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采访了12名女性野生动物研究员，她们说自己在印度的保育机构工作时受到过骚扰。为何印度的反性骚扰法有时无法保护女性？

2015年，为了完成研究生论文，热爱研究爬行动物的印度研究生AM开始为一家非营利组织的海龟保育项目做田野调查。对她来说，这原本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直到那一年的新年夜，这位21岁的女学生和同事去她的男导师家里参加聚会。到了晚上11点，AM觉得聚会太吵，就到一间卧室里休息一下，并给父母打电话祝他们新年快乐。她的导师跟着她，坐在她身旁，并侧身吻了她。
“他坐在床上，试图摸我的胸部并亲我，”她事后回忆道，“所有一切都在一瞬间发生。”就在导师想进行下一步行动时，她把他一把推开，走出了房间。
去年，AM和多位女性在名为“Women of the Wild India”的Instagram账号上分享了她们的遭遇，将印度保育生物学群体中的性骚扰问题摆上了台面，这个账号的关注对象是在印度保育生物学以及相关领域的女性。
管理这个账号的Akanksha Sood是一名野生动物摄影者，她说她私下收到的不当行为的举报比她公开出来的更多。“不只是女性，也有男性表示为自己目睹了某些情况而不作为感到内疚，”她说，“我们促成了这种掩盖和隐瞒的工作文化。”
《自然》采访了12名女性研究人员，她们都表示自己在印度保育生物学机构工作时被骚扰过。这些举报涉及不同机构的三名男性。《自然》浏览了邮件、短信和其他证据，表明这些女性告诉了他人她们对性骚扰和其他形式侵犯的举报，有些女性向所在机构反映了她们的忧虑。
她们描述的经历包括多次身体性骚扰，收到性意味明确的信息和短信，被操纵进入一段未经同意的性关系。更多证据来自其他研究人员从同事那里听到的关于被性骚扰的经历。这些事件表明，印度保育科学领域的上级人士对下属年轻女性的不当行为和口头侵犯模式很多样。
科学界的性骚扰在许多国家和科研领域都很常见。美国国家科学院、工程院与医学院在2018年报告中指出，美国所有学术学科的58%的就职女性都遇到过骚扰。这在田野科研工作中尤其突出，因为这些工作往往位置偏远，受害者更难远离那些有骚扰冲动的人，或寻求他人帮助。
2013年，印度出台了预防工作场所性骚扰的法律，而法律学者称理论上这是全球最强有力的相关法律之一。但批评者认为， 这些法律在实施层面障碍重重。比如，这个法律会保护所有参与者的隐私，即使法律程序判定某人属于性骚扰也不影响。
一、领域问题
科研人员认为，印度的保育科学比其他国家的保育科学领域规模更小，竞争更激烈，这种环境更容易滋生各类职场侵犯，包括霸凌和口头侵犯。
该领域的上下级结构也对女性不利。2020-2021年，印度生态学（如动物学、环境科学和植物学）的女性本科生和研究生占74%，而这些领域的大部分领导者都是男性。在其他科学领域也有这类情况。关注印度科学界性别偏见的网站BiasWatchIndia发现，2020-2021年，印度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科只有17%的教职成员为女性[1]。
印度保育科学的一些骚扰事件还有另一个作用因素：出于安全和成本考虑，在离家很远的地方暂时安顿时，年轻学生与导师或其他同事一起住是很常见的。
这些因素在AM和接受《自然》采访的其他四名女性的遭遇中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这些女性表示，2014-2023年，她们被同一名男性性侵犯——他在多个非政府组织（NGO）开展的一个海龟保育项目中担任高级研究员，这些非政府组织拿的是南卡罗来纳州的龟鳖生存联盟（Turtle Survival Alliance）的资助。另一名女性研究员告诉《自然》，这名男性也对她进行过口头侵犯。
两名女性告诉《自然》，2019至2020年，她们直接或经由他人向美国的TSA代表举报过这名男性对她们的性侵犯，另一人举报了他的口头侵犯行为。她们说，她们向TSA代表举报是因为她们相信TSA在监督海龟科研项目的大部分进展。
《自然》看过了TSA代表与这些女性以及她们中间人之间的通信，信中讨论了她们的举报内容。虽然没有直接提到性骚扰，但确实提到了“骚扰”和“身体骚扰”，一人还提及了印度为预防职场性骚扰而出台的法律。这些女性告诉《自然》，她们在与TSA代表的电话沟通中特地提到了性骚扰。
TSA的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告诉《自然》，2019至2020年，TSA的高级管理层没有接到关于这名男性性骚扰的举报。这位发言人表示，当时，TSA收到了来自两名女性的不同举报：一人举报这名男子营造了“有敌意的工作环境”，另一人表示这名男性有意破坏她的海龟研究。
这名TSA发言人还表示，TSA将关于这名男性的信息提交了给他的单位——其中一个印度非政府组织。TSA认为，这个机构负责管理工作环境，并表示这个非政府组织同意遵守与印度关于预防职场性骚扰的法律。
2023年3月，TSA收到了印度一名女性的匿名举报，称该男性对她进行了性骚扰。根据TSA的声明，这是其收到的首个该类举报，并建议这名女性上报给她的单位——TSA在印度的合作机构。
TSA的说法是，这个合作机构表示将开展调查，但不能告诉TSA具体细节。2023年5月22日，TSA宣布与这个印度机构终止合作。
TSA发言人告诉《自然》，TSA不认为自己推卸了责任，与印度非政府组织合作期间，也从未收到过关于合作机构不遵守印度反性骚扰法的任何举报。
AM表示，她之所以在2023年公开发声，是因为这名男性在压着她的研究，包括让她拿不到经费。她和其他人表示，她们去国外读研后才敢开口。
班加罗尔的国家生物科学中心生态学家Uma Ramakrishnan说，保育生物学的年轻女性本身就有很大的压力，因为印度社会希望她们能在传统行业工作，如会计和计算机。对她们有些人来说，骚扰就是压垮她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令人绝望的是看到她们在经历这些遭遇后的感受，”Ramakrishnan说，“她们的自信心完全被摧毁了。”
二、法律限制
理论上，女性遇到这些情况有保护手段。2013年，印度颁布了《工作场所女性性骚扰（预防、禁止和修正）》法案，俗称PoSH法案。这个法律是数十年女性主义和人权运动的结果，威斯敏斯特大学研究南亚学术界性骚扰的社会科学家Adrija Dey说。
根据PoSH法案，所有职员超过10人的工作场所——包括大学和非营利组织——必须设立一个内部委员会调查任何骚扰举报。员工数更少的机构可借用当地政府委员会。PoSH法案对性骚扰的定义是指任何实质上与性有关的和不受欢迎的任何直接或暗示性行为。
新德里的律师Megha Mehta表示，PoSH法案让被骚扰者更愿意站出来，因为这些信息都被保密。如果没有这个法案，受害者只能报警并升级为刑事案件，这意味着她们要公开直面她们的骚扰者。Mehta说：“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PoSH都比刑事审判好多了。”
PoSH法案在理论上很全面，但实施起来不尽如人意。2023年5月，印度最高法院发现大部分女性不愿意在PoSH法案举报骚扰。“即使过了这么久，该法案的实施仍存在严重缺陷，令人担忧。”法官Hima Kohli和A. S. Bopanna在判决书中写道，女性不知道找谁举报，而且很多人不相信司法程序或结果。
向TSA代表举报被骚扰的一些女性告诉《自然》，她们没有发起PoSH指控，因为被骚扰时她们还小，而且不知道整个程序。另一个障碍在于提出PoSH控告的时限通常为事件发生后的三个月内。
即使她们接受过关于如何指控的培训和指导，一些女性仍表示她们担心这么做会影响她们的职业发展。AM表示，她的导师在她拒绝了他的性侵犯后不再对她的论文进行指导。她在自己的实习地点感到孤立无援，因为那里是一个重男轻女的邦，对女性的犯罪率很高。“感觉他让机构里的人不要帮我，”她说，“这是我这辈子最可怕的遭遇。”
还有一些情况是，女性担心的是一旦她们说出来，她们的家人会让她们改行。“我的家人其实并不支持我从事野生动物科学研究，所以如果他们知道我去的第一家实习单位出了事，他们就不会再让我和男人一起学习或在野外工作了。”一名女性在解释为何她为何没有更早举报时说道。她在事情过去了7年后才告诉父母。这些女性没有正式举报，而是互相提醒要提防哪些男性，孟买渔猫保育联盟的生态学家Tiasa Adhya说，她之前在另一个机构受到了骚扰。
三、举报障碍
印度的一些研究人员显然骚扰女性已有数十年。其中一位著名保育生物学家给他的博士生写过性意味明确信件（《自然》看了其中一封信）并在20年的时间里给多位女性同事她们不想要的关注。一位经历过这种行为的生态学家告诉《自然》，由于担心受到影响，人们不敢说出来。
2018年，一些女性联合起来商量是否应该正式举报这名男性生物学家，但很多女性因为该名男性是她们资助委员会或校董事成员而选择退出，这名生态学家说，“她们说不想翻旧账了。”
当年，三名女性最终向他的工作单位递交了PoSH法案正式指控。
根据该法案，调查委员会只能向其所在机构做出建议，最严重的结果是终止员工合同，而不会有任何刑事处分。
女性还表示，有些因素让人不愿意走PoSH程序提出指控。受到同一位著名科学家骚扰的三名女性中的一人告诉《自然》，即使她的事业已经很稳定，她仍担心自己提出PoSH指控后同事会怎么说，大家听说后肯定会议论，虽然这本应该是保密的事。
新德里的律师Vrinda Grover主要从事印度最高法院的案件。她说，虽然这条路不好走，但她还是鼓励女性提出刑事控告。“坏消息是，法院对于性骚扰不够重视，”她说，“法律程序中一直有种恐慌，‘哦，这些都是虚假指控，这名男子被人诽谤了’。”
这让女性没有太多选择。“如果你挑战权威，你就是坏人，你不会受到尊重，” Ramakrishnan说，“如果你接受骚扰，你可能就完蛋了。”
PoSH给予作恶者的保密性也让骚扰对象很无奈，因为整个调查过程会秘而不宣，即使罪名成立。《自然》调查的这个非营利保育团队没有遵照法律要求公开他们的调查或结果。
幸存者选择在社交媒体上曝光时，就意味着法律程序失灵了，Mehta说，“我不会对任何使用#MeToo的人评头论足，他们这么做是因为整个系统让他们失望了。但#MeToo不能解决问题。”
Adhya说，事情已有转变的迹象。在Instagram上曝光以来，一些保育机构举办了让员工和机构了解举报途径和预防性骚扰的研讨会。19名野生动物生态学家和保育学家组成的一个正式团体，名为CEASE，他们制定的指南能让印度被骚扰过的人了解他们有哪些权利。其网站上列出了相关法律，并探讨了在野外实地考察有哪些注意点。
但现在，印度的一些被性骚扰过的保育生物学家表示，当历史证明正式渠道的影响力甚微时，在社交媒体上曝光是提醒他人的最好方式。“我对举报的唯一期望是其他来这个机构工作的女性以及男性不会再遇到这么可怕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