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制造业持续萎缩，制衣、玩具、电子等低技术生产行业更是重灾区，令中国制造业从业人士，无论是厂商还是工人都面临困境。

有工人坦言制造业无法容纳像他这种中年人士，也有分析人士指出，除了受害于中美贸易战，低技术生产制造业萎缩不是一时三刻突然而成，而且纵然官方出口数据由所谓的“新质生产力”挺起来，也无法解决制造业崩溃所造成的潜在社会危机。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去年9月考察黑龙江期间，两度提及“新质生产力”一词。由于“新质生产力”一词的出笼一时间令很多经济学家都感到莫名其妙，当中国中央电视台将其定义为“新技术、新模式、新产业、新业态、新领域、新赛道、新动能、新优势”后，人们才发现这种生编硬造的说法其实并没有任何新意，不过是用这种不伦不类的词语来粉饰北京当局在内外交困中不再将传统产业作为经济支柱，而是把工业重点转移到所谓的新兴产业上。

观察人士指出，中国政府强调要发展什么“新质生产力”，主要原因是传统产业遇到严峻考验。虽然中国国家统计局上月15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中国在今年第二季还有4.7%经济增长，但仍然低于外界预期的5%经济增长。在今年7月31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最新采购经理人指数（PMI），由6月份的49.5再下跌至49.4，是连续3个月下跌，反映制造业活动在中国逐步萎缩。中国海关总署星期三(8月7日)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7月份出口增速为三个月来最低，未达到预期，更加剧了人们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庞大制造业前景的担忧。

制造业工人维权案不断增加

制造业萎缩的严峻情况，从中国今年出现更多工人维权事件中反映出来。总部位于香港，致力于促进和维护中国工人权利的非政府组织中国劳工通讯（China Labour Bulletin, CLB），最近报告说上半年录得757宗中国工人维权罢工抗议案例，高于去年同期的696宗。当中仍然以建造业占最多，达47.8%。紧随其后的是制造业，占32.4%，合共录得233宗，高于去年同期的197宗。

中国劳工通讯研究员周艾丹表示，以上数据只显示他们获得足够数据后立案的数字，还有至少一至两成案件是因为涉事公司名称、行业名称或工人名称资料不足而没被列作正式案例，所以上半年录得超过七百宗维权罢工抗议案例已经算是很多。周艾丹分析指，制造业萎缩导致工人发起维权罢工抗议事件，是蕴酿一段时间才形成的结果。

周艾丹告诉美国之音：“主要原因是出口订单减少，就会出现欠薪或工厂倒闭的情况。通常这些事件并非一下子发生，而是很可能是连续二至三个月没发薪，或者是工厂订单少了，形成工作量减少。基本上制造业工人若只依靠基本工资是无法维生的，他们的最低工资只有二千多元左右。所以若果减少工时，很多工人会自己想走，很多工厂会以这方式迫使工人自己离开，令工人决定抗议和罢工静坐。”对于未来前景，周艾丹认为工厂欠薪或倒闭的情况将会持续，因为搬迁是一个长达2-3年的过程。而且或许有不少工厂仍然观望和考虑，是否在不久的将来迁移到其他国家或更内陆的地方。

减少加班令工人知难而退

亦有部分工厂以勒令工人放长假，藉此变相淘汰工人。与松下电器和丰田等多家国际知名企业合作的浙江爱康新能源集团，在浙江、江西、江苏等地多家分厂，在今年6月7日突然发通告宣布停产，要求员工放假2至3个月，在停工期间的第一个月，员工还能拿到基本工资和津贴，但从第二个月起，工人只能拿到当地最低工资标准的70%，一名工人表示竟然只有约600元人民币，而且还要自行负担社保、住房公积金、个人税项以及宿舍水电气等费用，根本连每月食宿都无法负担，而且在放假期间，工人也不能申请领取失业保险金。

国际组织“中国劳工观察”负责人李强表示，中国制造业工人的特殊背景，也是工厂一旦停工，就对工人构成很大威胁的原因。他表示：“大部分工人都是从乡下到南部沿海地区工作，他们被逼要离开家乡、家庭，他们想尽快赚钱回家。加班工资是大约一万左右，而基本工资只有二至三千元。这些工人不加班的话，那他的代价就很大，就会问为什么他要远离家乡和家人呢﹖现在的工资只够他自己生活，维持不了家庭生活。所以工厂就采取方法，利用不加班来裁员。”

另一方面，分析人士指出，中国工厂一直存在年龄歧视问题，超过三十五岁的员工一旦失业，基本上都没机会再获工厂聘用。在河南省一所工厂工作了二十年的张传，去年就因为工厂减产而失业，由于已经接近四十岁，他无法再获得其他工厂聘用，于是唯有转行担任外送员。对于自己的遭遇，他只能够无奈叹息说：“中国的工厂是压榨工人，是普遍的血汗工厂，三十多岁是一道坎。看到他已经三十多四十岁，工厂就会裁掉他，于是就会面临更大的压力，家庭的压力，房贷压力。年轻人可能工资更低，对他们来说更有利。我没有专业技能，而且小学没有毕业，没有高学历，这问题怎么解决呀﹖”

经济衰退令服务业再无法吸纳失业人口

中国时事观察员王剑直言中国政府根本无法解决眼下的制造业萎缩导致大量工人陷入困境，以及工厂纷纷倒闭的情况，因为他们从没面对这样的问题。他告诉美国之音：“过去几十年经济不断高速增长，失业问题并不严重，因为社会吸收空间很大。特别是2000年左右，中国城市发展迅速，带动服务业发展很快。工人和农民若没工作，就可以转做服务员，或去餐厅当厨师，替人做家务。城市需要很多服务业从业人员，所以能吸收很多工厂工人。但现在经济不好，服务业需要减少。而且中年男士以往失业就转当的士司机，但现在司机岗位都饱和了，那还可以怎么样﹖”不过王剑认为，工人失业问题要引发成为社会动乱状况，还需要一段时间，原因是年青人没工作还可以啃老，当他们的父母都失业了，还可以用存款挺一段时间。只是如果连存款都花光了，没饭吃了，社会就可能撑不住了。

根据中国商务部数据显示，中国在2023年的出口金额达33,790亿美元，是连续3年超过三万亿美元的颠峰。不过王剑坦言，那是依赖所谓“新质生产力”，特别是电动车出口所致。王剑表示：“新质生产力结果就是发展投资所谓高科技行业，但这些完全帮不了工人，因为这些产业不需要很多工人。而且这些产业只是购买西方的生产线，根本算不上什么高新技术。中国依靠这些撑住出口业是不能长久的，只要外国作出限制，这些产业就完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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