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南郭刘勃
屈原的为人，算不算“爱国”，是每年端午都要被拉出来扯一次的老题目。
要争论屈原是否爱国，先要说清楚屈原是否有国可爱。
当今世界上的这些 “国家”，界定时有一整套复杂的标准，复杂到学者也没有办法精确定义。但譬如下面这几种要素，大概应该具备：
（1）明确的国境存在；
（2）国家主权意识；
（3）以领土为空间单位的民族主义；
（4）专门化的政府机构与制度；
（5）处于理论上平等的各国构成的国际关系中；
古代的“国”，当然不可能完全符合这些标准。而且，历史并不是一条直线向着这个方向发展。而是有时距离这个标准近些，有时却又离它远一些。
一
爱国的楚国人
中国这片土地上存在过的“国”，最接近现代国家特质的，大概就是先秦的这些诸侯国。
当初周朝建立的时候，诸侯当然要服从天子。但从西周中后期开始，诸侯国就越来越独立，到春秋时代，人们普遍已经认为，这种国家林立的状态，才是正常的。
拿楚国历史上最著名的霸主楚庄王说，他曾经打下郑国，但是没有把人家灭掉，订立两国友好盟约的时候，还特意让楚国军队后退三十里，表示不是城下之盟，体现了对人家的尊重。
后来楚庄王又攻下了陈国，他曾经考虑把陈国变成楚国的一个县。但就有贤德的大夫出来劝谏，认为这样做很不道德。楚庄王就让陈国复国，后来孔子听说了这件事，还特别赞许楚国君臣真是深明大义。
总之，理想状态下，不但还存在的国家不应该灭掉，最好已经灭掉的国家还能够恢复。这叫“兴灭国，继绝世”。当时的诸侯国交往，还有一整套复杂的国际规范。读《左传》里的外交官发言，有时感觉还真的挺现代。
这和秦汉以后再出现割据势力，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拿大家熟悉的三国说，魏蜀吴要争“正统”，正统的意思就是，虽然迫于某些不可抗力，除我以外还有其他政权存在，但其实它们不该都存在。一直到三国归晋，大家才觉得世界恢复了正常。
而春秋战国的这些诸侯国中，楚国大约又是国家意识最强的。
这很大程度上是被歧视出来的。
因为中原各国彼此之间有很强的文化认同，号称“诸夏亲昵，不可弃也”，而楚国却被当作蛮夷。楚人的祖先，究竟来自华夏还是南蛮，它和殷商文化和周文化哪个亲缘关系更近一些，是很专业的学术问题，但对当时的普通人而言，这不重要。在中原的史书里，楚国就是蛮夷，所以《春秋》提到楚国国君，绝不理会楚国已经称王的事实，咬紧牙关叫“楚子”；北方的学者如孟子，会把楚国人称为“南蛮鴃舌之人”，这是对楚国人不论尊卑贵贱开地图炮。
我们知道，一群人觉得大家是自己人（学术化的叫法是“共同体意识”），很重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感受到了来自外部的敌意。
法国人原来觉得自己是巴黎人、勃艮第人、奥尔良人……但英法百年大战，圣女贞德一出，大家突然发现原来我们都是法国人。
近代以来，原来普通中国人对自己的了解，也是我来自哪个村哪个镇，知道自己是哪个县就算不错，能弄清楚自己家属于哪个省的，就堪称见多识广的人物了。但和洋大人一接触，被叫两声支那人，脑袋后的辫子被嘲笑两句“猪尾巴”，就没法不意识到这一点：哦，原来我是中国人。
同理，被骂多了，楚国人也就会干脆声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
楚武王出征随国，出兵前感觉心脏不舒服，他的妻子告诉他：“若师徒无亏，王薨于行，国之福也。”只要战争能取得胜利，即使大王您在军中去世，也是国家的福分。我们知道，一般女性是比较反战的，可楚国女人就是这么斗志昂扬。
楚文王在外面打了败仗，回国时发现城门紧闭不让他进城。看门人说：我不接受一个战败的国君。楚文王只好再上战场，打了胜仗才得以回家。
楚康王即位，五年时间没有北伐，他就担忧的问臣下：人们会不会认为我贪图安逸，忘记先君的大业？
事例实在太多。总之可以看出，在和中原华夏的对抗中，“我是楚国人”，至少在楚国的贵族阶级里，是相当普遍的共识。
二
贵族爱祖国，士人走四方
不过应该注意，春秋战国五百年，这种爱国心从大趋势看，是在淡化而不是强化。
毕竟，楚人对中原文化是仰慕的，“我蛮夷也”的口号听着霸气，其实很大程度也是求关注失败后的发泄。而楚人几百年来锐意进取，不光是武力强盛，文化上达成的成就也令中原列国不得不佩服。如春秋后期，鲁襄公访问了一趟楚国，作为公认是礼仪之邦的鲁国的国君，竟然一下子成了楚文化的粉丝，回家后就仿照楚国的式样修建宫殿，最后还死在里面。
这种融合，其实就在屈原身上体现得最明显。他的作品里一片楚地风光，但说到价值观，那就妥妥是中原的了。
更关键的是，越到后期，时代特点就越是所谓“邦无定交，士无定主”，翻译成今天的话，就是国际关系风云变幻，高端人才频繁流动。
比如曾在楚国推动重大改革的吴起，他是卫国人，到鲁国求学工作，娶了齐国老婆，然后跳槽到魏国，被排挤后才到了楚国。
比如大名鼎鼎的商鞅，他和吴起是卫国老乡，据说还有卫国国君的子孙。长期在魏国打工，后来才到秦国，有了震惊天下的商鞅变法。
又比如楚国人李斯，他投奔了秦国，还在那篇很有名的《谏逐客书》里，跟秦始皇说，你不能把我们这些外国人都赶走，你秦国能够强大起来，外国人是有功的，然后一口气举了好多例证。这么些人都在为秦国效力，那反过来说，就是他们都为灭掉自己的祖国出了力。
不止政治人物如此，思想界更没有国家观念。
事实上，这种喜欢在国际间奔走搵食的风气，要溯本追源，恰恰就在孔丘老夫子哪里。周游列国，“干七十二君”，可正是他老人家带的头。
又如孟子是邹国人，但他重点游说的对象，却是魏（梁）惠王和齐宣王。孟子还有一个重要的观点是“定于一”，统一是天下安定的必由之路，这分明是要把所有诸侯国从地图上抹去了，看来保守的老夫子其实前卫得很。
各家各派的子们，都把从一个国家跑到另外一个国家，当作家常便饭。比较重要的例外好像只有庄子，他大体算待在家乡不怎么爱动（虽然也至少到过魏国和赵国），可能是灵魂已经逍遥游，肉身挪不挪，就无所谓了。
但和这些没有国家观念的士人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贵族的爱国心，往往还比较旺盛。
如著名的平原君赵胜，就总是站在赵国的国家利益上考虑问题。他因为贪图上党之地引爆了秦赵之间的长平之战，固然被人认为是个蠢主意，但动机也还是为赵国好。
赵国都城邯郸为秦军包围，有人对平原君说：情势这么危机，你生活质量却还挺高，赵国真要完了，你还能保住这一切吗？赵国要是逃过这一劫，你又何患没有这些？平原君立刻也就散家财招募死士了
类似的如信陵君魏无忌，他几度帮魏国渡过劫难。后来得罪魏王，住在赵国，不想再搭理老家的事。可是魏国被秦国攻打，人有劝他说：“使秦破大梁而夷先王之宗庙，公子当何面目立天下乎？”吓得信陵君立刻就叫车回国了。
这类例子，也无法遍举。总之，各国贵族和自己的祖国利益绑定比较紧密，他们通常也总有一个爱国的心。
其实他们就是打算卖国，也很冒险。韩非子本来极得秦王政的赏识，但人家说他坏话，不需要拿到什么具体罪证，只需要强调一句：
“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
韩非就被丢进大狱了。有意思的是，构陷韩非的李斯，对秦国而言也是外国人，但因为他的身份是士，就没有忠于祖国的嫌疑了。
屈原的出身和韩非类似，是楚王的同姓，他做过的官，“左徒”是什么学者争论多，但“三闾大夫”涵义是清楚的：管屈、昭、景三个大贵族的事务。屈原虽然一再被楚王伤了心，也不愿意出去乱跑，只愿意留在楚国骂大街和哭哭啼啼。司马迁对屈原为什么不出国表示过疑问，“以彼才游诸侯，何国不容？”其实考虑到身份因素，一点不难理解。
但如果屈原只是一个这样的爱国者，那他也就没啥值得特别关注的了。
三
反秦与抗暴
《史记·屈原列传》：楚怀王想去秦国，屈原劝阻他时说了一句话：“秦虎狼之国，不可信！”
屈原反秦的立场，极其鲜明。
虎狼这个词，是形容人贪婪，残忍，毫无信义可言。虎狼之国，这个名词在战国时代几乎是秦国的专属。有学者专门写过《秦称“虎狼”考》提醒我们一个事实：很多人一提到秦国想到的就是虎狼，虎狼一词也很少被用来形容其他国家。
我们站在后世的立场上复盘，当然明白除了秦国，当时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完成统一大业。但当时的山东六国人，即使认同统一，也没几个人愿意被秦国统一。
商鞅变法之后的秦国，变成了一架无比高效的战争机器。秦军将士想的是“首功”，砍下一颗人头可以提升一级爵位改善多少待遇，战场上异乎寻常的嗜血。所以秦国的统一之路，只能用六国人的尸骨做路基。
而且，这个国家只需要战士和农民，其余各所人等，都视为可能腐蚀国家机器的蛀虫。“礼乐、诗书、修善孝弟、诚信贞廉、仁义、非兵羞战” 是商鞅之法认定的“六虱”。这个国家反对精神追求，扼杀思想自由，也尽可能把个人财富压到极低的水平上。这样，国家控制最大份额的资源，才能战无不胜。
所以山东六国人都很害怕成为秦国治下的子民。
著名的长平之战，秦军把韩国的上党地区和韩国本土切割开来，希望用这种方式迫使上党人投降。结果，“吏民皆安为赵，不欲为秦”，上党人的选择是投降赵国，我们韩国人变成赵国人没关系，变成秦国人可不行。
一个齐国人，有天下高士之誉的鲁仲连，发表过“义不帝秦”的宣言。他强调说：秦国对士人奸诈，对民众暴虐，如果一定要让秦国成为天下的统治者，他就宁可投海而死。
到战国末期，有人给秦王提建议：秦国地广人稀，而赵魏韩三晋的土地则已经无法容纳本国的人口，因此希望秦国能作出一些政策调整，吸引三晋的百姓向秦国移民。其中说到：民众的心理，总不过是追求有地有房，但东方人明知道秦国的房和地都很充足，“如此而民不西者，秦士戚而民苦也”。
这是一封讨好秦王的上书，它也这么说，显得尤其有说服力。
总之，那个年代对秦国的憎恨，是六国人自然不过的反应。而屈原生活的时代，又恰恰是楚国被秦国荼毒最惨痛的时候。屈原刚走上仕途的时候，楚怀王做了合纵联盟的盟主（“纵长”），算是楚国最后的高光时刻，之后就一败再败。怀王时代的楚军出击能够逼近咸阳，好歹还可以说是惜败，到了屈原被彻底放逐之后，他能听到的消息和目睹的境况，就只是楚国不断的割地输城，祖宗的陵墓被焚毁，国家的都城被攻陷，这已经不是战争，楚人只是屠刀下瑟瑟发抖的羔羊了。
这一切如果没有被写下来，这段历史就只是秦军功劳簿上的一串数字：某年，取城若干座，斩首几万级而已。失败者的抗争，殉难者的血泪，就只能沉没在历史的黑幕之中，被永远遗忘。
这时屈原的笔，就显得异常重要。“皇天之不纯命兮，何百姓之震愆？民离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东迁。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有了这样的诗句，屠夫留下的血污，就永远不能抹去。而《国殇》中的悲歌：
出不入兮往不反，平原忽兮路超远。
带长剑兮挟秦弓，首身离兮心不惩。
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
身既死兮神以灵，子魂魄兮为鬼雄！
在天地间回响的声音，凛然亢直之气，穿越千古，仍旧震撼人心。反秦的如椽巨笔，就是对民生和人性起码的尊重，就是反抗侵略直到最后一刻的决心。
然而屈原的这一面，恰恰是到了汉朝就几乎被刻意忽视了。
四
屈原的许多面孔
汉代以后，楚歌非常流行。毕竟，刘邦君臣很多都是楚地的人，徐州沛县一带，正式纳入楚国版图虽然挺晚，却早在春秋中期就有楚军在这里驻扎，这个地方和楚文化的因缘，比很多人想象的要深厚得多。
但很多事情都已经变了。
楚国亡了，秦国也亡了，更重要的是周代以来的那种诸侯国模式已经亡了。天下同时有许多诸侯国并存的局面，绝不再被视为合理，甚至到后来人们慢慢忘了，它曾经是被视为合理的。
当然，汉代仍然有一些同姓诸侯王。实际上楚辞较早的收集整理工作，也正是他们做的。但他们会回避屈原爱国的问题。你爱哪个国呢？爱你所在的诸侯国？这简直就是谋反！爱汉朝？大汉天子的权威无远弗届，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和汉朝平等的外国，虽然仍可以把汉朝称为一个“国”，但这距离屈原的国，或者我们今天理解的国家，都实在太远了。
于是屈原式的爱国情怀，自然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所以汉代文人读屈原，感受最深的，是“悲士不遇”，也就是一个忠心而有才华的士人，得不到君主的赏识。汉人对楚辞的仿作，许多篇章洋洋洒洒涕泗滂沱，但归结起来，不过是《离骚》中就一句话：“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大家嫉妒我美美哒，所以都在说我坏。
还有人则关注《离骚》的后半段，那部分屈原写得比较放飞自我，什么“为余驾飞龙兮，杂瑶象以为车”，什么“扬云霓之晻蔼兮，鸣玉鸾之啾啾”……怎么看都不像人间。
这些文字的章法，其实和安徒生《卖火柴的小女孩》相似，火柴点亮时的幻象越美，越能突出幻灭之后，现实的冰冷黑暗。但这批人把“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这个惨淡结局掐掉，沉浸于楚辞提供的奇幻的世界里，于是阅读楚辞就仿佛是在修仙。
以班固为代表，批评屈原也是一股不小的声浪。他们强调屈原“扬才露己”，把自己看成宇宙中心，没有和人家好好相处的能力。自杀这个行为，尤其要不得：一来，班固们把保全自身看成最了不起的成就；二来，你绝望自杀，引发社会反响，等于是公然骂国君是个昏君，群臣都是奸臣，闹得大家都知道了，属于泄露国家机密。
总之，这派人的意见大概是嫌弃屈原政治素质太低，自己则是一副情商过人的鸡贼相。联系班固最后的结局恰恰是在政治斗争站错队被整死，这可是真令人感叹。
汉以后漫长的古代史，相比较而言，文人的精神情怀和屈原能够比较接近的，是宋朝。
宋朝理学盛行，想想范仲淹那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淡定劲儿，就知道宋朝人和屈原肯定很难对接的地方。批评屈原的态度不够平和中正的议论，名人名言确实也是一抓一箩筐，甚至于，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没提屈原，也有人认为是因为他瞧不上屈原那副中二的样子，所谓“古之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况君臣之际乎？”
但这只是事情的一方面。同时，宋朝人有和屈原特别相似的心事。
先后要面对辽夏金元这些北方政权，宋朝清楚自己很难代表天下，和强盛的汉唐相比，宋朝更像一个“国家”。宋朝的经济、文化无比繁荣，宋人对此也非常自信，但宋朝对外作战，却总是落在下风，这种处境，也很容易让人回忆起楚国面对虎狼之秦。
所以也正是在宋代，研究楚辞的著作大量涌现。把屈原的精神品质概括为“忠君爱国”，这个提法第一次出现，是在理学宗师朱熹的《楚辞集注》里。而南宋最后灭亡的一幕，是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跳入大海，这更容易让人联想到屈原的怀沙自沉。
五
横空出世的《屈原》
“近代中国思想史的大部分时期，是一个使‘天下’成为‘国家’的过程。”美国学者列文森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中提出的这个命题，不断被反驳，但始终展示出对事实强大的解释力。
当然，所有的现代国家都是要托古改制，从传统里找资源的。西方国家的酝酿期，有文艺复兴，绕开中世纪上溯到希腊-罗马；有宗教改革，绕开教会直奔《圣经》。中国从天下转型为国家，要发掘传统资源，几乎从任何角度看，最值得重视的都是先秦。先秦时期的诸侯国哪一个都不能代表中国，但是它们又确实比更能代表中国的后世王朝，更接近一个“国家”。
各种全新的研究方法被应用到先秦史上，或者纯粹是瞎开脑洞，也可能造成极大的反响。关于屈原，也自然众声喧哗。
正如人们常说的，一个脑残粉胜过十个高级黑。反过来看，低级的黑，也有助于提升关注度和美誉度。
晚清以来，什么屈原并不存在，屈原是个小丑弄臣，屈原是同性恋……之类说法层出不穷。这些假设，有的根脚不牢，有的无关宏旨。而认真的学者一反驳，倒是把很多史料中含混暧昧的信息，梳理得较为清楚了。
突然又并非偶然的，1942年，郭沫若的话剧《屈原》横空出世。
在剧中，屈原爱国反侵略的一面，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面对恐怖强大的敌人，唤起抗战到底的决心，这是1942年的观众，最真诚的感情。楚国本不能代表中国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爱国之心的共鸣，是可以超越时空的，所以在剧本中我们可以不断发现这样的台词：
屈 原（沉着而沉痛地）大王，我可以不再到你宫廷里来，也可以不再和你见面。但你以前听信了我的话一点也没有错。你要多替楚国的老百姓设想，多替中国的老百姓设想。老百姓都想过人的生活，老百姓都希望中国结束分裂的局面，形成大一统的山河。你听信了我的话，爱护老百姓，和关东诸国和亲，你是一点也没有错。你如果照着这样继续下去，中国的大一统是会在你的手里完成的。
屈 原 哼，我是问心无愧，我是视死如归，曲直忠邪，自有千秋的判断。你陷害的不是我，是我们楚国，是我们整个儿的中国呵！
楚国和中国，完全实现了无缝对接。
其实真正的区别并不在于楚国还是中国，1942年的屈原对战国的屈原夺胎换骨，最关键的是爱国的方式。
在古代，君主既是国家的所有者，也是国家的象征物。所以爱国和忠君当然无法分割。在屈原身上，这一点尤其明显：楚辞中大量内容都饱含着对楚王浓烈的爱，即使怨愤同样激烈，也带着因爱生恨的意味。1942的屈原，则不再是一个忠君者了。这个剧本郭老只写了十天，由于写得太快，战国的屈原对楚王的敬爱，开始还没有删汰干净。后来反复修改，追求的效果之一，就是让楚王在屈原的精神世界中，越来越没有什么地位。
另一方面，则是爱国和对人民的歌颂，越来越紧密地结合起来。
古代世界里，爱国和爱民可以是两件事。比如商鞅的著作里，旗帜鲜明的把国家和人民当作对立的两极，认为“有道之国，务在弱民”。经常被拿来和屈原对比的西方大诗人但丁，那么热爱自己的佛罗伦萨祖国，但提起佛罗伦萨同胞，却说“这班人民是负心的，凶恶的”，“他们是盲目的，是贪鄙、嫉妒、傲慢的民族”，骂得极其难听。
又或者，虽然爱国也爱民，但是对民的爱，是居高临下的，认为人民就像不懂事的小孩，需要保护，但不必尊重他们的意见，必要时还要打几下屁股。儒家的立场就是这样。战国的屈原说过“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也说过“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他对人民的态度，大抵也正是如此。
这就完全不符合现代爱国主义的需要了。古代对民众没有爱国的要求，但现代国族意识，一个基本特征就是：爱国是一种超越阶级的感情，“某一个国家中，族裔的疆界不应该将掌权者与其他人分割开”（盖尔纳《民族与民族主义》）。既要求人民爱国，又认为人民愚蠢，就成了对爱国的一种污蔑。
所以1942年的屈原，就完全把自己看作人民的学生了。屈原教宋玉写诗时，有这样一段议论：
屈 原 所以有许多人说我的诗太俗，太放肆了，失掉了“雅颂”的正声，我是一点也不介意的。我在尽量地学老百姓，学小孩子，当然会俗。我在尽量地打破那种“雅颂”之音，当然会放肆。那种“雅颂”之音，古古板板的，让老百姓和小孩子们听来，就好像在听天书。那不是真正把人性都失掉干净了吗？不过话又得说回来，我自己究竟比你们出世得早一些，我的年青时代是受过“典谟训诰”、“雅颂”之音的熏陶，因此我的文章一时也不容易摆脱那种格调。这就跟奴隶们头上的烙印一样，虽然奴隶籍解除了，而烙印始终除不掉。到了你们这一代就不同了，你们根本就没有受过烙印，所以你们的诗，彻内彻外，都是自己在做主人。这些地方是使我羡慕你们这一代的。
这自然不是战国的屈原，而是一个白话诗人的感言。更重要的是，话剧《屈原》中，人民高度理性，并且在修改中这一点越来越被强化。在最初发表的剧本里，楚国官方放出屈原发疯的谣言，还能让楚国人民上当，后来的修订版里，楚国人民就自觉不信谣，不传谣，完全不理会反动政府对屈原的污蔑了。
最后，人民的女儿婵娟喝了毒酒替屈原死了，来自人民的卫士则给屈原指明了方向：
卫士甲 先生，我们楚国需要你,我们中国也需要你，这儿太危险了，你是不能久呆的。我是汉北的人，假使先生高兴，我要把先生引到汉北去。我们汉北人都敬仰先生，受了先生的感召，我们知道爱真理，爱正义，抵御强暴，保卫楚国。先生，我们汉北人一定会保护你的。
于是1942年的爱国主义者屈原，自然也就不必投入汨罗江，而是可以投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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