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北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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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刘铭传、李鸿章上书清国朝廷要修铁路。李鸿章还专门写了《妥筹铁路事宜折》提出修建铁路有九大益处。
但出使过英、德、奥、荷，亲自坐过铁路的清国外交官刘锡鸿却反对修建铁路，并针锋相对写出了《仿造西洋火车无利多害折》提出修建铁路有“不可行者八，无利者八，有害者九”表示大清国万万不可修建铁路。
结果朝廷听取了刘锡鸿们的意见，帝师翁同龢甚至认为“看刘云升(锡鸿)奏铁路不可修状，言言中肯”。
你可能觉得刘锡鸿是个愚不可及的笨蛋，他亲眼看过铁路、坐过铁路，知道“火车之利于遄行，速者一昼夜三千里，缓亦一千数百里”怎么还竭力反对呢？
恰恰相反，刘锡鸿并不是个傻瓜，他提出的反对意见有还颇有一些真知灼见，甚至可以说预言了清政府的倒台。
刘锡鸿反对修铁路的理由总结起来是这样的：
一、中国贪污腐败严重，不适合修铁路
西洋通过私人集资设立公司的方式修建铁路，一家公司能募集到数亿两白银，赚到钱大家分。而中国民间没有这么有钱的富商，如果通过公家担保，则很容易出公家欺骗老百姓的情况，引发群众愤恨。之前招商局募集资金说是给30%—40%的利息，结果只给了5%，老百姓就很不满意。
如果直接动用公款修建铁路，修一条就需要7000万两白银，建设一个铁路网则需要12亿两白银。再加上维护、更新设备的钱，实在是天文数字。西洋通过股份制公司建铁路，用款有监督。清国如果通过官僚机构搞，那腐败可严重了。平时干个活，花10两银子尚且办不了5两的事。现在火车机械都要从国外采购，更不知道要贪污多少，搞不好花10两银子也办不了1两银子的事。福建造船厂造个船都不堪使用，何况铁路。
如果借洋人的钱搞铁路，因为层层腐败利息绝对低不了。国外修铁路利息4%，中国各层官僚转包之后10%也打不住。而且大笔借债对于国家是很大的负担，回回大国土尔奇就是借了英法19亿两白银修建铁路无法归还，被追债几致亡国。而哪怕仅在一省修建铁路都要花7000万两白银，铁路不能在全国贯通则意义大打折扣，光这7000万两都不知道要如何还。
西洋土地属于大庄园主所有，只要和铁路公司商定价钱就行。中国小农很多，官府征地给的钱很少，甚至拿不到。这样就会导致沿途百姓流离失所，非常凄惨。
二、清国人素质不行，不适合修铁路
修成铁路之后要每隔几公里就要安排维护巡视人员，否则容易导致列车倾覆。西方有法纪约束，但中国底层没有责任心，汛兵、堡夫擅离职守是很常见的事，到时候火车倾覆，惩罚小兵又有什么用呢？
西洋收养孤儿整治盗匪，社会风气好。中国盗窃成风，马路上但凡有点东西都会被盗窃一空。铁轨长达几千里，如果没有大批人马看守，只怕马上就让人扛回家了。
西洋盗匪少，中国盗匪多，到时候抢了火车快速袭击各地官府，实在是来不及布防。你报信的都没火车跑的快。
老百姓在穷乡僻壤，劣食粗衣依然心甘情愿，无欲无求。但如果商人通过火车把商品带到乡下，大家就会过的奢靡起来。听说土尔奇当年也是民风简朴，结果通火车之后乱买瞎花，结果穷了。
三、清国国情特殊，不适合修铁路
西洋各国国内税费统一，中国各省则都有关卡。火车开一会儿就要被拦下来算税费，不知道要停多久。但如若不查税费，那国家岂不是损失了一大笔钱。
西洋各国造铁路，是把东西卖给别国，赚别国的钱，我们中国造铁路，基本上都是把货物在国内拉来拉去，这不是左手倒右手嘛。你就是卖给西洋人也没用。西洋人远渡重洋，收购量是有限的，你拉的再多、再快、再便宜，也不过是让他们得利。
说修铁路可以用于开矿的，也是乱说。古时候没有铁路，也没耽误开矿，觉得矿石运的慢早点出发就是了。你说脚夫费用贵，我还说修铁路贵呢。你把煤矿挖出来便宜卖给西洋人，西洋人烧煤的船更爱来了。
西洋妇女喜奢侈，爱携全家出门游玩。我国人勤俭节约没有出行需求，所以火车载客有限，票价也就降不下来。英国人自己都说这种四处出游奢侈享乐的作风不可取，如果国家情况不好，三五年就败家了。我们中国正应当吸取奢侈享乐的教训，节制老百姓消费。怎能反其道而行之？
四、清国国防需求，不适合修铁路
铁路好不好，还要看双方兵力的强弱，如果我们兵力强，那当然是好，马上就能把兵调到前线。但如果我们是兵力弱的一方，铁路反而放大了我们的弱点。到时候我们欠债不还，敌人打过来怎么办？就算我们毁了火车头挖断铁路，西洋人有工程器械，也能很快修好，到时候敌人迅速兵临城下，就变成为敌人修路了。
打仗除了靠人，主要还靠崎岖的地形阻拦敌人。我们士兵本来就不行，现在修火车把道路都修平了，敌人运送枪炮粮草都方便了许多，这对我们是很不利的。之前英法联军不敢深入内地，就是交通不便，现在你把道都修好了，纯属资敌。
听说大沽口之战，英法驱使福建和广东的无赖当前锋。还好现在西洋人不知道我们乡下各处的情形，如果西洋人通过火车到达全国各地用利益诱使那些愚民，则很容易里应外合。如果老百姓把洋人看做自己人，再打仗的话，他们帮着谁就不好说了。
说修了铁路，军队机动性好就可以裁兵纯属骗人。修了铁路也不能裁军，因为容易酿成兵变，而且在地方上维持军队的威慑力也很有必要。到时候修完铁路，军队也裁撤不了，一点也不省钱。我看西洋各国也没有修了铁路就裁兵的情况。
总而言之，现在之所以有人要修火车，都是西洋无业工匠煽动，中国不学无术者附和。西洋济贫、抓盗、严军令、达民情这些和中国传统文化一致的东西怎么不宣传，光宣传火车干什么？西方商人奢侈无度，总不如我国诗书传家久远，好好的诗书不读，学习商人搞奢靡享受，只会倾家荡产。乾隆时期没火车，我们也物产丰饶，军队快打到印度，西洋俯首称臣。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明赏罚，劝工农，这样就可以恢复盛世了。
其实刘锡鸿所提出的第一条“官方言而无信，激起民怨”，就预言了30年后的“保路运动”，李鸿章一系的官商盛宣怀为了偿还列强借款，把川汉铁路无偿收归国有，导致商民利益大受损失。各地民意沸腾，同盟会借机起义，掀起了辛亥革命的前奏，最终埋葬了清国。
在军事方面，1900年庚子事变，义和团的重要工作就是破坏铁路。毕竟清国训练半天的新式军队——武卫军，也不够列强打的。列强联军再坐上火车，两天就到北京了，那还了得？所以刘锡鸿关于军事的预言也不无道理。
至于火车引发的大型匪案后来也发生了（1923年临城国际火车劫持案），所以说刘锡鸿并不是个彻头彻尾的傻瓜，他提出的问题客观存在。
而刘锡鸿自己都想不到的是，他关于清国国情、人民素质的论断其实也从侧面证明了“中体西用”终将失败，改革发动之后势必触及帝国方方面面，需要让民众受教育，摆平地方势力的阻挠。如果不做这些仅仅引进一些西洋的“神兵利器”，而不开启民智，重新建章立制，那是绝不会成功的。
同时作为一名中古官员，刘锡鸿对于社会和商业的理解是十分固态的，在他看来矿藏用一分就少一分。修火车商人赚钱，老百姓就亏钱，促进全国范围内的商品流通、提高生产效率毫无意义，反而让人民抛弃了艰苦朴素的作风，变成动乱的隐患。只要社会还能稳定统治，就不需要进行任何改变，所谓“求富”实属舍本逐末。
而在多达万言的论证过程中，刘锡鸿这类中古官员缺乏用数据描述利弊的能力。你说脚夫花钱、铁路也花钱，那么平均起来谁便宜谁贵，对税费的影响又如何？你说不形成铁路网效果打折扣，修建几十公里的货运铁路又要花多少钱，盈亏如何？
这些数据在奏折中根本没人谈，各级官员主要还是空对空的谈论路线、方针、政策，没有做数据分析的能力。
刘锡鸿在1880年这个近代史的十字路口，提出的观点还是传统儒家《出师表》“亲贤臣、远小人”那一套，而朝廷也完全认可了刘锡鸿的观点。但时代变了，这种农耕社会诗书传家的思想，在工业化浪潮面前变成以卵击石了。
李鸿章没听刘锡鸿和朝廷的话，自己在1881年偷偷修了一条10公里的铁路，用于运送煤炭，但也就仅止于此了，裱糊匠终究改变不了大清朝。
20年后出山的孙中山虽然口出狂言，但其见识思想已和前一代的古董官员大相径庭了，狂风骤雨的20世纪马上就要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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