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为什么一些机构的预测错得如此离谱》中，我写道：为什么一些权威机构对经济的预测错得如此离谱？很多人认为是因为经济之外的因素。这一点我不否认，但除此之外，与其学术资源的背景其实也不无关系。换言之，是分析模型的误用。
误用在什么地方？就是以周期或波浪模型为依据，努力寻找和确定探底的底部，然后基于反弹或反转的预期做出预测。其实，不仅仅在专家或机构的预测里是这样，在企业家或普通人的脑子里也往往有这样一个模模糊糊的图景。然而，这个模型在眼前并不适用。这就是《为什么一些机构的预测错得如此离谱》一文想要告诉大家的。
在本文中，我们再来进一步探讨这个问题背后的理论背景。
适用于分析常规性发展的周期或波浪理论
我们知道，起伏波动，是现代经济的常见现象。对此，马克思和大卫·李嘉图都曾有过开创性的探讨。但最早的系统性解释，应该是苏联经济学家康德拉季耶夫。康德拉季耶夫以英国、美国、法国、德国等国家为样本，运用统计分析的方法，对这些国家从18世纪80年代至20世纪20年代的物价水平、利率、工资水平、外贸等变量进行分析，发现其起伏波动甚至拐点都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和规律性。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著名的康氏长波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存在着平均长约50年左右的长期波动，而在这样一个周期中，明显存在繁荣与衰退两个阶段。
问题是，为什么会存在如此的波动，其形成的原因是什么？康德拉季耶夫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实际上，在提出长波理论几年后，康德拉季耶夫就被判处了死刑）。为了探究这些问题，经济学家从不同视角去寻找答案，于是，产生了太阳黑子影响农业产出学说、货币信贷扰动经济波动学说，此外，还有从战争和资源冲击周期波动等方面解释的学说。而在这当中，最有影响的，是熊彼特从技术创新角度所进行的解释。
熊彼特对循环的周期进行了细化，认为一个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分为复苏和繁荣，下跌阶段分为衰退和萧条，这四个阶段组成了一个完整的经济周期。熊彼特认为，经济周期波动的根本原因在于技术创新和企业家这两个因素。具体说，推动经济繁荣的关键力量，就是一波强大创新集群的出现，之后企业家开始大量投资，进入经济的繁荣阶段；当创新集群被逐渐消化，新的创新集群还未来临时，经济就会走向衰退和萧条。
但我们一定要注意一个问题，从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的提出，到熊彼特对其的丰富与完善，甚至其他的一些有关经济周期的研究，其所分析的对象，都是进入成熟阶段的西方发达国家。也就是说，是对常规性经济发展阶段的分析。问题是，在二战结束之后，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发展类型。这就是所谓后发展国家。
波浪或周期模型不适合分析另外一种类型的发展
大家都知道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库兹涅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说法，他说，世界上有四种国家：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日本和阿根廷。多少年后有人补充说，库兹涅茨如果活到今天，他可能会说，世界上有五种国家，就是再加上一个中国。
库兹涅茨是在强调这些国家发展过程的特殊性。其实，我们也可以换一个角度，把后面这些库兹涅茨认为特殊的国家归为一类，我们姑且将其称之为非常规性发展，至少是非常规性发展阶段（其中一些国家可能最后会走向常规性发展，即进入波浪式的周期）。
这些国家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巴西、新加坡等。比如日本，在从上个世纪50年代初开始的40多年时间里，从一片战争的废墟，发展成为继美国之后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直到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开始进入停滞的30年。韩国，在上个世纪50年代，其GDP仅相当于朝鲜的三分之一，到1961年时，人均GDP也仅为100美元。但从60年代初期开始，韩国经济快速发展，不到40年时间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还有巴西，在1948年至1979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率达7.2%，其中在1968年至1973年间，更是实现10%以上的高速增长，被称为“巴西奇迹”，之后，经济增长开始放缓。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更是大家所熟知的了。
这些后发展国家的发展过程，往往具有这样的一些共同特点：
第一，都是在非常落后的状态下开始经济起飞的。其起飞开始的原因，虽然各不相同，但往往都是很简单的，甚至是因某些偶然因素。日本是始于战后的重建，韩国是在朴正熙政变后在强有力政府的强行启动的，中国是对计划经济时代落后与匮乏的反弹。但无论如何，与熊彼特所说的技术创新，都没有直接关系。
第二，在起飞开始之后，这些国家都经历了一个几十年的极为快速的发展过程，有的国家甚至能在若干年内保持10%左右的增长。技术的因素往往在这一段才开始显现出来，但其特征不是创新，而是模仿，即人们通常所说的后发优势。
第三，这些国家在快速发展几十年后，几乎都遭遇到一定的问题，开始进入一个瓶颈期。由此，发展的前景就出现了明显的分殊，甚至是盛衰意义上的分殊。但无论是最后突破发展的瓶颈，还是陷入长期的停滞，这个阶段都意味着快速增长的阶段结束了。这就是我用的高速公路与国道的比方的含义。在这个阶段，一些国家开始陷入困境，如巴西等。
可见，将一种分析常规性经济发展的模型应用到这些国家的发展上来，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些国家经济发展呈现的并不是周期性的波动，而是阶段性的转换。
世界银行的中等收入陷阱理论
一个经济快速增长的国家，为什么在不久之后陷入困境？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原因何在？可能很难一言以蔽之。用托尔斯泰的话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但尽管如此，下面的一些观点和理论还是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些参考。
第一个是中等收入陷阱的解释。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于2007年在《东亚经济发展报告（2006）》中提出的一个形象化概念。它指的是这样一种现象：一些国家在相当一段时间实现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并顺利地由低收入阶段进入中等收入阶段；但此后，经济增长明显放缓，迟迟不能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报告指出，从世界各国的情况看，能够跨越中等收入阶段并成功进入高收入国家的行列的，寥寥无几。相反，这些国家往往陷入经济增长的停滞期。
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该报告给出的解释是，这些国家此时面临的是这样一种窘境：既无法在人力成本方面与低收入国家竞争，又无法在尖端技术研制方面与富裕国家竞争（还记得前几天有人提出的腹背受敌的说法吧，虽然说起来有点耸人听闻，但实际上说的就是这个）。
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是世界银行提出的，并不是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其所注重的是眼前的因素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与之相近的是辜朝明提出的“被追赶的经济体”的概念。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大家都很熟悉。在此之后，他又提出了“被追赶的经济体”这个概念。他尝试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一个问题——为什么一个强大而有活力的经济体会失去增长动力并陷入长期停滞？为什么过去行之有效的良好政策如今却不再奏效？在有的国家，大衰退为何持续如此之久？
为此，他将这些国家的发展过程分为三个阶段：城镇化经济体，此时经济处于工业化的早期，尚未达到刘易斯拐点；成熟经济体，此时经济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已经跨越刘易斯拐点；被追赶经济体，此时经济已经进入工业化的后期阶段，投资机会较少，资本回报率低于新兴经济体。
问题出现在被追赶的阶段。这时，国外有了更便宜的竞争对手了，资本回报下降，资本开始出海，此时只有高端知识劳动力受益，结果是贫富分化；同时，企业对国内资金也无需求了，导致利率很低，货币政策也会失效。此时资金容易留在金融系统空转，推高资产价格，导致泡沫。
对后来者的诅咒与后发劣势
后发优势的观点大家都很熟悉。后发优势的概念是对一些后发国家为什么能够在一段时间内实现快速经济发展的一种解释。后发优势的概念是美国经济史学家亚历山大·格申克龙提出的。所谓后发优势，是指落后国家通过对发达国家技术和管理方式的模仿，可以获得快速发展，并迅速缩小与发达国家差距的原因。这当中核心的因素是学习与模仿。
但这只是一方面，特别是在发展的早期阶段，这种后发优势体现得更为明显。而当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后发的劣势就会越来越明显地显现出来。
最早提出这个问题的，是一位叫作沃森的经济学家。沃森提出了一个说法，叫对后来者的诅咒。他的意思就是说，落后国家模仿技术和工业化对发达国家进行模仿比较容易，但在制度上进行模仿就比较困难了，因为这会触犯一些既得利益。正因为如此，落后国家往往会倾向于技术模仿。这样，尽管落后国家可以在短期内取得非常好的发展，但是会给长期的发展留下许多隐患，甚至导致长期发展的失败。
对这个问题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另一位学者是杨小凯教授。杨小凯教授对后发劣势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这两组关系上，一个是模仿和创新的关系，一个就是技术的模仿与制度的变革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后一个问题就更有价值，更有普遍的意义。特别是他把这个视角应用到对中国发展的研究上来，因为就当时国内的情形来说，人们当时还是沉浸在这种模仿所带来的成功喜悦当中。
我觉得杨小凯教授对于后发优势的研究，可以概括成两个词，一个叫做技术模仿的惰性，第二个可以叫制度转型的困境。
技术模仿的惰性非常容易理解。因为别人创新的成果已经摆在那了，你有东西可以模仿了，而模仿所需要的成本，比你重新来一遍进行创新要小得多。所以这个模仿在一个国家发展的早期确实是有吸引力的，能够使一个国家在短时间内实现一种跨越式的发展。但是我们得知道，这同时其实也就潜伏着一种危险，因为你模仿惯了，而且模仿代价小、收益高，在这种情况下，有的人、有的企业就会形成一种惰性，满足于这种模仿而失去创新的动力。
制度转型的困境是第二个难题。杨小凯教授基本的观点是认为经济、政治、社会是一体的，只有自由市场，没有相应的政治社会的变革，自由市场是不可能顺利地运作的（对于有关问题的进一步探讨，请见文末关联阅读第二和第三篇）。
奥地利学派：从扩张到收缩
前一段时间，我特别强调了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家米塞斯经济周期理论对深入理解这个问题的意义。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更切中现在中国经济的现实，更重要的是，它提供了一种启示，即用经济学中的经典研究深化对中等收入陷阱问题这类问题的理解。
米塞斯认为，在经济扩张期，核心的问题是信用的扩张，政府通过中央银行，将大量的信用倾泻到经济体中，人为压低了利率，使利率低于自然的自由市场利率水平。由于利率很低，生意人便大量投资于资本资产和货物，那些之前无法盈利的长期项目也变得有利可图。在这种情况下，资本资产、耐用设备、工业原材料方面的投资快速增加，与资本资产相关的价格不断上涨，并反过来进一步推动投资。
于是，就形成了一种扩张的冲动。罗斯巴德在《美国的大萧条》一书中的分析脉络，就是是扩张期与收缩期的关系。罗斯巴德指出，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经历了一次通货膨胀性信贷繁荣。正是这次信贷繁荣，种下了30年代大萧条的种子。
如果将这些关于商业周期的分析纳入对中等收入陷阱的研究，对于中等收入陷阱形成原因的解释可能会更加深入一些。实际上，在扩张期，会由于信用的扩张形成一种市场幻觉，并导致一种扩张惯性。以中国的房地产为例。中国著名的房地产商，都是一批聪明绝顶的人。但你可以看到，在过去这些年，大家几乎是排着队的往坑里跳。为什么？市场幻觉：金融机构通过信贷发出错误的信号、消费者通过过度消费发出虚假的购买力信号、政府通过财政政策发出的救市能力信号。最后的结果，就是在扩张期结束之后的一地鸡毛。
在这一地鸡毛中，有两个东西的影响是至关重要的。
一个是在扩张期形成的过剩产能，一个是在扩张期出现的消费饱和。我们经常说这样一句话，西方国家用两三百年走完了的路，我们用30年的时间走完了。这确实是一个事实。但问题是，你用30年的时间干完了人家用两三百年干完的活，下面你还能干点什么呢？高速公路修完了，高铁修完了，房子盖完了。当然不是完全没活干，但体量没有那么大了。在这种情况下，经济的大起大落就是必然的。
一方面是产能过剩，另一方面则是消费饱和。经济的扩张期，往往也是一个大规模的集中消费过程。经济的扩张，给了人们一种强烈的预期，经济总会越来越发展，收入总会不断增加。在这种预期之下，人们在消费上会更为慷慨，甚至不惜借债进行消费。这样的消费往往具有一种超前、过度和透支的特点，是不可能持续下去的。在消费进入饱和状态的时候，消费和需求就会处于一种疲弱的状态。
因此，在扩张期形成的产能过剩与消费饱和，是形成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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