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宣和三年的五月，淮南东路海州（今江苏连云港）的海滨旁埋伏着一支千余人的队伍。没多久，有盗匪的船队登陆，此时伏兵尽出，奋力向舟船投掷火把，经过一番拼杀，盗匪首领主动请降。
这是一场仅在《宋史·张叔夜传》中略有着笔的战役，有趣的是这个投降的首领唤作宋江。
正是《水浒传》的天罡星·梁山扛把子·江湖好教父·太尉克星·及时雨宋江。但《水浒传》只是小说，真实的宋江没有那么多耀眼头衔，也没有那么好运气。海州一战后宋江投降，后来仅在派遣征讨方腊的名单中有过些许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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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宋江起义的命运与小说不同外，连我们所熟知的水泊梁山大聚义也是小说家的艺术创造。真实的宋江并非盘踞水泊梁山，而是一伙“横行河北、京东”的流寇，被时人称作“淮南盗”，而非书中常说的“梁山贼寇”。
施耐庵选择梁山泊作为宋江根据地自然有所考虑，除去历史记载宋江等人确曾在梁山泊结寨自保，更重要的是造反确实是梁山泊的特产。宋史中就有梁山泊黄麻胡起义的记载。等到宋廷南渡，梁山泊落入金朝手中，还有名唤张荣的渔民聚集战船在这里抗击金军。
梁山泊属于京东路，离开封府这个繁华的帝国中心不过四百余里。按理来说朝廷不会容忍身边有这样贼窝，那何以梁山泊却在北宋时起义不断，以至于成了后世造反的代名词？孟子曾提出成功需要天时、地利、人和。而北宋时的梁山泊三点兼备，才使得它成为《水浒传》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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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时
“周围港汊数千条，四方周围八百里”、“山排巨浪、水接遥天”，这是《水浒传》中对梁山泊的描写。这里施耐庵并非虚构，北宋正是梁山泊最为鼎盛的时候。
但这盛景并非古已有之，而是与梁山泊的构造有关。梁山泊属于河成湖，即湖泊水势兴衰完全取决于注入的河水量。而这条梁山泊的母亲河正是黄河。
梁山泊的前身大野泽就是一个黄河滞洪区，每年接收经由古济水水道而来的大量黄河水。等到唐末五代，中国气候开始进入一个冷暖转折期，大规模降雨成为黄河中游的一种常态。这导致黄河在滑、澶多次决口，大量泥沙涌入大野泽并不断堆积，推动大野泽由南向北移动，逐渐包围了北面的梁山，梁山泊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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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北宋天禧三年（1019年）、熙宁（1077年）的两次决口让梁山泊终于达到了八百里盛景，也就是时人所谓的“梁山泊八百里水”。
南宋朱熹在《通鉴纲目》中记载自古以来黄河共有16次大决口，而五代短短的半个世纪里就发生了9次，到了北宋情况更甚。正是因为气候的剧烈变化带来了黄河的多次决口与改道，使得大量黄河水注入大野泽，最终形成了梁山泊。
这就是梁山泊的天时！
等到南宋后，随着气候趋于稳定，加上黄河改道夺淮入海，梁山泊失去了水源补给也就逐渐萎缩。时至今日，八百里水泊梁山已不复再见，只残留一个小小的东平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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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利
自古以来，起义造反第一大问题就是怎么反剿。因此拥有一个易守难攻的根据地是造反的必备条件。在这一点上梁山泊可谓得天独厚，石碣村晁盖等人击败五百官军，到后来梁山好汉挫败济州府围剿、两胜童贯、三败高俅，无不是借助了梁山泊地利优势。
梁山泊之地形一在水。
梁山泊应对官军围剿，水是制约官军围剿规模的重要因素。《水浒传》中柴进就言：“要去梁山泊，虽只数里，却是水路，全无旱路。若要去时，须用船去，方才渡得到那里。”
官府想打梁山泊，就必须有船。在这一前提条件下，剿灭梁山贼寇的官军就不取决于官府能派出多少人，而是官府有多少船。相比训练士卒，一艘战船的准备周期更长。这大大限制了官军规模，也让梁山泊有更多时间筹备防御。假如剿匪不利，官府也无力立刻组织第二波围剿，甚至会因为剿匪成本太高而选择被动防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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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泊之地形二在芦苇荡。
梁山泊生长着大片大片的芦苇荡。而供船只行驶的水道就如曲径通幽般潜藏在芦苇荡里。如果没有向导带路，船只很容易就迷失。《水浒传》几次战斗中，梁山好汉都是利用熟悉水道的优势，在芦苇荡掩护下将官军引入到河道狭窄的港汊深处加以歼灭。
再者一人多高的芦苇荡也成为盗匪的天然隐身衣。刘延世《孙公谈圃》中写县官架起长梯来窥视梁山泊芦苇荡间的动静，可见梁山泊匪情的观察不易。一旦盗匪钻入层层叠叠的芦苇荡中就很难捕捉其踪迹，这也保证了在与官军交火失利后，盗匪能伺机逃窜，卷土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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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泊之地形三在物产丰饶。
官府剿灭占山为王的匪徒，除了直接强攻外，还往往采用围困的战术，等到山上水米耗尽自然投降。而这个战术在梁山泊就大打折扣。
首先是梁山泊作为一个大湖，本身就物产丰饶。从莲藕等植物，到各种鱼虾河鲜，能满足基本生活供应。其次充足的后勤保障也为团队的前期扩充提供了条件，能吸引不少肚饿的流民前来投奔。
八百里浩荡水域、密密麻麻的芦苇荡、曲折难觅的纵横水道、自给自足的物资供应，这些都是梁山泊盗匪横行的地利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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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和
任何一个时代，落草为寇都是不得已的选择，但凡有口吃的，谁会选择造反？就像林冲若非是被逼到绝境，也做不出风雪上梁山。而梁山泊这里盗匪横行的原因根结就是百姓日子过不下去。
这其中有天灾，更有人祸，梁山泊盗匪不绝的根本原因就是人。
北宋黄河四次决口，奔流而出的河水都汇入梁山泊。每次决口都意味着百姓流离失所，赖以为生的耕地被河水淹没、遮风挡雨的房屋被冲垮、相依为命的亲人阴阳两隔。例如熙宁十年的黄河决口，《宋会要辑稿》中写一次黄河决口就殃及郡县四十五个，冲毁房屋数万间，淹没农田三十万顷。
水灾过后，梁山泊水域面积的迅速扩大也意味着耕地的锐减，大量农民破产沦为流民。而历朝历代，不稳定的流民都是啸聚山林、造反起义的主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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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如果朝廷赈灾得当，梁山泊的生态环境能被善加利用，流民的问题能得到很大的缓解。例如尽管梁山泊侵占了大量耕地，但它也带来了丰厚的渔业和采集资源，大量的农民转而依靠捕鱼、采藕为生。《宋史》中名言“济、郓数州，赖其捕鱼之利”。
水利条件的改善也为稻米的种植提供了有利条件。南方有“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虽比不上太湖，但八百里水泊养活一方百姓也是足够了。
但这么好的发财机会，官府怎么会错过？
政和元年，宋徽宗下诏设立“西城括田所”，将整个梁山泊的渔业资源收归官府，同时委派酷吏征缴税款。原本自由出入梁山泊的渔民现在必须依照船只大小缴纳重税，否则擅入者一概以盗匪论处。官府“日计月课、纤悉无遗”的重税终于将梁山泊渔民逼上绝路，聚众起义也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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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早在元祐元年，一个名为黄麻胡的人就打响了梁山泊反抗的第一枪，公然聚集队伍对抗官府。但与《水浒传》中替天行道的好汉不同，黄麻胡等人仍是残暴的贼匪，据说他们喜欢抢了人后把人倒栽葱般种在地里，然后看着人脚挣扎取乐。随着盗匪的不断增多，官府也采取愈发严格的控制措施，例如严格控制进入水泊的渔船数量、采用保甲法连坐、限制入泊作业时间等多种手段。
官府的严苛让百姓沦为盗匪，而后盗匪的滋生又促使官府采取更严苛的禁令，反过来又逼迫更多人落草，一个官逼民反的恶性循环由此形成。而被夹在官府与盗匪之间的梁山泊百姓更是苦不堪言，再不复以往的安稳日子。终于本该丰衣足食的梁山泊沦为盗匪横行的凶地，成了《水浒传》中108好汉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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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从北宋黄河决口开始，梁山泊就没消停过。从北宋时黄麻胡、宋江等人的起义暴动，到金朝时的张荣抗金，对控制它的当政者而言，梁山泊就像是一根鱼刺，虽不致命，但时不时就疼几下提醒你它的存在。
埋下这根鱼刺的，除了如气候变化引发黄河决口、八百里水域这样的天时地利，更重要的是朝廷施政不当的“人和”，才导致接连不断的起义暴动。北宋初年太祖赵匡胤与弟弟赵光义言及迁都，赵光义以“江山之固在德不在险”作答。于地形而言，梁山泊可算是一处险地，也是一处可以民丰国富的宝地。
但朝廷的施政不当，不仅没能利用好梁山泊八百里水域的富足，反而与民争利，激起民变，在一次次的起义和镇压中徒然空耗国力，终于让梁山“落草为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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