“比如欠5万的，就还掉5千；欠10万的，还掉1万。至于那些要息钱和工程款的，每人发2000块，打消他们越级上访的念头”。
我只好召集村干部们开会，其实不用讨论，大家都心知肚明，镇领导已经用一种很含蓄的方式否掉了我们的项目。小杨表现得有些失望，小利则是幸灾乐祸，我和驻村干部只好遵照领导的意思求爹爹告奶奶，让那些债主放弃去市里闹事的想法。
于是，老方拨下来的那20万，在还掉了村里的一部分债务后，剩余的钱有些用于村公路扩建和农田改造，有些作为村办公经费花掉了，还有一些就躺在了镇政府的账户上。
2020年10月换届选举，老徐当上了村支书，小杨取代了老徐原来治安主任的位置，小利忿忿不平，但无可奈何。而我则进了镇上的一家闲职单位，准备退休。
那位驻村干部在退休之前，偷偷告诉了我一个秘密：其实，镇领导根本不支持我们村的那个项目，他们之所以一开始不讲明，是想拿拨款还掉镇里的一部分债务。
于是，老方拨的20万元一到账，就有人就放风出来。随后，那帮债主来村委会闹事，背后究竟是谁怂恿的，就不得而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