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樊纲、陈淮几位学者今年夏天在博鳌辩论我们是否会失去多少年的问题。很有意思，也引起我自己的一些思考。
他们辩论的问题之一，是中日两国有没有可比性？
具体说，日本在几十年的快速发展之后，经历了一个停滞的30年。而中国在经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之后，似乎也在进入一个瓶颈期。这两者有没有类似的地方？我们是否也要经历停滞多少多少年？这就是他们辩论的一个问题。其实，在辜朝明的资产负债表衰退理论被介绍到国内后，类似的议论就开始出现了。
为了说明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思路，我先把此前我的两个说法重复一下：
第一个说法，其实不是我说的，是我看来的。多少年前，有人讲过这样一段话：一个国家如果好好干，不折腾，从落后的状态开始起飞，达到一个比较发达的水平，并不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一般地说，大体30年的时间就可以做到这一点。但继续往前走，就是问题了，这时就仿佛碰到了天花板一样。能不能突破这个天花板，按熊彼特的说法，关键是取决于科技创新。后来我加上了一句话，这时遇到的问题远比创新麻烦得多。
第二个说法，是我打的一个比方。这就像我们开车一样，一段高速开完了，现在进入国道了。原来在高速的时候，也会在服务区停下休息，车子需要加油，还可能会发生问题，但那时的情况是，有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就是了。而现在，是要进入国道了，国道还不是一条，有好几条，有的好走，有的不好走，甚至有的根本走不通。而且，下高速的时候还要通过收费站。通过收费站的时候，有ETC的要减速慢行，没有ETC的还要停车刷卡缴费。甚至，高速和国道还不是直接相连，而是要经过一段崎岖的小路。
这两个说法，强调的都是阶段性的转换。也就是说，要明确我们今天面临的不是周期性波动，而是阶段性转换。
这几天，我又想出第三个说法，其实也是一个比方：我们是从高速公路上下来了，但早下了一个出口，甚至可能还不是一个出口，而是两三个出口。也就是说，那段高速我们其实还没有完全走完。一个最直接的指标就是，日本是在人均三四万美元的时候下高速的，日本人均GDP在1990年是2.5万美元，1995年是4.42万美元。而我们是在一万美元的时候下高速的。
当然，这么比还是太简单化了。但这个比方还是可以让我们对这个阶段性转换的认识更深化一些。如果一定要和日本做比较，可以说，我们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人均收入、社会保障等诸多的方面，还都没有走完那条路。换一个更便于理解的说法来说，我们进入中等收入陷阱的时间有点提前。
意识到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至少，我们可以就此得到几点启示：
第一，一个后发国家，在经历了一段高速发展过程后，经济进入一个瓶颈期，这是许多国家都遇到的事情。但不同的国家，在进入这个瓶颈期时的具体情况会有明显不同，遇到的具体问题也有明显差异。
第二，这意味着，当我们面临这个瓶颈期的时候，面对的一些条件，远不如日本。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居民收入和社会保障等方面。但在另一方面，我们的老龄化又比日本来得早。日本经济泡沫的破灭是在1995年前后，而日本人口的高峰出现在2008年，2009年后开始持续减少。在2008年时，日本的人均GDP是 3.99万美元。
而我国人口达到峰值是在2021年，其后，2022和2023年的人口都呈现了下降趋势。这预示着我国已经慢慢进入老龄化社会。但2021年我国人均GDP是12551美元，只是刚刚接近高收入国家12695美元的门槛线。
第三，这同时也就说明，我们发展的潜力实际上比日本的要大，因为经济还没有达到他们那时成熟的程度。我们工业化的过程没有完全完成，城市化的过程没有完成，全球化的过程没有真正完成，地区之间尚存在着巨大差异，城乡居民的消费都处在转型升级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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