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经济情势接连传出负面消息，不仅第二季外商直接投资负债(Direct Investment Liabilities)减少近150亿美元，石油输出国家组织(OPEC)也因中国经济前景不明而下调今年全球石油需求预测。分析人士认为，种种迹象都显示中国经济面临挑战，但因中共官方迟未出台有用的刺激政策，经济疲软的态势短期内恐难以扭转。

据法新社报道，石油输出国组织星期一(8月12日)发布报告，将2024年全球石油需求成长预测，从7月份的评估值略微下修每日13万5千桶，这也是石油输出国组织自2023年7月以来首次下调预测。

报告中指出，下修评估的原因主要是中国经济表现令人担忧，“对于中国2024年石油需求成长的预期降低”，同时强调，目前全球需求成长位于每日210万桶的健康水平。
中国第二季外商直接投资负债锐减近150亿美元

这并非最近唯一有关中国经济的坏消息。上星期五，彭博社引述中国国家外汇管理局最新的国际收支平衡表报道指出，今年第二季，中国的外商直接投资负债减少近150亿美元，这是有纪录以来这个数据第二次出现负值，且外流金额高于去年第三季的121亿美元。

这一数字，凸显外国投资者正大幅撤出中国。报道更指出，若今年剩下的时间内中国外资直接投资负债持续减少，恐将创下1990年有纪录以来首度“年度净流出”的历史纪录。

悲观气氛也蔓延到将中国视为“金母鸡”的奢侈品行业，英国《金融时报》星期天报道指出，随着中国经济持续疲软，英国广告巨头WPP过去3个月在中国的销售额年减近四分之一；豪华车企保时捷（Porsche）表示，今年上半年在中国销量年减近三分之一。

一连几天，唯一令中国网民振奋的好消息来自德国企业。据《金融时报》报道，尽管德国总理朔尔茨警告与中国市场相关的地缘政治风险增加，但今年第二季德企对中直接投资从首季的24.8亿欧元，增至48亿欧元，上半年投资总额，已超越去年全年，亮眼成绩主要得益于德国车企。
学者:外企难适应中国市场“内卷”恶性竞争

在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第一研究所所长刘孟俊认为，外资撤离的主因之一是中国政府不再鼓励以基础建设刺激经济；但另一方面，官方积极推动的电动车、绿能等所谓“新质生产力”投资却又陷入严重“内卷”，亦即低效的恶性竞争。

刘孟俊说，这样的竞争令外国企业难以适应，因为多数外企仍惯于遵守国际规则，例如保障劳工权益、确保质量要求等，无法接受中国企业无底线的杀价竞争。

此外在美中科技战的大背景下，一连串科技管制和供应链转移更令外资对中国市场望而却步。

刘孟俊分析，外资的离去，加上中国国内民间投资低迷、消费动能不足，整体而言，仅靠国有资金和外贸支撑经济；第二季中国经济(GDP)增速已低于5%，若第三、四季持续低迷，今年要达到中国政府设定的全年增速5%目标恐怕“相当吃力”。
石油需求减弱凸显中国经济疲软

石油输出国组织对中国经济的悲观也正反映出中国的产业，尤其是在高度依赖石油的化工领域，确实投资不振。

刘孟俊告诉美国之音:“中东这边紧张的情势，还有红海的问题也没有得到完全解决，照道理油价应该是持续攀升，或者是比较紧张，所以今天中国对石油的消费减弱，(导致)油价也跟着走弱，这也可以看到中国经济走缓的样态。”

在台北的中国文化大学国家发展及中国大陆研究所兼任教授陈松兴分析，当前中国吸引外资的难题主要来自地缘政治关系以及产业转移。

陈松兴说，数据显示，在外商直接投资惨淡的数据中其实还有一部份“新增外资直接投资”(Greenfield Investment,亦称“绿地投资”)仍处于正增长，其主要投资领域就是中国官方力推的电动车、锂电池和太阳能电池等“新三样”。

即便如此，这类投资额在今年第二季的增幅也在滑落，显示就算是中方所谓的“新质生产力”在外资眼中仍是觉得风险太高。

另一方面，近来就连巴西、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全球南方国家”都对中国倾销电动车和新能源产品表示担忧，并可能提高关税，也可能进一步削弱中国第三季出口预期。
“三中全会”后未见刺激政策 令外资失望

令许多分析人士和企业感到失望的是，7月份在一片经济低迷的气氛中，姗姗来迟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并未如先前外界所期待发布刺激经济的有效政策或展现企图心。

马来西亚拉曼大学经济系副教授黄锦荣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指出，一般国家的政府在面临经济需求疲软之际都会推出非常宽松的货币或财政政策作为因应，但目前中国尚付之阙如。

黄锦荣分析，降低利率有助于刺激经济流通，但中国政府又怕利息压得太低会导致人民币贬值，进而造成资金外逃。

简言之，彼此矛盾的政策需求导致中国本该宽松的货币政策不够宽松，反而让外资对中国金融市场失去信心，加速外流。

另一方面，习近平无法复制2008年胡锦涛在全球金融海啸后大手笔推出的“四万亿”财政刺激，主要是因为地方政府的债务已经十分沉重。

黄锦荣说，另一个问题是习近平主观上就抗拒财政刺激政策，因为他认为福利政策只会让人变得懒惰。

更严重的盲点则是中共高层始终不愿接受“以需求推动经济”，而坚持要先有供应侧的改革，他们认为有了生产，就能创造就业机会，接着创造收入，才会有需求。

对此刘孟俊也有类似的观察，他说习近平高喊“新质生产力”，就是在强调供给面，但中国现在最突出的问题，其实是就业稳定性差及家庭负债过高，若不对症下药，就无法有效刺激内需消费。

综上所述，黄锦荣认为，这样的政策思维限制了中共官方救市的可能性，这显然并非短期内可以解决，因此可以预见，就算到明年，中国经济也不会出现太大的转变。

黄锦荣告诉美国之音:“(中国政府)它其实是有财政空间去推行全国性的财政刺激，但它并没有(做)，基本上就是回到那一套老路想法，就是说一定要扩大生产、霸占市场占有率，这是(想要)中国经济能够反弹，很重要的政策局限。”
经济低迷恐引发社会、政治纷扰

在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接受美国之音访问的学者普遍担忧，中国国内外情势都可能受到影响。

黄锦荣分析，国内经济疲软不仅会加速中国大企业海外布局，就连很多中小型企业也会跟着“润”出去。

但这么一来会让规模更小的东南亚企业无力与之竞争，势必造成历来对中国最友好的东南亚国家群起反弹，冲击中国的区域政治。

另一方面，经济疲软，也会导致没有能力“润出去”的平民百姓生活压力上升，更容易点燃社会冲突。黄锦荣说，星期一在杭州发生外卖小哥因小事与物业保安爆发群聚推挤的冲突，就是很好的例子。

台北学者陈松兴同样提及此一“外卖小哥向保安下跪”的案例，他说中国曾有研究警告，经济增速若低于5%，就很容易引发社会事件。最近在中国各地的确可以观察到城管纠纷、银行存户取不出钱等各种社会冲突。

陈松兴直言，接下来中国社会可能进入不稳定的阶段，而经济、金融与社会的不稳定就可能升高政治不稳定的风险。

陈松兴说:“我们最近看到三中全会之后，包括政治局开会、中共领导人的诸多传闻，让人家感受到是不是中国真地正在进行内部的斗争或调整，那这就有可能是一个比较不详的征兆，对外资来讲，确实需要观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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