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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的大跃进期间，许多老百姓饿死在街头。（网络图片）
“这是一场人类历史上空前的悲剧。在气候正常的年景，没有战争，没有瘟疫，却有几千万人死于饥饿，却有大范围的‘人相食’，这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异数。”这段话，是原新华社记者杨继绳，对中共发动大跃进运动的控诉。
“高产卫星”满天飞
1958年，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党人突发奇想，要“赶英超美”（赶上英国，超过美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于是自上而下发动了一场极左的“大跃进运动”。
当时，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公开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而且经常登出粮食高产的虚假报导。
比如，1958年6月8日，该报发表“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社5亩小麦平均亩产达到2,105斤”的浮夸报导，放出大跃进运动的第一颗“高产卫星”。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标题是：《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三万六千九百多斤》。随后，中共各大媒体竞相放“高产卫星”，加入这场说假话的历史闹剧。
小麦的最高记录，是青海省柴达木盆地赛什克农场第一生产队的亩产8586斤；稻谷的最高记录，是广西环江县红旗人民公社的13多万斤；甚至有人放出红薯亩产56.8万斤的“特大卫星”。
饿死百姓四千多万
同时，全国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据中共党史记载，1958年8月17日至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北戴河召开扩大会议，决定1958年的钢产量要达到1070万吨，比1957年翻一番。这时，全国钢的生产实际上只完成380多万吨。
怎么在剩下4个月里完成任务？中国各行各业全民投入了土法炼钢运动，几乎每个单位、每个公社、每个大队都搞土高炉炼钢铁。
炼钢需要铁矿、焦炭、燃料等材料。铁矿不足怎么办？大家不下地耕作，全都上山采矿。燃料不足怎么办？上山伐林，把一座又一座青山砍得光光。甚至文物建筑都被拆了，砖块被拿去建炉，美其名曰“文物也要为炼钢服务”。全民大炼钢铁运动造成了人力、物力、财力的极大浪费，严重削弱了农业。
另外，到1958年底，中国农村建立起“吃饭不要钱”的人民公社公共食堂340多万个，政府告诉老百姓，“放开肚皮吃饭”。没过几个月，百姓家里的粮食被食堂收走了，食堂的粮食也很快吃光了。
就这样，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强迫命令风、干部特殊化风“五风”劲吹。一边是放粮食的“高产卫星”，一边农业受重创。很快，严重的后果浮现了。
我们举个例子。1959年，河南省信阳地区粮食产量比1958年减产50%，只有20多亿斤，却向上级虚报为72亿斤。结果，上级征购粮比上一年增加18%。许多征购粮和所谓“余粮”是各级官员和民兵打、逼、搜出来的，1万多人因此被逮捕，700多人死于监管场所。
随后，信阳出现大面积饿死人现象。据《探寻1959年河南商城“死绝村”》一文记录，信阳全区死绝5万多户，村庄毁灭1万多个；仅息县就有639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400多个，而商城县，死绝村庄453个。
1960年11月12日，中共副总理李先念和中共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到信阳调查。5个月后，陶铸说：“我看死亡数字就不要再统计下去了，已经100多万了。”
原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耗时近20年，写出记录大跃进的《墓碑——中国六十年代大饥荒纪实》。据杨继绳考证，全国饿死3,600万人。
他写道：“这个数字相当于1945年8月9日（美国）投向（日本）长崎的原子弹杀死人数的450倍。即大饥荒相当于向中国农村投下了450枚原子弹……相当于1976年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的150倍……超过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死亡数字……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四五千万）。这四五千万人是在欧洲、亚洲、非洲广袤的土地上、七八年间发生的，中国这3,600万人是在三四年间死亡的。”
1996年，前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的智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所长陈一咨表示，该所根据中共党内文件写成的秘密报告认定，当时死亡人数为4,300万至4,600万。
毛泽东的奢华生活
饿死这么多老百姓，毛泽东有跟着过苦日子吗？
中共党史专家何方披露：党媒宣传毛泽东在“三年困难时期”几个月不吃肉，事实是，医生鉴于猪肉胆固醇含量高，建议他改吃牛羊肉。
《毛泽东遗物事典》记载，60年代初，工作人员制订西餐菜谱时，仅仅鸡类就列出了很多中国人闻所未闻的西菜名称，像是黄油鸡卷、软煎鸡排、鸡肉饼、鸡肉元、鸡肉丝、罐焖鸡、红焖鸡、纸包鸡、椰子鸡、奶油鸡等。
1959年，毛的妻子江青在上海宴请。出席的女演员黄宗英回忆说：“这些美味珍肴令我们既开眼界，又感惊异……许多农村此时已经出现严重的非正常死亡，而他们的家宴却奢华依旧。”
大饥荒年代，各地还为毛大造别墅，数量之多，规模之大，古今中外少有。如占地1,160亩的上海西郊宾馆，1960年前后建造；韶山滴水洞宾馆，1960年下半年开工，1962年底建成，毛仅在1966年入住12天，长期空置，一连士兵长期守卫。
彭德怀讲真话被打倒
1959年7月14日，庐山会议期间，中共元帅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了一封讲真话的信，谈到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
毛不仅听不进彭的真话，反而雷霆大怒，发动对彭的大批判。
1959年8月16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通过“关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等文件，认定彭犯了“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性质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
会后，“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反右倾斗争在全国展开，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党员干部达380多万。
大饥荒中的“大援外”“大出口”
与此同时，大家肯定想像不到，国内饿殍遍野，中共却搞大量对外援助。
中共副总理李先念在《关于1961年和1962年国家决算的报告》中称，1958年到1962年，中共对外援助23.62亿元，对象有阿尔巴尼亚、朝鲜、越南、古巴、蒙古及一些非洲国家。
北大教授钱理群在《毛泽东时代与后毛泽东时代》中写道：“正是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中共成立了专门机构从事援外。在这一年之内，中共就援助了几内亚1万吨大米，刚果5,000吨至1万吨小麦和大米，阿尔巴尼亚5万吨粮食。”
根据《中国统计年监》的数据，1959年出口粮食415.75万吨，1960年出口粮食265.41万吨，总计680万吨，也就是136亿斤。按1960年中共确定的农村口粮每人每年最高不超过400斤计算，136亿斤粮食，相当于3,400万人一年的口粮。
《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八章写道：“最令人惊讶的是，甚至在死亡率上升的1959年，中国粮食的输出竟然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死多少人都无所谓”
中国传统文化讲“人命关天”，但曾担任毛泽东秘书的李锐说：“在毛的性格中，死多少人都无所谓。”
1961年，毛会见法国社会党领袖密特朗时，针对西方世界有关中国发生大饥荒的传言说：“我再重复说一遍，中国没有饥荒。”
1962年，刘少奇对毛说：“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毛却说：“我周游了全国，从中南到西南，找各大区的同志谈话，每个省都说去年比前年好，今年比去年好。”
时至今日，中共对这段历史完全采取虚无主义态度。在新编《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对“大饥荒”只字不提。
荷兰历史专家冯客（Frank Dikotter）认为，中共大跃进造成的大饥荒，可与苏联的古拉格群岛、纳粹德国的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
杨继绳先生在《墓碑》中写道：“极权制度下的当权者隐恶扬善，文过饰非，强制地抹去人们对人祸、对黑暗、对罪恶的记忆。因此，中国人常犯历史健忘症，这是权力强制造成的健忘症。我立的这块墓碑恰恰是让人们记住人祸、黑暗和罪恶，是为了今后远离人祸、黑暗和罪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