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

女儿陶琴薰接到电报后，并没有如约赶到十六铺码头。直到下午，她才抱着1岁半的儿子沈宁赶到吴淞口，在他耳边轻轻地说：“宁宁，记住，今天是1949年5月6日，今天早上，外公坐江静轮走了。”说完，声泪俱下。1978年8月14日，被病痛折磨了12年的陶琴薰在北京去世，享年57岁。80高龄的陶希圣在台北获悉女儿病逝的消息，老泪纵横。

陶希圣

1

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位佳人，叫陶琴薰，她父亲叫陶希圣，了解民国史的人对这个名字一定不会陌生。

蒋介石一生有四大文胆：戴季陶、陈布雷、陶希圣和秦孝仪。他们作为蒋的秘书，专门替老蒋草拟各类文稿、报告和演讲词，深得老蒋倚重和信任。其中陶希圣被蒋任命为侍从室第五组组长，代蒋撰写过《中国之命运》。蒋的另一本书《苏俄在中国》，也是陶希圣捉笔代刀的。

陶琴薰是陶希圣的次女，因长女夭折，故视为掌上明珠。但这个女儿同陈布雷的女儿陈琏一样，在人生前途的十字路口，毅然选择割舍亲情，和自己的父亲分道扬镳。

1949年的春夏，对于国家、民族、个人来说，都面临影响生死存亡的抉择。4月，解放军以不可阻挡的气势，突破长江防线，攻占了南京。5月，进逼上海，完成包围。

5月6日，蒋介石乘坐江静轮准备撤往舟山群岛。轮船来到吴淞口时，随行的侍从秘书陶希圣请求蒋介石稍作停留，等候他去上海市区把女儿陶琴薰接出来。

此时，上海已是烽火连天，除临海部分，陆地已完全被陈毅的第三野战军层层包围，解放军的炮火已经可以覆盖吴淞口江面。但蒋介石仍然答应了。

陶希圣立即从军舰上给女儿发出电报，约定在码头碰面。蒋介石下令上海警备区派出一艘快艇，在十六铺码头待命，准备接到人后，立即登舰会合。

但过了约定时间，女儿并未出现，陶希圣只好含泪离开。

作为父亲，陶希圣已经尽力了，却无力说服自己的女儿。4天前，也就是5月2日，他曾在傍晚时分独自一人，悄悄来到上海陕西南路女儿家，劝说爱女一同离开。但女儿陶琴薰不为所动。两天后，他又托学生转交给女儿一个小包，里面裹着金条，还有一张亲笔字条，上面伤心欲绝地写道：时势如此，我也无奈，但愿你们永远互爱互助，共渡困难，不论天涯海角，我将时刻祈祷，愿上帝保佑你们一家平安。

但结婚三年的女儿，最终还是选择了跟随丈夫沈苏儒留下。她的态度是：沈留下，则留下；沈若走，跟着走；“生死祸福，在所不计”。

而女婿沈苏儒是决定不走的。话说到这份上，所有的劝说都是徒劳。

陶希圣知道，女儿留在大陆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虽然，他告诉过女儿，自己在中共1948年12月公布的43名战犯名单中位居第41位。这顶沉重的政治帽子，会让她饱受痛苦，但陶琴薰不相信。

即便如此，爱女心切的陶希圣还是要再作一次尝试。

然而最终的结果还是让他失望了。女儿陶琴薰接到电报后，并没有如约赶到十六铺码头。直到下午，她才抱着1岁半的儿子沈宁赶到吴淞口，在他耳边轻轻地说：“宁宁，记住，今天是1949年5月6日，今天早上，外公坐江静轮走了。”说完，声泪俱下。

5月24日，陶希圣在日记中写道：“苏儒、琴熏决心不离沪。彼等前途悲惨而不自觉，可哀也。”第二天，他又在日记中写道：“为琴熏及宁宁悲伤。彼等之悲惨命运乃自取耳……”

5月27日，解放军占领上海。

2

几十年后，饱受摧残的陶琴熏对长子沈宁回忆说：“你外公身居要职数十年，罕见为私谋便利。吴淞口这一次是大大的破例。而蒋先生竟然准许了你外公的请求，十万火急之中停下兵舰，专门等候一个普通少妇的妈妈。然而无论怎样愁肠寸断，妈妈还是决意留在上海。外公不得不忍痛远行了……”

数月后，中共建政，新的社会给予沈苏儒、陶琴熏夫妇的第一个教训就是失业。陶琴薰做梦也没想到，她一个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的高材生，竟然找不到工作。此时，适逢二儿子沈熙出生，一切用度无以筹措，幸亏有了父亲留给她的一根金条，这才勉强度过了难关。

后来，靠了被周恩来称为“民主人士左派旗帜”的堂兄沈钧儒的疏通，中央大学外文系毕业的沈苏儒，才被分配到北京外文出版社做编辑工作。陶琴薰则是经冯亦代妻子郑安娜的介绍，被全国总工会国际部编译处录用。

为了表示进步，从1956年开始，陶琴熏主动上书周恩来，表示愿意做陶希圣的工作，为和平解放台湾贡献一份力量。周恩来于是派化名海澜的工作人员与陶琴薰“单线联系”。此后，陶琴薰写给父母的家信，经海澜审查后再由香港亲友转寄台湾。母亲万冰如及弟弟们先后寄来的回信和照片，同样也是经香港转寄大陆。惟父亲陶希圣却几乎没有写过一个字。因为海外有回信，对总理办公室来说，陶琴薰的这项工作，就算有了成绩。

为了让陶琴薰跟海外通信时，多一点国内“欣欣向荣”的景象，总理办公室经常给陶琴薰送演出票，安排她参加各种活动。像二十六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1959年北京十大建筑落成典礼、每年的五一游园会和十一烟火晚会、大型歌舞《东方红》演出等等，这在当时都代表一种社会地位和政治待遇，陶琴薰都会受到邀请。她大儿子沈宁在学校读书，同学都不明白像他这样黑的家庭出身，竟然也能进人民大会堂，看《东方红》演出，上天安门看礼花，就只能羡慕妒忌恨了。

1957年号召“大鸣大放”，沈苏儒写了《请把知识份子当作自己人看》的小字报。陶琴薰也在总工会国际部贴出一张大字报：“我和祥林嫂一样，领导上看见我不愉快，这也不许我摸，那也不许我动。我的父亲是‘战犯’，因此领导上对我的怀疑和不信任比任何非党同志都深。……我只能感恩地、无声无息地在这儿干下去，什么要求都不必提。”

结果，“和祥林嫂一样”的陶琴薰被扣上了“右派”帽子。鉴于统战工作不能中断，才没有把她赶到外地劳改，继续留在原单位工作；沈苏儒写的小字报，原本也很严重，多亏了沈钧儒的关系，只叫他做了深刻检讨，没戴帽子。但到了1962年，沈苏儒还是被下放农村，陶琴熏也被调出全国总工会国际部，到北京教师进修学院外语教研室任教研员。

3

1966年，文革降临，陶琴薰的家庭出身被公布到社会上，胡同里的人立刻就都知道了。街道上的婆婆大娘这才晓得被骗了几十年，特别气愤，立刻通报到附近学校。红卫兵闻讯而动跑来抄家，把陶琴薰吓得非同小可，她不心疼字画文物、珠宝首饰、西装旗袍，她怕得要命的是，担心红卫兵发现她与海外的通信和信件备份。

此时，她已身患急性类风湿关节炎，行动不便。

红卫兵一走，她便马上带上大封套，叫上大儿子沈宁陪同，拄着拐杖，一步步赶往中南海。那天北京大专院校红卫兵正组织静坐示威，誓死揪出刘少奇。府右街坐满革命小将，交通断绝。高音喇叭里反复播放红歌，撞击神经，震慑心灵。

沈宁搀扶着母亲，从人群缝隙中走过，心里万分恐惧。如果有红卫兵盘问起来，或检查书包，发现里面是写给国民党大战犯陶希圣的信，说不好两母子当场就没命了。

幸亏红卫兵心思都在刘少奇身上，没人理会他们。走到中南海西门口，出来一个军官。陶琴薰向军官讲明了情况，从书包里取出大封套，双手递上；军官看了封套上写的人名，心领神会，表示一定安全送到。

这年秋天，陶琴薰被强行送到潭柘寺农村劳动改造，因为弯不下腰，只好跪在水田里干活，最后栽倒在水田里。

此后陶琴薰的病情不断恶化，“四肢关节的手指肿胀疼痛变形，有时右手疼得不能握笔。到处求医，均不见效”。

那两年，周恩来忙于文革，无暇他顾，陶琴薰与海外的通信也因此中断，几年后又才恢复。1975年初，远在美国的五弟陶范生听说了姐姐的病情，从美国寄来了特效药，经统战部批准，网开一面，送到陶家。陶琴薰服用后，病情很快得到有效控制。但此后就再也收不到陶范生寄来的药品。多年之后才知道，寄来的药品均遭有关方面检查扣押。非但如此，就连陶琴薰要求继续寄药的书信，也杳无回音。随之，陶琴薰病情加重，只好又恢复服用激素，而且加大了用量。

因为长期服用激素，陶琴薰后来胃部大面积坏死。在沈钧儒孙女沈瑜医生的帮助下，住进了医院，尽管手术较为成功，却仍然不能不服用激素，医生们终究也未能找出一个两全的办法。

陶琴薰弥留之际，身体已经虚弱不堪，“皮肤肿胀发亮，而且又薄又脆，轻轻一碰就会破裂。因为卧床，必须定时翻身，否则着床一边的皮肉就会溃烂。所以每两小时一次的翻身变得极为困难，每次翻身都会疼痛难忍，让人泪下……”

1978年8月14日，被病痛折磨了12年的陶琴薰在北京去世，终年57岁。第二天，家人接到五舅陶范生的来信，告诉几个舅舅决定接姐姐到美国治病，已经着手办理移民手续。但陶琴薰已经等不到了，她在亲人的关怀到来时永远地走了。沈宁把五舅的来信，放在母亲的遗体上一同火化，让母亲带着亲人的关怀，升入天国，从此远离病痛的折磨。

80高龄的陶希圣在台北获悉女儿病逝的消息，老泪纵横，独坐灯下，用颤抖的笔写下“哭琴儿”：

生离三十年，死别复茫然。

北地哀鸿在，何当到海边。

4

1987年7月24日，在美国旧金山的国际航班的出口，人潮涌动。全世界飞来旧金山的人，都在这里接受检查，登记入关，踏上美国的土地。

国际航班出口的两扇灰色大铁门，有时几分钟一次，有时一分钟几次，无声地往两侧滑动。每次铁门打开，便有一人或几人走出，或推车，或提包，或扶老，或携幼。突然，在拥挤的人群中出现了一辆轮椅车，上面坐着一位老者，穿一身灰色的中山服，双手放在胸前，握着一根拐杖，神色安详。

这位老者，就是陶希圣。此时，他已年近90。

后面一位高大的中年男子，推车慢行。当陶希圣的车子走近时，前来接机的沈宁三兄妹泪流满面，不自觉地跪在了老人跟前。目睹这一场面的中外接机人士，全都自然地退向两旁。

在20世纪80年代的美国，绝无下跪磕头之礼，即便在中国也很少见。然而，在旧金山机场，大庭广众之下，当陶希圣来到面前的时刻，沈宁三兄妹都情不自禁地跪了下去，虔虔诚诚地叩头，仿佛那是唯一的选择。

此前，沈宁、沈熙、沈燕三兄妹已经来美生活多年，却无法和外公见上一面。因为三兄妹所持的大陆护照无法入台，陶希圣知道后，不顾年事已高直进总统府，向蒋经国申请到一张特许令，准许其外孙进入台湾，以便祖孙团圆。获此消息，在美国的舅舅们也纷纷帮忙，协助三人办理赴台文件手续。

等到一切准备妥当，眼看将要成行，沈宁又犹豫起来。1986年的夏天，还没有哪个大陆人进入过台湾。几十年来的磨难让沈宁兄妹疑虑重重，枪打出头鸟的危险不能不防。更何况他们的父亲还在北京，就住在皇城根下，万一因此受到牵连，情何以堪？三兄妹最终只能忍痛放弃赴台计划。

听到这个消息，已届望九之年的陶希圣，毅然发话，要亲赴美国去看望三个外孙。

当年近90岁的陶希圣坐在轮椅上，出现在沈家三兄妹面前时，一切语言都成了多余。沈宁望着这个老人：他的头发全白了，但没有脱落，梳得整整齐齐。眼前这个如此平凡、瘦弱的老人，就是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文胆”陶希圣，也是他们的母亲朝思暮想的父亲，他们的外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