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汉大学读研的第二年，戴先生以实验理念不合为由申请了退学，同时着手申请香港的大学研究生。今年23岁的他几乎完全没有考虑从此直接开始工作，“跳过研究生”不是一个选项。“我本科所在的上海交通大学生物技术系，没有一个人不读研，”他说，“不读研显得我能力不行。”
和他有同样想法的中国学生并不少，2024年，中国共有438万人报考了研究生。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数据，2023年中国研究生招生130.2万人，在学研究生388.3万人，毕业生101.5万人。而在2011年，中国的研究生招生总数人仅为56万。
中国研究生教育供需两旺。一边是报考人数逐年上升，另一边是同样积极响应研究生热的高校。
在清华大学2024秋季学期的开学典礼上，校方公布数据称该年本科招生3800人，而硕士研究生9926人；在中国科技大学，2024年本科生招生2024人，研究生（含博士）招生近一万人；中国科学院大学招本科生405人，硕士研究生超1万人。兰州大学的研究生在校人数在今年也已经超过在校本科生人数。
一位在成都某大学任教的老师还对BBC透露，自己所在的学校原本没有硕士招生资格，但近两年为了扩大生源，也开始积极申请硕士点。为达到主管部门的相关要求，该校鼓励现有教师在职读博，以提高师资中的博士比例。
研究生人数的上涨、超过在校本科生，这个现象被媒体称为“本研倒挂”。“倒”字强调大众印象中默认的观念：一个学校的本科生数量应该多于研究生。
在与BBC的对话中，香港大学教育学院杨锐教授、丁智善教授均表示：研究生超过本科生数量在全球范围内都是大趋势。
身为港大教育学院院长的杨锐表示：“倒挂这个词不好，对中国来说，研究生数量多于本科生是符合它经济发展需求的，它不是一个坏事，它是一定会发生的。”
谁在读研？为什么读研？2022年，李女士毕业于一所北京的传媒类大学。彼时中国还在实行严格的疫情管控措施。
李女士是和她同届的找不到工作的半数学生之一，其中一些在过去的两年中一直没能获得一份全职工作，主要在做零工、兼职、或者直接在家做全职儿女。
“我在2021年末就有预感自己找不到工作了，然后开始和同学一起考研，”李女士这样说，同时表示在她们广播电视专业，选择毕业后继续读研的学生和选择直接工作的学生一般是持平，但在这一年，没多少人工作，因为“找不到，大家只能选择考研”。
这样的考虑在中国学生中非常常见，“考研、找工两手抓”是毕业季学生的普遍心态——毕业之后总得有一个去向。
2022年，中国考研人数达到457万，2021年，这个数字是377万。和这个趋势相同的是节节攀高的本科生毕业人数。
根据中国媒体澎湃新闻的报道，从2017年到2022年，本科毕业生读研、考研的比例稳步攀升，选择直接就业的逐年减少。在选择读研的学生里，因为“就业困难”或认为研究生毕业有更好的职业发展的比例达到64%。
对此，从事高等教育模式和改革研究的丁智善认为，政府有安顿青少年的职责，但在经济状况不理想的情况下，毕业生无处可去。中国大陆的研究生一般是三年制，通过鼓励学生考研、延长在校时长，政府能有效降低失业率。
”因为找不到工作而继续读研的情况一定有，但我们不能说读研的学生完全是因为找不到工作。“
但丁智善同时也表示，在全球范围内，为了就业和更好地就业而选择读研的情况极为常见，尤其对于亚洲地区来说，用人市场普遍更青睐更高学历持有者，无形中增加了戴先生这样”不读研等于能力不行“的心理压力暗示。但更多更高学历求职者涌入求职市场，也导致一定程度的“学历贬值”。
“我的一些学生很优秀，在读研期间表现出极高的天赋和才能，但是由于用人市场饱和，她们要从头开始做、不能在一个能完全发挥他们才干的岗位工作，这样大材小用的情况很常见。”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中国官方从模糊就业率统计逐渐发展到一度不再公布青年就业率。
“公布了又能怎么样？为了让就业率好看，我们这些没工作也没考上研的，在毕业季的时候，辅导员会要求我们开通一个抖音或者小红书账号，这样就能被算进灵活就业，因为我成博主啦！0粉丝的博主！”李女士说。
“这样的情况在美国也有发生，”丁智善说。“但起码，青年人可以用三年时间来做很多提升自我的事情，对他们来说，最起码他们不会浪费或虚度三年。”
根据中国媒体报道，在经济形势持续低迷的情况下，被科技大厂开除的员工也加入了考研的阵容。根据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报告，截至2023年，往届生考研的比例不断增加，在2023年更是达到48.44%。
为上海银保监局做外包程序员的侯斐在正式工作的第4年开始准备考研，他的目标是自己高考时因几分之差落榜的中山大学。
“现在大家都赚不到钱，我上班也没钱，不上班也没钱，这几年我都看开了，钱够用就行，不如花时间去做自己年轻时候没做到的事情，”侯斐说，“万一因为去了中山大学，毕业后就有更好的工作呢？”
但钱对中国家长来说是一个问题，不管是支持子女深造、抑或是为子女待业兜底，都是一笔不小的经济压力。
按照中国社会传统，他们大部分需要负责自己子女的完整教育开支——包括整个高等教育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中国高校本科学费在五千人民币到三万人民币之间不等，四年本科期间，单学费一项开支就需花费2~12万元，每月生活开支丰俭由人，四年下来与学费相当。而研究生学费往往更高，三年的开销对家长来说也是一种经济负担。
经济差导致读研多？杨锐提出，如果简单将中国经济下行和更多学生考研相结合，这是非常武断且“没道理的”。他认为，“低就业率是否导致研究生数量激增”是一个“假命题”。
“如果大家长期不看好经济形势，他们不会去做这个长线投资——也就是读研。因为你不能去赌三年后、或者一年后，在他们再次毕业的时候，经济状况就好了。”
杨锐认为，与其认为是低就业率导致中国学生继续读研，不如正视中国发展不均衡的问题。
“不是没有工作，而是有很多工作现在的学生不愿意从事。”
去年，“孔乙己的长衫”一词在大陆社交媒体走红，这个取自鲁迅小说中的角色，讽刺的是中国传统文人学者自命清高、囿于书本的现象。
这个新词先是在社交媒体走红，后来逐渐吸引政府官方账号加入讨论，用嘲讽来鼓励有高学历的年轻人灵活就业，从事外卖、快递、或者加入地摊经济。“哲学博士摆摊算命”这样的贴文也逐渐在小红书、Bilibili等媒体平台引起热议。
在疫情政策放开后，中国政府一直努力宣传地摊经济和多元就业，“年轻人通过返乡售卖地区特产致富”类新闻时不时出现在大陆社媒平台微博热搜榜单上，在没有多少互动量的情况下登顶热搜榜。
“不是所有的学校都在发展研究生，是清华、中科院这样强调研究型工作、新兴技术发展的学校在扩大研究生人数，这是完全符合中国经济发展规律的，我们要做创新型国家，就需要更多这样的人才。”杨锐说。
作为对比，他强调如师范类专业院校，如果本科生人数少于研究生，那就是完全不正常的——因为这样的就业导向学科其实不需要更高的学历。
根据中国教育部数据，本科生总人数依然是远大于研究生数量的，2023年，中国普通本科招生478.16万人，约为同年研究生招生数的三倍多。
研究生：转换人生方向的通道2016年，徐舟高考超常发挥，最终成绩比预估高出30分。原本期望从事翻译的他立刻报考了当时高一分档的土木工程。
本科四年里，单高等数学A等——土木专业的必修课，中国高校教育里最难一档的高数课纲——一门课程，他就挂科6次，且逐渐明白自己对土木工程毫无兴趣。四年里，他多次试图转专业前往外国语学院，但因为高数A等的挂科，他终究没能如愿。
本科毕业后，他工作两年，逐渐攒出一小笔钱支持自己通过考研进入上海外国语大学。
和他一样，戴先生本科所学习的生物技术，和环境、化学、材料学科一起，近几年被调侃为中国的“四大天坑专业”，主要强调这几个学科不便转型、不便就业。
在武汉大学求学期间，他意识到自己对生物学专业领域研究的兴趣逐渐丧失，但因为自己在本科期间早早考出教师资格证，他的课余时间除了在实验室练习、就是向备考IB的国际学生教授生物。
“我觉得我更适合做老师，退学后重新考的是生物教育专业，”戴先生这样说。
“研究生是不限制年龄的，50岁的人也可以报考，人可以在想清楚自己的人生追求之后通过考研、再读一个学位进行矫正，”杨锐说，“现在的社会教育强调功用，但是从人的角度来说，人重视自己的个体发展，这是机动的。”
学校需要更多研究生丁智善还提出，由于中国人口结构性问题，高校的本科生招生人数是“增无可增”。她认为，对于包括中韩在内的东亚各国，本科生的规模已经达到了顶点，之后只会越来越少。
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已经连续两年呈负增长，尽管政府出台多个政策鼓励生育，但现实是已有一线城市的公立医院产科由于没有足够的病人而关停，然后是幼儿园由于招生人数不够而倒闭，现在这个潮流已经蔓延到小学。
由于人口结构的变化，幼教专业也从十年前的“香饽饽”职业变成一个的有争议的职业选择——因为就业形势显著变差。
“以韩国经验来看，由于人口减少，一些大学已经因为招不到足够的学生而关停。但研究生教育不一样，这是一个广袤的市场，就算本科生人数不够，研究生不限制年龄、不限制背景，它让高校有未来发展的空间。”丁智善说。
研究生扩招，高校准备好了吗？杨锐表示，现在高校本科教育改革的方向是越来越强调基础知识的训练、而非专业知识，这是受美国高等教育制度的影响。
“这是对的，因为社会很复杂，技术性的东西要求高，这要求我们夯实基础，但本科生相对就不再能做得那么好了。曾经放在本科期间的专业知识挪到了研究生分化后的教育。所以我们今天讲社会需要更多研究生，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很重要的。”
丁智善表示，研究生教育的初衷，是在从事领域前沿研究的博士学位和测重通识教育的本科教育之间起到桥梁过渡作用，但由于当下普遍存在的就业和学位高度挂钩的现象，大部分研究生教育不再推广知识教育，而是以职业发展为导向，教授更“实用的技能”。
值得注意的是，高校教育资源并不完全匹配逐年攀升的研究生人数。
“目前来看，师生比已经严重超标了，有的学校已经超过10倍，这一定会造成研究生教育素质的降低，”杨锐表示。“还有一些实验设备，很贵，学校不是都给学生配备了。还有宿舍、交通等，都是高校需要考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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