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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勤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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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之祸患起于东洋(中)——战国时代东西方

铁炮传来与倭寇由来

葡、西两国,从西洋到东洋,从东洋到西洋。怀里,各自揣着一个“征服中国”的梦想,案上,都曾有过一个“征服中国的计划”,也都折腾过一番,才放下。

西草湾战役后,葡人虽败,仍未心服,明明看似不堪一击的中国人,怎么比“打遍天下无敌手”的他们还能打?不但军人能打,海盗能打,就连一城、一村、一族的老百姓都成为战力了,耕战合一,商战合一,渔船即战船。

南海不行,还有东海,广州不行,还有漳州,反正要往日本去,此去经由闽、浙沿海,有机可乘时,便难免一乘。又乘过两回,以失败告终,后来也就不乘了,改与当地官员合作。

但他们在日本,却因台风漂流,得意外收获。

江户时期,《铁砲记》中,谈到日本“铁炮”来源三阶段:1274到1281年,蒙倭战争,已见蒙军使用火炮;1466年,琉球人至日本,传入明朝火铳;1543年,葡船带来欧式火绳枪,次年,便仿制出“铁炮”,这就是震撼日本的“铁炮传来”。

而种子岛,则被当作“铁炮”传入的一个起点,“漂流事件”也就被视为日本与葡萄牙第一次的历史性的相遇。

1543年,葡人漂流到种子岛,岛上日本人前来援助,见葡人火绳枪,惊为神器,称之为“铁炮”。当时,种子岛家第十四代当主,年仅十六岁的时尧,同意他们的船只停在赤尾木港,通过一位名叫“五峰”的明朝商人翻译,从葡人手中以两千金购得两把“铁炮”,将其中一把,交与“锻冶栋梁”八板清定,命其仿制,八板以女儿换技术,制造出了日本“国产第一号”的“铁炮”。

此前,他们已达琉球岛,因葡攻占马六甲,琉球人拒绝同他们交易,而日本商人,则因明朝海禁而与之通商,从此,葡船开始往来于马六甲与日本之间,开启“南蛮贸易”,1557年,葡人获得澳门使用权,以此为据,进行葡、日、中三国贸易。

上述那位翻译“五峰”,或曰其为倭寇首领——“五峰船主”王直,而那艘漂流之船,则被认为是王直的商船。

王直,又名汪直,出海时,改以母姓“汪”,自称“汪直”,1540年,与同乡徐惟学、闽人叶宗满等一同出海,“置硝黄、丝棉等违禁货物,抵日本、暹罗、西洋诸国往来贸易”。

同年,抵达日本值贺岛,在海上,看到五座山峰,便自号“五峰”,受其影响,日本人将值贺岛改称“五岛”。

1542年,受肥前国大名松浦隆信邀约,王直以平户岛为海上贸易基地,松浦氏为其造宅,他便在此居留下来。

松浦家为平户豪族,历史上,平户就是日本对外交流的门户,9世纪初,空海以及“遣唐使”就从平户出海,10世纪后,该区域便由松浦家治理,11世纪,荣西由此东渡中国。

可到了13世纪,风云一变,血雨飘来,忽必烈两次征日,松浦家均首当其冲,他们凭借“神风”,一再击退元军。

为了复仇蒙元,松浦家以对马岛、壹岐岛、平户岛为基地,攻掠朝鲜半岛及中国沿海,故被称为“三岛倭寇”。

我们读中国近代史,可见史家不同的史眼,大敌当前,怎么看?魏源关注英夷,林则徐警觉俄罗斯,可他们都忽略了日本,以至于《海国图志》里,“海国”之中,竟然没有日本。

而徐继畬写《瀛环志略》,“域外”第一国就写日本,认为,对中国主权构成威胁的,第一就是日本,以倭患为据,他指出这一点,并归咎于蒙元,说日本自通中国以来,“未尝西向遗一矢”,然而,蒙元“无端举十万之师”侵略日本,战败而归,“倭人自是遂有轻中国之心”,以至于“有明一代,寇掠频仍,驯至东南半壁,蹂躏无完宇。而朝鲜亦几遭蚕食,皆由元人为之祸始也”。

元末,烽火四起,东亚动荡,中国有元明易代,朝鲜半岛也发生政权更迭,高丽覆灭,开启李氏王朝。大陆方定,以期和平,而日本却以南北朝开启战国时代,向大陆输出乱源。

明朝初立,百废待兴,然而,头等大事,便是遣使臣宣谕四方,“中夏归于正统”。

故于开国第二年——1369年,明即遣使诏告日本,并提出“倭寇”问题,指出趁元朝势衰之际,“倭寇”侵扰山东,此尚可谅解,但“自去岁以来”,明朝已经推翻元朝“以主中国”,那么侵扰就该终止了。

所以,特来诏告——“修书特报正统之事,兼谕倭兵越海之由”,诏书到日,可作“臣”与“不臣”之选,“臣”,则“奉表来庭”——朝贡;“不臣”,也要“修兵自固,永安境土”。

然后警告“如必为寇盗,朕当命舟师扬帆诸岛,捕绝其徒,直抵其国,缚其王,岂不代天伐不仁者哉,惟王图之”。

由此可见,此行目的,一为报正统,一为禁倭。

然而,此行凶险,行至九州,即遇海贼,一行被杀五人,使者被拘三月,1370年,明朝再遣使臣,诏告日本:

你们这些愚蠢的倭夷,出没我国海滨为寇,我曾派人去问,一直没有回音。

我怀疑过你们是倭王派来的,故意来侵扰我民。

当我就要打造巨舟,致罚于尔邦时,听说被寇者归来了,这才知道,前日之寇,非倭王之意,乃命有司暂停造舟。

呜呼,朕为中国主,此皆天造地设,华夷之分……

我若效法前王,“前王”是谁,是忽必烈吗?如果我朱元璋竟然像忽必烈那样——“恃甲兵之众,谋士之多,远涉江海,以祸远夷安靖之民”,那就“非上帝之所托,亦人事之不然”。

若尔等外夷小邦,硬要逆天道——不自安分,时来寇扰,那就必致神人共怒,天理难容,征讨之师,将控弦以待。

果能革心顺命,共保承平,不亦美乎。呜呼,钦若昊天,王道之常;抚顺伐逆,古今彝宪。王其戒之,以延尔嗣。

如此诏告,高扬其霸权口吻,却无自知之明。何也?盖因倭患之起,除由日本战乱,乱源输出,非一时所能止,还有就是因朱元璋本人而起的“海禁”。一个“海禁”,断了多少中国沿海人靠海吃海的生计?他不知道,最大的倭患,其实是他自己。

可此次出行,终于有了回音,1371年10月,日本南朝怀良亲王派来使臣,同明使一起到达明廷,开启朝贡之行,朱元璋由此确立朝贡体系,定了15国为“不征诸夷”,奉行“厚往薄来”原则,构筑起以中国为中心的东方世界国与国的关系体制。

从朝贡贸易到争贡之役

1401年,建文帝时,日本室町幕府正式派出遣明使,据当时《善邻国宝记》载,此次使团,以名僧祖阿和博多海商肥富为正副使,携带日本国书和国礼出使南京,对明称臣纳贡。

日本室町将军足利义满,上书大明皇帝,大意是:日本自开辟以来,一直向上邦通聘,“某幸秉国均,海内无虞,特遵往古之规法”,派遣使者前来朝贡。

其贡品有:黄金千两,马十匹,薄样千帖,扇面百本,屏风三双,铠一领,筒丸一领,剑十腰,刀一柄,砚筥一盒,同文台一个。此外,来使还送还了被倭寇所虏的大明百姓若干人。

翌年,建文帝颁赐大统历,并遣使随日本来使一同返回,将军足利义满亲到港口迎接,还在京都举行了接诏仪式。

1403年,靖难之役后,朱棣登基,室町幕府将军足利义满,派遣天龙寺高僧坚中圭密携带国书和贡物前往庆贺。

在国书中,义满自称“日本国王臣源”,进献方物,有马匹、硫磺和玛瑙。次年,明遣使赵居仁等送日使归国。据《善邻国宝记》载,朱棣赐义满“日本国王”龟形金印一枚,而幕府则当着明使的面,将捕获的20多个倭寇头子处以“蒸杀”极刑。

明朝“嘉其勤诚,赐王九章”,并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此即《永乐条约》,明朝赐贡,十年一贡,贡船两艘,每艘人数,仅限二百,在宁波贸易,给予日方“勘合符”一百道。

所谓“勘合”,即由明官方颁发木制贸易凭证,有文字,有签章,居中分割,双方各执一半,交易时,双方对合。

有关勘合贸易的情况,日本方面,有《大乘院寺社杂事记》一书,该书是日本古都奈良兴福寺大乘院寻尊、政觉、经寻三代主持整理的大型文献集,共190册,现今藏于日本内阁文库。

当时的遣明使楠叶西忍,作为寻尊挚友,经常出入大乘院,与之交谈见闻,故其使明见闻因此而被寻尊记载下来。

勘合贸易,明朝指定宁波为遣明使唯一登陆地,除了一部分由大运河北上朝贡外,大部分,都留在宁波从事贸易。起初,贸易由幕府主持,之后,有大名和商人加入,来自大阪的楠叶西忍,就于宣德年间,作为遣明使商人,来宁波从事勘合贸易。

楠叶是个地道的商人,在《杂事记》中,他谈的都是利润,谈到日本的扇子、屏风等货物,在宁波都能卖到高价,而宁波的货物,贩卖到日本后,亦能获得暴利。1480年12月21日,楠叶已经86岁,他再次来到大乘院,谈起了勘合贸易。

他说:唐船之利,不过生丝,宁波生丝,一斤0.25贯,运到日本,涨20倍,能卖5贯;日货10贯,在宁波,亦能涨5倍,值50贯,可换生丝200斤,回国能卖1000贯。

一次来回,其利百倍,由明朝敕封的日本国王——幕府将军焉能放过如此赢利机会?故其转让勘合符,明码标价,以300贯一枚,收取高额费用,此外,还要求商人,以其贸易额的1/10向幕府交税,从每条船上,幕府可以收取约40000贯钱的税。

明朝对日勘合贸易,本有贡期、船只及人数限定,但为求利润,往往破了条规。从1401年首次遣明使算起,直到1547年为止,近一个半世纪,几乎每年都有日本商船前来勘合贸易,期间,官方遣明使共计19次,为自唐以降中日往来又一蜜月期。

可好景不长,到了嘉靖年间,那个被地壳运动挤压的小岛国又动乱起来了,先是在岛国内部发生动乱——“应仁之乱”,导致室町幕府政治休克,被明朝敕封为“日本国王”的将军,也被动乱束之高阁了,紧接着,便通过勘合贸易,将动乱输出到中国,而当其首要,即为宁波,导致宁波之乱,倭寇随之大爆发。

宁波之乱,又称“争贡之役”,发生在1523年,其时,明朝刚从南海两场海战中击退葡军,东海又“倭涛拍岸”了。

室町幕府失势后,勘合贸易这块肥肉,也被“下克上”的日本大名细川氏和大内氏势力所左右,他们各自派遣贸易使团来华贸易,两团在抵达宁波后,常因勘合真伪而引发冲突。

这一次,大内氏以正德勘合组成第九次贸易使团,由谦道宗设率3船300余人,于4月27日到达宁波。细川氏得知后,也随即派船1艘,一行100余人,由鸳冈瑞佐和宋素卿率领,亦于四月底赶到,大内氏船虽然先至,却未勘合,及宋素卿至,始一同验证。检验时,市舶司发现,勘合有新旧之分,孰真孰伪?

宋某人,原名朱编,浙江鄞县人,1495年,其父朱漆匠,受日商委托代购漆器,但直到日商回国,其父未能按价交货,遂以子抵债,被带去日本,仕于细川氏,改名为宋素卿。

故细川氏贸易使团,多有宋某随行,此次宋某,便行贿于太监赖恩,争先进港验货,不但抢了先手,还占了上风。随后,市舶司设宴欢迎两个使团,安排席位时,又以鸳冈瑞佐居首位,谦道宗设位次席,本来就敌对的两派,因席位又起争执。

大内氏使团中,多有海盗,宴会后,被谦道宗设唆使,打开东库,抢出按规定保管的武器,攻入嘉宾堂,杀死鸳冈瑞佐,宋某逃出,谦道宗设等纵火而去,追宋某至余姚江岸,焚毁其船,追至绍兴城下,沿途杀掠,然后返回宁波,大掠市区,夺船而逃,备倭都指挥刘锦、千户张镗率军追击,不慎战死。

谦道宗设一行,逃亡途中遇强风,其中一船有33人,因风漂流至朝鲜,被守军擒获,移交给明朝政府。然后,发配浙江,令其与宋某对簿,由此揭露出遣贡先后及符验真伪问题,经查明,宋某被判决,翌年伏诛。

事后,或曰倭祸起于市舶,所以裁撤闽、浙市舶司,惟存广东一处。

1536年,大内义隆重启勘合贸易,又派了两次贸易使团来中国,但在第11次贸易使团回国途中,第三号船遭受28只海盗船围攻,死伤许多船员。因此,勘合贸易再也无人提起。

此后不久——1551年,大内义隆便因家臣谋反,被困自尽而死,从此,进入战国时代倒计时,在通往举国内战的道路上,大名朝不保夕,于是,勘合贸易终止,而大洋浪人则围绕宁波近海双屿以及舟山群岛,同沿海豪族、官员、商人抱团走私。

王直下海与中国白银岛

正是在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抱团”趋势中,王直下海,并迅速崛起。日本人看好他,起初,也许视其为“宋素卿”之流,让他起个引导作用,可没几年,他就自立为王,成为主导了。明人田汝成《汪直传》说他“僭号曰宋”,自称“徽王”,还“部署官属”,拥有一个自治的政权实体——“控制要害,而三十六岛之夷皆其指使”。

但其历史舞台,却不在日本,而是在他心心念念、挥之不去的中国,还在大明天下里,可他竟以国号为“宋”。

为什么?这取决于他的文化认同。何以要认同“宋”?盖因“宋”为“通”——天下“海通”,而明为“禁”——天下“海禁”。在一个由大航海时代带来的“海通”世界里搞“海禁”,眼看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而大明却没有通往“顺之者昌”,偏要走向“逆之者亡”,故他要抗争呀,以中国民间海权来抗争!

凭什么搞“海禁”?“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即便如此,也没有“王海”一说呀!明朝天子搞“海禁”,就如同罗马教廷搞“教皇子午线”,应当有人问一问:谁给了他们那么大的海权?西方有格劳修斯来“论海洋自由”,而中国却有王直下海。

下海,是以实际行动挑战“海禁”,是用自己的生命来实践“论海洋自由”所倡导的“天赋海权”,这就大大地冒犯了大明王朝的王权。在中国,在天子脚下,会有人主张开关,把海关打开,让洋人进来,但还没有一人敢提出“论海洋自由”。

然而,王直无言,直接就干!在《歙县志·汪直传》里,他留了一句“科第只收酸腐儿无壮夫,吾侪孰与海外徜徉乎,何沾沾一撮土也”就下海了,谈起原因,他说“国中法制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逍遥哉”?在皖南山水间,在皖学与徽商传统中,竟然出了这样一号人物,自称“徽王”,别有一番乡愁。

他可以说是徽人陈独秀和胡适的先驱吧?当我们今日提起陈、胡二人时,别忘了他们还有一位先王——“徽王”。

或曰,如此言,岂非太离谱?驴头焉能对马嘴乎?然也,此三人者,看似貌异,实则神同。其貌异者,以学者对海盗,比秀才遇到兵还糟,而其神同者,则曰“自由化”是也。

陈、胡二人,与王直同出一方水土,虽分古今,但气质相近,习性相通,自由化的人韵萌发于自然山川,发之陈、胡,以自由化发为《新青年》,于上海焕发新文化,发之王直,以自由化发为自由贸易岛,至宁波近海双屿发为“16世纪之上海”。

他在双屿港,其实是个后来者,1540年,他才下海,可双屿在1523年“争贡之役”后,甚至更早以前,就是个“生意兴隆通四海”的海通去处,成为了“闷声发大财”的贩海所在。

当勘合贸易活跃时,它跟着一起活跃,分享着朝贡带来的隐性红利,当勘合贸易衰落时,它便崛起,变得更加活跃起来,以其重商主义的本来面目问世,以及确立自由贸易的自发秩序,就如同大航海的世界文学中的“金银岛”一样——双屿港。

“金银岛”虽然反映了海盗世界,但它只是一个文学化的存在,通过想象的故事表现出来,而双屿岛则不但是客观的地理上的存在,还是人化的历史性的存在,被打上了时代的烙印。什么时代?就是历史上那个叫做“白银”的时代。双屿岛,并非泛泛而谈的“金银岛”,但它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白银岛”,白银时代,就在此不起眼的小岛上,突破海禁,以走私的方式成长起来。

放眼世界历史,我们发现,“近代化”的落实,有两个相反相成的主体,一个主体是海盗,而另一个就是国家。

据此而言,成功的“近代化”,有个必要的前提,那就是海盗与国家一体化,也就是海盗国家化,国家海盗化。

以此,我们又发现,自大航海以来,海权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海盗成为国家英雄,如此这般,乍一看,我们会认为,这是对国家正义的一种反讽,与正当性的要求格格不入。

但仔细一想,深入一看,就看到了政治文明的深层景观,比如说,在国家观念的民族精神的底片上,往往有海盗活动的斑斑遗迹,在历史的暗房中,被“近代化”的曝光显影出来。

市场经济中,那些“市场大于国家,利权高于主权”的观念,就是在海盗的全球化的经济活动中形成的,他们的贸易行为,不受国家边界的限制,他们的个人权利,不受国家主权的支配,他们行驶于大洋之中,逐利于国与国之间,能殖民就殖民,不能殖民就通商,不能通商就走私,连走私都不能了,就开战。

若似葡人,一战就败,且一败再败,那就改变思路,提供服务,葡人之于大明就是如此,但其转机,得益于王直。

自遇王直以后,葡人的立场就转变了,因为王直将他们带往一个新的去处——日本,遂与王直一道开启新商机。

其时,日本尚处于战国时代,急需葡式“铁炮”,故葡以“信天主,得铁炮”开展葡式通商和传教,这有助于日本结束小战国时代,以倭寇方式参与到全球化的大战国时代中来。

此外,他们在日本,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发现,那就是白银,日本开出银矿,可以源源不断提供白银,没有人比王直更懂白银的价值,因其毕竟为中国人,懂得中国人的心——若你手里有白银,就不但能抓住中国人的心,还能抓住王朝中国的魂。

那时朝廷,正考虑用白银来改革大明财政,让贵金属第一次来主宰中国纳税的天平,王直一手拉着倭人,一手拉着葡人,倭人出白银,葡人跑物流,他提供根据地,引领倭人和葡人,游弋东海之滨,出入舟山,立足双屿,为大明提供海量白银。


于是乎,双屿港成了白银岛,王直以白银为纽带,开始了他个人从小东洋到小西洋的“半全球化”时代,而且尽其所能,将日本和中国同“伊比利亚全球化”连接起来,他本应成为海权时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英雄,不幸的是,他却被大明王朝消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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