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三中全会后，例行性出版了相关辅导学习材料，112题的“学习辅导百问”也透露出中共的忧虑。分析人士表示，中国内外双循环两部引擎同时熄火，让国家从生产端到消费端都没办法很好地去支撑其所想要推动的“新质生产力”， 是中共最大的担忧。

中共三中全会落幕，但中共中央的宣传脚步没有停歇。除了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日前在北京召开的学习贯彻三中全会精神的动员会外，也有相关文件和辅导材料出版。

根据中国官媒新华社报道，人民出版社、党建读物出版社、学习出版社在7月24日出版了5种文件读物，包括《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简称“决定”）单行本、全体会议公报单行本、全体会议文件汇编和“决定”辅导读本，以及“决定”学习辅导百问。根据出版社介绍，“辅导百问”着重围绕“决定”中的重要改革措施，以112个问答的形式进行解读，“是学习领会全会精神的权威辅导材料”。

这些读物与材料的发行可以说是中共的“例行公事”，但从中也能窥探出中共的一些忧虑是什么。
两大忧虑

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中共政军与作战概念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梁书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共比较大的担忧还是在于它整体国家的经济制度没有办法给“新质生产力”一个很好的支撑；另一个忧虑则是消费不振的问题。一个供给，一个消费，就是中共经济两个最大的忧虑。

梁书瑗表示，在供给面上面，中国的国家产业没办法在国际上具有好的竞争力，而消费端也因为国家经济发展放缓，导致民众消费保守，储蓄率依旧很高。消费萎缩也影响到整体产业升级，因为即便做出很好的产品，但消费端没办法去负荷，还是会成为问题，而这些问题其实中国政府自己都很清楚。

中国证券时报指出，中国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辅导百问”上发表的题为《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的署名文章，提到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因地制宜，方法得当，防止走偏。他提出了“五要”和“五不能”，包括一是要坚守实体经济，不能忽视或放弃传统产业；二是要因地制宜，不能一哄而上；三是要稳扎稳打，不能急于求成；四是要发挥好政府和市场“两只手”的作用，不能越位或缺位；五是要坚持开放创新，不能闭门造车。

五个困难

梁书瑗表示，中国推动新质生产力，面临各种困难。首先是中国幅员辽阔，各个地方发展的条件并不均衡，每个地方的劳动力素质也不一样，不尽然都能匹配新质生产力所需的条件。

她说：“第2个主要的问题就是，其实他很怕各个地方重复地投入太多资源，导致产能过剩 。”

梁书瑗表示，这背后归因于干部的考核标准，如果还是跟过去一样，以国内生产毛额（GDP）为指标，那么大家就会很有政治冲动，将手上的资源全都投入在所谓“新质生产力”的产业上面。但如果比如大家都一味投入到太阳能产业，将会大量排挤到一些可能劳动力水准还没办法匹配太阳能板工厂的劳工，就会造成地方上很多失业的问题。

梁书瑗表示，此外，产业转型不只需要花钱，还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如何引导银行去支持产业转型，以获得资本去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另一个困难。这也是为什么在三中全会的“决定”全文里面，有提到要鼓励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以及发展耐心资本的缘故。

梁书瑗说，还有一个挑战就是管理方式，产业越复杂，管理方式也要改变，比如各个国家对于人工智能（AI）的发展都面临到一个很大的伦理问题，就是如果都喂给AI一些不好的内容，像是偏离人权的内容，那之后的人可能会得到一些很奇怪的答案。

梁书瑗说：“最后一个就是消费的问题，新兴的产业所生产出来的比较高单价的产品是谁要去消费它，这个就是个问号了。”如果消费端不能去负担这样一个产品，就代表生产是有问题的，或者如果生产的都是没有办法消费的东西，产品也卖不出去，最后工厂也无法营运。

台湾政治大学国际关系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曾伟峯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表示，中国地方官员其实对于什么是“新质生产力”根本摸不找头绪，但就是要一窝蜂地去展现政绩。他说：“那这个也是现在中共中央执政遇到的问题，因为地方他的执行，要么就是不做，要么就是做过头，那他希望透过这个方式（辅导材料）去统一官员的思想。”
经济怪圈

中华亚太菁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智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经济发展的怪圈，就是上面一句话，下面全部动了，而且是盲动，我相信这个中共的高层一定很忧虑说，这样搞下去，结果就是一窝蜂地往那边去做，让它本来具有的因地制宜的优势都不见了。”

他说，这个就跟中国政府在大力推动半导体产业时，各式各样的企业如雨后春笋般的来申请补贴制造，但到头来发现十之八九都是空壳公司、都是假的一样，所以“学习辅导百问”中谈到“为什么要推进国有经济布局优化和结构调整”时指出，当前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和国有企业承担的重要使命还不相适应，并点出部门间统筹协调不够、合力发挥不充分，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不健全，进而影响了结构优化调整的实施和成效。

王智圣表示，中共除了担心又会形成新一批的空壳公司外，也担心在“国进民退”的风向下，地方政府与国资国企就开始“盲动”起来，试图去并购一些民企，造成民企欲振乏力。他说：“国企吃下来之后，却也没有能够进行有效的管理跟经营，导致两头落空，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某种说法就是要想煞车。”

他认为，从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决定”辅导读本撰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开宗明义就强调市场的重要性，可以看出中共对于“市场”有很大的忧虑。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

中国媒体《大公报》说，张国清在文中表示，市场是全球最稀缺的资源，拥有超大规模且极具增长潜力的市场是中国发展的巨大优势和应对变局的坚实依托。他要求重点抓好5方面内容，包括规范不当市场竞争和市场干预行为、强化统一的市场监管、完善要素市场制度和规则、完善流通体制、加快培育完整内需体系等。

王智盛表示，张国清的文章其实是更精准地描述了中国过去这段时间内需市场积弱不振的状况；另一方面也想回应外界对于习近平上任后，越来越不注重市场经济，走回过去社会主义经济的疑虑。

王智盛说，中国政府现在举着市场大旗，有点像是想要效法当年邓小平打破“姓社姓资”的疑问，试图告诉大家，国家还是期待市场活络，政府会提供更多提供市场开放的措施等等，希望鼓励民众投入内需市场，提振经济。

为了激发内需，张国清说，当前以发布新品、开设首店等为代表的“首发经济”成为激活消费新动能的重要形态，并透露国家下一步将强化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推动各地招商引资从比拼优惠政策搞“政策洼地”，向比拼营商环境创“改革高地”转变，防止内卷式恶性竞争

但王智圣认为，在习近平过去的严整之下，中国的小规模民营经济其实已经被压缩得喘不过气来了，很多人干脆自愿放弃，另外也有很多民营经济被迫转移到国营经济或是共同富裕的案例，让民众更看不到民营经济的未来，担心哪一天开了店，或者店做大做强之后，莫名其妙就被收归国有了，最著名的例子就是阿里巴巴。
内外循环熄火

王智圣说，中国政府谈及的“市场”有两个概念。讲好听一点，是共产党决定重新回归到市场运作的规律上面；第二种虽然说是市场，但市场的规律掌握在共产党手上，“我比较担心的是后面这一点”。他说，如果是后者的情况，无论是首发经济也好，低碳经济也罢，或是小规模经济等，都还是用共产主义的规范去管理市场，那就不会是一个正常的市场，民众就都不会有信心，内循环难以活络。

他说，在内需不振下，中国老百姓对于民营经济的前景一片模糊，不敢把手中的财富或者是积累的储蓄拿出来进行投资或消费。但对外资来讲，即便中国商务部部长王文涛亦在“决定”辅导读本撰文说，要有序扩大商业市场，持续放宽外资市场准入，但过去几年北京用各种国家安全的理由和规范将手伸入外资当中，已经让外资心生畏惧而纷纷逃离。此时中国政府想再回过头去迎接外资，其吸引力和可信度都会大打折扣。

王智圣说：“这个也是中国现在他所谓要推动经济发展的双引擎上面面对到最大的问题，就是两部引擎同时熄火。”

他说，只要中国的市场还是按照中共的指导来进行，而不是真正由自由市场的规律来运作，那么新质生产力最终也只能在过犹不及之间摆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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