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帝国、成为现代国家的动力，事实上蕴含在每一个国家的内部。由于曾经漫长的帝国史，对于近代以来中国屡屡遭受外敌入侵、在国家转型过程中遭遇重重困境，国人曾经一度愤懑不已，认为帝国这样的国家制度或者说数千年来的专制传统该为此负责。可这样的看法并不公平。说到底，帝国只是国家类型中的一种，而在中国这一地理空间之中，帝国制度构建得还算是成功的，表现为自春秋战国开始逐渐在中华大地上展现的帝国延续了二千多年，并实施了相对有效的治理，从而为人群生存和文明扩展作出了贡献。

历史学家钱穆先生说，政权的生命依赖于“正义”理想的支撑，“正义授予政权以光明，而后此政权可以绵延不倒”。中华帝国之所以能绵延如此长久并为中华文明发展提供支持，是因为在中国构建出来的帝国制度，一定程度上实现了钱穆所说的“正义”理想。在我看来，这种所谓的“正义”理想，就是蕴含在国家制度中的权力公共性。

为什么中华帝国制度能做到这一点？原因当然可以分析出很多，其中有一个是，在春秋战国时帝国制度建构之际，一大批思想家就已经深刻认识到国家制度中的权力公共性原则，并在相当程度上将这种原则阐发出来，并贯彻到帝国的形成中。除了我们公认的孔、孟之外，还有很多思想家在此方面作出了贡献，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战国晚期的一位集大成的学者荀子（名况，公元前328年？——公元前235年？）。

让我们一起来看看《荀子》一书是怎么把公共性表达为国家制度建构原则的。后世帝国制度的形成与发展，深受荀子等思想家的影响。对于中国而言，这样一种公共性原则，既是在制度上走出帝国的内在依据，又是在思想上走向现代的历史资源。

人为天下贵

对于国家，古代中国人早就有一种想法，那就是不觉得国家有什么必要，帝王对老百姓也没什么恩惠可言（“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可现实中既有国家又有君主，这是什么原因呢？或者说，人为什么要建构国家、设立君主呢？

对此，荀子毫不犹豫地回答说，这是为了民众，出于公共目的，或者说君主是为了民众而设，而不是民众为君主而设（“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之所以这样回答，是因为荀子认为人（或“民”）有气、有生命、有知觉，又有道义，所以是天下最高贵的（“人有气、有生、有知，亦且有义，故最为天下贵也”）。在这句迄今仍动人心弦的“人为天下贵”理想宣言中，荀子并非在单纯表达一种人本主义思想，而是在阐明一种国家建构的原则，即建立国家、设立君主的目的，就是为了人；由于人本身具有高贵性，才值得建立国家为其提供服务。因此，荀子高举“人为天下贵”的旗帜，想表达的是国家建构初始就该体现的性质或者说贯彻的原则：公共性。

那么，荀子又是如何揭示人为天下贵的理想的呢？我想可以从三个层次来看。
在第一个层次上，荀子揭示人的高贵性，表现为他将人从“天”或者“神”的权威中解放出来，这就是他反复申述的“天人相分”。跟世界其他文明相比，在以周代文化为主要源头的中华文明中，天或神相对于人的权威并不算很高。不过在古典时代，毕竟普通人甚至许多学者对天（或神）都持有某种神秘主义的信仰，认为天和人一样具有感情或意志。可荀子明确地提出，我们应该明白人有感情和意志而天没有，天人之间可以分开，只有明白天人之分，知道人与天分属不同的领域，各有各的职责，才能算是达到最高境界的“至人”。

由此可见，荀子对天的看法不是强调崇拜，而是呼吁消除对天的迷信，认为“天”并没有感情和意志，它与人无涉，是有规律的自然运行。在他看来，是人而不是天决定人的祸福荣辱；即使遇到自然灾害，只要掌管国家的人出面妥善处理，就不会有大的问题。虽然我们所看到的自然现象与变化、人的能力与欲望，都可以方便地用“天”这一名词来作为本源的概括，但对这样的概括背后的东西，人不必过多地去追究，只需要学会运用即可。

因此，荀子主张人为天下贵，基础是“天人相分”，由此人才有独立性。如此，这样一种有智慧有力量的人，才会有自己的尊严，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去行事。按自己的意愿去做事，最为特别的一点是，人要善于利用作为自然的“天”，荀子称为“制天”。制天，就是充分地开发利用自然万物，使其为人所用。在此意义上，荀子把人与天、地并立为三，以彰显出人的尊贵，而不是让人拜倒在天地的脚下。

第二，荀子对人的高贵性的揭示，表现在对人的自然本性的尊重上。一般认为，与孟子界定人性善相反，荀子提倡“性恶说”。对此，林宏星教授在考诸众多学者的说法之后指出，把荀子说的“人之性恶”这一命题理解成人性皆恶是不对的。在他看来，荀子是单纯从人之天生的情欲来谈“性”，说性“恶”的意思是，如果顺应人的情欲发展而不知道加以节制的话，人就会放浪而无约束，最终结果是违反规矩而成恶。与孔孟强调人的欲望不利于个体道德修养不同，荀子认为“欲”不可去亦不可怕，自天子以至于庶人都可以满足自己的自然欲望，他强调哪怕是尧舜这样的圣人也无法去民之欲利，但可以设法让人追求欲利而不损害道义。

在荀子看来，如果针对人的欲望设立赏罚标准，利用人对名利的渴望而引导他们的行为，使其符合国家治理的目的，那么人就会做那些国家奖赏的事情，不做那些国家惩罚的行为。这样一来，人的欲望虽多但符合礼仪法度，万事万物适宜得当，国家有秩序，官吏有贤能，财货如泉涌一样滚滚而来。相对于商鞅在《商君书》中有些暗黑地建议利用人的名利心达到国家治理的目的，荀子对人自然本性中的“欲望”更加肯定与尊重。在他看来，国家治理的目的就是满足人的欲求（“养人之欲，给人以求”），欲求并不是简单的可利用对象。荀子这样一种性恶看法显然更接近于现代人的观念，而不赞成他的宋儒对此展开了大力的批评。

第三，荀子对人的高贵性的揭示，表现在他对人的能力的充分肯定上。在荀子看来，人不仅有欲望，更有能力，这种能力体现在能群、能分、有义。他说，能组合在一起（“能群”）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本质特征，是人特有的能力，低等动物及植物并不具备这一能力。在能群的基础上，人又有确立名分规则和实现道义的能力，由此可以结合起来发挥出巨大的力量，赢得生存的机会。林宏星教授指出，荀子所肯定的人之多力、强、胜物，正是人之尊严的别解或注脚，并进一步认为，“先秦儒学亦多有言‘天地万物人为贵’的观念，但似乎只有在荀子那里，人之所以‘贵’的缘由才藉由其对人的特有的智慧和力量的诠释，将人在天地世界中的地位再做了定义”。

为人而立国

到了春秋战国那个时代，国家早已成为制度的现实。可是像荀子这样的学者，或朦胧或清晰地感知到，一种新类型的国家正在来临。今天的我们知道，这个时代正是中华国家从城邦向帝国转型的时期。对于那时的学者而言，他们思考的是，如何进一步地建构国家，以便为人服务？荀子从国家起源的公共性，来说明将“人为天下贵”作为国家建构原则的正当性。在他看来，建立国家的本来目的就是人的生存与发展，现存的国家制度应该为此而改造或者重构。

荀子从国家的起源来探讨国家建立的目的。对这个问题，《商君书》也同样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在《商君书》中，商鞅是这样描述国家的演化史的。一开始在没有国家的状态下，民众生活在一起只知道亲近自己人、爱惜自己的利益，由此会导致秩序混乱。于是出现了争斗，有强力者就能战胜别人，没有公正的标准，也不能让人很好地生存。接下来出现了贤者，用无私的原则来教化人民，让人仁爱，但这种依靠贤者而没有制度的状况，久而久之又导致秩序混乱，仍然无法让人很好生存。于是才有圣人出现，制定有关土地、货财、男女的归属名分和各项制度，且对于违反名分和制度的人给予惩罚；为了执行制度、实施惩罚，就设立官职；为了统领百官，就设立君主。所以在今天被许多人批评为专制者帮凶的商鞅，他一再强调的是，设立君主这一职位的目的是为了天下人而发挥治理作用（“为天下位天下”，“为天下治天下”）。由此可见，商鞅心目中的国家（君主、百官、制度）也具有公共性，是为了民众的生存生活而建立的。

《管子》一书同样也从国家的起源开始探讨。书中说，在远古时代没有国家，自然就没有君臣，人像野兽一样地生活。此时聪明的欺诈愚笨的，力强的凌辱弱小的，老幼孤独生活得都不好。于是有智者出现，借助于众人之力制定规矩禁止暴力行为，为民众兴利除害，教导人们道德规则。这样的贤智之士为了将道德规则内化于民众心中，让他们遵循产权规则、是非规矩，于是建立赏罚执行机构，国家因此而诞生。《管子》中的结论是，国家的根本在于民众，构建国家、设立执掌赏罚权力的君主都是为了民众。

对于为什么要建立国家和君主，荀子也是从权力的公共性角度来回答的。他说，之所以立国，首先是为了人能以群的方式来获得生存的机会。他强调，在没有国家的状态中人的生存非常悲惨，处于混乱和孱弱之中，不能征服自然环境。可见，荀子是从逻辑而不像商君和管子那样从经验来讨论国家的起源。就是说，在逻辑上人不能不以群体方式生活（因为人没有动物般的爪牙），而在一起生活就必须确定等级秩序，因为没有等级秩序就会有纷争，人无法生存。因此就像天与地有差别一样，非常自然合理的是，人也必须要有上下的等级差别，以此作为国家建立的制度基础。人群生存，如果有等级制度就不会再有混乱，就可以赢得最大化生存的机会。因此，以礼义为基础的国家制度就这样兴起了。在书中，荀子运用了大段文字来描绘通过国家制度来克服人群之中的争、乱，然后实现和谐秩序的景象。

在荀子的理论中，国家的起源不仅仅是为了人类群体的生存，而且是为了人的进一步发展。在荀子看来，发展基于分工，只有通过分工与合作才会“使人裁其事而各得其宜”，而分工又取决于国家制度对分工的规定与管理。荀子所说的分工，至少有两个方面，一是社会的分工，二是经济的分工。显然，要能实现社会与经济分工，也离不开国家制度（即礼法）的建构。

所谓社会的分工，主要发生在男女、壮弱、少长之间。在儒家理想中，本来就有对这种社会分工的设想，如《礼记·礼运》篇所表达的，“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荀子则以更为坚实的国家制度基础来克服没有社会分工的弱点，让强者不再能胁迫弱者，让知者不再害怕愚者。至于通过经济分工以实现发展，既体现为职业分工，如荀子强调让农夫精于种田，商贾精于市场，工匠精于器械，君子精于学问；又体现为地域的分工，即让南、北、东、西的货物能够互通有无，民众得而用之。
小结与进一步讨论

中华文明为什么能够维续数千年而不倒？中华国家为什么能一直比较有效地对广土众民实施统治，并能在近代接受其他民族创造的更高原则来重新组织自己、走向现代？在相当程度上，这是因为从很早开始，中华国家的文明组织、制度构建就体现了以荀子为代表的学者所阐发的“人为天下贵”这一伟大理想，从而使我们的文明和国家内在地具有了正义的生命。春秋战国时期那些为正在来临的帝国立法的思想者们，早已认识到国家权力的公共性，他们反复提醒君主，权力不是可以为所欲为的工具。除了前面说到的《商君书》《管子》《荀子》等著作外，《慎子》中也提醒，“立天子以为天下，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国君以为国，非立国以为君也”。《吕氏春秋》中的说法是：“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

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自战国后逐渐在中国成形的帝国制度就完美无缺甚至可以万年不坏了。这样的帝国制度是基于当时条件下的一种特别建构，公共权力以君权为形式来表现，君主借助于对土地的产权而建立起对土地上附着人口的统治权。如此的权力建构形式，兼具公、私二重性，容易为具有私人性的君主滥用。正因如此，像荀子这样为帝国立法的思想家总是反复地提醒当政者，国家权力具有公共性；对影响公共性发挥的制度规定与现实行动，思想家们总是给予大力的批评。

可是，在帝国运行的现实中，君主个人的私人利益对公共利益的破坏，屡屡出现。帝国发展越是到后来，君权公共性与私人性的矛盾就越加突出。越到帝国后期，君权所包含的私人性就越伤害国家共同体的公共性，这是帝国之所以要转向现代国家的内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