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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1月23日，中共和阿尔巴尼亚建交。上世纪50年代，阿与苏联“老大哥”关系最好。但到了1960年代，阿苏关系全面恶化，甚至断交；中阿关系全面升温，中共取代苏共，成为阿最大援助者。
中共援助阿最多
据新华社驻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分社首席记者王洪起在《中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文中回忆：
“1954年至1978年，中国向阿共提供援款75笔，协议金额为100多亿人民币（其中一般物资占28%强，军事物资占43%强，成套项目占25%强，现汇占2%强），阿成为我对外援助受援国人均数额最多的国家。”
“中国援阿成套项目共计142个，其中已经建成的91个，基本建成和正在建设的23个，已经考察和进行设计的17个。中国为阿尔巴尼亚兴建了钢铁、化肥、制碱、制酸、玻璃、铜加工、造纸、塑料、军工等新的工业部门，增建了电力、煤炭、石油、机械、轻工、纺织、建材、通讯和广播等部门的项目……仅粮食（援助）就达180万吨。”
中国大饥荒时援助阿
1959年、1960年、1961年，因为中共搞大跃进运动，“赶英超美”，“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猛批“右倾机会主义”，导致出现饿死几千万人的大饥荒。
正当亿万中国人民遭受巨大苦难之际，中共却成了阿最大外国援助者。
王洪起写道：1961年春之后，“中国除了向阿尔巴尼亚提供了几十万吨粮食以外，还提供了2.5亿元外汇人民币的援款，承担了19个成套项目，帮助阿实现了濒于夭折的第三个五年计划……”
1969年出任中共驻阿大使的耿飚后来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国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一直是在自己遭受封锁、存在经济困难的情况下提供的。”“军援项目之繁多，数量之大，也超出了阿国防的需要。”
中共从国外买东西援助阿
王洪起回忆：“在上世纪60年代初，为了缓解饥饿，中国挤出极其宝贵的外汇，从国外进口一些粮食。但只要阿尔巴尼亚说需要，中国就把进口的粮食送给他们。1962年，阿驻中国大使马利列到中国要求粮食援助……恰巧当时，缺粮食的中国向加拿大进口了大批小麦，几艘载满小麦的中国轮船正在大西洋驶往中国，接到中央的命令后，立即改变航向，调头驶向阿国的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
耿飚也谈到：“我们帮他们搞了纺织厂，但他们没有棉花，我们还要用外汇从埃及买进棉花给他们。他们织成布，做了成衣，还硬要卖给我们。”
中共援建了化肥厂，但阿不放心中国的主机，提出要意大利的主机，中共不得不替阿买意大利主机。意大利主机使用不长时间就坏了，阿又要中共用外汇买意大利的备件。
中共援阿物资浪费严重
耿飚还回忆说：“我在实地调查时看到：马路边的电线杆，都是用我国援助的优质钢管做的。他们还把我国援助的水泥、钢筋用来到处修建烈士纪念碑，在全国共修建了1万多个。我们援助的化肥，被乱七八糟地堆在地里，任凭日晒雨淋。诸如此类的浪费现象，不胜枚举。”
王洪起的文章也有类似回忆：“中国人节衣缩食，勒紧裤带，万里迢迢，很不容易运去的大量钢材、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阿方随意堆放在露天地里，常年风吹雨打。我们的专家看到这样严重糟蹋，心疼得直掉眼泪……当我人员向阿方提醒不要随便浪费时，阿国人竟毫不在乎地说：‘没关系，坏了，没有了，中国再给嘛。’”
中共为阿领导人生产特供香烟
王洪起还谈到：“阿在国际市场上卖不出去的一些劣质商品，如香烟、童装、纺织品等，都强行塞给我们包销。人们可能还记得，一毛二一盒的‘钻石’牌香烟，就是阿尔巴尼亚的。价格虽然便宜，但人们并不喜欢。就连他们自己的最高领导人霍查，也不吸本国烟而吸的是筒装的‘大中华’（霍查称‘天安门’香烟）。”
“记得那是1974年的一天，中国使馆突然分给使馆和分社每人两筒中华牌香烟，说是‘赠品’。后来大家才知道，这些香烟是中国为霍查专门制造的，而且根据霍查的要求，香烟虽不带过滤嘴，但对尼古丁做了专门的处理。1973年，霍查心脏病首次发作，医生建议他戒烟，他才断了43年的吸烟历史，而由中国运去的最后一批香烟也就不要了，使馆便分给了使馆人员。”
中共成阿的“输血机”
据耿飚回忆：“李先念副总理访阿时，曾问（阿总理）谢胡，你拿我们那么多东西打算什么时候还？他竟说，根本没有考虑过还的问题。当谢胡陪同李先念访问阿中南部费里区时，在长达六个小时的往返途中，谢胡几乎谈了六个小时，所谈内容全是要东西。”
“在阿方领导人看来，向中国伸手要援助，似乎理所当然。霍查曾经毫不掩饰地说：‘你们有的，我们也要有。我们向你们要求帮助，就如弟弟向哥哥要求帮助一样。’谢胡还说：‘我们不向你们要，向谁要呢？’”
中共与阿结盟的原因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成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作了反对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之后，开始调整斯大林时期的内外政策。赫鲁晓夫的这些做法引起中共反感，中苏两党、两国关系持续恶化。
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改善与南斯拉夫的关系等，也引起阿的反感。当年，阿在南共领导人铁托支持下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阿建国后，阿南关系一度十分密切，铁托曾计划把阿纳入南版图，但这一计划被斯大林发现并制止。1948年苏南关系破裂后，阿立即倒向苏。斯大林成了阿最大的外援“金主”。阿领导人非常崇拜斯大林。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跟南斯拉夫握手言和，令阿很不爽。
1960年6月24日，以苏共为首的12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在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举行代表会议。会上，赫鲁晓夫批评毛泽东是“一个极左分子，极端教条主义者，彻头彻尾的左倾修正主义者”。阿是唯一力挺中共的社会主义国家。此后，中共认为阿是欧洲唯一一盏“社会主义的明灯”。阿认中共为“老大哥”。
1961年底，苏共与阿断绝外交关系，断绝对阿的军事、经济援助。阿认为自己是替中共“两肋插刀”才失去苏共援助的，理所当然向中共伸手。
1966年5月，中共发动文化大革命。阿劳动党是全世界唯一支持中共搞文革的执政党。中共更是觉得阿是“好兄弟”，必须全力支援才行。
1971年阿牵头提决议，“恢复”中共在联合国的席位，又帮了中共一个大忙。中共感激不尽，没有条件也要创造条件援助阿。
阿与中共反目的原因
中阿结盟，是因为当时中阿在意识形态上高度一致，都认为苏共的马列主义变成了修正主义，必须反修防修。
但是，到了1969年，苏联总理柯西金到越南出席越共领导人胡志明葬礼后，回国途中，在北京机场，跟中共总理周恩来举行了三个半小时的会谈，中苏关系似有缓和迹向。这让阿觉得中共怎么又跟“苏修”搞到一起去了。
之后，中共着手改善与美国的关系，联美反苏。在阿看来，美国是头号资本主义国家，无产阶级政党、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能跟美帝国主义搞到一起去，这岂不是比苏修还苏修吗？
1971年7月，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访北京，确定美国总统尼克松将于1972年2月正式访问中国。消息公布后，阿震惊不已，因为事先中共没有跟阿通气。8月，阿领导人霍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万言信，反对中共跟美国改善关系，认为这是背叛世界革命。
1976年十年文革结束后，中共开始改变十年文革时的极左政策，内政外交都有了一些新变化。阿劳动党仍在极左路上往前奔，对中共内政外交都不认同，中阿在意识形态分歧越来越大。
1978年7月，阿领导人霍查称“中国是最危险的敌人，比苏联更危险，因为中国打着反修的旗帜，而实际上是真正的修正主义”。
在随后出版的《中国纪事》一书中，霍查甚至号召推翻中共现任领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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