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一系列问题，从企业的困境到个人的失业，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经济收缩的结果。所以，人们期盼经济能够走出低迷，期盼能够走上正常发展的轨道。
如何才能走出低迷从而迎来新一轮的发展？我们也许可以从上一轮经济起飞中找到某些启示。那上一轮的经济增长是怎么起来的？
我想从经济底层逻辑的角度来理解这个问题。什么是经济的底层逻辑？我想最重要的是三个基础性的问题：你想做什么，目标是什么；你有的条件是什么，面对的制约是什么；你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实现这个目标？在前一段时间发表的《什么是底层逻辑？底层逻辑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一文中，我曾经对这个问题进行过初步探讨，但三个问题只讨论了两个。本来是想继续写下去，想想还不如重起炉灶，把关于这个问题的想法用一篇文章重新整理一下。
以解决吃饭和民生问题为目标
这个问题看起来好像不是问题，但其实是最大的问题。你想做什么决定着其后的一系列选择和做法。
我曾经举过一个例子：假如有一个家庭，日子如何过？不同的目标，就有不同的过法。一种可能是，前一段房子买了，车子也买了，现在就是想把日子过得轻松舒服一点，这是一种过法。还有一种可能是，虽然房子是不久前买的，但觉得有点小，想换个大点的，气派点的。于是说，大家节省点啊，咱们多攒点钱，过一段把房子换了。这又是一种过法。
上一波经济增长是如何起来的？起点就是明确一点：吃饭、民生、生活是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要实现的目标。这个事情有这么重要吗？就是这么重要，压倒一切的重要。
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历史。从上个世纪50年代开始，我们就把赶英超美当做我们的目标，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都与此有关。结果，最后是一些地方连饭都吃不上。改革开放首先转变的就是这个，首先解决老百姓吃饭的问题，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从此，再也不提超谁赶谁，就是一心一意通过发展经济解决老百姓吃饭的问题。谁也没想到的是，最后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真可谓是有心栽花花不开，无意插柳柳成荫。
重申一遍，这里最重要的，就是以解决吃饭与民生问题为目标。现在许多人说，当时的一个重要转变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当然是不错的，但我觉得这还没有说到根儿上。因为经济建设也可以是为了不同的东西。根儿才是底层逻辑之所在。
创造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国际环境
要解决吃饭的问题，解决民生的问题，实现经济发展，问题是有没有条件去做这个事情？这就涉及底层逻辑中的第二个因素，即客观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你可以选择的空间是怎样的？
应当说，当时中国面对的国际环境并不是很有利的。与苏联，关系紧张到接近动手的程度。与美国，关系虽有缓和，但仍然是结构上的对头。当时的一个口号就是反帝反修。在这样的情况下，将重心真正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转移到民生上来，是不可能的，因为还得准备打仗呢。
环境严峻是一个现实，如何在严峻的环境中寻找自己的发展空间则是一种智慧。当时流行的一个说法是，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真的是如此吗？当时有一个研究小组，认真研究了这个问题，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世界格局与国际形势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世界大战是有可能避免的，争取持久和平是可能的。
这个结论在当时是石破天惊的。据当事人回忆，这个判断刚报上去的时候，连邓小平都有点疑问。他问，战争能避免吗？帝国主义存在，能不打仗吗？但不久，邓小平就接受了这个观点，于是，十二大报告提出了“战争可以避免”的重要判断。此后，邓小平也多次讲：争取持久和平是可能的。
这个判断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长达几十年的和平红利，就是中国能够一心一意搞经济解决民生问题的关键性条件。
以宽松形成的经济活力
再接着的问题，也就是第三个因素，就是怎么做？换言之，如何才能形成发展的活力？一言之蔽之，就是松绑，为经济松绑，为社会松绑，使无数活跃的个体成为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
此前的经济体制，有人将其称之为计划经济，这当然是不错的。但这种计划经济其实也是一种管制经济。在这种体制中，权力支配着一切，整个社会就是一部机器。地方政府也好，机构也好，个人也好，都是机器上的一个部件。那时候也有工厂，但那时候的工厂就犹如一个车间。
可以想象，这样的经济体一定会是死气沉沉。因此，经济要发展，就必须造就一种新的动力和活力。怎么造就？放权让利，废除那些阻碍经济发展的管制，向地方放权，向企业放权，更让个人拥有自主权。在放权的同时，将资源和利益向社会释放，向市场释放，让地方、企业和个人成为有利益驱动的主体。
宽松不仅是经济意义上的，也是社会意义上的。在讲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我也曾讲过两件很小的事情：喇叭裤的流行与商业广告在官媒上的出现。这两件事情也都很小，但却是一场巨大社会变革的先声。正是这样的一些小事，预示着中国这个社会正在开始走出过去的僵化，从紧绷走向放松。后来的事实证明，正是这样的一些小事情所体现的放松与活力，像肥料一样，滋养了中国几十年的繁荣。
这三个因素看起来平平常常，但正是这三个平平常常的因素构成了中国经济几十年迅速发展的底层密码。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赞(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