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足球坛近月传出震撼消息，男足前主教练兼前球星李铁在官媒纪录片中承认贪污。这是中国足球十多年来最大规模腐败打击行动的一部分。究竟这个产业出现了什么问题？一些业界人士与BBC中文分享了他们的看法。

一月初，李铁在官媒纪录片中承认操纵比赛，以确保他所任教的俱乐部取得成功，并贿赂足球界高层管理人员，以获得国家队主教练的职位。那是自他在2022年11月忽然被当局带走调查以来，关于他的案情细节首次由官方曝光，也是中国足球十多年来最大规模腐败打击行动的一部分。

原中国足协主席陈戌源、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杜兆才等人，也在片中亲自讲述自己为金钱和利益操纵比赛结果及人事任命的罪行。

这似乎是熟悉的情景——10多年前，中国足球经历过相似的大规模反腐，当时北京当局对足球行业进行过一次大规模整顿，涉及数十名足球管理机构官员、球员和裁判。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同样在官媒的镜头前为自己的罪行忏悔。

“在很多方面，现在这一次看起来和十年前就一模一样，不过当中的人物换了一批，”观察中国足球多年的罗文（Rowan Simons）向BBC中文表示。来自英国的他在中国生活超过20年，撰写了观察中国足球的著作《足球无疆: 20 年目睹中国足球之怪现状》（Bamboo Goalposts），并在北京经营着一家合资足球俱乐部。

2009至2010的那场大规模打击行动中，当时的足协副主席谢亚龙、南勇及其下属一批中国足球领导层官员被处理，牵涉假球的著名裁判陆俊、多名球员和数家足球俱乐部受到处罚，职业联赛开始推行裁判人选由官员指定转为抽签决定并提前对外公布等改革措施。

然而十多年后，涉及足球界高层官员、职业俱乐部和足球名人的假球、贪腐丑闻再次大爆发。

“有什么是不一样的呢？这一次涉及的金钱又多得多了，”罗文说。据官方当时公开的信息，2009年的足坛反腐案中被捕的最高层官员涉案金额约在人民币120至200万元，而最近已在法庭认罪的陈戌源公开的涉案金额超过8100万。

薄弱的基础

体育产业专家和观察者表示，中国足球根深柢固的制度问题并未得到彻底的解决，当中的原因错综复杂，而其中的显著因素是中国成熟、专业的管理模式缺位，在中国社会充斥裙带关系的官僚体系中给腐败留下了空间。

崔英善是北京一家体育市场顾问公司的总经理。她说在她20多年的从业经历里，常常听到不同的业内人士表示“中国足球最大的问题就是基础工作没有做好”。

她以技术数据统计为例，“足球这个项目实际上所需要的数据管理能力非常非常高”，她向BBC中文表示，但是中国从赛事到个人技术数据等方面的基础相当薄弱。

她表示，曾有德国的专家向她提出，希望去中国帮助发展职业足球，但是提案中需要以少年队球员的数据库为依据进行选材——这是现代体育在发达国家的常规操作，但是崔英善不得不告诉对方，中国并没有建立这些孩子的数据库。

崔英善表示，中国各级球队和赛事的数据系统不完善，只是体现了中国足球在专业意识上与世界差距的一个方面，而长远的足球发展需要将工作做得非常细致。

“但是在中国足协，这些问题，它都会用一个口号式的方式，就结束了，” 她说。

而专业环节当中缺乏专业性，在她看来，是造成腐败的原因之一——“因为每一环都不扎实，腐败的空间就非常大。”

崔英善表示，2022年广东省运动会的15岁以下（U15）男足项目决赛上的假球新闻令她震惊。当时清远队在3比1领先广州队的情况下短时间内连失4球，疑似假球被社交媒体曝光后，由中国足协查出双方教练及官员操控比赛以确保广州队夺冠，最终有多达16名足球管理人员和教练被处理。

“以前我理解的可能是官员的腐败和职业球员的腐败，”崔英善说，“然后我就觉得这个U15都这么腐败，我就觉得非常震撼。”

她表示，各级赛事的举办其中最基础的环节之一是对裁判的监督，如果在基层赛事中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当中的腐败将难以解决。

她进一步解释说，这背后涉及的是整个利益机制的设计问题：“如果从足协的整体利益机制上没有设计好的话，腐败问题肯定还会有。”

一再受阻的机制改革

在上一次反腐打击行动后，中国足球似乎曾试图自上而下地改革利益机制问题。

2009年的足球反腐背后的主导者之一是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他的打击行动曾被期待是中国足球重焕新生的起点。他在上任成为最高领导人后提出希望中国能够参加、主办并继而赢得世界杯。在2015年，他又主导出台了一项跨度至2050年的计划，旨在将中国建设成世界足球强国。

计划当中非常引人注目的一个主张是要让中国足球的管理实现“去行政化”，即让中国足球的管理机构中国足协从行政机构国家体育总局之下脱钩出来，关于足球领域的决策不再由国家机关主导，这是一种向欧美职业体育管理模式看齐的做法。

2017年，国家体育总局的足球运动管理中心被注销，从名义上实现了这种“管办分离”，但是据中国媒体报道，分离后的中国足协实际上仍然由原足管中心的主要领导负责管理，被指有“换汤不换药”的嫌疑。

在此前后的这些年里，中国足球的体制改革“摸不着”，但是资本的大量进入却“看得见”。在最高领导人主张发展足球的背景下，中国的企业家纷纷投入以亿美元计的资金进入职业足球俱乐部，以屡创纪录的价格签购球员，支付高昂的薪酬，在各地建造足球设施。

这股热潮吸引了许多外籍球员加入中国职业联赛，开启了“金元足球”时代，甚至在几年后为了提升国家队的短期成绩，破天荒地以高报酬归化符合资格的外国球员改换国籍，进入中国国家队。

这一进程却随着新冠疫情遭受沉重打击：中国连续三年的严酷封锁措施和房地产市场的下滑，加上陈戌源领导下的中国足协一系列管理失当的措施，令职业联赛、足球队及其背后的企业所有者收遭受严重损失。在新冠防疫管控措施临近尾之际，多家职业俱乐部宣告解散，当中包括一支中超联赛的冠军球队。

与此同时，中国国家队的成绩却近乎全无起色。2010年以来的三次男足世界杯，中国队均在亚洲区的预选赛阶段被淘汰，包括由李铁领军的2022年。截至去年12月，中国男足的国际足联（FIFA）世界排名为第79，落后于人口不足60万的冰岛和佛得角等国家。在上月开幕的亚洲杯上，中国队在小组赛阶段被淘汰出局，三场比赛一球未入。

就连习近平本人也对这项他喜欢的运动表达了悲观之情——去年11月出席亚太经合会议（APEC）期间，他在与泰国总理的一次对话中谈到足球时笑称：“我现在对我们的国家队呢，我不敢肯定他们的水平。”

“裙带关系”下的恶性循环
国家队成绩一再下滑，职业联赛面临衰落之下，腐败又再次成为媒体和民众口诛笔伐的焦点。《华尔街日报》在近期的报道中对这一段时期的中国足球总结称，在习近平上任后，中国足球的腐败和寻租空间再度膨胀。

在中国官方的叙事中，李铁、陈戌源和杜兆才等人成为这一轮腐败中的核心人物，而他们供述的案情似乎再度显示中国足球在利益机制中存在的问题。

李铁是曾效力于英超球队埃弗顿（Everton，爱华顿）的明星中场球员，也是中国队2002年世界杯决赛圈球队的成员。退役后成为教练的他，通过先后带领两支国内次级别球队升上中超联赛而确立了自己的执教履历，但是在官方的纪录片称，这两次“冲超奇迹”均是李铁利用自己前球星的影响力操纵比赛的结果。

2015年，他在河北华厦幸福俱乐部首次担任主教练，随即在该赛季最后八场取得八连胜的佳绩，升上中超，但是这段连胜奇迹“完全是金钱之手在背后操弄”——其中最后一场比赛，据俱乐部老板孟惊的供述，他们花费1400万人民币收买了对方球员和教练。

此后在2017年转而执教武汉卓尔时，李铁被指开始主动向球队“推销”假球，俱乐部则在其“怂恿”下出钱进行贿赂，并在2018年冲超成功。

当时的足协主席陈戌源和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杜兆才对于假球和贿赂的风气采取放任态度，并从中收受金钱利益。后者成为此次足球反腐行动中涉案级别最高的官员，受贿金额以千万元计。

在两次“冲超成功”的基础上，李铁进而要求武汉卓尔出钱，帮助他利用自己的人脉和影响力成为国家队主教练，借此“豪赌世界杯”，交换条件则是在事成之后让武汉卓尔队的球员入选国家队并获得上场时间。俱乐部董事长田旭东在纪录片中承认，武汉卓尔队当时球员的能力是“一个都进不了”的。

另一方面，据调查人员指，陈戌源在意识到习近平的长远足球改革计划“难度大、见效慢”之后，转而借职务谋取利益——他接受了武汉卓尔的200万元贿款，足协秘书长刘奕也受贿100万元。

这些贿赂帮助李铁在2020年成为国家队主教练，并随后将四名武汉卓尔队球员选入国家队名单，直至李铁在2021年下旬率队冲击世界杯入场券失败后被解雇。 他执教过的两家足球俱乐部也均在疫情后的解散潮中瓦解。

李铁在官方镜头前的讲述中包括两句耐人寻味的话——他说“我做球员的时候最憎恨的就是踢假球的人”，但是在另一番话里，他又表示，他所的很多违法行为“在足球圈里面是习以为常的事情”。

罗文指，李铁自身的经历很值得玩味：他在青年队是中国第一批通过商业赞助获得前往巴西留洋机会的“健力宝青年队”成员，而在成年后加盟英超埃弗顿时，他又是得益于中国手机生产商科健对埃弗顿的赞助协议，此外作为国脚也有无数赞助代言。

“所以他那段时期的生活都包围着各种恩惠、礼物和商业开发，”他说，“所以我觉得就像他在供述中说，这一切变得习以为常，也成为了当中的一部分——到做足球教练时，就成了花钱好过花力气。”

陈戌源和杜兆才也在讲述中承认，腐败在中国足界常常是一种惯例。

在专家看来，这体现了中国社会体制中时常出现的裙带关系现象，当中会令一些道德境界不够强的人被腐败所侵蚀。

“这些官员上了任，于是就得到好处，”罗文向BBC中文表示，“而我觉得这一部分是你所懂得的那种中国文化——送礼，然后获得更多关照。”

中国官方将此形容为“系统性、塌方式腐败”。而专家表示，这种自上而下的官僚体系形成了“恶性循环”。

“做假球的这些人，他会有一个更好的条件，”崔英善说，“就是说，当他再往上一级走的时候，他的资金实力要比那些没有做假球的要强得多——他就更容易获得再往上走的机会。”

她补充指：“这些人其实等于是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去获得再往上汇聚的这种机会——大家都认为这个事情就是这么玩的话，这个体系是非常难以撼动的。”

罗文表示，他为这些被腐败“吸进去”的官员和前球星感到悲哀：“有贪婪，有机会存在，于是我觉得这个产业就会让一开始不腐败的人也因为持续的压力而腐败。”

原点重启

在国家队赛场成绩持续低迷、职业足球面临广泛危机的背景下，管理这项运动的高层精英再次走向被反腐行动席卷的命运。专家较早前曾向BBC中文表示，中国足球又“回到原点”。

罗文20年来在中国经营一家草根业余足球俱乐部，推广社区业余足球运动。他表示，他在观察这一次反腐风暴时，有一半是着眼于未来，因为每一轮这样的循环过后，足球总是只剩下民众对这项运动最原本的喜欢，一切又从草根重新开始。

“职业足球被摧残了，管理部门被摧残了，”他在描述目前的中国足球时说道，“一切都堕落下来，而你只好回到最草根的地方，你的人民在周末自己出去踢踢球——这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

崔英善也同意，未来的足球发展仍然只能从基础做起：“青少年阶段出现问题是最可怕的。一旦这些孩子——青少年队，包括校队的教练、领队，都觉得这个事就是这么玩的，你想孩子长大了之后，他就是会觉得一切就是这么玩的。”

在央视的纪录片结尾，镜头对准了一群踢球的孩子，问他们是否会愿意踢假球，当中的小孩答道：“不愿意，用真实实力赢了会更快乐。”

另一个小孩说：“我要踢，去踢世界杯。”

罗文评论说，虽然纪录片是一次官方宣传，但他并不认为当中的这一幕完全是设计好的表演，而他希望所有参与足球的孩子都会有同样的答案。

“如果说有什么残酷的教训，那就是足球必须干净——它必须为正当的理由、正当的价值观去做，否则真的，它不如就不要存在，”罗文说，“这是中国仍然必须学习的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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