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中共领导人习近平以缩小贫富差距为名发起了一场所谓的“共同富裕”运动。可是观察人士说，现在看来，中国的穷人没有变富，过去的富人却恐怕要变穷了。

习近平的整顿行动引发了金融领域的紧缩，投资银行和基金公司纷纷削减薪酬和奖金以响应号召。面对当局大力抨击“享乐主义”生活方式，严厉打击腐败行为，并强迫银行家学习习近平的思想，很多金融业者开始意识到所谓的“共同富裕”可能意味着他们自己的财富被共产党一步步侵蚀。

2023年的年终奖还发吗？

从4月等到8月，从开春盼到盛夏，从心心念念直到了凄凄惨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多位中国金融业工作者都表示，效益好的时候，年终奖一般4月到手，可是今年已经八月了却还分文未见，这意味着无形中少了10%-20%的年收入。

一位券商从业者看上去仍有期待。“已经立秋了，还是不确定能不能发。”她说，“这是一种折磨。”

望穿秋水而不得年终奖，分析人士归咎于习近平。2021年8月，习近平和他的政治团队发起了一场运动：共同富裕。

到2024年8月，这场运动已持续了整整三年。

“金饭碗褪色了”

年终奖落空，券商从业者感受8月飞雪。在广州一家券商担任投资顾问的吴慧介绍，算上2023年的年终奖没有发，在新冠疫控结束后，她相当于经历了两次大幅度减薪，年收入已经从40多万人民币跌到了30多万。

她告诉美国之音：“年终奖占到我收入的15%，现在少了这一块，感觉生活质量下降了不少。今年暑假，本来想把孩子送到新西兰体验5周微留学的，后来改了计划，去新疆参加10天的戈壁挑战夏令营。”

运气更差的似乎是在深圳一家券商工作的蔡女士。她告诉美国之音，2023年到2024年，她三度减薪，目前消费明显降级，“好在老公收入也还不错，房子买得早一点，负债也就是房贷，杠杆上得不多”。

仍等待2023年年终奖的刘女士告诉美国之音，之所以还有念想，是因为她入职券商以来第一次遭遇这种情况：“现在都立秋了，我也知道希望越大失望越大，但心有不甘。广州房价这一年降得厉害，我也没心思再买一套。现金为王，把钱攥在手里，心里踏实不少。”

8月苦等年终奖，是中国券商从业者的集体悲怆。根据中国经济观察网的报道，2024年上半年，发放了2023年年终奖的券商寥寥无几，在标志性的头部券商“三中一华”，即中信证券、中金公司、中信建投证券和华泰证券中，仅有中金公司在5月份发放了2023年的年终奖。

除了未见年终奖，薪水也不乐观。上海第一财经汇总的数据显示，2024年第一季度，中国券商员工整体薪酬水平延续了2023年的下滑态势。券商板块57家上市公司一季度合计应付职工薪酬1203亿元，较去年同期的1388亿元下滑约13%。而在2023年，29家券商的平均员工薪酬下滑，占比过半；金融行业里，降薪相对较小的唯有银行业。

“金饭碗褪色了。”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政大法学博士、龙华科大助理教授赖荣伟告诉美国之音，“七八年前，中国金融业的平均薪水是台湾的好几倍。现在看去年的数字，感觉没有相差多少了。疫情解封之后，中国经济发展不仅不如预期，而且是迅速地下滑。”
“习近平是不是搞错了”

金融业人心低落，但受访者看上去避免发表过于尖锐的批评，一般强调大行情不好、个人和单位状况不佳，是导致大幅度减薪的主要原因。

这个判读大抵准确。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告诉美国之音：“百业萧条，金融业首当其冲。因为房地产的问题，因为股市的问题，中国大陆金融业本来就亏很多。在这种情况下，薪水当然也要降很多。”

也有受访者迁怒舆论，认为网友、媒体妖魔化了金融界。在券商担任客户经理的一位从业者告诉美国之音，很多人以为金融业收入高得离谱，但不要忘记，这个行业是有专业性要求的，而且工作强度非常大，平时晚下班一两个小时，周六加班加点，在行业里非常普遍，高薪水其实很正常，“不可能都是开后门进来的，就算开后门进来，最后也还是得把事情干好”。

金融业人士为高薪自辩，很难引起行业之外的共鸣。7月底，华中科技大学体育学院大一学生王翘楚的炫富视频，火了他自己、慌了他老爸，也让接纳他实习的中信建投证券成了众矢之的：上午打卡迟至10点、员工餐饮标准高，至少两家正冲刺首次公开募股的企业信息被披露，显示这一头部券商纪律涣散、作风浮夸、信息安全管理疏漏，也给了普通人一个机会，去讨论权贵和中国金融业的关联。

广州一家券商的投资顾问吴慧提到金融监管，是导致行业降薪的重要原因，但她觉得委屈：“大领导是不是搞错了，应该去抓贪官污吏，抓一个，几亿人民币就出来了，金融业要降薪，也应该主要是领导降，怎么盯着我们这些小角色呢？”

她隐晦提到的“大领导”，是中共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习近平究竟有没有搞错？在中国的互联网上，对金融业的冷嘲热讽比比皆是，似乎显示在一定程度上，习近平打压金融业得到了民意的支持。

在一个社交群组里，广东一所高校的教授转引了一则帖子，内容显示中金公司员工的平均年薪，从2021年的116万元下降为2023年的70万元。她告诉美国之音：“你看中金员工以前的收入，一个尾数差不多相当于我们老师干一年。凭什么？降得好！”

众声喧哗，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认为不难理解，他告诉美国之音：“金融业收入过去是很高，所以一般民众会眼红。现在大家收入要下降的时候，如果他们的薪水维持这么高位，台湾的说法叫肥猫，大家当然也会要求他们降薪。”

运动三年

金融业被打击，西方媒体和专业人士一般认为，这是习近平和他的政治团队推进共同富裕所导致的结果。

彭博新闻社的最新报道提及，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在共同富裕这一议题上没有呈现出松懈迹象。三年前，习近平发起了一场解决中国巨大而持续的贫富差距的运动。如今，在规模达66万亿美元的金融业中，中国银行家开始意识到，所谓的共同富裕可能意味着他们自己的财富被侵蚀，由于奢侈的生活方式受到北京方面的诋毁，加上减薪的打击，一些从业者正在逃离这个行业。

西媒提到的开始于三年前的共同富裕运动，看上去指的是2021年8月，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共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他强调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在那之后，共同富裕的展开因为新冠疫情有所延缓，但2022年10月的中共二十大报告、2024年7月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决定，都提到共同富裕。

中国体制内的学者，则认为共同富裕意义重大。中国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曾在公开论坛上表示，中国经过改革开放40多年的发展，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目标已经实现，中国进入了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的第二阶段，也就是通过另一部分人也富起来，带动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富裕。

虽然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金融业工作者，有意无意避谈政策的针对性，但这一行业在疫情之后被锁定的迹象越来越清晰。中纪委在2023年发文表示，破除“金融精英论”“唯金钱论”“西方看齐论”等错误思想，整治过分追求生活“精致化”、品味“高端化”的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学术顾问、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则公开表示，金融业、互联网和房地产三个行业收入畸高。在金融业，高门槛和牌照资源的的稀缺性，导致行业获得了超额收益，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因此获得了超过其能力和贡献的超高收入。

降薪和共同富裕

透过减少高收入群体的薪水，来实现共同富裕，引发了普遍质疑。台湾励志协会执行长、政大法学博士、龙华科大助理教授赖荣伟认为，金融业工作者特别是中低层人员长期承压，或会产生连锁负效应。他告诉美国之音：“共同富裕已经快变成共同贫穷了。降薪其实就是打击、掠夺富人，已经变成掠夺性的资本主义。”

赖荣伟认为：“金融业的薪水被砍了之后，从业者要维持相对应该有的支出，有可能铤而走险，比如出卖手中的机密资料，或者是客户的资料。这是有可能的。这是社会整个结构出了问题，逼从业者铤而走险。”

“逻辑上说不通。”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王国臣告诉美国之音，“如果是共同富裕，应该是后段的人薪水提升，前段的至少不减薪，那就是一起富裕。可是如果消减前段的薪水来配合后段的薪水，那实际上叫做共同贫穷。所以我觉得，金融业降薪的主要目的不是共同富裕。”

王国臣认为，习近平可能另有考虑：“他强调脱虚向实，关注金融安全，那金融业的发展不是他的最终目标。习近平并不希望金融业往金融创新或金融媒合发展，他只要做最单纯、传统的金融借贷就好，所以金融业的薪水也就相应要下降。”

“习近平希望压抑金融业的薪水，鼓励更多的中国大陆民众看到薪资这个讯号，驱使他们往政府鼓励的行业走，比如说半导体。所以可以看到，这几年高考，所谓传统的金融跟法政，事实上志愿量是有下来的，而半导体或理工科是有上升的，所以我觉得这才是习近平政府希望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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